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新疆暴恐分子在春城昆明实施了致29人死亡,伤140余人的“3?01”暴力恐怖事件,震惊国人。 我们在强烈谴责暴恐分子的同时也应冷静思索,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惨烈的暴恐事件? 我们认识新疆吗?我们能走近新疆吗?究竟何谓新疆?认识新疆,或许我们不仅凝视更要反思和透视,才能找到解决新疆问题的思路。 当下的新疆,对外形象展示就是简单的大美和辽阔,或是反分裂、反恐的决心和行动。夜深人静,每当我细细沉思,这些年来,新疆人群中,“你们”和“我们”二元结构不是弱化了而是强化了。 近5年发生的一系列涉疆暴恐事件需我们沉思:新疆问题是政治经济问题还是文化冲突问题?新疆问题的成因是什么?露头就打,以暴制暴,以血还血是唯一的路径吗?新疆问题是可逆转还是不可逆转? 新疆问题历史追溯 新疆,先秦称之“柱州”,汉朝始改为“西域”,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天山南北,之后建省“新疆”。新疆位居东西方交通孔道,历史上十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交往,导致了新疆古代原住民错综复杂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 早在先秦时期,《穆天子传》等典籍里就记载了新疆情形。古代中国形成了“四海”的概念。南海指今日南海,东海指今日东黄渤海,北海指贝加尔湖,西海就是指里海,这“四海”之内,包括新疆地区。前101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开始了对西域的管辖。公元前60年,驻扎西域的日逐王贤掸降汉,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统属。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诸地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 西域都护府断断续续的存在了近百年(公元前60年至公元23年,公元74年至公元75年,公元91年至公元107年)。公元123年,班勇出任西域长史,此后,西域长史府作为中央政府管辖西域的行政机构持续到魏晋时期,楼兰城则是西域长史府的所在地。唐代又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理新疆地区,自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起,到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止,安西都护府共存在约170年。 此后,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长期中断。北宋时期,西域存在着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三个并立的地方政权。到了南宋时期,于阗王国并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现了西辽王朝。蒙元时期西域大部分地区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明代,西域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 即使是中央政府没有管辖西域的时期,也与新疆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例如,公元45年,西域18国请复置都护,甚至要求以送儿子到洛阳学习当人质。632年,西突厥迎立泥孰,是为咄陆可汗。泥孰被推举为西突厥可汗后,即派遣使臣至唐朝表示内附。在北宋时期,962年、965年以及981年和983年,高昌回鹘皆遣使献方物于宋。981年其王向宋太宗上书时,自称“西州外甥”。 新疆问题早期生成与“双泛主义”相关。突厥原是公元5世纪前后,生活在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名称。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国,其鼎盛时期疆域辽阔,后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汗国,随着东西突厥汗国的相继灭亡,其后裔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11世纪以后“突厥”这一概念,已不是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对突厥语系诸民族的统称。 “双泛主义”,即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马丁鲁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联合所有伊斯兰国家,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泛突厥主义的宗旨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 “东突厥斯坦”是19世纪末期西方者提出的,他们把俄罗斯中亚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并制造新疆是“东突厥”人家园的概念。因此“东突厥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成为一个政治概念。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发祥于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喀山的鞑靼人社会的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而让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能够在维吾尔族社会中成长的摇篮,就是大量接受了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喀山的鞑靼人社会影响的“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维吾尔族社会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一部分宗教人士”和新兴的工商业资本家们之所以要发起“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就是出于对于民族的危机意识。