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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在梁庄》(《人民文学》发表) | |
作者:宋桂花 文章来源:《山花》2013(B)第1期 | |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带着这些问题,青年学者梁鸿,回到故乡河南穰县,回到那个他曾经生活了20年的村庄——梁庄,“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以及那些逝去的亲人”。最终她将自己的调查和分析写成了一本书——《中国在梁庄》。该书从个体情感和精神的角度,直面“中国农民的疼痛”,展示了社会转型期中国乡村的现实生活图景。李敬泽评价道:“梁庄质疑、修正了关于农村的种种通行定见。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这无疑是该书最大的价值和意义,而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中国在梁庄》到底质疑和修正了哪些关于农村的通行定见?这将是本文论述的中心所在。
城市,只是讨生活的地方
那些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并不被城市真正接纳,“在所谓的现代社会中,农民在乡土社会里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语言方式和生活模式完全失效”,这决定了他们只是城市里的“边缘人”。至于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工作环境以及真实的生存状况,对大多数人来说,依然处在黑暗的未知状态。 第一,他们有着不为人知的丰富情感与梦想。每一个外出打工的人,无不是怀着期望与憧憬来到城市的。但残酷的现实很快就让他们明白,面对陌生而巨大的城市,他们实现梦想的机会有多么渺茫。生性单纯的菊秀,曾经为过一种有理想、有尊严的生活而努力拼搏过、奋斗过,但“生活却没有给她实现理想的机会,于是,她的理想、她的浪漫都变成了缺点,成了阻碍她更好生活的绊脚石”。为此,她觉得,“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是“理想”害了她。梁鸿的哥哥毅志高中毕业,曾经是狂热的文学青年,对爱情和生活有着敏感而细腻的体察和感悟。他曾在北京打工,因为倒票被抓,先后辗转于站前派出所、昌平收容所、安阳收容站和砖瓦厂,经历了各种毒打和折磨,九死一生才逃出了地狱般的砖瓦厂。对于这段非人的生活,他在日记中写道:“什么金光大道,道路是越走越窄,在家,挨饿受穷;出门,被人瞧不起,我们这样的乡村青年走进一个死胡同了。” 第二,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时刻威胁着他们的健康乃至生命。梁庄在外打工的,除了极少数像义哥一样,凭着一股子拼命和不怕死的精神,才可能在外闯出一片天地,绝大多数人都在做着最苦、最累的活。“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工厂里刺鼻的气味,塑料高温车间的眩晕和呕吐,以及年轻生命莫名奇妙的死亡……这些漂泊在城市里的农民,似乎并未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对健康的威胁,以及对他们将来的生活将造成何等的破坏。”和梁鸿同年出生的小柱,曾是一个健康开朗的小伙子。十六岁就外出打工的他,后来在青岛一家首饰厂干了十年,最后咳血而死。可以想象,乡村大多数打工者的命运会和小柱差不多,最终会拖着衰老和伤残的身体回到村庄。 最终结果就是,“农村这个大水库不停地放出新鲜的劳动力,而吸收伤残病余人口。所以出来的不是剩余劳动力,而留守家里的才是剩余劳动力”。这导致了农村虚空化,“农业生产没落了,使农村生活萧条了,使农村的脊梁给抽掉了”。事实上,留守村庄的多是些最老实也最让人看不起的人,他们的存在类似于那个将家安在墓地的昆生,常被视为乡村的边缘人而被遗忘。
备受煎熬的乡村留守者
“人去楼空”是乡村的日常景象。“夫妻分离,父母和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有专家指出,“中国农民工的家庭都处于半解体状态,传统的家庭观念遭受严重地冲击,家庭伦理受到巨大的挑战。” 首先来看被称作时代孤儿的留守儿童。与父母的长期分离,使他们的成长缺失了父母之爱与父母的监管,这使他们在学习、生活、发展等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也难怪,梁庄的留守少年多会出现逃学、上网、打游戏以及性格孤僻等问题,更严重的,甚至会走上犯罪道路。那个强奸了八十二岁老太太的王家少年,当时还是一个高中在读的尖子生。从童年起,他几乎就是一个人在生活。对于这样的一个凶手,村里人更多是一种强烈的道德谴责,却“没有人提到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寂寞的生活对王家少年的潜在影响,这些原因在乡村是极其幼稚且站不住脚的。而乡村,又有多少处于这种状态中的少年啊!谁能保证他们的心灵健康呢?” 其次来看生存在社会背后的留守老人。村庄里那些年近花甲的老人们,不仅不能颐养天年,而且还要照顾孙儿们的饮食起居。有的儿子、儿媳不往回寄钱,把家里的地留给老人们耕种,老人们帮他们带孩子,他们觉得这就是一种等价交换。当作为子女的一方依据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来对待父母时,也就意味着,在现代乡村传统的孝道观念失去了文化和社会基础。但疲于奔命的老人们却从不敢放弃照顾孙儿这件事,同时照看着三个孙儿的赵嫂说道:“你看农村有哪个敢说不管孙娃儿的?现在不给人家帮忙,想找死,老了还想不想活?”很明显,村庄里的老人们最担忧的是养老问题。此外,健康和医疗问题也是留守老人的一大心病。 最后来看被称作体制性寡妇的留守妇女。“由于长年分居,留守妇女要忍受着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煎熬。”长期处于极端压抑的状态之下,会引发多少悲欢离合,多少生命被消磨殆尽?“‘我不想死,我想活’的春梅,是一个丈夫在外打工的女人,因思念、猜疑,以及被村里人议论羞愧而自杀,她的悲剧凸显了‘打工’这种生活方式对正常家庭伦理的破坏以及对当事人内心的打击。”当社会谈及农民工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经济待遇问题,而很少涉及维系他们的“性”福问题。但事实上,“由于性的被压抑,乡村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乡村道德观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
中国农民的政治冷淡
最近几年,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国家对农村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加大了投入的力度和广度,新农村政策惠及农民的补贴非常多。但奇怪的是,“农民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动消极的状态,并没有真正的参政意识”。 这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中国农民对政治的冷淡。高晓声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农民“根本的弱点在于没有足够的文化科学知识和足够的现代办事能力,没有当国家主人公的充分觉悟和本领……”在农民们看来,他们并不是社会的主人,所有的好与坏,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这就导致了“政府—村干部—农民三者之间始终是三张皮,没有形成有机的统一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所谓的“民主程序”、“村民自治”等制度,在村民眼中只不过是些名词和概念,形同摆设。可见,政治上真正的民主与权利离他们依然遥远。而作为村干部,梁庄现任的村支书则说,“让谁干活就是让谁累死。”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乡村政治的如此局面?客观来说,“乡村人口的超高流动性是民主政治无法推行的重要原因”。村里的青壮年大多长年在外打工,对村庄和土地的感情越来越冷淡。出门挣钱是第一位的,村庄没有生产能力和建设项目,逐渐丧失了对其成员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所以出现了“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的现象。可见,农民争官干的意识并不强。不过,这些经济原因还只是表层因素,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于目前的基层干部还享有特权。纵观梁庄的三位村支书,除了被公推上台的清道还算“清廉”之外,老支书梁兴隆习惯于仗势欺人,硬是将老实本分的清立逼成了精神病;梁庄有条路卖给了沙厂,现任支书却说不清卖路的十七万四千元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对此,做会计的堂叔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这让生性耿直、爱打抱不平的梁鸿的父亲很是愤怒,“你叫他自己说说,村里卖路的钱到底用在哪里了?他敢来对质?老百姓一分没花着,只见他吃吃喝喝”。这说明,在当下,村干部还是享有特权,而有特权就会被认为可以牟私利。正是基于此,中国农民与村干部、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乡村离现代化依然遥远
在梁鸿看来,故乡“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乡村道路。道路不断增多、拓宽,大大缩短了村庄之间、村镇之间的距离。高速公路横亘梁庄,仿佛昭示着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门口。然而真正走进去,就会发现,对于村庄而言,这种现代化依然遥远”。事实上,高速路的存在一度令没有多少交通安全意识的乡亲们接受了足够的教训,也越发强化了村子里人们在现代社会中“他者”的身份。而被高速路占用的土地,却使原本近在咫尺的两个村庄,现在却要绕上几里路才能到达。可见,“乡村的生态被破坏,内在机体的被损伤并没有纳入建设前决策者考虑的范围”。 对梁鸿而言,童年时代的村庄中心现在已是一片废墟,面对自家院子前的一大片断壁残垣,就连一直生活在村庄的梁鸿的父亲也犹豫到底是哪家的房子。而沿着公路排列的新房,高大、气派,却大多由生锈的“铁将军”把守。芝婶家的两层小楼还专门请人进行了“室内装修”,颇具欧洲风格,但用料劣质、做工粗劣。在这颇具现代感的房子里,杂陈着破竹椅与小板凳,还有一群地道的仍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穿着的老农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而更让人关注的是象征着生活重要部分——卫生间的脏污不堪,表明了“卫生间的外观是城市的,但是人们的使用思维仍然是乡村式的”。而这些豪华的现代化建筑却和那些成片的废墟真实地共存于一个梁庄;更为严重的是,围绕在这些房屋周围的是散发着气味的黑色淤流。 梁庄有大大小小六处坑塘,曾经的坑塘有鱼在水中游,有鸭、鹅的嬉戏,长满了莲藕……这一切给少年时代的梁鸿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现在,村庄里坑塘已经彻底“死亡”,有的变成地基、房屋,有的已成为一个污水坑,散发着臭味、滋生着蚊蝇“这就是我的村庄。我故乡的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他们挣了一点钱,盖起了楼房,过起了幸福的生活,然而,又是在怎样的黑色淤流上建立起所谓的幸福生活呢?”乡村生态环境的恶化,还表现在:被挖沙机不断掏空的河道,经常成为淹死人的元凶;梁庄砖厂烧砖平地掘三丈,致使两三百亩肥田无法耕种;还有那条古书中记载的开满菊花的湍水,随着河坡密林的消失,河水也已被化工厂的废水所污染,黑亮亮的。 总之,对现在的梁庄人来说,他们盖起了现代化的房屋,享受了四通八达的公路带来的便捷,“电视、网络、各种信息都以同步的速度抵达这里,但是,在精神上,这里依然贫困,乡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依然遥远”。这不仅仅是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还包括人们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都还局限在传统乡土模式之中,这一切都与现代化的指向格格不入。在梁鸿看来,梁庄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诸如留守儿童的教育、老人的赡养、夫妻情感危机以及在外打工者所处的恶劣工作环境等,这一切的根源不仅仅与政府、社会相关,而且与植根于乡村千百年的乡土文化及其衍生的伦理道德息息相关。她指出,对乡村而言,“时代政治、政策及由此带来的变迁则只是一个横截面,是暂时的影响,一旦这种强大的外力消失,一切可能又恢复到过去”。因此说,“底层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的问题,它是一个文化力量的博弈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对象,它依然有许多富有价值和生命力的东西可以保持、可以延续。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相应的政策时,要更多地考虑乡村这片土地的“根性”,考虑农民切身的利益、内在的情感与需求,而不是只考虑可量化的经济指标,那样乡村的问题就会逐步得以解决,乡村的未来就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梁鸿.中国在梁庄·前言[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2]梁鸿.中国在梁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3]张凤云.我痛苦,因为它正成为一个“问题”——与《中国在梁 庄》作者梁鸿面对面[N].农民日报,2011-01-27(06). [4]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J].读书,2005,(07):8. [5]刘 奇.中国农民的迷茫与困顿[J].中国发展观察,2011,(03). [6]孟黎.中国在梁庄:展现乡村转型之痛[N].金融时报,2011-01-28(009). [7]高晓声.中国农村里的事情——在密西根大学的讲演[J].当代作家评论,2006,(02):72. [8]梁鸿.中国在梁庄·后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232.
