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宝民 来源: 《温州读书报》2014年第一期 |
对历史感兴趣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大多数读者,在阅读史书时,只是一味地顺着作者的思路走,对于已经成为定论的观点,不敢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在读书时只用眼睛、不用脑子,却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因为只有带着疑问去阅读历史,才能得出与众不同的见解,才会有与众不同的收获。 提起张燧,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的确,在史料中,张燧这个人留下的资料特别少。张燧是明代的一个作家,说他是历史学家,也不为过。我在读他的《千年百眼》一书时,惊讶于他的独立思考精神,这本书,是他的一部史论随笔集,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面对史书上很多已成定论的东西,他都不盲从,不人云亦云,而是勇于思考,大胆怀疑,客观分析,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史记》这本书,当之无愧地在中国史界占着第一的位置,千年而下,这本书中的观点,已被史学研究者奉为圭臬,不可动摇。但张燧在通读了《史记》后,却认为《史记》中的部分内容,并不是司马迁的原作,而是后人添加上的,“我又考证了《后汉书·杨终传》,说是‘肃宗时期,杨终受诏《太史公书》后删了十几万字’,那么,可知现在的《史记》不是司马迁的原书,难怪它杂乱不一”;关于清谈一事,史家公认是始于晋朝,但张遂却认为清淡之风在汉末就已经出现了,他举例说:“仲长统《见志诗》上说:‘寄托愁闷在天上,埋葬忧愁在地上,反叛五经离开道,风雅一起消灭了。’郑泉喜欢喝酒,临死前对同伴说:‘一定要把我埋葬在制造陶器的地方,差不多百年之后化为尘土,有可能被我取去做酒壶,这才符合我的心愿。’”张遂由此断定:“这二位原来是阮籍、刘伶的先行者。”类似这样的观点,他提出来很多,如:“曹操不是复姓”、“刘知几没有写史的才能”、“秦国的强大不在在于孟明”等,都颇有见地,发人深思。 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是一个带着疑问读史的学者,近读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发现他对很多史料,都不轻信,而是要亲自考证一番,从而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来。例如,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有“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的字样,因此,历来研究者认为,桃花源的所在地,当在武陵;而先世所避的“秦时战乱”,应为秦朝末年的战乱。但陈寅恪先生经过考证,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真实的桃花源应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那么,陶渊明为什么把地点写成武陵呢?陈寅恪先生认为:“桃花源所以被移于武陵,则因为采入了刘驎之入衡山采药的故事。桃花源虽本在弘农或上洛,但因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的缘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的武陵”;寅恪先生同时用多种史书资料来考证“秦时乱”:“东晋末年戴祚(字延之)从刘裕入关灭后秦……刘裕以首夏四月进洛阳,他派戴延之等溯洛水至檀山坞而返,当即在此时,这是时间。按《陶渊明集》有《赠羊长史》诗,其序云:‘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与之。’则隐潜与征西将佐本有雅故,疑陶潜间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从刘裕入关途中的见闻。《桃花源记》之作,即取于此……戴延之所见,而被陶潜记入《桃花源记》中,然则《桃花源记》中的秦之为苻秦,亦可推知。” 带着疑问读史,既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开卷有疑”是一种治学态度,能让我们在比较和疑问中感受读书的乐趣与意义,收获到货真价实的知识。带着疑问读历史,是一种独立思考的阅读行为,能让我们在历史研究中走得更远、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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