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没有文凭的国学大师 - 教师之友网

傅斯年到昆明，住在陈寅恪楼下。当时日机对昆明轰炸正酣，为了躲避轰炸，傅斯年命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为此专门作过一副带有调侃意味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每次警报一鸣，众人皆争先恐后向防空洞奔跑，以尽快“入土为安”。这个时候，身体虚弱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陈寅恪本人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傅斯年怕陈寅恪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傅斯年却逆流而上，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号称“大炮”，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重呵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

刘文典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恃才自傲，狷介无比。他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一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半个就是他。如此自夸非信口开河。他连搞新闻学的沈从文都看不起，评沈从文升教授时他就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刘文典对陈寅恪却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云：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

陈寅恪游学欧美第一流学府，却不拿半个学位。对于留学生中那些仅仅是为了得学位、谋职位，以留洋给自己镀金的人，陈寅恪是极为不屑的。他说：从前读书人学八股，是为了功名富贵；如今留学生又一窝蜂地学工程技术，虽所学不同，然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则一。鄙夷之情，溢于言表”。他的侄儿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寅恪回答道：“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中，与陈寅恪最能谈得来且引为知己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寅恪七载同学的俞大维在晚年回忆时曾这样说过：“到了中、晚年，对他（陈寅恪）早年的观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两位大学者的影响。一是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先生。高氏对古文入声字的说法与假借字的用法，给他极大的影响。二是海宁王国维先生。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于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当时王国维居住在清华西院，陈寅恪经常到王氏住处论古话旧，说到伤心动情处相对而泣，几不能语。当王国维自沉后，陈氏的挽诗“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即指此段情谊。王国维遗体入殓之时，清华师生去给王遗体三鞠躬以敬礼。陈寅恪与众不同，他身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磕头，并三叩头。

年轻时，陈寅恪在欧洲留学，当时欧洲的留学生很多，傅斯年、罗家伦、金岳霖、宗白华等。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做一个笑话偶尔说起。当周恩来官至总理时，陈寅恪再也没有提起这件陈年旧事。其理与鲁迅的交往一样，怕被误认为“谬托知己”。不过当“文革”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曾经对从广州中山大学串联进京的造反派们说过“陈寅恪教授还是善于古为今用的”等话，意在对陈给予保护。

有一次，他在香港大学用英文作学术讲演，讲题是《武则天与佛教》。许多中外人士听说是以那位风流盖世、艳绝古今的女帝为题材，都以为必有许多“宫闱秘事和佛教因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纷纷去听，希望一饱耳福。谁知陈氏讲的纯是学术性的考据，他从武则天的宗教思想来说明她为什么有那么多面首，原来是佛经中有“女人是不可能成佛的，若要成佛，除非是广蓄面首，如此这般利用采补术了。”结果，为好奇而来听讲的仕女们，只好大失所望而去。

陈寅恪在清华上课时安排在上午第二、第三两节。那时他有黄、蓝两种颜色的包袱皮各一个，如果是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课，他一定用黄布包袱皮，而讲其他课时，则用蓝布包袱皮。上课时，总见他吃力地把一大包书抱进教室，而且绝不要助教替他抱。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需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同学们为保护他的身体，常常主动替他擦黑板，这一点他倒是不拒绝。

也正是刘节，当他被告知（或暗示）只要他批陈寅恪将会很快过关时，他的回答是：“批判陈寅恪有如大兴文字狱。清朝嘉乾时代的学者不敢讲现代，只摘考据，因为当时大兴文字狱，讲现代者要砍头，比现在还厉害……”而陈寅恪则敢于在“大鸣大放”的年代说出如“毛主席没有作自我检讨”之类的话。

当时的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学问不可谓不高，学术地位不可谓不尊，在清华也历任系主任、文学院长、代理校长等职务。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有人看见冯友兰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的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寅恪深鞠一躬，然后离开。

陈寅恪做学问用功极苦，以致眼睛受阻，不得不住院治疗，师生昼夜轮流守护。陈寅恪后来对梅贻琦校长说：“想不到师道尊严，今日尚存教会学校之中。”几十年后，梅贻琦认为：“办了几十年教育，陈先生这句话，对我是最高奖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