作者简介: 宋桂花(1979— ),女,山东邹平人,临沂大学传媒_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 |
梁 庄 | |
梁 庄 ■梁 鸿 穰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襄盆地中部偏西地区。地理坐标为北纬32。22'~32。59',东经111。37'~111。20'之间。南北长96公里,东西宽67公里,总面积2294.4平方公里……“山少冈多平原广”为穰县的地貌特点。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面平均坡降在1/800~1/1200之间。境内有大小河流29条,较大河流有湍水、刁河、赵河和严陵河,分别从北部或西部入境,汇集于东南部,注入白河,流入汉水。河流之间,自然分割成扇形冲积平原,在北部、中部和东部形成大面积肥沃土地。土层深厚,土质为保水保肥性能强的潮土、黄老土和黑老土。属亚热带季风型大陆气候,受季风转换影响,寒往暑来,四季更迭分明,温暖湿润。吴镇梁庄村位于穰县西北部,距城区40公里。 —— 《穰县县志·概述》 “迷失”在故乡 出城的公路依河而建,其中一长段高出河平面十多米。坐在车里,可以看到河里的情景,挖沙机在轰鸣,一堆堆沙高耸,有大型运输卡车在来回奔忙,一派繁荣的建设图景。只是,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不见踪迹。 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整个乡村网络最显著的变化是路的改变。道路在不断拓宽,不断增多,四通八达,缩短了村庄之间、城镇之间的距离。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坐公共汽车进城至少要两个小时,还不包括等车的时间,一路颠簸,几乎能把人颠到车顶上去,头撞得生疼。人们很少坐车,一趟两块钱的车费在那时几乎相当于一家六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在县里师范上学的时候,我们大多数是借自行车回家,两个同学互相带着,在路上骑六个小时就能够到家。每次屁股都被磨得生疼,但是,刚进入青春的少年是不会在意这些的。沿河而行,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有长长的沟渠,沟渠上下铺满青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随着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有着难以形容的清新与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永恒。 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我的回忆而已。永恒的村庄一旦被还原到现实中,就变得千疮百孔,就像这宽阔的高速公路。它横贯于原野之中,仿佛在向世人昭示着: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的门口。但是,对于村庄来说,它却依然遥远,或者更加遥远。前两年,从省城回家,也许是高速公路刚刚开通,乡亲们还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公路上骑自行车的、走路的、开小三轮的、逆行的、横穿的都有,原野的上空不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和刹车声。我故乡的人们泰然自若地走在高速公路上,公路下那隔着的铁丝网被剪成一个个大洞。然而,如今,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了,想必他们是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和教训。 他们必须回到他们的轨道和指定的位置。那一辆辆飞速驶过的汽车,与村庄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在这现代化社会中“他者”的身份。被占去的土地且不必说,两个曾经近在咫尺、吃饭就可以串门儿的村庄,如今却要绕几里路才能到达。乡村生态被破坏,内在机体的被损伤并不属于建设过程中决策者考虑的范围。没有人考虑村庄的感受,即使有一些可通行的涵洞口,也是按照标准的数据来的。高速公路,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在原野的阳光下,散发出强烈的柏油味和金属味。 吴镇渐行渐近。 我们的落脚点是在镇上做生意的哥哥家。吴镇位于县城西北四十公里处,曾经为穰县“四大名镇”之一,集市非常繁荣。以主街道为中心,呈十字形,朝四面辐射。少年时代,每到逢集时候,尤其是三月十八庙会,可称人山人海。我们从镇子北头往南头的学校走,几乎可以脚不沾地被推到那边。过往的汽车更是寸步难行,把喇叭按得震天响,可是,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朝它们看上一眼,所有人都沉浸在熙熙攘攘的热闹与繁华中。没有工厂,没有企业,除了必要的政府公务员和商人之外,镇上居民大多仍以种地为生,间或充当小商小贩,卖自家的粮食、鸡蛋、水果,以物换物。 现在,沿着新的公路,吴镇形成了新的集市中心和贸易中心,一排排崭新的房屋矗立在道路两旁,全是尖顶的、欧式的建筑,很现代,但也显得不伦不类。镇子原来的主街道被周边新兴的街道和新建的房屋所包围,变得破败不堪,荒凉异常。 哥哥、嫂子在镇上开一个小诊所。哥哥还顺应潮流地做一些别的生意,承包过土地,开过游戏厅,最近又和同学做房地产,但似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次回来,哥哥家的门口又堆满沙子、石子,还有钢筋。混凝土机在轰隆响。他准备把原来买的一整幢房子分割开,一分为二,卖掉其中一部分,还掉买房时借下的大量债务。但是,这次重新修房的投资也需十万元左右。我一听,有点紧张,对哥哥说盖好了赶紧卖,房子正处于高价,估计马上市场就要不好。哥哥信心满满地说,没事,现在镇上盖房人很多,想买房的人也多。再说,小镇毕竟还是偏僻,即使房地产业有什么大的波动,也不会很快影响到这儿。 在哥哥家稍作停留,买了鞭炮、火纸,我们到村里边,给爷爷、三爷和母亲上坟。这是我们每次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经过二十几年的扩建,我们村和镇子几乎已经连接上,哥哥的房子离村庄只有五百米左右。在少年时代,晚上夜自习从镇上放学回家是我最恐怖的经历。空寂的道路,两旁是黑黝黝的、高大的白杨树,风吹来,树叶簌簌地响,那种害怕,连后脑勺都是冰凉的。从镇上学校到村子里的这段路,是世界上最漫长的路。当然,也有美好的时候,我的青春期,正是琼瑶、金庸流行的时期,我曾经疯狂地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他们的书。于是,在夜晚的路上,在害怕与惊慌之中,常常想象有那么一个白衣少年,从远方飘然而来,俊美羞涩,深情地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 而如今,如果不是有家人,有老屋,有亲人的坟,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曾经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村庄。走在路上,我总是有“迷失”的感觉,没有归属感,没有记忆感。 爷爷和三爷埋在老屋的后院。说是后院,但院墙已经坍塌,里面长满半人高的荒草。清脆的鞭炮在村庄的上空炸响,惊醒了沉默,也似乎接通了那边的灵魂。我们磕头,烧纸。父亲揉了一把眼睛,说,你爷,一九六○年让集中去养老院养老,去的时候好好的,能说能唱,还提着个小夜壶,去四天,躺在席上回来了。人死了,硬生生饿死了。这是每次上坟父亲都要说的话。虽然没有见过爷爷,但经过父亲这么些年的叙述,在我脑海中,那是一个戴着瓜皮帽,因长年担豆腐挑子卖豆腐腰已经半弯的老头。他一手抱着铺盖,一手提着小夜壶,正蹒跚着朝离村子五里地的养老院走去。 听到鞭炮声,村子一些人走出来,客气地看着我,问父亲,光正,这是几闺女?不是四闺女吧?咋胖成这样?看着这些熟悉而陌生的面孔,从他们的脸上,我清晰地感受到岁月的刻印,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有了触目惊心的变化。 后院的右边是一座刚起的二层楼房,父亲说那是张家道宽的房子。道宽,兄妹几个全都考上大学走出了村庄,只有他还留在这里。道宽不善言词,又不会干活,当年娶了一个漂亮的四川蛮子做媳妇,媳妇脾气火暴,几次出走,又被追回,最后还是走了。道宽受尽了苦头,也成了全村人嘲笑的对象。 扒开及膝的杂草和灌木,来到前面的老屋,在这里,我生活了整整二十年。院子里同样长满荒草,那倒塌了半边的厨房被村人当做了临时厕所,也有家畜拱过的痕迹。正屋前面、后面屋顶都是大洞。地基已经有些倾斜。哥哥前几年收拾了一番,但是,因为没有人居住,很快又开始破败。外面的墙面上还有妹妹当年学字时写的诗,错字连篇。每年回来,我们都要再读一遍,姊妹几个笑成一团。父亲忘了拿钥匙,正屋进不去。父亲和姐姐站在屋子前面,照了一张相。道宽家的新房和我家的房子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母亲的墓地,也是村庄的公墓,在村庄后面的河坡上。远远望去,是一片苍茫雾气,开阔,安静,有一种永恒之生命与永恒之自然的感觉。每次来到这里,心头涌上的不是悲伤,却是平静与温馨,是一种回家的心情。回到生命的源头,那里有母亲,而那里也将是自己最后的归宿。烧纸,磕头,放鞭炮。我让儿子跪在地上,让他模仿我的样子也磕了三个头。我告诉儿子,这是外婆。儿子问我外婆是谁?我说,是妈妈的妈妈,就是妈妈最亲的人。我们又如往常一样,坐在坟边,闲聊一会儿家里的事。 每次一到这里,大姐总是唠叨,要是妈还在,那该多好啊。 是啊,“要是妈还在”,这个设想过无数次的场景,成为全家人永远的梦想和永远的痛。看着坟头的草,鞭炮的碎屑,回想母亲的一生和我们的艰难岁月,家庭的概念、亲情的意义总是在瞬间闪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没有故乡,没有故乡维系、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的生命痕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奋斗、成功、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任村支书:谁干就是让谁累死 本来和村里现任支书见面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回来一月有余,却一直没碰上面。问起老支书,老支书只摇头,说过去的村支书天天在村里转,现在的村支书是天天不知道在哪儿转,反正是上面,不会朝下面看一眼。这天,到乡里了解一些情况,中午吃饭说起这件事,乡党委书记说马上安排见面。不一会儿,去的人回来说村支书正在镇上喝酒,据说是调解村里的宅基地纠纷,花了很大工夫才把双方当事人叫到一块儿,他这个中间人不能走,否则,事情就又得从头开始。乡党委书记并不生气,好像对这样的事情习以为常。等了约有一个小时,我们的村支书,韩治景,进来了,略有点醉意,看见乡党委书记在,半开玩笑地打了个招呼,一看便知关系非常好。看见我,很惊讶地大步上前和我握手,连连说,从你哥那儿早就知道你回来了,还说啥时候一块儿吃饭呢。具有很强的表演性。 韩治景,四十岁左右,瘦长身体,穿着白色短衬衫,一派文弱书生的样子。眼睛不大,但闪着精明,透着官场里的老练和圆熟,说话非常干脆。接任村支书已有六年。先是做收购粮食生意,现在也兼营修路、修桥,有搅拌机多台,主要用于出租。 不说大的行政村,光说咱们梁庄自然村,各姓全部加一块儿,共一千三四百人,三四百户,人均不到一亩地。经济方面,主要靠外出务工。啥企业?有俩私人砖厂,从挖土烧砖变成石灰砖。