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学问人生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 （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一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主编的《学问人生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上下册）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本书是2007年出版的《学问人生》(上下册)的续集。与2007年的《学问人生》一样，续集旨在继续展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的治学经验、思维智慧和学术贡献，给广大中青年学者治学、做人树立榜样，提供启迪。 《学问人生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全书共90多万字，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78位名家半个世纪以来治学与做人的事迹。 该书的编委会在“前言”中对这些学者的精神做了极好的概括：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无论是在顺境或是在逆境，他们始终坚持的治学、为人的高标准，值得我们后来人传承不辍。 与此同时，这些名家杰出的学术贡献、治学路径及其背后的道德力量，还可以从一个侧面使我们得窥20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面貌。 让我们尊崇地想到他们 对于该书的出版，我首先想到一个问题：这书会有人看吗？在这浮躁虚夸的世界，追逐功利者天下滔滔，能有几个人会沉下心来与这些“素心人”的精神结识？ 转而又想，中国社会科学院被人们称为“最高学术殿堂”，是俊彦荟萃之所；书中记叙的社科院的名家，足可使人仰视。所以，如果我们对他们怀有温情的敬意，情况也许会不一样。 为什么？ 让我们先看这78位名家的特点。蒋寅曾经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进行过系统研究。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78位学者大略属于蒋寅所说的20世纪学者中的“第一代”，这一代人有着国学基础坚实且中西兼通的优势： “第一代学者生于光、宣、民初之际，多半有家学背景，得接同、光遗老清谈，甚或得其品题，才名早著。进大学深造，又受学于前辈大师，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国学基础坚实而兼通西学，故学业早成，年未而立即受聘为大学教授，薪水优厚，衣食无忧，得以潜心学问。他们的学术事业及成就基本是在三十年代打下基础。四十年代的战乱迁徙，无疑影响到他们学术的正常发展，但积累的自然成熟，仍使不朽的著述不断产生。” 【1】 蒋寅所论甚是。粗略说来，这一代学者早年学养深厚，中年经过近30年的磨难，损失了学术的盛年。1977年后，他们重新得到应有的尊重，得以进行中断多年的学术研究，并且担负起学术传承之重任，以使文脉得以延续。他们的学术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叶，健在者仍未停息。本书浓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大抵属于这一代的学者的人生和治学，因此，阅读他们，就是从一个侧面了解20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史。而且，这些名家多属传统的文史哲诸学科，属于现代社会科学者较少，他们的学科结构特点也可反映我国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现状。 这些“最高学术殿堂”中的俊彦，他们的人生个个精彩；可以说，《学问人生续》介绍他们的治学、人生，是一本向他们致敬的书。 再看作者的特点。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他们以自己特有的威望和动员力量，组织了七十多位高端作者撰写本书。在被介绍的78位学者中，19位学者是自述；59位学者则以他述为主，间或有辅以自述的。就他述部分而言，这五十多位作者中大多自己就是著名学者，例如写夏鼐的徐苹芳，写任继愈的杜继文和李申，写牙含章的史金波，写罗常培的道布，写郭沫若、尹达的谢保成，等等 。由于他们自己就是相应学科的专家，凭着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人生经验，多是从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来为被写学者定位，并解读他们的人生和治学。我们知道，科学知识是有结构的知识。由于作者多将所介绍的学者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之中来论述，所以为我们提供的正是有结构的知识，其评价的准确度和深度自非一般写者所能望其项背。退一步说，这些杰出学者的学问人生，也只能让行家来介绍，若让一个不谙学术的作者来写他们，纵有李杜般的妙笔，也是无奈的。再者，本书的许多作者如杨春学、张宪博，乃是所写学者的学生或助手，有亲炙謦咳之幸，他们不仅对长者的学术思想有真切的把握，而且还富有质感，细节描写分外感人。试想，若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专家协会，还会有谁能够组织这么多高水平的作者来撰写本书呢？ 这部书学者杰出、作者出色，学术含量高，且信息密集。可以说，因了这78位杰出学者，因了这些非比平常的作者，研究中国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史绕不开这本书。 所以，如果是有心人，读来必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何况，总会有人关心那些世世代代被倡扬的价值，总会有人超越物质的满足，追求那些精神之光吧！ 借用冯象之语：这本书让我们尊崇地想到这些名家。 以学术为生存方式 那些学术巨擘，无一不是既有超人禀赋，又肯上下求索，乃至生死以之的。 如该书“前言”所说，他们为学术而献身、为真理而献身，并且靠持之以恒、埋头苦干，在学术中求得自己的生命价值。 他们是以学术为自己的生存方式。 第一，他们不惮劳苦繁琐。 汉语音韵学大家罗常培（1899－1958），研究汉字读音，包括各历史时期读音、音韵的流变。他的原则是：“材料尽量网罗，使无遗漏”。“使无遗漏”虽则仅四个字，细想起来却惊心动魄：罗先生要付出多少艰苦的劳动啊！在音韵学中，要知道汉字古代的读音，通过反切来辨认比较直接。为了探讨东汉至初唐间长达六百年左右的音韵，罗先生对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反切所做的卡片竟达6万张。逻辑学家汪奠基（1900－1979）的治学原则与罗先生相似。他决心把中国历史上的典籍全部翻检一遍，用第一手资料写出完备的“中国逻辑思想通史”。经过多年艰苦的积累，他终于在去世前两个月写就了 《中国逻辑思想通史》一书的后记，而终未看到成书。 第二，他们在逆境中仍然坚持思考探究。 这一代学者几乎无人幸免于政治运动的磨难。而就是在这些逆境中，他们焕发出科学家精神的光辉。经济学家许涤新（1906－1988），一生中三次集中读《资本论》，其中两次在囹圄之中：一次在国民党的监狱，一次在文革的牛棚。他在牛棚所写了45万字的《资本论》的读书笔记，这笔记后来成为他的专著《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的基础。