在当时新疆特殊的双重社会结构下,地域社会中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不断加剧;在传统的维吾尔族社会公共管理体系下,民族社会层面上的阶级分化日益严重,所以造成了这种危机意识。 由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这种思想传承关系,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深受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影响,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推翻中国的统治”和争取“民族土地的解放”,而它的最基本的行动特征,就是攻击和排除一切具有“中国”符号的东西。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第一个重要的组织特征,就是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参加者为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另一个重要的组织特征,是通过“伊斯兰教圣战”的口号来号召维吾尔族民众。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既有受到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影响的部分,更是缘于当时的维吾尔族社会的现实。 清王朝在新疆所构建的政治体制,是把维吾尔族民众看做是满族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他们与汉族社会接触,将维吾尔族居住的新疆看作是满族的领地而禁止汉族向这里迁移,目的就是把维吾尔族纳入到为牵制内地汉族而建立起来的藩部体制里。此体制让维吾尔族身处在伊斯兰教的“乌玛”与中华文化间的夹缝中,同时阻止了维吾尔族民众形成中国人和中国国家的意识,变成一个孵化独立思想的病灶,深深地埋植在了维吾尔族社会的肌体里。这是新疆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 满清王朝和民国政府治疆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胡萝卜加大棒,却未真正解决新疆根本问题。真正使新疆问题得到控制和改善是建国后,党组织建在基层特别是乡村+政治思想+阶级关系统领。但改革开放之后,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侵入和深化,加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极端宗教思潮的渗透,让新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当代新疆问题的缘由 人们不解和困惑,为什么近5年来新疆暴力恐怖事件频发?新疆为何突然间变得愈来愈不稳定?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代新疆问题生成可追溯到四十年前。 严格的说,在新疆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失误始于改革开放前的1975年。当时,在中央及新疆高层部分人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及方针,在新疆问题上犯了两个严重的失误。 一是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将军的领导下,响应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 1954年10月25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管辖部队番号》,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同年11月1日正式运作。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新疆屯垦事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化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60年代,全国大批知识青年到来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新疆现代工业基础主要由生产建设兵团缔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却做出决定: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二是几乎释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由托乎提库尔班、尼牙孜·乌买尔、司马义·依不拉音·哈斯木帕尔沙等建立了全疆范围内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将组织名称改为与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人民革命党同名,并将成立时间定为1960年11月12日,与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权(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均于11月12日建立)是同月同日。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统一的集团组织,组成了以托乎提·库尔班为主席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由若干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1969年8月20日,暴乱发生,其中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的暴乱分子抢劫了县民兵武器库,当地公安及武警分别予以围歼,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凶器,阿洪诺夫等10名暴乱分子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获。