韩家云龙有个养猪场,前几年养背时了。这几年政策好,行情好,老母猪投保险,保险六十块,个人拿三十块,政府拿三十块,最后,保险公司能赔偿千把块。户下散养的有四十多个,都是喂饲料,喂草太慢。没有闲人去割草。为啥养猪少?一家完全投入养猪划不来,老人还要照顾小孩,所以尽管有补助,还是养的少。 咱们现在不是杨树经济吗?村里河滩地种有六七百亩,我也种五六十亩,最粗已经二十四公分,年年上化肥,一年一棵树投资得二百五十块,我觉得收入与种庄稼一样,只不过是最后弄个总疙瘩。十年以后,按现在的发展,能卖三十万块。把投资去掉,能挣十万块钱。也就是个定期存款,有个养老钱。 现在种地基本上已经机械化,就这,种地的人还是少,农村劳力已经习惯出去挣钱,很难回来。现在种地国家不收税,还补贴钱,是好事,但不会形成你说的返乡潮,那点钱够啥用,想盖房子孩子交学费,还得靠出门打工。但也有新变化,就是原先让给别人的地又都要回来了,种些简单的农作物,能收多少是多少,反正不用交钱交粮,多少都是自己的。 按我分析,将来还得走集体化道路,集体化要比散化好,一人一点地,太过分散。集中种,成本降低,劳动力也减少,大型农机工具也能够充分利用。 咱们这儿的人还是没那个做生意头脑。挣了钱回来,存在银行里,等着有一天盖房子,只怕钱没了。银行存款很多,盖个闲房子,没人住,又扔那儿不管了。南方产品丰富,市场发达,家家户户都可以加工,有可能去组织做生意。几个年轻人在一块儿打工挣点钱,商量着做个啥事,赔了算了。咱这儿根本不行。人心不齐,还没干出名堂呢就闹意见,凡是几家合伙的,开始可好,称兄道弟,到最后没有不结仇的。也有攒了不少钱的,不愿再出门,想着干个啥,可东看西看,下不了决心,怕赔,最后,还是出去了。 现在最难干的是村干部,村里没钱,社员的钱还不能少,譬如说种杨树,每个村有指标,让支书亲自抓,月底报账,村里垫了三万多。事是好事儿,可是一成硬性指标就坏事了。说是只在田头沟渠种,有些村为了完成指标,也为了省事,就把耕地给毁了,强迫人们种。好事变成坏事了。农村当干部就是落了一个政治荣誉。村级干部就是奉献精神,咱们村修“村村通”公路时用了几十个人,都要工资,我只好自己垫。图个啥? 农村干工作,按书本上干,按条例干,肯定干不成。在法律政策范围内,各种方法都有。生产队干部,工资就三四十块,我是一百六十八块钱,全凭人情干。当干部的人在村里必须有一定的办法,像分地,你正经去分,你弄不成,就得连骂带哄去弄。也有派副乡级来,都站在边儿上,离多远,不上场,一个月都分不完。这也是你们说的基层经验、农村经验。就说今天中午,为啥吃?就你们梁家,前一段下大雨,宅基地石块被冲走了,弄不清,两家打起来了,谁都说不通。只好去做工作,由队里去设场请吃饭,找村里会说话的、有威望的去说和,各自让一步。没三两场饭肯定不成,农村这些事都这个样。老百姓凡事爱挑个理儿,你想让他信服,必须看是谁说他,得是那个人,否则,能说成的事也说不成。有时候吃饭也闹事,本来说得好好的,一方夸口说外面有人,另一方一听,你有本事你找人呀,我还不让你了,不信你能把我弄到监狱里。这下好了,前功尽弃。 农村宅基地纠纷是常事,老是有新规划,但是落实很难。按规划盖,如果占住你的老宅基地一点,只有两家协商,协商不成,没有任何办法。说是拆旧建新,都是建新的,也不拆旧的。现在老百姓是爷,反正我就是这个样!眼看他是错哩,你能咋办?领导又有任务,你又得完成。当支书是光荣,谁家有红白喜事,你可以坐到上座。可你要是不送礼,算你完了。来家里坐的人每天都一群一群,烟茶都供应不起。有时,我都想躲起来,也是癞蛤蟆支床腿,强撑硬劲。村支书就是那出力不讨好的角色,不是有人总结了吗,怎么说来着,“走南闯北不理你,手里有钱不甩你,遇到事情他找你,事办不成他骂你,心里生气他告你。” 农村这事儿,会整的还轻松点;不会整的,累死了都没人承情。 还有就是抓信访,也难死人了。他告哩对了,咱们管理;有些眼瞅是瞎告、胡告,也得领回来,回来还得当爷敬,下回他还去。光这一摊事儿,村里、乡里、县里得花多少钱,这,咱们书记最清楚。要我说,领他干啥,叫他告去,有理走遍天下,怕他告干啥?怕他告状本身也说明咱有问题。领回来敬起来,问题就解决了?他是人,长着两条腿,你能管住他? 现在公路“村村通”是好事,可也有麻烦。咱村里修那条路,也是国家出一部分,村里一部分,个人再出一部分。有些人家住得远了,不走这条路,不愿意掏钱,扣他地也不愿意哩很。主路现在已经弄完了,也是不配套。还是明下水道,夏天,一下雨,还是蚊子一大堆,臭哩不行。叫整的事多哩很,关键是没钱。国家拨的钱都是少量的,啥事都需要关系。好在是通过关系能要来一些钱,这才修路,筑坝。不过话说回来,国家能有这方面规划,这已经强多了。 现在水利上也有好些补贴,农综开发,国家的钱专项管理,我又跑县里要来一些项目,打些井,盖个电房,大电盘,把高压线拉到井边,浇水,磁卡计费。农田灌溉率达到百分百。项目是拉来了,专款专用,我自己还得贴烟钱。现在,农村成年劳动力,百分之九十多都在外面,这两年粮食贵了还有人种,但是回来的还是少。政策是好了,但是那点钱给他也不起啥作用,要不要无所谓的事。 我个人想法啊,不知道对不对,农村搞新农村建设,光补助这一块,四五十块加一起,能办些大事。现在既然国家往下发钱,咱们整个村,按现在的补助,两千六百八十四亩,能发十来万元,集中在一块儿,能办很多事,譬如修路,弄水道,这比发给个人强。 说一千道一万,关键中国大了,农民多了,难哩。 在和村支书交流的过程中,乡党委书记偶尔也插几句话,主要目的是阻止村支书说出一些违背政策形势的话。譬如说到信访的问题,村支书认为目前的信访政策很有问题,还没等支书的话说完,乡党委书记就插言,那些信访的多是老油条,为芝麻大点儿的事成年累月告,精神都有些偏执了,你给他咋解决他都不满意,想借机揩油。我并不完全反对乡党委书记的话,他在实际经验中应该会碰到许多案例,但是,他那种轻蔑的、轻视的态度却让人无法接受。而村支书虽然因乡党委书记的阻止而及时改变自己的话语倾向性,但却并不绝对的唯唯诺诺,有一种隐约的平等在里面。 这使得我对乡党委书记和村支书的关系很感兴趣。从村支书一进屋两人的寒暄、玩笑话,可以感觉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一般意义的上下级关系,几乎类似于江湖兄弟,具有很强的民间意味。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村支书一级是非常暧昧的政治身份,他不属于国家干部,可以随时变回农民,但是,他又承担着落实国家政策的重大责任。村支书算不上是个“官”,却是个一方大事小事都会有人找的“大人物”。村支书虽然仰赖乡党委书记才能干这一职位,但是,他真不想干了,后者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对于乡党委书记而言,他虽然能决定村支书的去留,但却并没有绝对的权威,因为村支书并不能因他而升职。要想让村支书比较听话,下力气去执行命令,还得依靠另外的东西,即民间场域里的一些文化方式和某些利益方面的许诺。这种民间约束力应该说是非常不稳定的,一旦一方不能达到另一方的要求,即有可能失效,并产生变数。 村支书一直在诉苦,这当然有美化自己的倾向,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村支书不好干也是个实际情况,上面要通过他来完成政治、经济任务,农民有怨气、有问题也要找他来解决,若非有一定的手腕与势力,是很难有效完成这个任务的。“上面纵有千条线,下面也要靠村支书一根针。”当我这样给我们的村支书讲时,他非常激动,好像找到了知音,进一步讲述了自己如何为村里争利益,如何为村民排忧解难的。 当问起国家对村支书的新政,譬如让村支书也进入行政序列,可以有行政级别,拿公务员工资等政策时,还没等乡党委书记回答,我们的村支书就叫起来,哈,那也是个形式,一个乡最多一两个,基本上都是那种富裕村,或者是镇上的村子,根本轮不到一般的村支书。我这才知道,在吴镇,只有镇北的村支书当上了公务员,也是通过重重关系才实现的。当我们的村支书这样夸张地表现自己的不满时,乡党委书记只是微微笑着,那神情,就好像一个江湖老大在看着自己的小弟耍酒疯,既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认同,同时,也是地位身份的强调与清晰化。 晚上回到哥哥家,和父亲、哥哥谈起对村支书的印象。哥哥说:“这货就是敢干,有霸气,敢拍板,敢花钱,会走关系。”父亲非常愤怒,呸的一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说:“说哩可是,拿着老百姓的钱不心疼,可劲儿花。别听他在那儿表扬自己,有恁难,那他咋还干恁起劲?你叫他自己说说,村里卖路的钱到底用到哪儿了?他敢来对质?老百姓一分没花着,只见他吃吃喝喝。他家里那些机器都哪里来?他指望啥?”说起这些时,父亲的脸都涨红了,青筋往外努着,“村里民愤大哩很着呢,我和你老贵叔那天还在商量,非把他拉下台。有他在,梁庄好不了。”这个倔老头,保持着一贯的民间作风,对村干部总是有挑剔。 但也可以看出,即使村干部真的为村庄出了很大力气,费了很大的心,村民并不领情,因为,在村庄里,他们仍然享有特权,并且在这特权中谋了私利。这一点如果不解决,中国农民与村干部、政府之间的矛盾仍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小学:“梁庄猪场 教书育人” 从老屋的门口,沿着昔日上学的老路,我又一次朝着梁庄小学走去。小学是围墙围起的一个四方大院子,前面是操场,院子中间是一个旗杆,上小学时,我们每天早晚都站在院子里升降旗。院子后面那一排两层的红色砖楼房是学校的教学楼,上下各五间房。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早晨六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村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等着,在黎明的微暗中朝学校走去,开始一天的学校生活。我相信,大部分村民也是依着这铃声估算时间,安排一天的生活。 梁庄小学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院子里面的空旷处早已被开垦成一片茂盛的菜地,正中央的旗杆只剩下一个水泥的底座,后面的楼房还在那里。可能是听到我们说话,看大门的兴哥从大门靠左的小院子里出来,一看到我们,很高兴。他从里面把锁打开,一边嘟囔着说,门可不敢开,常常有牲口进来拱菜地,扒门。 走近去看教学楼,才发现,它其实已经破旧不堪了。教室的门几乎已经腐朽,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透过残缺的玻璃,可以看到教室里面更为让人伤神的“风景”。楼下几间里面多是堆些破旧的家具,床、沙发、木椅、小凳子、锅碗瓢盆扔得到处都是,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这应该是老师的宿舍,也许想着还要回来,东西并没有收拾干净。还有的房间里面是一些残破的学生课桌椅,歪斜着倒在地面上。其中有一间房屋,却是有一张床,里面还有煤炉,近期住过人的样子。兴哥说,这是一个梁家婶子住的,和儿媳妇生气,没地方去,在这里住有半年。 顺着已经没有扶栏的楼梯,我们上了二楼,一个个房间里面关着家兔、鸡子等小家畜家禽,地上扔着啃烂的南瓜、脏的水盆、干草等。这应该是兴哥养的。站在二楼的栏杆旁,往村庄里面看,才发现,学校是整个村庄最高的地方,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村庄里面那错落的房屋,能够看到黄昏里的炊烟。我想,当年选址的时候,也许有统领村庄的意思吧。这所学校,经历过怎样的繁荣与兴盛,又是如何被抛出历史之外?我决定找当年曾经在小学教书的万明哥谈谈,他是学校的元老,了解梁庄小学的全部历史。 梁万明,瘦小,五十多岁,戴着一个老头帽,衣服仍是八十年代的样式,灰蓝色,好像很久没有清洗了。天已经黑下来,万明嫂子打开灯,惨白的灯光使得偌大的客厅阴冷,有点鬼影憧憧的感觉。两岁左右的孙子在门里门外跑着,黑红色的脸,是乡村冬天冻肿了的样子。女儿穿得相对时尚,一看就知道是长期在外打工。她一会儿去看看厨房,一会儿又坐下,文静而又有些害羞地不时望望我。毕竟曾经做过十几年的教师,万明哥说话咬文嚼字,非常慢,有自己的看法,常有惊人之语。 咱们村那学校,当年发展可真不容易。