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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是一位我曾经很喜欢的作家。说“曾经”，因为现在已经不喜欢她了。
最近，一连读了王安忆的三本新书《妹头》、《富萍》和《剃度》，一本比一本让我感到深深的失望。我不禁想问：当年那个才华横溢、思想锐利的王安忆到哪里去了呢？
这三本新作中的王安忆，仿佛是一名“闲话说玄宗”的白头宫女，唠唠叨叨地说散发
着腐烂气味的陈年旧事。不，她比白头宫女还不如，因为白头宫女诉说的至少是自己的往事与随想，而王安忆讲述的则是她自己也捉摸不定的故事。
在九十代的喧嚣与骚动之中，王安忆已经停止了自己的独特思考，毫不掩饰地向市民文化抛发媚眼；她已然放弃了自己的艺术探索，仅仅是在诉说中寻找着浅薄的快乐。她的写作，已经与自己的生活毫无关注；而她的生活，也日益定格在书斋之中而日益枯竭。丹麦思想家齐克果曾经说过：“在我们时代，著书立说已经变得十分无聊，人们写出来的东西，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思考过，更不必说亲身经历过。所以，我决心只读死囚写的书，或者读以某种方式拿生命冒险的人写的书。”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不再阅读王安忆。她已经成为了大上海一名平庸的中产阶级。
今天的王安忆，已经不再是昔日那个纯朴大气、个性鲜明的王安忆了。昔日，王安忆在《荒山之恋》中展示过观念创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也通过元气淋漓的《小鲍庄》一跃成为“寻根文学”的一员大将。在才情挥洒自如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她明确表露出欲与张爱玲争锋的雄心。在《长恨歌》之前，讲述旧上海的故事，几乎是张爱玲一个人的专利；在《长恨歌》之后，王安忆则拥有了这座殿堂中一把稳固的交椅。虽然数十万言的《长恨歌》开篇不凡、最后却草草地收了尾,没有真正超越张爱玲那些透视人情世故的短篇，但它刚刚摘取了矛盾文学奖，毕竟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荣誉。
其实，在《长恨歌》中已经蕴含了一种“王女才尽”的危机。读这部长篇，越到后面，我便感觉到她语言的口罗嗦、句子的冗长、段落的粘连、思路的迟钝。《长恨歌》开始于一个遥远的时代，王安忆运用她的想象力，能够在那个她没有生过的时代之中挥洒自如；《长恨歌》结束于一个触摸得到的时代，王安忆却对这个自己也生活中其中的时代失去了基本的把握——她不知道怎样结束这个故事了，只好匆匆地为主人公安排了一个悲惨死亡的命运。这是一部“虎头蛇尾”的小说。
王安忆缺少张爱玲的那种对孤独和寂寞刻骨铭心的感受，王安忆的生活太热闹、也太顺当了。张爱玲的贵族味道是天生的，王安忆的贵族味道则是自己调制出来的。张家玲的苍凉是“落了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的苍凉；而王安忆的苍凉则是咖啡馆里看老月份牌的苍凉。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我不禁为王安忆担忧：她已经进入了中年，进入生理上的“更年期”；而作为一名优秀的女作家，她能够逃避开文学的“更年期”吗？
读《妹头》，读《富萍》，我更像在读池莉的文字。池莉代表了某一类型的女作家——为市场而写作。池莉写的是武汉的小市民，王安忆写的是上海的小市民。武汉的小市民，俗便俗到底了，在这种彻底的庸俗中，倒也透露出一种善良真诚的可爱来；而上海的小市民，虽然骨子里极俗，却还得装出一种优雅和高贵来，即使穷得家徒四壁了，还要在头发上抹上点猪油，油头粉面地走在淮海路上，这种伪善令人厌恶。然而，王安忆却充满着赞赏、把玩的态度来描述这一切——她一点也没有想从中挣脱出来的意思。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王安忆语言上的拖沓——她本来是一位极有语言天赋的作家。在《剃度》的第一页，她写一条弄堂，堆砌满了“行人呢，更是将这里当做马路”、“其实呢，它也更像是马路”、“它就更像一条马路了”这样莫名其妙句子。像是什么都说了，其它什么都没有说。她不停地将同义词和反义词聚集在一起，看得人头昏眼花。第一流的语言就是洗练而干净的语言，而最末的语言就是口罗嗦而重复的语言——我很遗憾：王安忆不自觉地从前者滑向了后者。
我没有对王安忆绝望，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她对自身以及环境的超越——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必须的。如果她不能完成这种超越，她的创作生命就彻底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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