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新疆的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分裂集团案件,据统计涉案人员达5000余人。 然而,在获取充分、确凿的证据的条件下,1975年8月自治区革委会却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案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而以犯有政治错误作为结论;对部分罪恶轻、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 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慑“疆独”的力量,几乎释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反“疆独”斗争的成果丧失殆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疆独”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动,但是一旦政治情势发生变化,大的分裂活动就很难避免了。 尽管后来邓小平听从王震建议,指出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错误的,而且鉴于新疆农垦事业面临的实际状况和兵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元气已大伤,损失无法挽回,时到今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新疆地方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 总体来说,1949年后30余年,新疆民族关系相对融洽,暴恐事件较少发生。毛泽东时代治理新疆具有八大特征:阶级关系和斗争遮蔽民族宗教等关系和矛盾;多种文化有基本价值认同:奔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目标;工资福利与西藏成为全国最高地区;各族人民特别是支边知识青年有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光荣感和神圣使命;粮票布票等票证在全国高标准;党群关系一条心,这是各族团结的核心;对少数民族生活必需品茶叶糖布匹等实行低价优惠供应;公社化后自留地未“割掉尾巴”,城乡差距较小。 改革开放初期10年,新疆生产力得到解放,开放态势明显,新疆问题一度缓解。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民族宗教体制和政策的固化及双泛主义思潮的渗透泛滥,新疆问题有恶化发展的态势。 首先是民族宗教关系高于法律法制关系。在改革开放以前,阶级关系地位最高,民族和宗教问题暂时被遮蔽了,加之新疆实施高工资政策和利益分配较为公平,使得新疆问题相对缓和,呈现稳定祥泰的气象。改革开放时期,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被经济建设取代,但未建构法律至上的机制和公民社会体制。事实上,在新疆民族宗教关系至高无上,甚至大于法律法制关系。 |
作者:韩松落
导语:“3.01”昆明暴力恐怖事件再次将公众目光投向“疆独”,“新疆”二字,再次击中国人敏感的神经,这片广袤土地,是否将经历新一轮的解读甚至误读?作为在新疆出生和长大的汉人,知名作家韩松落认为,“新疆人”这个概念,复杂而难言,但新疆人对“新疆人”这样一个身份,却有很深的认同,这种认同,在别的地方都少见。
资料图
把我们整个家庭,和新疆系在一起的,是我的姥爷。他是甘肃兰州金崖人,1936年,卖掉家里的水地参加革命,1949年,进入新政府,在民政局工作,因为说话不谨慎,被下放到兰州附近的劳改农场,在那里当队长。1956年,甘肃劳改系统的一部分场队,迁去新疆垦荒,以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他带着全家人(包括我姥姥和他们的八个儿女),跟着他所在的劳改农场,迁移到了于田县城附近的一块绿洲上,他们在那里定居、开荒,建起一个巨大的农场。那块水草丰美之地,那里相对淡薄的政治气氛,让他们过了三十年安定的生活。
在于田劳改农场,还有一个传奇人物,叫郭兰香。她是逃荒者,从甘肃去了新疆之后,在劳改农场当赤脚医生。70年代,一个维族老汉得了阑尾炎,送县医院怕来不及,她用几张床单,在四壁掉灰虫的诊所里搭起帐篷,冒险给老汉做了手术。她退休后做玉石生意,老汉为感谢三十年前的救命之恩,把一块97公斤的玉石20万卖给了她,这块玉雕刻的作品让她得到“天工奖”。她现在是新疆玉石女王。
新疆就是这样,在很长的时间里,敞开胸怀,收留寻梦者、流浪汉、流放者、失意者,甚至逃亡者和亡命之徒,把他们收纳在同一块土地上,用荒野里的沉默劳作进行熔炼。这种用劳作夯起的情感,别人难以体会。有一次,在豆瓣的新疆小组,有人发起话题,回忆学生时代的义务劳动——所有的新疆孩子,从小学到中学,每月都有那么几天,要参与劳动,包括植树、挖渠、摘果、收菜、摘棉花。突然,有人愤怒地回复说,他居然还不了解这个情况,这是强迫劳动,是对青少年身心的摧残、权益的践踏……他遭到了小组成员的鄙视和唾骂。
我是在新疆出生的,我的阿囊(保姆)是维族人,她自己不能生育,很喜欢我,在我开始断奶的时候,她跟我母亲说,她想要我,愿意给我母亲300块钱(在一九七六年,那是一笔巨款):“你才三十岁,你还能生,我已经不能生了。”此后多年,我常常想,如果我被她收养,现在该拥有怎样一种人生呢?
在新疆那种多民族混居、风俗习惯杂糅的地方长大,导致我在很长时间里,对民族、宗教、风俗的不同根本没有什么区分能力,差异都是在离开之后才慢慢觉察出来的。我的同学,我们大院里的邻居朋友,有很多是维族、哈族、蒙族。我们所谓的“新疆普通话”,根本就是维语化的普通话,语调与维语接近,“S”和“SH”不分,很多词汇明显来自维语,例如骂人“毛驴子”。甚至,西部汉人的汉族DNA,恐怕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纯正。一次,我去北京参加活动,一位摄影师,在拍照时突然问我:“你是新疆人吧?”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他回答说,他刚拍过段奕宏,他瞳仁的颜色和我一样,都不是很黑,是浅棕色的。
融合、交汇,并没因为被写进历史就成为历史,它还在西部不断发生,这些依然在发生的民族融合,只是中国几千年来无数次融合的缩影和重复。谁敢说,“你们”就是“你们”,而“我们”就是“我们”?谁敢?