一九六七年,刚开始是借个民房,开复式班,文教局派来的老师,说明梁庄有学校了。到第二年,生产队集体盖了两间土坯房,后来周祖太回来教学,加了一间,还有一个做饭的,就是祖太他妈。然后又在西边接了三间,一排房,梁庄小学的雏形完成了。“文革”的时候就一排房,我记哩可清,大队部批斗你爹的时候就在那排房前面,领导训话,天天接最高指示,群众集会都在这儿。 我今年五十五周岁,一九七八年我初中毕业,上两年农业大学,就到学校教书。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三排房,规模最大的时候是九十年代以前,一年级至七年级,六七个公办老师,有两百个学生。一九八一年接你嫂子,那时候国家开始补助,农村教育建房(校舍)补助,现在那个楼就是那年盖的。国家拨一点,村里筹一点儿,村民出资出人工。咱们梁庄小学是整个乡里第一个盖起来的,当时教育组还送个碑,上面写着,“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这些我都记哩清。那时候全村建校可真是一条心,没有谁说偷奸耍滑,在上学学文化这件事上,都不含糊。春上开始盖,家家都出工,天还冷哩很,都干哩可得劲,大家说说笑笑,心里高兴。你们上学的时候是梁庄村最兴旺的时候。当时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那时候考试评比,吴镇中心小学第一,梁庄就是第二,光道、韩平战、韩立阁,老师有一二十个,哪个都是响当当的,在乡里都出名。 梁庄学风还是很旺的。八十年代中期,哪怕是个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把他叫到学校。咱们梁家来娃儿不上学,老师们到家里去叫几次。那时候咱们县是全国的状元县,高考全国第一。真是厉害。看看现在都成啥样了。 一九九二年我 |
现在梁庄小学已经有十来年没学生。学校自动关门,一部分家长带走了,一部分不够班,当时说的是留下一二三年级,其他的到镇上去。后来乡教办室不再派老师了,学校也就散了。前几年,校长把旗杆都弄倒卖了,是个不锈钢的,估计能卖个一百多块钱。后来,校长干脆不来了,就你兴哥住在那儿看门。
从大道理上说是人口流动和计划生育综合造成的。真正来说,是村长、支书一伙儿把它弄倒了。上级派四个老师,老师来了,应该有补助,老师工资偏低,村里要给补助,再找一个做饭的。梁庄以前再穷,对老师的补助从来没有少过。现在,说是没这笔开支,村支书不给了。老师来干一年半年,都跑了。要是村里积极,去乡里交涉,到镇上说说,或者去教育局要老师,估计也行。老师嘛,到哪儿不是教书,咱梁庄也不是乡里最偏僻的地方。还有,就是说服家长让孩子回来上学,其实家长谁愿意让孩子跑恁远?村长根本不愿意操这心。当然,不去说有个好处,每年还有个教育统筹费。学校没有了,统筹费还有,钱就到他们自己口袋里了。
现在算算咱们村的学龄儿童,开个一二
三年级,根本没问题。没人操这心。去年有村民把校舍承包了,养了一茬猪,白天在院里放着,晚上赶到教室里。不知那校门口墙上的标语咋变成了“梁庄猪场 教书育人”?这都是那坏娃们胡写的。后来,教育局说,不雅观,不让养了。
现在人们思想消极了,各吃各哩,村里中青年都出去打工了,没有人管这些事了。学校旺的时候,咱们村里大学生是递增的,那时候梁庄多厉害,出了多少大学生。八十年代,梁庄村的家长个个想让小孩上大学,梁庄上高等院校的占人口比例不少。
现在小孩子上学,希望也不大。最近十来年娃们明显对求学信心不足,这是国家大学生制度改革造成的,上大学光收费不分配,上完了也没地方去。原来小孩不去上学,家长都是拿着棍子满村打,现在孩子不去上学也不用棍子打了。上几年大学至少得花四五万块,还不如去打工。就说考上学,也毕业了,谁还有十万块再去跑分配?
但是,说到底,家长还是有一种心思,只要小孩愿意上学,哪怕卖房卖血,总认为有文化有知识好,家长的第一愿望还是求知。你不敢想,算算现在的失学率比八十年代那时候要高得多。现代化是现代化了,教育程度反而下降了。初中以后辍学率非常高,学生是百分百不想上,也上不进去,升学最大的障碍是网络游戏。家长在外打工,都是爷爷奶奶管,哪儿管得住。
唉,你说路过小学啥心情?心里都不美,就是没有小孩的单身汉看见心里都不美。再恢复恢复不了啦,桌椅板凳被拿跑了,学校不像学校,家长也不会再愿意送回来了。现在,村里大人每天去镇上接送学生,人都快够死了a,农民又不是上下班,正在锄地,锄扔了都得去接。梁庄估计有几十家子。六点起来做饭,七点多骑个三轮车或自行车送去上学,中午再接送,下午再送接。活都干不了。有钱人家送到封闭式学校,可那封闭学校是啥?我都打听过了,教学质量差得要不得,成绩都是瞎编的,到考试的时候,老师把题写到黑板上讲一遍,学生还不会做。
留守儿童的毛病在于隔代管教,溺爱多,随着生活的富有,孩儿父母都留有生活费、零花钱,把小学生的习惯弄坏。你义衡哥前几天回来了,专为儿子的事。儿子都上高中了,天天逃学,上网、打游戏,要么就是在家里看碟。爷爷奶奶气哩浑身抖,他反过来骂爷爷奶奶。个个家里放有一二百张碟,大人要是不在家,小孩能看上一天碟。
即使只是一个已经离职许多年的小学民办老师,你也能感觉到,在他的言语之中,他最担心的不是小学本身的消亡,而是这个村庄文化氛围的消失,一种向上的精神的消失,虽然他并没有清楚地表述出来。也许村庄的真正破败并不在那些内部的废墟,这学校的破败、荒凉才让人感觉到了这村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失。
让一所学校消失很容易,也很正常,因为有许多实际的理由,人口减少、费用增多、家长嫌差等等,但是,如果从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角度来看,它又不仅是一所小学去留的问题。对于梁庄村而言,随着小学的破败,一种颓废、失落与涣散也慢慢弥漫在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心中。在许多时候,它是无形的,但最终却以有形的东西向我们展示它强大的破坏力。
如万明哥所讲,当初梁庄小学最兴旺时,全村村民都有一股子精神头儿,在地里干活心里也有劲,上学钟声一响,村民的一种敬仰、尊重之心油然而生。而现在,都各奔自己的小日子去了,挣钱第一,虽然也为孩子的学习而生气、焦虑,但是,却不会产生根本的心痛。乡村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淡薄,没有昔日那种文化之乡的感觉。家乡人虽然还希望学生上学,并且,出去打工除了想在家盖栋像样的房子之外,更主要的就是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在经济观念、金钱意识的冲击下,在家长缺失的情况下,孩子根本不愿意上学,就等着早早退学,以便出去打工。至于怎么打工,能打什么样的工,好像并不是他们所想的。更何况,现在上大学,并不能够保证将来就一定有出路。
光生叔的孩子秀清,考上地区的大学,三本,四年,学行政管理专业。每年约有一万块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光生叔和老婆,还有秀清的妹妹,一家人出去打工供他上学。但是,毕业之后,却找不到工作,考过几次公务员,都没成功。秀清,单薄的、戴着眼镜的、落落寡欢的秀清,在城里租房子住了几年,不愿意回村里。终于在今年,跟着村里的其他青年出去打工了。说起这件事,大家都摇头叹息。光生叔家现在还住着村里最破的房子,闺女也已经二十五岁,至今没说婆家。还有几个大专院校毕业的孩子,只有一个凭着自己的专业找到了工作,其他,都只是在公司做低级员工。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农民?农民工?好像有点不太合适,说是城市工作人员?白领?又完全不对。他们处于这样的模糊地带,不愿意回农村,但城市又没有真正收容他们,因为他们并没有足够多的收入使他们不需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挣扎。
梁庄的初中适龄学生极少数跟随父母在外上学。父母给钱,在校吃住,还有一些住在老师办的学习班里。在县城,包括镇上,有许多这样学习班,家长交一学期的钱,一千多块钱,除上课在学校外,孩子们吃住在老师家里或租的房子里,老师既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辅导学生的学习。但是,这样的班效果并不好,我自己的外甥曾经住过这样的学习班,拿起课本提问他,全以“不知道”回答。当问起哪家的孩子学习不错,老人都是一声长叹,女孩子还算好些,男孩子个个上网、打游戏、逃学,成绩单从来都没有拿回来让家长看过。一般上到初二初三,在暑假到父母那里玩,就不回来了。
有二十几个小学生,在镇上小学读书,没有寄宿,也没有食堂,中午短短两个小时,还得家长接送回村吃饭。如果你在早晨六点多钟、正午十二点或下午四五点路过梁庄村,你会发现一道非常奇怪的风景,一群老太太老头骑着三轮车,急匆匆,但却小心翼翼地往镇上小学赶。他们是去接小孩放学。
更让人担忧的是,“读书无用论”越来越被认同。在我的少年时代,常常是因为贫穷无法上学,没有家长不愿小孩儿上学的,而现在,则是家长看不到上学的希望,在焦虑一阵之后,通常对孩子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也失去教学的动力。我一个教初中的表嫂,当年以教学有方而闻名全镇,家长使尽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到她的班里。现在,她整天沉浸于打麻将中。她说,那些孩子极少真正想上学的,逃学、旷课,都是家常便饭。老师也没有心思教学。很多家长也只是把学校当做临时托管所,孩子在学校呆着,不到社会上惹事就行,等大一点,就出去打工了。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的功利,孩子的无知,教师师德的下降,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失望与厌学的情绪,它自然地会影响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我还从来不知道梁庄小学有那样一个石碑,更不知道学校当初兴建时的盛况。重又回到学校,我让兴哥找找石碑在哪里。兴哥当即就说他知道,在猪槽的下面,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就是石碑。我们把上面的猪槽搬开,用刷子刷了好长时间,上面的字才显现出来,一排竖体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下面的落款是“教办室、梁庄村全体村民,一九八一年秋”。想象着当年全村人在一块儿盖房的场景,人们都在说什么,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怎样的骄傲,对未来怎样的希望,对孩子怎样的期望,垒起那一砖一瓦?今天,这样集体的动力,这样一致的心态,还存在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邻村的人突发奇想,想租梁庄小学的地方办养猪场,没想到村支书也同意了。支书的意思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创点收。于是,那人在学校院子里盖了几排猪圈,把一二层的空教室也作为猪圈。每天拉猪、放猪,有来往的喧闹人声、猪的哼哼声、杀猪的嚎叫、赶猪的呵斥声。一时间,梁庄小学变得非常热闹。有好事者把学校大门口的标语“梁庄小学 教书育人”中的“小学”抹掉,改为“猪场”。于是,梁庄小学大门口的标语变为“梁庄猪场 教书育人”。
黄昏中的梁庄,是如此寂静。回首那已在薄暮中的学校,望着那八个朱红的大字,我有些走神,发呆。什么时候,“小学”沦为了“猪场”,“育人”变成了“养猪”?我可爱的家乡,我的那些可爱的孩子,难道只能在奔波中完成自己最初的教育?难道他们必须忍受与父母分离,必须在爱的缺失中成长?难道他们命中注定只能成为漂泊在外的打工者?或者,如果一所小学的消失是一种必然,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把这已经涣散的村庄精神再凝聚起来?能够重新找回那激动过人心的对教育、文化的崇高感与求知的信心?
