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3月03日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希望你每一分钟都在变
情况似乎一直都是这样。山河说，“中国这些元老级的歌手，包括这次参加比赛的韦唯大姐，他们成长的主要载体就是电视，就是晚会。”
韦唯在最后一场演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票数大跌。但在山河看来，这些来自过去的旋律，依然是有效的情感记忆，是他们那一辈人理解世界的方式。他说，“我有时候特别遗憾，我们做了一桌子盛宴，结果大家总是盯着那一两盘自己感兴趣地吃。”这是音乐也是记忆的残酷性。
罗琦也理解韦唯，两人在节目中建立起友谊，仿佛她们在90年代各自代表的庙堂与江湖，曲折蜿蜒，在这个新的时代汇在一起。
过去讲究长幼有序、一团和气，现在是初生牛犊、力争上游。邓紫棋和罗琦一样，也是少年出道、声势凌厉，曾公开批评过颁奖典礼的不公平，还因为在博客吐槽电视明星，被媒体大炒一番。她才是新时代的产物。不管是咬字、节奏、律动还是表演，她都更适合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审美。但她同样需要这个舞台，需要“第二次机会”。在台湾音乐人敖君怡看来，邓紫棋早前不受关注是香港乐坛没落的一个缩影，随着普通话的日益流行，“香港歌手越来越辛苦，断层更可怕。”
在这个意义上，电视串起了一部中国流行音乐简史。以前只有一个中央台，现在频道多了，音乐节目的形式也翻新得更快。从完全接受港风台语的影响，到内地乐坛的自我更新，电视节目记录了这一切。敖君怡介绍，在唱片业比较成熟的台湾，尽管包装歌手还是以专辑为单位，但也离不开电视台的帮衬。
在和一家内地唱片公司合作4年之后，敖君怡发现这里制作艺人的速度奇快。在台湾，从参加比赛到出单曲，最快也要3个月，而在内地，两星期就足够了。“当然我觉得这个有好有坏，节奏要抓准了，就是钱嘛。”谁有奇招异术，谁就神通广大，房子车子速来。
速度，像子弹一样射穿了现在的流行音乐、电视荧屏和观众。在美国、韩国，《美国偶像》《学徒》《两天一夜》等节目都是持续好几年甚至数十年，哪怕形式一成不变，也有观众热捧，而在中国，节目播到第二季，观众就开始索要变化。“希望你每一分钟都在变，问你跟上一季的不同在哪里，仿佛只有不同，大家才觉得是可看的。”《爸爸去哪儿》播到第二期，就有观众厌烦，怎么又是做饭？洪涛同时也是《爸爸去哪儿》的监制，他一直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也有一种喜欢走捷径的风气。社会在加速地发展，也培养了大家对加速度的需求。”
音乐不会消失，只会以更快的速度消耗
没有人知道下一个火起来的节目会是什么，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一定和流行音乐有关。
洪涛说：“音乐是最好的娱乐方式，大家好像会厌倦，但总会发现一个新的切口，让我们重新唤起对它的兴趣。”他猜测，如果能把陈奕迅、张惠妹、张学友这样的大牌请来比赛，也许会是下一个卖点。
山河说，“流行音乐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它一直在更新。交响乐、各个国家民族本土的民族音乐，那都叫文化遗产。只有流行音乐是文化商品。”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在他的一篇文章《流行音乐》里说，“人们需要标准化的伪个性化的商品，因为他们的休闲是逃离工作，同时又要受到工作时间里没有的心理观念的锻造。对于大众来说，流行音乐就是上班族的休息日。”
这类音乐的主要特征就是旋律简单、段落清楚、容易上口、适合流通。周笔畅的概括是：“通俗。好唱，也好理解。”它是需求，是日常生活里最方便的调剂，在咖啡馆、酒吧、洗浴中心甚至厕所里随时随地响起，“就像洗脑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当年16岁的罗琦也是偶然听到了邦·乔维的歌，从此迷上了摇滚。
欧美的音乐市场细分得厉害，摇滚就包括死亡金属、新金属、华丽金属、哥特等等，就像中国人以前进园子听京剧，也讲究门派。但在中国，作为舶来品的流行音乐是个大杂烩，摇滚、爵士，甚至一部分交响都掺杂其间。这种音乐类型在改革开放后才进入中国，和所有在以西方为模板的现代化过程中引进的物件一样，来不及建立规则和界限，就已经东冲西决。音乐工业和电视荧屏的彼此渗透，一个综艺节目迅速变身电影产品，都是这样的例子。包括版权制度，在一段长时间的野蛮生长之后，才慢慢竖起牢笼。