“新疆人”这个概念,复杂而难言,但新疆人对“新疆人”这样一个身份,却有很深的认同,这种认同,在别的地方都少见,也许因为,在地理上,那是世界尽头,在心理上、政治上、文化上,那是一个边缘地带,那种边缘身份,特别能把人凝聚、挤压到一起。
一九八〇年代初,有本文学杂志,刊登了一篇报告文学,讲述闫肃(著名词作家、编剧,曾是多次“春晚”及大型晚会的策划人和撰稿人,《红梅赞》、《敢问路在何方》、《前门情思大碗茶》、《我爱祖国的蓝天》的词作者)和他维族父母的故事,那篇文章几乎是全疆传颂。后来,每逢他的名字出现在“春晚”工作人员名单上,新疆人看到的时候,都会说:“他是我们新疆的”,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歌唱家克里木、作家王蒙身上,他们都是“从新疆出去的”,谈起李双江,会略微不同:“他在新疆呆过”。
前段时间,我看到了我的朋友高子鹏历时五年拍摄的纪录片《上海青年》,片子的主角,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去新疆支边的上海青年,八十年代,他们陆续返回上海,此后二三十年,都在为自己受到的不公待遇抗争。他们始终称自己为“新疆人”,有个老知青被公家单位的人殴打,他们集体上门示威谈判索赔,最终取得胜利,有个老阿姨高兴地说:“我们里弄的老婆婆都说的,‘新疆人’不好惹的。”
是啊,“新疆人”改变了新疆,新疆也改变了“新疆人”。
我们在1984年离开了新疆。离开之后,多年没有回去。直到2010年,因为工作,我回到以前生活过的小城,在穿过一个巷道,走到小城的广场上时,我的心被猛烈捶打,广场和当年一模一样,只是更旧,断裂的水泥柱子,用铁丝固定着,我像是穿过时光机,重返一九八二年。
昆明火车站出事那天,我在临睡前看到消息,就此整夜失眠。我想起我割过的白菜、捡过的大枣、摘过的棉花,它们已经进入一个业已化为乌有的世界,变成落在所有强人、弱者、生者和死者身上的、看不见的大雪。
地缘的 多元性 |
资源的 全面性 |
文化的 包容性 |
2014年03月07日
来源:共识网 作者:赵汀阳
2)别无选择的局面。
一种貌似非理性而实际上很理性的决定。这是特定的情势所迫的“狗急跳墙”情况。由于客观情况已经替人作出了选择,因此它是最简单的博弈状态,因为几乎“别无选择”,除非故意选择“放弃暴力老实等死”这样的错误结果(不管出于性格的懦弱、优柔寡断还是出于良心发现或者完全绝望,这些都相当于故意在选择错误),否则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最好策略就是使用暴力。尽管这个所谓“最佳策略”所能够达到的结果也往往同样不好,但毕竟存在一丝希望。这种暴力使用的典型情况就是杀人灭口、以死相拼、同归于尽等等。
避免狗急跳墙的局面显然是减少暴力的一个方法。我在《人之常情》里讨论过一个法律的宽严问题:假如法律定得很严,比如说抢劫1万元就要判15年,那么理性思维的罪犯多半会干脆杀人灭口(如果有条件的话)以减低破案的概率(当然也不是说宽松的法律就一定能够减少暴力,比如说被认为有精神病就可以减轻或躲避刑罚xiv,这很可能鼓励了暴力)。同样,在所有事情上都需要以避免欺人太甚、避免不留余地来减少暴力发生。不过这里有个说不清楚的难题是:什么才算“余地”?什么是忍无可忍的?这显然很难准确预见。
3)以强凌弱的局面。
这是发生暴力的一种最平常情况。同样,从纯策略角度看,在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分歧的双方之间,假如力量差别非常悬殊,而且弱势方又居然不愿意完全或几乎完全按照强势方的意愿进行利益分配,那么,对于强势方而言,采取暴力显然是最佳策略,因为实力悬殊而使得损失很小而获益极大,有时可能是胜者通吃的最简便方式,例如近年来美国主持并主刀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都是这种类型的成功例子(不过以强凌弱一定要有完全绝对优势,否则是不值得的,如苏联的阿富汗战争和美国的越战)。
即使不考虑到利益而从单纯的心理上说,强势方也会倾向于(不自觉地)要欺压弱者。这似乎是人类天生的恶性(儿童就会这样)。人类所以要建立一些不依附于人的制度法律正是试图避免社会内部的以强凌弱,所以热中于制造各种国际均势也正是为了避免国际上的以强凌弱。这多少是一种“心理成熟”的表现。
不过,与直观感觉有些不同,以强凌弱并不是必然出现暴力的条件。它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把弱势方的应答考虑在内是非常重要的):假如弱方逆来顺受,满足强方的各种要求,那么暴力最不可能出现,因为强方只需要威胁就可以完成任务(动物界也一样,比较强的动物许多时候也只是摆出“怒发冲冠”的样子就达到了目的);但是假如弱方意志坚强,一定要按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原则,坚决不吃亏、不忍受,那么暴力最容易出现,双方都会进入不断升级的循环的暴力行为。近年来美国与中东某些国家或组织之间越来越危险的暴力关系差不多属于后一种情况。