芝婶:我俩活成了爹妈、老师和校长
做村会计的堂叔前几天就和父亲约好,今天到他家吃饭。
到堂叔家,清道哥已经坐在那里,还有一个人,不认识,堂叔也没有介绍。凉菜已经摆在桌上,另一边的牌桌已经支好。看来话是说不成了。果然,父亲刚刚进门,清道哥就大声叫道,二叔,你咋恁晚,就几步路,还得请几次,快快,速战速决。镇上有人开车把热菜往这里送(当然也是记账),堂叔给我解释说,平时他决不随便去食堂吃,也是偶尔才这样子。父亲和清道哥都不以为然的样子。清道哥不喝酒,说是昨晚喝多了,喝透墒b了。父亲和堂叔都说,喝多了,才要再喝呢,喝一点透透。左劝右劝,清道哥的脸喝得红扑扑的。问村里“村村通”公路的情况,据父亲说,“村村通”公路的主路(是通往河的唯一大路)已经卖给河里挖沙的,卖了十七万,已经快被新支书败光了。具体情况,会计应该是最清楚的。但是,堂叔说来说去,却没有说出个所以然,说“都是这样子,也没什么好说的,花钱地方太多,要得多了自己也忘了”等等之类的话。总之,还是含糊其辞。
吃过饭,牌局开始。我到院子里和堂叔老婆,我们叫芝婶的,闲谈。她的小孙子,和我儿子差不多,俩人早已好上,在门口的沙堆上玩沙子。村会计的家刚盖好不到两年,把坑塘填了,在上面盖的房子。从公路上看,是一个一层平房,只是因为地基垫得高而显得高大,但是,到房子后面,就别有洞天。后面也是正门,前面所看到的高高的地基其实是楼房的一层,但仍在地平线上,因为公路整体比两边高。院子里铺满水泥,非常干净。
堂叔家已经可以看到都市设施的影子。三间房子是请镇上专门做室内装修的人设计的,要知道,“室内装修”这个词语在前几年的农村是根本没有的,近两年刚刚兴起。有吊灯、立墙、电视柜、书柜,都是一色的,颇有点欧洲风格。但是,所用的一看却是劣等材质,做工也较为粗劣。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现代化的设计里面,所装载的仍然是小凳子、破竹椅、十九寸的旧电视,和这一群地道的仍然是七八十年代穿着的老农民。一切都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与房间中的某些过于精致的设计一起,制造出了滑稽和错位的风格。
楼梯间的下面是卫生间,蹲式,有自来水可以冲洗,但是,里面却脏污不堪,白色的瓷砖和便池已经变成黑色。角落放着一个废纸篓,纸早已溢满出来,扔在地上。洗手池也布满黑色的污垢,上面镜子的座架上还搭着一块毛巾,放着一块小香皂,毛巾的颜色已经分辨不出。卫生间的外形是城市的,但是其使用的思维却仍然是乡村式的。北方乡村对厕所这一生活的重要设施,确实是忽略的。
芝婶说这座房子估计花有十几万,跟他们老两口没关系,都是儿子在外校油泵挣的钱。问起房子的设计和样式,芝婶有点轻蔑地微微笑了,说:“都是按照儿子儿媳的眼光设计的,我就看不出什么好来,闲花钱,一点也不实用。二层的三间是大通间,将来儿子儿媳回来看能做个什么生意。总不能一辈子在外面吧。”最后这句话是乡村里最常听见的一句话。
芝婶,乡村里面难得的面容光润、皮肤白皙的妇女,看起来很有富贵相,和堂叔一样,说话谨慎。倚在大门口,盯着孙子,一会儿呵斥他一声,一边跟我闲谈。我问孙子啥时候跟着她,儿子在哪儿打工?没想到却引来下面一番话。
孙儿啥时候留在家?不到十个月的时候,儿子在新疆校油泵需要人,就把媳妇叫了去。我和他爷开始带到现在。一年也就春节回来住十几天。有一年夏天,让我们去住,妈呀,那是啥地儿,热哩人没处钻,地方又小,就那一大间房,根本没法住。娃儿也受不了,住不到一个月回来了。今年又生了一个孙女,媳妇打哩算盘可美,想把大的带走,小的再留给我,让我养,我说啥也不干。大哩好不容易四岁了,都有感情了,现在你再把他带走,那不行。再说,我也老了,这二年腰疼,疼起来了,连腰都直不起来,还得到镇上去按摩,那十个月的小孩子可不是好带的。春节走时,媳妇是生着气走的。我也不管。后来,这孙娃儿想他妈了,我说把他送到新疆,又贵贱不去。说急了,说,奶你再说,我就跳坑。c他爹在电话一听,伤心了,说赶紧把娃儿送去。可是我不愿去,去了咋办,没地住,热哩要死,还得侍候一家子人。我可是受不了。他爷老说我惯他,说就你有个孙儿,到哪儿领上。我知道娇惯的害处,但抑制不了。孙娃儿再也不提他爹妈,他爹来电话,喊死,都不到跟前来。我知道,娃是伤心了。可这又有啥门儿,农村不都是这样。
咱们这村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全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五六十、六七十的人都在养孙儿。老头老太太领着孙娃,吃喝拉撒不说,有哩儿子媳妇还不给寄钱,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有的领五六个孙娃孙女,里孙儿外孙儿,日子都过不成。三个娃儿留六个孙儿,比着留。谁不留谁吃亏。有的家里,儿子也说,你别种这七八亩地,我给钱,这五六个娃儿都够你受了,俺们在外头挣钱容易,谁叫你弄这二亩地。可给钱时,谁都想少给。爹妈都不在家,不光是爷奶的负担,对娃们的学习影响那真是大哩很。
那早晨,我刚起床,一个老太太过来,收拾得还怪干净,说是车胎没气了,想借气筒。问她为啥恁早,说是上姑娘那儿,叫闺女帮她收庄稼,娃儿们都出去打工了,屋里撇下五个孙儿。我说,都恁些小孩,你又老了,还种地干啥?她说,那不行啊,娃儿们从来没寄过钱。我说,像这种情况你还管他干啥,把娃儿给他们,自己过算了。说是这样说,谁也不会这样,你不养人家小孩子,将来老了谁管你?
还有,老两口照顾四个里孙外孙,热天到河里洗澡,四个娃儿淹死哩没一个,老两口最后服毒死了。你说这社会,啥风气,到啥一步了。
现在的娃儿们也学坏了,精得不得了。科子家小孩儿老打游戏,上网,星期六、星期天在镇上租来动画片连续剧,在家能看一整天,连饭都不吃。奶奶说他,不听,告诉他爹妈,爹妈在电话里批评了儿子。你知道那娃儿有多坏,过几天,爹妈又打电话,他给爹妈告状,说奶奶不管他,出去“斗地主”,不给他做饭,还不给他钱。你看,孩子反过来告奶奶一状。奶奶气得在村里骂,说以后再也不管这小鳖娃儿。不是不管了,根本管不住。你说,六七十岁的老两口又当爹妈,又当老师、校长,能当好吗?村里上小学、初中的孩子,没几个学习好的,在校不好好学,回家没人管,一放假就跑到爹妈打工的地方去,住到那儿,也是啥也不学,光看电视,爹妈光知道稀罕。
现在虽然出门打工致富,但是小孩教育成问题。农村的教育素质更低,年轻娃儿们都出门跑,不管自己娃们,爷奶只能管吃饱穿暖,不会教育。再好的社会都有一定的弊病,这就是一个弊病。
当芝婶说到自己五岁的孙子要“跳坑”的时候,我非常震惊。一个五岁的孩子,竟然以自杀的方式来拒绝心灵的疤痕被揭开,这里面该蕴藏多少痛苦呢?在这样一种矛盾、撕裂及缺失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怎么能健康、快乐、幸福?
芝婶提到“留守儿童”一词,我才知道,原来“留守”一词在乡村已经很流行、很普遍,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默认了这一历史存在和处境。芝婶始终一脸平静,甚至还带着一点嘲讽的意味。我问有没有觉得心里难过。她说,难过,咋不难过,那有啥门儿,大家都这样。我反复启发父子分离、家庭割裂、情感伤害所带给孩子的那种痛苦和悲剧感(这一启发甚至有点卑鄙),芝婶总是重复一句话,那有啥门儿,大家都是这样子。很显然,芝婶没有这种体会,因为这种处境太普遍太正常,是一种极其自然、日常的状态,何来悲剧之感?所谓的悲剧与痛苦或许只是我们这些“参观者”和“访问者”的感受。面对这种已经是日常状态的分离,他们又该怎么办?天天痛哭、难过?那生活,又该如何度过?
