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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明国语课本》第二册《绿衣邮差送上门》，叶圣陶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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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化的算术教科书》表演环节，叶圣陶主编 |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中小学教科书的阅读对象是少年儿童，但是长久以来，儿童的心理感受、生理特点和兴趣爱好却被编书者们有意无意加以忽视。中国流传了一千多年的“四书五经”乃至童蒙读物“三百千”无论是思想还是内容都是成人化的教本，是为了培养圣贤之人。即使在19世纪后期学校分科教育发展之初的欧美各国，情况也大体如此。儿童们受教育、学习教科书都是为成年走上社会而做准备，而与正在学习着的活生生的“自我”无关。“儿童中心”主义恰恰最反对这一点。
“儿童中心论”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大师杜威的重要观点之一。他认为，“学校科目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20年代前后，杜威和他的实用主义在中国教育界极度盛行，并直接影响了1922年之后新学制教育改革的发轫和推行。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三十年代学校教科书的基本面貌，这其中也包括“儿童中心论”的显著影响。
取材依据儿童生活
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这里的生活，一是指教育行为要紧紧围绕儿童现有的生活经验和生活环境展开;二是教育要着眼于儿童未来社会生存所需的生活技能、常识的养成。
在世界书局1925年出版的《新学制小学教科书高级自然课本第一册》中，明确提出取材以儿童生活为依据。而在世界书局同时期出版的《新学制初级小学国文读本第一册》中，也提到，“材料选择处处照顾到儿童生活，低年级供给儿童想象生活的材料，高年级供给儿童现实生活的材料……”。
在30年代商务印书馆编制《新学制算术教科书:初等小学》第8册中，我们随意抽取一个例子，发现教科书编者试图把一些计算的训练融入儿童日常习见的生活场景中。
“昌儿的妈妈，买了5包茶食，每包重1斤6两，共重几斤几两?昌儿跟妈妈坐船到外婆家去，每点钟走5里90丈，过了4点钟才到，他家离外婆家有多少远?他从早上8点23分出门，到外婆家该是什么时候?他住在外婆家读书，每日读5点45分，一学期共上课146日，读书的时候共多少?……
在以上这个连贯的日常故事情境中，围绕“昌儿”母亲购物、旅行去外婆家、上学读书时间、外婆家修房用地和用米等身边习见的各种小事，综合让学生训练各种度量单位的换算，以娴熟掌握乘法的运用，同时也锻炼了儿童未来的生活技能。
编排顺应儿童心理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认为，儿童有自己的心理发展规律，应该予以专门研究和尊重。二三十年代，源自欧美的心理学论、心理测验方法、儿童心理学成果也开始被学者们广泛应用到教科书的编制当中，力求让教材更加顺应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
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重镇，人才济济、财力雄厚，当时已经有能力来组织一些心理学调查、测试和研究，并为教材编制提供相应的学术支撑。如其《新学制小学国语教科书第一册》(庄俞主编，1923年)中披露:“本书用字，由本馆教科书编纂委员会调查选集，分别最要、次要，逐渐编入。去取十分严谨。譬如，第一册中，凡含抽象意义的字绝不加入，就是普通的语助字，因为儿童较难了解，也从第二三十课才逐渐加入”。
在中华书局编制的《新中学初级英语读本》中，也能找到这样基于心理学研究基础上的教材处理，“本书各课编列之先后，及每课文字之次序，极费斟酌。大致均依学子之心理，及做事自然之程序为准:譬如言学生入学读书，则先言事前之预备，次言路上之情形，次将抵学校时之情形，又次为在校时之状况，由浅入深，由简入繁，条理秩然，故曰心理学的英语教授法”。
以儿童喜好呈现内容
二三十代的各类教科书，在迎合儿童阅读趣味这方面，花样翻新、极尽其能。
喜欢游戏和模仿是孩子们的天性，而很多教育的时机恰恰就是蕴藏在游戏、表演当中，尤其在低年级阶段。早在商务印书馆1923年为配合新学制而编制的《新学制算术教科书:初等小学》(骆师曾编)，低年级阶段就编写了大量游戏教学内容，“前几册都用有趣的图画，插入游戏故事，从直观引起数量的基本观念，从欣赏引起儿童的习算动机，使儿童于不知不觉中，得着算学的智识，在同类的教科书中，可算是别开生面。”
著名教育家俞子夷先生曾经长时间着力于小学低年级算术教学的游戏化，他既有长期的一线教学实践经验，又为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主编了多套影响广泛的算术教科书。在多年的教学实践摸索中，俞子夷提出了算术游戏三部曲:第一步“在普通游戏中学算术”，如拍皮球、投环等游戏;第二步“数目游戏”，如方阵、骰子;第三步“以练习题做主题的游戏”。俞子夷的算术游戏化实验，不但进行游戏，还进行测验，取得的效果很好。这些在教学实践中获得的实验成果，他都自觉地运用到教科书的编写中。