4)有进无退的临界局面。
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纳什均衡,在这种状态中,双方(或有强有弱,或均势)由于各自不慎重的处理而陷入某种双方都不能退让否则吃大亏的境地。这种特殊的纳什均衡不是一个通常的“双活”僵局,而是一个“双死”的坏均衡。可以设想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有对立的两个敌手在激烈的争执中同时以枪顶住对方脑袋,并且以同样思维速度进行了理性分析,那么这种“枪眼对枪眼”的思考结果是双方必死无疑,因为他们想的都是“先下手为强,否则危险无比,而且对方也会去这样想”,于是同时开枪(在电影里这个常见的枪眼相对的场面总是为了故事能够继续下去而处理成各自放弃,这恐怕不合理,除非是本来并无根本冲突而仅仅互相吓唬)。以巴冲突或多或少属于这个类型,尽管他们的冲突还没有到彻底双死的地步,而且强弱也不很对等,但风格比较接近。人们都知道解决以巴冲突是天下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如果不说是几乎无望,那也是想起来就觉得绝望。事实上人们都知道必须避免这种危险无比的“双死”情景。古巴导弹危机则是避免双死局面的一个成功例子,尽管苏联最后作出了关键性让步与它的力量相对于美国比较弱一点有关,但这并不是避免危险的真正原因,根本原因还是双方的理性最后起了作用。
其实在真正进入“双死”均衡之前,就总是已经事先存在着一个俾斯麦式的“神经质模式”:在车箱里陌生人互相警惕随时准备着,一个人把手放进口袋,别人也就准备掏枪xv。冷战当然是最神经质的时代,现在的世界仍然有些神经质,但确实有所缓解,因为美国的单边绝对优势使得别的国家的神经质失去意义。不过9.11似乎开创了另一种神经质状态:弱势方的恐怖主义在能力上虽然远远不能与强势方的战争机器相比,不可能对国家造成根本性的征服,但是它使骚扰永远可能、随时出现、不可预料,这种“永远的不安全”是难以忍受的(今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重新进攻的主要理由也是因为太多的恐怖袭击已经导致“国无宁日”)。
我们可以注意到,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9.11事件几乎不同程度地涉及了上述各种导致暴力发生的条件,因此几乎是必然要发生的(这里并不是在贬低拉登的想象力——9.11的袭击方式无疑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力——而是说总会有类似恐怖的事情要发生)。令人惊讶的不应该是9.11事件的发生,而是人们(特别是政治家们)没有心理准备和比较合理的预测。大多数人会觉得9.11事件过于疯狂、非理性、完全是心智脱轨,甚至连后现代艺术家都会惊叹这一比他们还要疯狂不知多少倍的肆无忌惮行为。不过准确地说,9.11最震动人心的地方应该是其袭击方式的想象力,而不应该是袭击的恐怖程度。假如人们并非特别健忘的话,最恐怖的灭绝性袭击应该是二战时英美联手德累斯顿轰炸、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和美国对日本的核轰炸(这些都比纳粹德国轰炸伦敦要过分得多得多)。
非理性屠杀在理论上说应该是个古代的传统。古代由于技术手段落后因此是低威胁的时代,所以人们会比较肆无忌惮,比较非理性,即使率性而行也不至于导致彻底的毁灭,因此,非理性的疯狂行为不会让人过于惊讶。而在当代这个高威胁的时代,基于现代技术的暴力手段完全可能毁灭一切,于是人们的思考和行为理所当然应该是非常理性的,万一出现疯狂行为,就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疯掉了。二战之后人们一般都会这样想(二战所以特别重要,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它是疯狂导致毁灭的绝对证明,它给人们留下永远的教训),所以,像9.11这样似乎完全不顾后果的行为确实难以解释,难以理解之处并不在于它的恐怖程度(前面已经证明过了),而在于它的不顾后果的非理性思考,因为无比强大的美国会怎样进行彻底的报复,这是显而易见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史乔葩给出一个有趣的但是更加令人迷惑的解释:那些恐怖分子丝毫不爱别人,因为他们也丝毫不爱自己,所以任何极端行为都是可能的了xvi。“不爱别人”这一点不管是不是事实,总是容易理解的,但是“不爱自己”就比较费解了。是什么样的信念或原因才能使人宁愿玉石俱焚呢?