但是,当看到芝婶注视孙子的眼神时,那疼惜、怜爱的眼神,你又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芝婶绝不是没有意识,她只是把这种疼痛、这种伤害感深深埋藏起来。她没有抱住孙子整天哭,也没有对哭泣的儿子过分表示安慰,因为在乡村生活中,她们必须用坚硬来对抗软弱。
五奶奶:把我的命给孩子吧
五奶奶,有着爽朗笑声、肥胖、慈祥、地母一般的五奶奶,我好多年没见她。前些年,她一直住在河里的一个茅草屋。我曾经去找过她,但河里许多孤独的茅草屋,许多孤独的老人身影,就是没有五奶奶。父亲说,五奶奶已经搬回来了,住在小儿子光亮家里,就是光亮的儿子在河里淹死的。当时,光亮两口子在外打工,五奶奶在家照顾孙子。
光亮叔的新房子盖在路边。还没有进得院门,就听到五奶奶的笑声。看见我,五奶奶很吃惊,直感叹,爷呀,这是清吗(我的小名)?咋变成这样了?我看见五奶奶,也吃了一惊,原想着,她肯定是白发苍苍、衰老悲伤的样子,没想到,五奶奶很精神,神情开朗,只是好像个头矮了很多。
整个院子是四方形,前院就是三间新平房,中间那间算做大门,通向院子和后面正屋,院子里面是石灰地和混砖地,左侧是厨房,右侧垒了一个猪圈和小鸡窝。后面正屋还是旧房子。五奶奶说后面本来也是要建新房的,但是光亮叔没有那么多钱,光是盖前面的平房就花了七八万,还借了三四万。五奶奶从厨房拿来两个大碗倒茶,问我要不要茶叶,我说不要,父亲说要,五奶奶就找出一个小盒子,倒出来一些碎末。这还是二十年前的习惯,那时候,村庄的人们去小店称茶叶,都是只称碎末,因为便宜。
五奶奶,六十七岁,头发全白,梳得很仔细,服帖在头上,脸上皮肤紫黑色,但很光滑,和白发衬在一起,反而更年轻。声音很大,爱笑,也爱说笑话,幽默,特别擅长于自我解嘲。是农村那种特别能干,又明事理的老人。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七八岁的孙女儿坐在旁边,一刻也不闲,嘴里还说着什么,好像要极力让人注意到她。看着让人心烦意乱,五奶奶制止了几次,没什么效果,就任由她去了。
你大叔一家都在北京打工,你大叔和黑娃在一个工地上,你大婶在那儿闲着,黑娃就是你大叔家的老大,你大叔的女子在广州打工。啥叫行啥叫不行,混个吃喝。你大婶说是血压高,干不了活,才四十几岁,就不干活,还是人家会享福。你说,成天坐着血压能不高,干干活不就不高了。
家里房子盖哩可好,出门左边,那个两层楼,就是你大叔盖的,一年也不回来一次。说是奥运不让干活,想回来,回来干啥,三个人来回路费快千把块钱,得多长时间挣。
你光亭二叔没出门,在咱河东那边烧砖窑,给人家干活,算是有点收入,你光亭二婶也闲着,就在村里打个小牌,人家闲着,都享福。他们娃儿二十岁了,前两天刚从青岛回来。
你光亮叔在青岛韩国人开的一个首饰厂打工,主要是镀金镀银,都是假的,在这里镀完,再拿回韩国卖,有哩也在中国卖,价钱翻倍。全是糊弄人哩。管哩严,回家、请假都要扣钱,你光亮叔去年回来盖房子请俩月假,一年的奖金都没了。有没有危险?啥危险,也没听说,都在那儿干,也没见出啥事儿。你说有粉尘,金属毒,谁证明?小柱到死也没说明是啥原因。你光亮叔也是小柱介绍去的,干了八年,一直在那个厂里,才去的时候,钱少,天数多了,工龄长了,一个月一两千。
你光亮叔大娃儿,就是淹死那个,死了两年,你丽婶也不怀孕,就在别人家抱了这个女子(五奶奶指了指旁边的小女孩),费事哩很。这等了这些年,大前年,才又生了个双胞胎,高兴是高兴,可咋养?他们俩上班顾不住小孩子,双胞胎中那个男娃儿自己养着,你丽婶儿现在在那儿闲着,专门照顾那个小鳖娃。那个小闺女她姨先养着,估计马上就不给养了,人家自己也要有孙子了。我身边这个女子户口上在她二伯那儿,又给双胞胎上户口,办那个准生证也花了两千块。
这闺女是在青岛要哩(小女孩在旁边骂了一句话:要你个头不要),全是罪孽哩,一点点长都是我养的。唉啊,可麻烦死了。把屎把尿的苦就不说,上学更麻烦,咱们村里的小学早就没有了,还在镇上上学,来回接送。原来你桂平姑家住在街上,晌午女娃儿在那儿吃饭。你姑现在出门打工了,只剩下老公公老两口,人家老两口一天两顿饭,咱咋好意思去吃。这九月份开学,晌午也得我接送。街上车来来往往,也不安全,不像原先一样,自己跑回来。早晨、晌午、晚上都得接送,来回六趟,一趟都有二里地。人都够死了,受不了,接送完了回来还得做饭,做完饭吃完送走回来,还没歇一会儿,就又得去。
现在看着是上学不交学费了,实际事也多死了。说是不交学费,学校生着法儿也没少要钱。
你说赡养费,啥赡养费,也没人去说,仨儿子,谁有了谁给一点。去年你光亮叔盖这房子,欠人家三四万。到今年一分钱都没给我,还替他养闺女,你找谁说去?都是你其他几个叔给一点。年下d你姑给俩钱。你二叔给哩多些,他就一个娃儿,也没啥负担。
一年说是不花钱,人情世故不说,春上,俺俩不美e花了二百多块钱,身体一般也没事,说不美就不美了。我这个腿,老是麻、凉,六十七了,也不行了(小女孩在旁边跑来跳去,五奶奶有点受不了烦,嚷了她几句)。
你五爷到这十月都死八年了,六十岁死的。喝酒胃喝坏了,做胃镜,胃都烂了。再说都不行,非喝。那时候,开菜园,去卖菜时喝,卖完了也喝,菜一下子开给人家也喝。为啥恁快死了,菜卖完了,不晌午,到茶馆喝茶,泡多浓的茶,茶叶都有半碗。出那个茶馆,走一路喝一路酒,在沿路代销点喝,那鳖娃儿散酒,都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愣是给胃喝坏了。不是咋死恁快。发现两三个月,就不行了。
就是在那个时间,你光亮叔那个娃儿死。死哩时候,十一岁,要是活着,现在二十岁了。哎呀,那真算费手哩,猴头子日脑f,管不住。死之后你丽婶回来也没找事,在那儿人们也说过她,她知道她那娃儿费手,在家气哩用三角带打,打的时候哭两腔,不打了又笑了。那天放学了,人家都回来了,他不回来。在哪儿呢?在张家顺着坑边走过来,找泥鳅、青蛙,就在坑边玩。
晚饭前,他跟清立家的娃儿一块下河,我在屋里做饭。不一会儿,前面宝宝来说,我哥掉河里没见了。你二婶慌里慌张跑过来说,离娃儿不远处还有人在挖沙,人家看见了。你二叔、梁家人都已经去了。我顺着砖瓦厂走下去,边走边哭,这咋给你丽婶交代呀,走哩近路,全是斜坡、土坑,腿在野草棵里趟过去,刺扎在身上一点都不知道疼,感觉浑身没一点劲,发软,摔了不知道几个跟头。跑到河边,看见一群人在水里摸。后来,光秀用脚探住了,用劲挑起来,娃儿肚子里没一点水,脸上就沾一点
我少年的伙伴,那一个个少女,清丽、冬香、多子,都到哪儿去了,她们的生活如何?她们是不是也和春梅一样,在家里苦苦撑着,等着那一年中的几天?仅有的幸福的几天,然后又夫妻分离。王家的一个女孩儿,自十几岁出去之后,将近二十年了,就没与家里联系过,她是活着,还是早已葬身于城市的哪一个黑暗角落?
但是,也并非都是绝望或痛心,乡村的痛,乡村的悲,总是同时包含着温暖与坚韧,因此,也还隐约闪现着那永恒存在的希望。就像五奶奶、芝婶、赵嫂和她们的儿女,无论怎样的痛苦、抱怨与争吵,背后还有亲情,还有谅解。
在路上碰到韩家种菜的老两口。我一直搞不清楚怎么叫,韩家和梁家的辈分到底是怎么排的,父亲说那得从山西洪洞县迁过来那一辈儿说起,太久远了。反正,我和这老两口是同辈,叫韩哥,虽然他们已经七十多了。七十出头的韩哥用扁担挑着两筐菜颤悠悠地往这边走,腰几乎快弯成九十度了。韩嫂拿着一把菜,跟在后面,也是颤巍巍的。但很显然,他们还健康,还在田里劳作,依靠自己的劳动赚取生活的费用。
是的,也还是有生机。那天一个堂嫂子来看我,她和丈夫两口子在北京卖有十年的菜,盖了房,还有存款。在和我的交谈中,她用的是普通话,表现欲望很强,凡是谈到大的问题,她都竭力表达自己的观点。言语中对城市人的市民气严重不屑,因为市民总是为几分钱斤斤计较。说起现在房地产的行情,也很有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喜欢她那股强势及自鸣得意的劲儿,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常年的城市生活及对自己生活的满意使她有一种自信。那天去嫁到镇上的村里姑娘家吃饭,为她家里摆设的现代及生活方式的都市化而震惊,完全的城市生活模式,让人看到了金钱给乡村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
但是,身在城市的打工者,却永远是异乡人。回到家乡,堂嫂自信而活泼,然而,在都市里,她只是无数乡村打工者之一,是菜市场里的一个粗笨的卖菜人而已。我的表哥,在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每次到我家,都手足无措,那种沉默、无奈的表情,常常让我震惊。实际上,他高中毕业,灵动,健谈,有头脑,在他们村子里是以聪明著称的。但来到城市,他只是一个讨生活的,他的情感、智力、生命,与城市没有产生任何交叉。
在所谓现代社会中,农民在乡土社会里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语言方式和生活模式完全失效,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那在城市各个角落成千上万的民工,他们衣衫破旧、神情怪异、动作拘谨,显得非常愚笨,就好像鱼离开了水,半死不活。谁能想到,在乡村,在他们的家,会是怎样的如鱼得水、生动自然呢?