如同《三字经》要采用朗朗上口的韵文一样，教材的文字形式是否活泼对于儿童的认知效率也是紧密相关的。这一点，二三十年代的教科书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1927年世界书局新学制小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编辑大意写到“低年级，注重韵文，如本册韵文占70%，可说从来未有。而材料排列又很活泼，并不偏重在儿歌、谜语等。往往把童话、游戏、动作等，也编成韵文，务使错综变化”。
而在一向看来枯燥、理性的算术教科书中，编者也尽可能以“童话”“物语”等方式来使得教学过程充满童趣。对于世界书局1924年出版的《新学制小学教科书初级算术课本》，教育部审定后就给了这样的批词，“该书以小儿习见之物，或喜闻之动物编入课中，便其计算又益以启发算术观念之童话，使向视为畏途之习算一化而为深有趣味之陶冶，殊甚，嘉尚”。
无论什么年代的儿童，对画面的兴趣都远大过文字，所以教科书要体现“以儿童为中心”就一定要充分发挥画面的功能，让教科书的形式真正的“美观”起来，变成儿童喜闻乐见的读物。新学制时代之后的教科书，无论在插图、版式还是字体的变化上，都较以往更加丰富起来。
在商务印书馆《初级小学国语》中“形式极美备，第一册有两幅彩图，第二册以后也酌加彩图，插图多取连续的动作，很合儿童的心理。”而在中华书局1922年出版的《新教育教科书算术》中，也非常强调形式的美观:“本国字用精楷，数字也力求精美，引起儿童美的概念。第一学年插画特多，第二学年以下，在必要的时候插入，都是采取儿童习见的自然物，和简易的几何形体，所以引起他创造和美感的兴味。”
儿童文学成为教科书风景
著名的民国教育家、教科书编写专家吴研因曾撰文回忆:“民十(1921年)左右又有人提倡‘儿童文学’，他们以为儿童一样爱好文学、需要文学，我们应当把儿童文学给予儿童，因此儿童文学的高潮就大涨起来。所以所谓新学制的小学国语课程就把“儿童文学”做了中心。”20年代以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儿童本位”主张的盛行，极大推动了教科书的“儿童文学化”。在新学制课程纲要中，就明确规定国语教科书要“从儿童生活上着想，根据儿童之生活需要编订教材，形式则注重儿童化，内容则适合儿童经验。”尤其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催发了儿童文学的出土，《儿童世界》《小朋友》等儿童刊物大量面世，一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文学作家涌现出来，也为儿童文学进入教科书创造了条件。
在新学制改革下的各个版本的国语教科书，商务的《新学制》、中华的《新教育》、世界的《新学制》，都大量采用了物话、寓言、笑话、自然故事、生活故事、传说历史故事、儿歌、民歌等等。初小的教科书更不用说，几乎完全是这一类的材料。
而真正让儿童文学在国语教科书中成熟起来并大放异彩的，学界较为公认的是30年代初期开明书店出版的，叶圣陶编纂、丰子恺绘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初小课本1932年6月出版，10多年内重印40多版次，深受师生欢迎)。据叶圣陶先生晚年在《我和儿童文学》一书中回忆说:
“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写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
与其他教科书编者不一样，叶圣陶自身就是新文化运动中非常活跃的作家，也是白话文创作儿童文学的开路先锋。他认为仅仅把儿童生活中见到的事物进行记录和说明，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孩子们的生活是随时浸渍于感情中的，理性和旁观的述说，对他们没有吸引力，“所以国文教材普遍的标准，当为儿童所曾接触的事物，而表出的方法，又能引起儿童的感情的。换一句说，就是具有文学趣味的”因此《开明国语课本》尤其注重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大多数课文都构思精巧，充满着无穷想象的张力。如《绿衣邮差上门来》:“绿衣邮差上门来，送来小小一个袋，什么东西在袋里?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的清。你想是什么，说来给我听。”没有过多的说教，即使是知识的传授也是寓教于乐，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孩子读来才会越来越有趣味。
《开明国语读本》十二册一共400多篇课文，大约一半是叶圣陶自己创作的，另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与其说是他编撰的一套国语教科书，不如说是他亲自“上厨”精心调制的一部儿童文学大餐，孩子们有了好口福!
纵观20世纪的教科书发展史，可以说只有二三十年代才是“儿童中心”主义可闪光并放出异彩的唯一阶段，其后的抗战时期、国内战争，以及解放之后的数十年时间，“儿童中心”要么是无暇顾及，要么是被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严加批判。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时代，如果说，帝制刚刚推翻的民国初期，教育从“天”到“人”具有革命的意义，那么这个时代则进一步发现了“儿童”这一核心教育对象，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本文作者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社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