应该说当代社会的人在绝大多数时候基本上都是非常理性的,算得上是经济人。像荆轲刺秦那样意气用事的故事在现代显然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行为。但是以9.11为最极端代表的“不合理”行为却频繁出现,这似乎是对现代理性人的假设的一个挑战。尽管“理性人”或“经济人”这个从经济学观点出发的假设经常受到批评,但无论如何这个假设仍然是目前理解人的最有效假设,即几乎所有人都是理性的(极个别疯狂的人可以忽略)。显然,如果假定某些人肯定是要非理性的,就好象肯定了某个人群从来都有着疯狂恐怖的既定传统一样,例如假设“穆斯林有着好战和暴力倾向”xvii,这种不负责任的假设其实无助于分析问题,而只是把问题变得好象比较简单而容易在理论上进行处理(可惜反例看来很多,二战的那些暴力就不说了,1995年的奥坷拉荷马恐怖大爆炸却是美国白人自己制造的)。确实,当西方人在讲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文化传统使得人们能够理性地思考问题时,往往暗示着东方的或专制的社会容易作出非理性的决定。不过这里有一点不大对头:理性人的假定是说人人都理性,而不是说很多人在一起作决定时才能够理性。显然,假如个体并不理性,那么一大堆非理性的人凑在一起还只能是非理性的,只有当个体是理性的,大家才有可能是理性的。因此,即使专制社会只是由少数人甚至个人来作决定,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或他就会非理性。所以,理性问题和民主问题并没有什么必然关系。群众心理学家勒.邦指出,领导总是理性的而群众才是非理性的xviii。
看来关键问题不在于思维方式是否理性(我们已经假定大家都是理性的,尽管有时会出现思维不理性的时候,比如说一时冲动,但这不是问题,因为人们至少是尽量理性的),问题应该在于我们思考的内容或对象是什么样的。我们是否准确地了解我们理性地所思考的对象?当理性地思考着非理性的事情会怎么样?当理性地思考着忍无可忍的事情会怎么样?虽然我思(cogito)是可放心的,但是所思(cogitatum)是不可放心的,会怎么样?我们的思考方式是理性的,但理性所考虑的对象往往是非理性的东西,比如欲望、价值、趣味等等。所思永远超出我思的控制能力,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知道我们决心要使利益最大化,可是很显然,最大化就意味着不断的最大化下去,
因为,如果最大化有个头,就不再是最大化了。最大化必须被理解为把时间量考虑在内的“贪得无厌”、“得陇望蜀”的无穷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行为,否则所谓长期利益等等问题就难以理解。不断的最大化几乎就是要获得一切和全部(最大化只不过是比较学术和比较冠冕堂皇的说法)。这个欲望本身就很疯狂,尽管最大化过程中的每一次行动或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理性的,但这个总过程却是疯狂的。由一个一个理性的行动形成非理性的总体,这正是最大化的内在悖论。更深入地说,无限的最大化远远不止是“欲望”——“欲望”这个说法太过心理学——而是一个“事业”的目的本身,就是说,最大化这样一种思维/行动方式不仅仅是一个愿望和冲动,而是做这件事情本身的目的,最大化这件事情的目的就是最大化,最大化这种方式意味着必须要做到最大化,否则就是失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个事业。它不是想不想做的事情,而是做了就必须这样做,做不到就是错误。在哲学上,它既不属于“自然如此”(tobe)也不属于“应该如此”(oughttobe)的范畴,而属于“要求如此”(tobemeanttobe)xix。尽管人们总是现实主义地考虑最大化的具体目标,但这无非是以一步一步的现实主义步伐走出一条理想主义的非理性道路。理想主义都是非理性的,而且都是理性想出来的,悖论性就在于此(康德在讨论理性导致的二律背反时就已经暗示了这种结构)。
不仅是我们的利益最大化思维/行动方式导致非理性的结果,我们所追求的利益往往也是非理性的。而且许多利益被认为是决不可放弃的东西,这又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什么是可以让步的,什么是可以忍受的这样的问题。尤其当把文化、价值观等计算为利益的一部分,就会发现许多不可让步的东西。因此,理性的思考方式并不能保证理性的结果。这里的问题有些类似一个关于逻辑推理的问题,我们知道,如果前提不正确,即使推理正确,结论也会是错误的。正确的推理相当于理性思考,而前提相当于利益、价值观和文化要求等等。