老道义死了:把骨灰在棺材里撒成人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推行火化。流行车队护送灵车,车队少则2辆至3辆组成,多则由10辆至20辆组成。2000年,实行殡葬改革,规定在全市范围内,除规定的回族等10个少数民族外,其他民族的国家干部、职工、城乡居民亡故后,都必须实行火化,严禁偷埋土葬。城市居民火化后,多葬于公墓,农村居民死亡火化后大多又土葬。
——《穰县县志·民俗文化》
“老道义”是我的一个大伯,没有出五服。他为什么叫“老道义”,说起来也颇有意思。大伯可以算作是我们村最早的大学生,先是在县城里高中教书,后来为支援家乡建设,被请回来到镇上高中做教务主任。虽然颇受学生喜爱,但却并不是受领导欢迎的人。他特别喜欢“论理”,倔强耿直,口头禅就是“做人要讲道义”。学校食堂饭菜不好,学生哪一项收费不合理,甚至,学校中间的路被一些老师的菜地侵占了,他都会去管。如果领导不管,他就直接去教办室,或到乡里去找,不厌其烦,直到解决为止。弄得学校、乡里都很烦。时间长了,人们背后叫他“老道义”。大伯和他的儿子关系并不好,三个儿子,小儿子考上大学,其他两个儿子高中毕业后都做了民办教师,九十年代初,教师民办转正非常多,他们的条件也都够,但是,每年名额有限,要排名评比,这里面,讲究很多。因为要讲“道义”,大伯不去找人说,更不送礼,儿子一说要怎样,大伯就大骂,说凭良心干活,该是啥是啥。到最后,俩儿子都没评上。后来,民办教师转正取消了,我的俩本家哥又都成了农民。有几年时间,儿子和父亲一直不说话。后来,大伯退休回到村里住,父子关系才又好一些。
我去大伯家的时候,我的本家哥万会正在看电视。他家还在村里面,三间青砖瓦房,大前檐,院子里铺的是砖路,当年也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房子。现在,看起来有些低矮破败。大伯的相片供在堂屋的正中间,黑框,上面搭着一个黑绸的花结。
你伯是二○○四年死的,肺气肿,要是不死现在多好,还能给我看个门,我好出去干点活。病有六七年,以前身体就不好。死后在屋里放有两天,等你万安哥回来,为咋出葬,火葬还是土葬,我和你大娘发生了矛盾。
我咋都可以,人死了,生前孝顺就行。可是你伯生前有遗愿,他不想火化,他一直唠叨着怕疼,村支书来看他,他还给人家讲,不要火化他,哪怕出点钱也行。农村人怕成灰,只要能有完整的尸首就行,见不得烧那样子。
现在偷着埋哩多了。出两千多块钱就可以让完整地埋。一种是把钱直接交给支书,但也不能太明目张胆;另外一种半夜偷偷埋掉,也不敢哭。闺女来了都不敢哭,本来可以热闹一点,请铜器,吹吹打打送葬的。这是给了支书一些钱,支书点头了,半夜抬着棺材,孝子跟在后面,伤心得很了,捂着嘴硬憋气,就是不敢哭出声。实际上村里人也知道,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你说,谁没有往土里埋的那一天?
但也有背时的,咱们村周家保良,他们没有火化,把钱给了支书,说可以埋了。棺材刚下到墓坑里面,还没有扔土,民政上去了,也不敢说把钱已经交给支书了,只好又交一千块钱,算了啦。说难听话,也就是为那俩钱。啥政策不政策,经是正哩,关键是念经哩。
我一说火化,你大娘就哭。可是那段时间管哩严,咱们村成了典型,都在盯着哩。支书也不敢答应,只说,火化也没啥。最后,你万安哥回来,他在外面工作,也算是个面上人物,县里一些人知道了,也跟过来。这下不火化不行了。
咋办?又不能违背你大伯遗愿,后来,就想了个办法。没火化以前,就让阴阳先儿把手上指甲、脚上指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把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里,指甲放在四肢旁,还做一个完整的躯体形状,这也算是一个囫囵人。实际上棺材一抬,肯定形状散了,但又能咋办?只能是去去心意。
拉你大伯去火化的时候,女婿们请哩响器,离开村的时候,也放鞭炮,孝子还下来磕头,也算送行了。现在农村兴这样,火化也摆排场,有钱人家还开一长溜小汽车,把亲戚们都拉去。回来再埋,再请吃饭。等于是花两回钱,费两回事。
我现在想想心里都不美气。心里明知道人死了啥没有,但还抱着一线希望,一想着要去火化心里就难受哩很。后来,到了火葬场,你大伯在火葬场的那个床上躺着,头上蒙着咱们农村用的那种黄纸,不知道为啥,它直往下掉。我把它拾起来盖上,一会儿又掉了。后来,才发现,你大伯胳膊压住了,是不是他嫌疼啊,一直在提示我。我就哭了,你伯是不情愿啊。我把他胳膊重又放好,说,爹,我也是没办法,现在政策这样,你多谅解。
烧完我去拿骨灰,都是白色的,就像屋里烧那种豆秆灰一样。虽说人埋在地下,也是慢慢朽了,但总想着还是好好的人。现在可好,成了一把灰了,你大娘都哭晕过去了。
这又回来,还得偷偷埋。坟头是已经挖好了,亲戚们也都来了,孝子们跪在那里,也还有支客h,招呼着亲戚,来磕头上礼,但是声音都很小,孝子们也不敢哭,都憋着,只是抹眼泪。想想你大伯也是可怜,辛苦一辈子,走的时候子女亲戚连送个行都不敢。
啥时候火化能实行开?真是不好说。就现在看,坟地其实跟原来一样多,只算是里面人烧了。原来大队部说,找一片地,盖个房,按村组来分,骨灰盒拿回来,按死的顺序埋,一人一个小格子。但是,这么些年了,在哪儿哩?在农村,这根本推行不开,猴年马月也不行,没这个风俗习惯。
你说那几年烧坟,事可多哩。咱们村里你华嫂子,得了失心疯,这你估计都不知道,华在外边跟其他女人胡混,把你华嫂子气伤住了。后来掉到坑里淹死了,偷偷埋了,不知道咋被知道了,就被扒了。当时被埋有半月多,尸体快化了,执法队的人用铁钩子拉出来,屁股都划烂了,拉出来人都走样了。扒哩时候,华不在屋,兄弟也不管,执法队只好拉到城里烧了。后来娃儿回来,才把他妈哩骨灰收了。惊动大哩很,开车的人都停下来看。
万会哥坐在椅子上,声音越讲越低,完全没有了当年教我们时的风采。那时候,他,还有在前面提到的万明哥,是乡里都有些名气的民办教师。老高中毕业生,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会教学,又负责任,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得梁庄小学的毕业班成绩一直在乡里名列前茅。他对现在的葬丧制度及农村现状非常不满,但同时,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他非常消沉,甚至不愿意更深地想问题。可以看得出,当年被踢回农村,重又成为农民,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回到县城,在和大姐单位的一个人聊天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这可是真事儿。那是一九九四年、一九
九五年的时候,一天我突然接到个通知,叫我戴个口罩,叫下乡。那次可能有万把人围观,人头攒动,俺们到一个村里去挖坟,那时候是刚开始实行火葬政策,有点杀鸡给猴看的意思。在农村,挖人家祖坟是晦气事,多少也有点不道德,一般人都不干这个事,所以,都找那种痞子、无赖,或劳改释放犯,他们动手,一个政府人员看着。俺们那一组的五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我是组长。
扒的那个坟埋哩是个女的,刚死没多长时间,挖出来的时候,尸体刚肿胀起来,脸肿着,虚白胖大,还有蛆在爬。真是吓人。尸体就趴在墓坑沿上,没有人愿意再动。然后,浇上汽油,谁去点,是事先说好的,就是那几个二流子。结果,浇哩油太少,人烧了一半,不着了。你不知道那形状有多难看。就又点一次。那个坟园里有七八个刚埋的人,都是在那个下午烧的。狼烟四起,那味道,现在想起来,还恶心,想吐。点完之后,又烧了一会儿,我们这些烧的人就走了,也不管烧成什么样子。
那真是场面大,人山人海。烧着之后,有些人嫌味道难闻,就跑了。过一会儿,又回来,都想看看是什么样子。那些家属,刚开始哭着,骂着,拦着,被警察挡住了。其他一些地方因为烧坟,还发生了警民冲突。我们那次派去的警察多,没有闹起事儿。后来,味道实在难闻,连家属都坚持不下去了,哭着哭着,都跑了。过一会儿,回来,接着哭,又跑。
现在想想,真是对人不尊重。那几年为扒坟烧坟打架被抓的多哩很。这几年也不严了,就罚钱,特别有钱的,直接埋,也是偷偷的。一般都是先火化,再埋,只要你火化了,罚完钱,埋个坟头也没人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焕嫂子:我是七仙女的命
雨季来了,虽然不是南方,但每年的这个季节总有十几天连续下雨。其实,我是喜欢这样的雨天的,雨哗哗下着,但并不阴暗,灰色的、发亮的天空,是一种寥廓与肃穆,让人有庄严与阔大之感。
河坡的树林是近几年才栽种的,林间还没有形成足够厚的草地,赤脚踩在沙土路上,细细的、湿湿的沙石,轻硌人的脚,微疼微痒,感觉非常舒服。河水哗哗奔腾过去,充满力量和向往,那巨大的芦苇丛接受着雨水的冲刷,稳重而又充满生命力。雨中的河,升腾着雾气,苍茫无边,却又具有永恒的清新。
河坡地里散落着许多小屋,基本上都是为看守庄稼而建的,在一片片空阔的沙地上,种西瓜和花生的非常多,它们最适宜在沙地上种植。偶尔可以看到一两个身影,在西瓜地里忙碌,估计是在检查西瓜的情况。这样的连阴雨对种瓜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在一个开着门的小屋前张望,里面有一位妇女正在做家务,旁边一个三四岁的女孩子在玩。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位妇女扭过身来。哥哥笑了起来,这不是焕嫂子吗?