被英国殖民的香港、经济起飞更早的台湾在这方面都比内地先走一步。即便这样，有时面对新人，敖君怡也直接劝退，“如果你书还念得不错，可不可以打退堂鼓，因为能红的没几个。”就算在娱乐业发达的韩国，长相一样、舞步一样的男子团体也陷入了朝生夕死的残酷游戏，无数青春成了昙花一现的代价。她说，在这个时代，音乐不会消失，只会以更快的速度消耗。铺天盖地的娱乐消费，就像台湾24小时滚动播出的新闻，吞噬着人的耐心。“不是大家不再听歌了，而是现代人没有耐性再好好把一张碟从壳里面拿起来，放到机器里，一首一首听完。”
互联网的兴起成倍加速了这个进程，乐视网独家代理了第二季《我是歌手》的网络播出就是一个信号。等到互联网电视逐渐普及，它所串联起来的网络就将取代现有的收视率——广告模式。更进一步，当网络成为节目内容制造者，它将真正冲击电视台的存在。洪涛已经收到了这样的邀约，据他所知，腾讯视频已经建成3000平米的演播厅——新媒体的投入和野心，会比电视台更加慷慨。
这是所有行业的危机。一头更新更快的无形怪兽在身后追赶着人们，好像一旦谁慢下来，就会陷入险境，人们只好慌张地先把身上那些既笨重又精巧的本事丢掉。最后，对速度、新鲜、快感的饥渴，征服了人本身。
“总会碰到你更喜欢的，或者是你也喜欢的，就算是情侣，也是一样。”周笔畅现在对这一行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她说，“给年轻人的机会多，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给了他们希望，又把这个希望亲手摧毁。”
她知道我们挺酷的
罗琦显得更加胸有成竹。2011年冬天，她在一个活动上听到了姜树发行的一张电子乐唱片，就端了一杯酒，走过去跟他说，这个音乐太酷了。她回国后一直想做这样的音乐，不想再玩老摇滚了。姜树说，“我认为她挺职业的，在国外有了见识，她知道必须得找一个团队。”两人一拍即合。
20年前，罗琦刚到北京，也是在一个摇滚圈的party上，跑到崔健经纪人王晓京的面前毛遂自荐，用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敲开了北京的大门。
这次她在电视上又唱了这首歌。团队为她选的歌几乎都带着一个“我”字——《我期待》《我是一只小小鸟》《我相信》《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这种第一人称叙事也是眼下的潮流，用音乐完成对话，让观众代入自己。连洪涛都说，你们这个团队策划很厉害。
姜树认为，摇滚乐不能拒绝主流，因此坚定地支持崔健上春晚。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把罗琦带到了《我是歌手》。他否认“唱片业不景气”这种被人们挂在嘴边的说法——实体唱片销量不高，但单价高；版权制度开始完善，网站都在支付费用；市场开始细分，独立音乐甚至比流行乐卖得更好。
“人家把路都修好了，去哪儿都可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东西，马上就可以铺设出去。但你得有音乐，这是你必须完成的。”他的“树音乐”每年发行二三十张唱片，数量仅次于摩登天空，是目前行业内第二大版权方，市场估值已经过亿，还和地产公司合作，在北京东直门附近建起了后山艺术空间。他和投资商、地产商说着同样的语言。
摇滚乐是流行音乐的起点，也是对社会生态最直白的翻译，因为它直接把人的情感喊出来。而姜树把摇滚定义为“正能量的反抗”，这个温和的、更加大众的旗号能让他更好地实现流行音乐的商业价值。就像山河说，“不光演艺圈，现在生产个牙膏，最重要的都不是产品质量，而是市场推广。广告投放的平台也很重要。《我是歌手》如果不是在湖南台这个平台上，也收不到那么大的影响力。”
罗琦已经接到三四十场商演的邀约，唱两三首歌的报价是40万。但姜树只是用高价来试水，并不打算赚快钱。这和黄绮珊去年的策略不同，后者迅速出现在商演、电视台、颁奖礼的舞台上，沉寂多年之后立刻跟上了娱乐圈的速度。姜树对罗琦的规划，是同时打入主流和摇滚市场，一方面利用她身上具有符号意义的传奇故事，另一方面开发新的品牌价值，和汪峰、许巍、郑钧等人一样，“脚踏两只船”。公司张罗了国内最新最好的一批年轻乐队为她写歌，“她会很酷的”，姜树兴奋地说。罗琦自己开玩笑：我也太不容易了，就让我踩一会儿吧。
十几岁时，罗琦赶上了摇滚乐初入中国的黄金年代，叛逆的她为那个叛逆的年代唱出了背景音；十多年后，她结婚生子，重新回来，面对初成规模的大众娱乐时代，她的故事和受德国影响的电子摇滚依然时髦，而且她现在懂得配合，尽力照顾电视的表达习惯。姜树说，你不能要求罗琦叛逆一辈子，这不公平。说到这些，罗琦总是憨憨地笑，她说，“我的笑有很多意思，掩饰自己的害羞、尴尬和不想说话，都用笑来代替。”
“她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她知道我们挺酷的。”不幸的罗琦这次成了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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