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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叶龙：如果只说钱穆是史学大师就太小看他了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24 18:15
标题: 叶龙：如果只说钱穆是史学大师就太小看他了
叶龙：如果只说钱穆是史学大师就太小看他了

2014年01月24日

来源：新京报作者：姜妍

钱先生自己就说过，他除了法律不太懂，其他都懂一点。他是什么都打通了，如果只说他是史学大师，就太小看他了，他是一代通儒。他教书教到92岁，一边教书一边读书。

钱穆晚年，叶龙常赴台北看望老师。时为1988年8月，钱穆已经94岁。钱穆于1990年8月30日逝世。

叶龙曾经为钱穆笔录多次学术讲演。图为1961年叶龙在孟氏基金会举办的学术演讲上，被委派为钱穆先生讲演“中国历史研究法”做记录。
【人物简介】
叶龙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能仁哲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长。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及新亚研究所毕业，曾师从钱穆多年。后获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荣誉文学士、教育文凭、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历任中学及大专文史科教师，讲述先秦诸子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史、史记导读、明清古文研究及中国佛教史等科目。著有《桐城派文学史》《桐城派文学艺术欣赏》《中国古典诗文论集》《王安石诗研究》《孟子思想及其文学研究》及《中国、日本近代史要略》等。
新见以农作物划分中国古代时间
新京报：钱穆开中国经济史的课程，你们当时没有觉得奇怪吗？
叶龙：钱先生自己就说过，他除了法律不太懂，其他都懂一点。他是什么都打通了，如果只说他是史学大师，就太小看他了，他是一代通儒。他教书教到92岁，一边教书一边读书。
新京报：当时开这门课是什么情形？
叶龙：当年开这个课的时候，很多人欢迎，很多人来听，尽管新亚的学生不多，但是哲学系、文史系、经济系的学生都来，还有外面的人，杂志社的社长，图书馆的馆长，五六十岁的人也来听。钱先生的老师吕思勉评价这本书是，把之前没有人想过的南北方的经济的不同写了出来，这是吕思勉称赞他的第一个要点。经济史我一共听了两年，第一年是中国经济史，第二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后面的笔记我还可以另外整理出来一本书。钱先生上课有个习惯，他从来不会说自己讲的内容好得不得了，他欢迎我们去读其他的书，让我们自己做比较。
新京报：听这门课你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叶龙：经济史一下子哪能讲得完，我现在也不记得那么多了。但我记得钱先生讲到，我国以农兴国，古代周祖后稷教民耕种，介绍黍稷稻麦等农作物特征。钱先生引用了《诗经》、《易经》、《春秋》、《左传》等十余种经子史集来确证中国最早农作物是黍稷，且说明古人重黍稷轻稻粱的事情。黍是北方的黄米，稷是今天的高粱。郑玄曾经说过“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钱先生讲，古代的领导人神农、后稷氏都是农业专家，但是不会被称作后稻氏、后麦氏，说明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在西北丘陵高地。他把中国古代按照农作物的先后顺序来分期，把西周以前生产黍稷定为第一期，春秋至战国为粟麦时期，之后是稻米时期，这样的分类在同类图书里并没有见过。
风格细节处见志趣
新京报：钱穆上课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叶龙：他讲课很细、读书也很细，他在课上还开过老子的玩笑，老子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钱先生说，因为老子不是历史学家，其实古代村与村之间相距甚远。可见他读古人书之用心之细。还有他还提到东汉何休精研六经，但是他注释的《春秋》中关于商鞅开阡陌的一句意思是有误的，他也认为研究井田制度的学者们不应该再使用孟子之后的资料，因为孟子时井田制已经不存在了。
新京报：他讲课的时候学生听得有兴趣吗？
叶龙：钱先生常把古代的人物制度与现代做比较，比如讲到子贡当时以鲁国外交家身份被派往国外去，他把山东土特产黄鱼等物带到江苏出售，因此发财。钱先生就说，这是从一国到另一国的国际性走私。再比如，在“封建时期的工商业”一章中，他认为共产主义并非打倒古制，其实是复古，共产党不让私人经营，而要由政府主持交易买卖，就像古代的盐铁国有，是复兴封建。所以读他的书听他的课不会觉得枯燥，反而兴趣盎然。钱先生还主张讲历史不但要用文字典籍，也要同时利用古器物，如钟鼎文、甲骨文，而且也不应完全排斥传说和神话。他说《楚辞·天问》，《山海经》，自从掘出殷墟甲骨文后，证明其中也有可信的部分，所以应该运用古器物鉴定其中真伪。
听录插叙亦能编成书
新京报：你除了整理《中国经济史》的笔记，也整理了《钱穆讲学粹语录》，这本书是怎样整理成的？
叶龙：我常年记录钱先生的笔记，发现笔记里有很多钱先生偶尔谈及讲题外的插叙，有时候只是几句独白，我就把这些一条条摘录出来，汇编成这本语录。我把这些内容在70年底写信寄给过钱先生，并道出我的整理计划。钱先生回信时责问我“不知穆之地址，何不一询他人，岂有即写台北即可投递之理。可见弟之处事仍有毛病，可以推之也。”因为我当时寄信没有写他的地址。但他不知道，我曾经在信封上只写“九龙叶龙收”，邮差也把信送到了我当时在美孚的住所。此后钱先生在百忙之中仍不忘继续帮我订正我寄去的札记，十分难得。

新京报：你前后一共听了他多久的课？
叶龙：我1953年到新亚书院，一直到他1963年离开，他的课我都去听，听了8、9门。他这个人很用心，每节课都会看一堆卡片，每次拿二三十张，一张一张地翻。有的老师偷懒不做功课，拿本线装书翻一番就算了。他上课不迟到也不早退，中间两个钟头也没有休息。他在黑板上写板书写得慢，所以我比他抄得快，我字迹潦草写下来。现在我整理出来，几千几万的人都可以看到了，我希望我多活几年，能多整理一些。我在整理钱先生笔记上，应该是第一人，我记了十几本笔记，他的演讲我也都去听了记下来。余英时名气很大，但他听钱老师的课就听了一年。钱先生1950年讲《论语》的时候只有两个人上他的课，因为乡音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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