焕嫂子,今年四十二三岁的样子,当年和我们村张家小伙子谈恋爱,到村里玩,大家都被她的漂亮镇住了,轰动一时。一个农村姑娘,常年下地干活,但却皮肤白皙,眼睛黑亮亮的,清澈透明,长发飘飘,像电影明星似的,走路腿一弹一弹的,韵味十足,唯一的缺点是鼻子过于直削,破坏了脸上的和谐感,但却让人感觉出,这是一个有主意和性格坚强的人。事实证明,焕嫂子也的确有主见。在嫁过来之后,她和丈夫就出去打工,一边偷生孩子。先是在小饭馆端盘子当小工,丈夫后来当拉面师傅,经过几年的观察和经济积累之后,他们在天津郊区也开了一家拉面馆,生意非常好,挣了不少钱。在村里公路边也盖了房子,是村里不多的三层小楼。
唯一的遗憾就是,焕嫂子一直没生男孩儿。张家是我们村的独姓,三兄弟,分为三户,这三兄弟结婚之后所生的都是女孩,在农村,这种情况被称为“绝户头”,是一种耻辱。焕嫂子的丈夫是长子,在他们结婚十多年间,前后估计生有五六个女儿,至今仍然没有儿子。
在焕嫂子身边玩的那个女孩子是她的小女儿。再打量焕嫂子,轮廓还在,仍然漂亮,只是黑了,瘦了,人显得很憔悴。问起焕嫂子为什么在这里,不是在天津开饭店吗?焕嫂子笑起来,她已经回来有十来天时间,主要是看病,腰椎疼,连带头晕,医生说是椎间盘突出,开了药,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好的。过几天就回天津,那边生意忙,离不开人。这是她婆婆的瓜地,连续下雨,她来看看怎么样。聊了一会儿天,我小心翼翼地说起我的想法,想听她讲讲自己的生活。焕嫂子非常认真地听我讲着,不时点头,最后她说,她愿意讲,这是好事,她自己有时也想着自己这一生,这些事儿,不知道做得对不对。坐在门边的小凳子上,搂着她乖巧、伶俐的小女儿,焕嫂子给我讲她生孩子的故事。
我就想生个儿子。张家这一大家,兄弟三个,没有一个男娃儿,人太单了,我得生一个,无论如何也得有一个。
女娃儿我也喜欢哩很,是我哩贴心小棉袄,你看我这小闺女,多可爱,我稀罕哩不得了。当初差点都不要她了。怀她到五个月时,去做B超,一看又是个女孩儿,就想着再引产引掉算了,前面生的那个闺女,刚出生,就被送走了,不知道有多伤心,现在连面都没见过,还不如没生下来的好。她姨,俺一个远房亲戚,俺们每次去,都是找她验的B超,她说你别引了,到时找个好人家,就在咱们县城里,想的时候,也可以偷偷去看一下。我一想,闺女也是一条命。引第一个闺女的时候,我多伤心啊,都五个月了,听说眉眼五脏都有了,可是,前面已经有俩了,我还想要个男孩,不能再要了,就引产引掉了。心里可难过了,可也没办法。后来那两个,连想也不想,就引掉了。我就是打算生下来,她爸也反对,一是还得好几个月时间,二是怕到时舍不得,再说,送人了,就不是自己的了,费这心也没啥用。
她姨这样一说,我又有些心动,我要求见见那家家长。那一对夫妻,还真是很有修养,比我岁数大不了多少,还年轻着呢,在政府部门上班,儿子已经上大学。我一看,挺喜欢的,就决定生了。但是,人家就是不同意以后认亲。那也没关系,我都想通了,能给闺女送个好人家,也可以。
她是提前生的(焕嫂子说着,怜惜地看一眼身边的女儿,用手抚摸着她的脸),比预产期早十来天,是个晚上,肚子突然疼了,到医院不到半个小时就生了。她姨还没来得及通知那家人。本来,我是不想见闺女的,想着直接送走算了,怕一见受不了。可她在那儿哭啊哭的,嗓子都哭哑了,那家人还没到。我怕她哭出事儿来,就让护士抱过来,我哄一下。谁知道,刚挨住我,她就不哭了。我扒开包裹,小家伙粉红透白,睁着大眼睛看我。我一下子心软了,就决定不送了。后来,那对夫妻来了,一看长得漂亮,就特别想要,给我送礼,还答应以后让认亲,我说啥也舍不得,她姨也气得不得了,为这,她还得罪了那家人。你看,幸亏没送人,这小家伙跟我亲得很,懂事得不得了。
说实话,以后我老了,就指望这几个闺女。闺女好,心细,嫁人了还会顾娘家。儿子有啥好哩,我清楚得很,你看看,农村有哪个儿子结婚后顾自己老娘?不是不孝顺,自己一家人还过不成呢,最多、最好的也不过就是给父母点钱花花,真正能心疼到父母的,能陪在身边说上两句话的,还是闺女。这我心里很清楚。但是,我还是想要个男娃儿,还得有个根。你张哥也想要,他是个闷葫芦,嘴上不说,他也看到我这些年受的罪了,知道求儿求不来了。但他有时那叹气声,真让人泄气。过年回家,那神情好像没儿子短别人一截似的,看着难受。人家都以为俺们想要男孩,就是想着自己的钱、房子怕没人继承,其实不是这样,就是觉得得有个男孩,一个大家庭,兄弟三个,连个男孩都没有,别人笑话,自己也心不甘。
你说身体受损伤没有?也没啥,咱们的爹妈哪一个不是生四五个,也不见得就咋样了,女人生小孩,是天生的,不会有啥影响。不过,这几年岁数大了,身体也开始有毛病了,不敢累着。三个闺女,老大老二上初中了,她们奶奶帮着看,现在住校,星期天回家住一下。这个小哩跟着我们在天津,她一点儿不费事。平时,饭店我也请有人,我主要管收钱、采买,不是很累,就是离不开。
早十来年,家里穷,生第二个闺女时,计划生育管哩严,俺们跑哩远,新疆、甘肃都去过,你张哥出去干活,我在租的小房子里就不敢出门。家里罚款拿不出来,差点把老房子都卖了,最后还是在我娘家借到钱,真是难哪!后来到天津才算安定下来。现在农村管哩松了,也让生二胎了。说老实话,真超生的也不多。现在养孩子成本高了,再生,也养不起,也没时间养。
还有个事,我还是给你说说吧。我这次回来,算了一命,算命先生说,我是七仙女的命,要凑够七仙女之后,才有男孩。我一想,连引掉的,我不刚好够七个了吗?要是再怀孕,不就应该是个男孩了吗?我想着,我再最后试一次,岁数大了,再拖,就生不了了。要是再不是,我就死了这条心了。你说,我生不生?我还没有给你张哥说呢。
望着漂亮、坦然、爽朗的焕嫂子,我有些迷惑,焕嫂子绝对是有见识的女人,做事情的方式,对事物的看法,对现代世界的认识,包括她讲到在天津做生意的理念,都很具有前瞻性。但是,在生男孩的问题上,似乎没有道理可言。她反复提到,她就是想生个男孩,不是因为落后观念,而是想要。
对于一位乡村女性来说,生育是伴随着对生命的破坏与轻视而发生的。当怀孕、引产,再怀孕、再引产,变为一种常态的时候,那种母亲的神圣感和喜悦感变得非常淡,到最后,从被迫变为自愿,从痛苦变为麻木,进而成为一种内在的自我要求。仿佛不达到这一目的,人生就不完整,任务就没完成。
但是,情形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农村生多胎的也越来越少,在农村,头胎是男娃儿,一般都不急着生二胎,或是抱养个小女孩子。二胎又是男娃,都哇一声,气哩不得了,咋了,养不起。一胎是女孩,百分之九十九的还是想生男孩。别绝了就行。生三胎的现在几乎没有。真要想生,你再罚,还是有办法生出来。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没有形成约束力,反而是经济约束着人的意识。
生命有时真的充满不可思议的韧性,眼前的焕嫂子,健康,开朗,所有的伤害与痛苦都被自我吸收并消化,或者被主动屏蔽掉。她向哥哥打听,城里哪所寄宿学校好,哪一个老师的学习班好,她的大女儿已经上初三,想考县里第一高中,焕嫂子对她抱的希望很大。我问她,知不知道天津的“移民政策”,只要在那里买房,就可以落户口,孩子可以在那里上学,并考大学,天津整体的分数要比河南低得多。她很惊异,还有这样的政策?她从来都不知道,她在天津,清晨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每天忙碌,很少看电视报纸。我想,即使偶尔看到这样的新闻,他们也会觉得与自己无关,就像即使生活在天津,“天津”这一名词也与自己无关一样。他们所有的注意力和努力的点位还在自己的家乡上。在了解到天津买一座房子大约要花四五十万时,焕嫂子又释然了,她根本买不起,前些年挣的钱全盖房了,现在手里最多也就十来万的样子,根本买不起。看着焕嫂子的表情,我有点难过,她的释然是因为她买不起,她可以不做“非分之想”了。
已经快中午了,又下起蒙蒙雨,焕嫂子锁上门,带着她的小闺女,和我们一块回村里。小姑娘真的很乖,一双黑色的大眼睛,骨碌碌地转,警惕地看着我们,一边紧紧拉着妈妈的手。想着她刚出生时,看到焕嫂子时戛然而止的哭声,真的精灵极了。也许,她早已预感到自己要被母亲抛弃,想以这哭声来反抗并感动母亲。她成功了。
回到哥哥家,发现雨水浩浩荡荡地在马路上奔腾,下水道不畅通,水没有地方流,只有在街道上漫溢。即使是镇上,也没有完整的下水管道。只是一些非常浅,并且窄小的通道,上面用石板随便盖着,生活垃圾、脏水、泥沙、石子都会漏到里面,时常被堵塞。一到下雨,问题就出来了,各种脏东西都泛了出来,散发着强烈的臭味。
巧玉:回来送前夫一程
韩家巧玉和梁家万青一块儿跑了。在深圳,一个在厂里做计件工,一个骑三轮车。同村的人也有在那里打工的,他们也不避讳,就住在一起。留下韩家巧玉的丈夫明在梁庄村里咆哮如雷,从村东骂到村西,村南骂到村北。几个月后,他带着几个同族兄弟去深圳抓巧玉,十几天之后,却一个个灰头土脸地回来,听说还是巧玉帮他们买的火车票。
韩家巧玉本不姓韩,在她三岁时,她的寡妇妈带着她嫁到了韩家,就跟着姓韩了。巧玉家里可怜,巧玉的继父是村里有名的老实疙瘩,沉默寡言,挣不来钱,粮食也不够吃,全靠巧玉的寡妇妈暗地里跟村里村外一些单身汉做些勾当,换些粮食、粮票或钱,虽说是暗地里,村里人也都知道。因此,巧玉家在梁庄村名声很不好,他们也自动不与村里人打交道,尤其是巧玉的妈,面部表情很木讷,路上相遇,远远瞥上一眼,表情很严峻,或者很警惕,然后就低下头继续走路,一语不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他们的存在很怪异,村里人也几乎不谈起他们,好像他们完全不存在似的。
巧玉长大了,一直低眉顺眼的她个子长得特别高,也很丰满,细长的眼睛,配在她善良的长脸庞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与光彩。再加上她那永远手足无措的慌乱与紧张劲儿,有一种异样的可爱。韩家小伙子明开始追求巧玉,明家是村里有名的富裕户,父亲是村干部,家里有磨面机、榨油机,还有一个代销点。巧玉辍学之后,就在明家的磨房里帮忙,每个月给点钱,有时还可以把一些小麦麸子拿回家。据村里人们说,这也是因为巧玉妈和明的父亲之间有些说不清的关系,明的父亲通过这种方式间接地接济巧玉一家的生活。
明的父亲坚决反对自己的儿子和巧玉谈恋爱,有几年时间里,明的父亲通过打骂、软禁等多种方式表示自己反对的决心,而明也总是通过忍、吵或逃跑的方式来显示自己非巧玉不娶的决心。最后,明和巧玉在村东头的一间破房子里结婚了。没有得到父亲的祝福,只有巧玉的母亲悄无声息地替女儿准备了几套被褥和厨房必备用品。这在梁庄村是一则新闻,同村人,又都姓韩,结婚的非常少见。但毕竟,巧玉不是真正的韩姓人,大家议论一段时间,在习惯了他们在村里同出同进后,也逐渐接受了他们。
他们生了一儿一女,还盖了新房,除了明的火暴脾气以及时不时对巧玉的暴打外,日子还算过得去。
记不清是哪一年的事情了,在一段时间内,我和小妹忽然经常出入巧玉家,她的善良的长脸庞,细长的眼睛,温柔的笑意,温柔的声音,对没有得到过母爱的我们俩来说,充满魅力。一到她家,她总是给我们拿出各种零食,还倒上茶。坐在堂屋的一张破圈椅上,和我们说话。由于身材高大,她的背略微有点驼,坐下来以后,显得更驼了,她的手特别大,特别阔,在不经意的抬手之间,似乎能够把我们拢过去,拢到她身边,有一种奇怪的安全感。我完全不记得我们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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