在这个高威胁时代,盲目乐观和一时冲动而采取暴力的情况在理论上一定会越来越少,但是作为理性计算而决定的暴力行动却似乎在增加,至少没有减少的迹象。以极小代价取得极大胜利的海湾战争开创了理性化暴力的时代。虽然9.11以它的不择手段的暴力而轰动,但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后9.11世界,它只不过是这个理性化暴力时代的一个特别显眼的例子而不是分界线。海湾战争更有资格作为一个分界线,海湾战争克服了越南战争的阴影,而越南战争曾经使人们感到即使像美国那样强大的国家也不值得卷入一场局部战争。海湾战争使人们重新意识到,假如力量足够强大,那么暴力行动的结果是可以理性地计算的,于是,暴力不再是冒险,不再是理性的一个禁忌,而是一个纯策略,就是说有这样一个理性思维模式:如果暴力被计算为占优策略,那么就没有理由不使用暴力。这个理性化暴力时代意味着暴力行动经常性地成为某一方或双方纯策略上的最佳策略,暴力行动成为理性计算的必然结果。在必然的纯策略面前,道义的影响力是相当弱小的,9.11作为反美组织的一个“有效的”应对性策略,它已经根本不考虑祸害平民的道德问题了。可以注意到,在实际上,关于暴力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与策略有关的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有关道德批评的问题,尽管从哲学的理论习惯上看是相反的,即首先是道德问题而后才是别的问题。这种差别在于,理论总是理想化的,而实践总是策略性的。在理论上说,暴力终究是坏的,诸如9.11这样的行动终究是不可理喻和不可原谅的,但是在实践策略上则容易理解——对于恐怖分子来说,还有什么更有效达到吓唬美国人的办法吗?
今天世界这个无比危险的局面来自两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一个是“利益最大化”这一思维模式的滥用。利益最大化思维必须是在一个有着良好制度和规则的市场或游戏里才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假如这样一个健全的市场或游戏并不存在,利益最大化的思维和行动就变成最危险的不择手段的“霍布斯文化”而不会是“洛克文化”的局面xx。在规则尚未存在的地方,其逻辑要求是对话而不是比赛。因此,在有规则的情况下,最好的思维是经济学的,在规则还没有成立的情况下,最好的思维是政治学的;另一个原因是,原教旨主义对普遍主义的局面。这两者是本质相似的,在力量比较弱的时候,普遍主义就收缩地表现为原教旨主义;力量强大时,原教旨主义就表现为普遍主义。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坚信自己的那个主义是最好的并且是唯一最好的、普遍有效的、必须被推广的。可以想象,让步在这里是何等困难,因此亨廷顿才会担心文明的冲突(不过亨廷顿把中国也考虑为一个危险因素是不正确的,中国文化虽然也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和普遍有效的,但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唯一最好的,因此中国文化只是非常和平的“兼容的普遍主义”)。普遍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它在价值观上绝不让步,拒绝了“讨价还价”这一必要的交往机制,这样必定使得有太多的东西都被定义为忍无可忍的,冲突当然难免。普遍主义并不一定就是霸道的,例如中国文化其实也有普遍主义的倾向,但又很愿意接收“他山之石”,因此应该是一个有利于文化丰富发展的“兼容性的普遍主义”模式。西方的普遍主义所以暗含霸道,是因为它是宗教化了的普遍主义(这是希腊精神后来加上基督教精神)。基督教虽然是最成功的宗教,但它有一个危险的基本思想结构“上帝和信徒对魔鬼和异教徒”,因此,去发现精神上的敌人正是基督教文明的一个基本的精神义务xxi,至少在逻辑上说是这样的。这个精神义务是普遍主义成为霸道主义的一个条件。这里我们并不想太多地进入文化批评。
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使得暴力不成为任何一方的最佳策略。作为对策出现的相应问题就是“对话”问题。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对话理论,但愿意指出一个避免暴力转向对话的基本条件,即必须有一条“反最大化原则”:自己的一个最大化策略不能使得别人可能选择的策略中除了暴力对抗以外全都是下策,或者说,只能让自己获得“最大最小利益”,同时让别人获得“最小最大利益”。大概相当于给人留余地的原则。尽管这仍然存在着不公平的情况,但这种不公平是可以对话的,它将使人们为不公平而永远对话下去——所以将永远对话下去是因为不公平将是永远的。尽管没有人知道这样对话是否能够达到公平的结果,但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在博弈中暴力对抗对于双方都终究是坏的,而公平合作共同发达这一帕累托改进又一时做不到,那么,在对话中继续正常生活便是唯一可指望的均衡解了。这个均衡解应该是个纳什均衡。