许先生在罹患肺癌晚期去世前的一个多月还心系学术，抱病作学术报告、约学者谈学术生态经济学会的工作。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吴敬琏先生（1930－），在文革中与病中顾准的学术交往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巨大提升，他牢记顾准最后“努力学习，待机守时”的嘱托，反思自己的学术历程，从迷茫到觉悟，确立了此后的学术理念和改革的方向感。改革开放后，1984年，他和马洪、周叔莲，以及高尚全、杨启先共同努力，终于把“商品经济”的提法写进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之中，1992年，又和薛暮桥、刘国光等经济学家一道，为中共十四大文件中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2000年后，他又提出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目标。凡此均与他在文革中的思考和密切相关。 第三，他们甚至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夏鼐（1910－1985）， 在考古学文化、碳14断代法的应用、中华文明起源这三个考古学发展的划时代课题的研究上，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85年6月17日，在审阅《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有关稿件时，突发脑溢血，两天后病逝。国际问题学者刘思慕（1904－1985），去世前一周还在抱病写作，上午坚持完成一份文稿，下午诊断为脑血栓，不久去世。外国文学专家、翻译家李健吾（1906－1982），是在一篇文章刚开头的时候，倒在书桌前去世的。 宪法学家王叔文（1927－2006）去世前一天晚上，还伏案写作。 敦煌学家、中外关系史专家、东西交通史学家向达（1900－1966）曾赞扬玄奘的精神：“发愤忘食，履险若夷”、“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禁苑”。联系到他自己的学术实践，难道他不是在以此自励？ 这些杰出的学者，是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真正是为学术而献身啊！ 责任感：他们的研究选题和人生选择 丘吉尔曾说：“伟大的代价是责任。”（“The price of greatness is responsibility.”）旨哉，斯言！一个人肩负的责任愈是和那些最深刻的价值相联系，他被激发出的人性力量愈是惊人，魅力愈是光彩夺目。无数志士仁人的感人故事都在反复阐明这一点，《学问人生续》中所记叙的学者也在证明这一点。 这些学者的经历告诉我们：责任是什么？它是力量的源泉，选择的依凭。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战乱、 发展、崛起的巨变，其间还有一段极“左”路线之下知识分子遭受磨难的历史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具有中国士的“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学者，人生焕发出异样的光彩 。 他们从事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种种选择，都体现了这一点。 首先，他们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表现了对于民族家国深深的忧患和责任感。 博学、儒雅的藏学专家柳陞祺（1908－2003），学深似海，心淡如菊。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在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任职时所写资料就对于论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有力依据，使得后人感慨：“真应当为柳先生记一功！”他所写的一系列藏学论文，被学者誉为“志隐味深”“掷地有金石声”。最为令人感动的是，1987年，他已年近九旬，还与著名藏学家邓锐龄合写了数篇清代西藏史论文，特别是多次强调：“要快点抓，时不我待”。1998年，他以90岁高龄发表了论文《18世纪清政府平定准噶尔之乱始末》，厘清了1718－1720年西藏史上一段头绪纷繁的重要历史。2001年，年已93岁，还对邓锐龄说：“我总认为当务之急是先把国家和主权问题搞清楚”。 “要快点抓，时不我待”这句话反映出的忧患意识使人感佩。他真是一位默默作战的斗士！ 欧洲学专家陈乐民（1930－2008），多年来潜心研究欧洲，最后十多年虽身染沉疴，容颜憔悴，仍然思考不辍。他研究的中心命题是“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他为什么做此选择？ 有人恰切地概括： 陈先生“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他是为了探究欧洲何以能不断向前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素，以之为参照系，探讨“中国何以为中国”，以及中国未来发展从欧洲经验中可借鉴之处。 陈先生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思考，弄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中国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他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思考祖国的命运-- 这是一种多么沉重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其次，他们的责任感还表现在自己的人生选择上。 民族学家牙含章（1916－1989）以自己的民族学、宗教学知识服务于国家的需要为人生选择的原则，令人感动。 牙含章有一份传奇人生。他自小勤奋好学，身为汉族，为学习藏语文而到拉卜楞寺当临时喇嘛。因通藏汉两种文字，他1937年就曾进藏，在中央政府与西藏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51年冬，为落实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需要护送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大师进藏，而由于达赖与班禅历史上不和，护送进藏任务复杂艰巨。牙含章因通藏语文，而且和藏族上层有良好的关系，于是当此重任。冬季进藏，要翻越海拔5600公尺高的唐古拉山山口，他们历经4个月方到拉萨，其艰苦程度非常人可以想象。后来，因了他的藏语文修养、对藏文化的了解、与藏族僧俗上层人士的友好关系，以及对于西藏事务的学识，又留在西藏工作了多年。至于他的藏学研究，则始终与国家对藏工作紧密相连 。这一研究开始于延安时期，在服从国家民族工作大局的原则下，长期边工作、边研究，直至1958年后，方专职进行民族学、藏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且颇有建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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