假定人人的ID都是理性的利益最大化者,那么,纳什均衡几乎是个必然结果。纳什均衡相当于说:在一个博弈中,每个人的策略选择分别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优的,因此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敢打破这种均衡。或者说,我的最优策略是既定的,同时你的最优策略也是既定的,这两者互为条件,结果,假如单方面改变策略就或者吃亏或者无利可图,因此人们失去改变策略的积极性xxii。按照张维迎的说法,就是个“僵局”。总之,人们的选择总要导致纳什均衡,因为指望形成帕累托改进是非常不可靠的。通常的情况是大家都占不到大便宜,不可能“皆大欢喜”,可是也都不吃亏。“不吃亏”是现实主义的“皆小欢喜”。
实践中的纳什均衡是自然形成的,它要根据具体条件和情况而定。但是在暴力这件事情上,想要说服人们相信放弃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比较好的选择,确实有些困难。这里我们几乎只能滥用先验原则预定了对话作为一个必须的目标,我们不得不选择这样一个信念:只有善才最终有善报。显然,我们没有充分理由证明对话是个自然均衡,而是一种期望而已。我们只不过期望对话的策略会在时间中最后碰巧被证明为正确的。
许多博弈论家都试图找到关于善有善报的科学证明。道金斯在他的名著《自私的基因》里简明地综述了这种努力。他利用了一种在解释动物界比较有效的ESS(evolutionarystablestrategy)理论xxiii和力图证明,即使在人类社会里,一种称作“针锋相对”(Tit-for-Tat)的策略xxiv也可能同样比较有效地避免冲突和暴力。这种“针锋相对”策略被定义为,在时间足够长的多次反复博弈中,总是在第一回合主动采取合作性策略,然后每一回合都重复对方上一回合的策略。就是说,它以合作为基本精神,但会根据需要进行报复。这意味着它是有限度的善良和宽恕性策略(毛泽东所表达的典型中国式策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比犯人”与此很接近,只要进一步表达出宽恕方面的原则就更加相似了)。据理论上的证明,这种有善意的策略尽管“从来没有真正赢过一场游戏”,但最后的总成绩是最好的。这是想证明善良能够笑在最后xxv。我们可以假定双方都认识到这种策略的优势,那么对话就似乎能够形成。然后按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如果对话是在“理想的言说状态”中长期持续的话,那么终有一天人们会达成良好的一致。
不过,在坚持乐观主义信念的同时,我们仍然有必要考虑一个剩余的难题:是否能够证明国际间或文明间的游戏肯定不是零和游戏,而必定是非零和游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总是同样有信心?看来真不敢说有很大的信心,因为有的特殊时刻可能会出现零和游戏条件,假如强势方有绝对优势,那么用暴力彻底吃掉对方就是占优策略。而这时所谓长期反复博弈就被这种特殊的机会终结了,那种有善意的好策略就会没有机会去“笑在最后”。这多少说明,那种以生物学为基础的ESS所假设的博弈参与者智力水平被设定得太低,因此博弈才会在比较憨厚的态度中长期进行下去。而人类实际上却要狡诈得多,应该比较接近经济学所假定的那种充分理性能力的水平,人们将随时把握所有最有利的机会。这样看事情就没有那么乐观了。尤其是这里还涉及一个博弈论的理论本身的问题:我们只有在假定博弈各方都有着某种有规律的对策模型时,才真正有可能考虑长期策略问题,否则会因为情况太复杂多变而无法有可靠的预期。中国喜欢的“随机应变”策略虽然是最合理的,但似乎只是个哲学水平上的高见而还不太可能是科学可以描述的模式。
对于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似乎不应该说乌托邦都是好的,而应该说好的事情全都成了乌托邦。
本文摘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赵汀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04。注释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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