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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陈寅恪的学说为何有力量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3-8 09:50
标题: 陈寅恪的学说为何有力量
陈寅恪的学说为何有力量
刘梦溪《中华读书报》（ 2014年03月05日 10 版）
在座的是与陈寅恪先生和义宁之学结缘的朋友，也有许多是我的朋友。汪荣祖教授，是我多年的朋友。我还再次看到了陈寅恪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流求和美延，我见过。小彭是第一次见。刚才你讲曾经写信给我，非常抱歉，信我大概没有收到。你看到我在凤凰卫视讲《大师与传统》，里面很大程度讲陈寅恪先生。要是我看到你的信有多好。我还非常高兴、有点激动，昨天还看到了陈先生的隔代人，看到他的几位孙辈：流求的两位女儿，美延的一位女儿。昨天，她们站在那里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流了泪，我想这是陈先生的隔代人啊，都长得这么大了，一个一个亭亭玉立、风度不凡。流求的一个女儿，长得跟唐先生非常相像，我还能从美延的女儿身上看到陈寅恪先生的一些相貌特点。

自从我差不多三十多年前开始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直到现在，我读陈著没有停止过。陈先生的书是我的案边书，无日不翻，无时不念。开始读的时候，没有想写文章。我在公共汽车上也读他的书。我读得非常仔细，像《柳如是别传》，也是逐字逐句细读的。当我熟悉了他的著作、他的人格精神之后，陈先生就始终伴随着我，陈先生的精神和学问影响了我整个的身心，他再也不会离开我。

大家了解，我们做人文学术研究的人，无论文学、史学还是哲学，常常有一种无力感——这些学问有用吗？人文学术有什么用呢？我们常常感到人文学术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内心常常充满了无奈。但念了陈寅恪先生的书之后，对他的学问有一定了解之后，我觉得，史学、诗学等人文学术是有力量的。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一个他是大学问家，不是小学问家。能成其大，见得大体，所以有力量。就像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一样，王国维说他们的学问是能成其大者。还有，陈先生是思想家。简单以史学家目之，未免把他的学问看小了。他更不是一个简单的材料考据者。当然，他文、史二学方面做了大量考证，但是他在甄别考证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常常放出思想的光辉。

大家了解他研究隋唐历史的两部书，《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你注意他的材料的使用，一遍一遍的引证新、旧两唐书。如果不懂学问的人或者不耐烦的人，很容易略开他的大面积的引证。可是，只要略开他的这些引证，你就不能懂得陈先生的学问。他的每一条引证都不是无谓而引，材料举证本身就是思想的发现。然后你看他引证之后的三言两语，他可以使这些材料放出光辉。因此可以讲，他的关于唐代的两部著作既是史学的著作，也是文化史的著作，同时也是思想史的著作。《元白诗笺证稿》是对以元、白诗文为中心的考证，但是他实际上是研究唐代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中晚唐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及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心理、个性。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首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位思想家。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所以有力量，还由于他的学问里面有一种顶天立地、独立不倚的精神。他的学行经历，体现了一般知识人士所不具备的节操和气节。这就是他晚年在给蒋秉南先生赠序中所讲的“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以及绝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盖亦指此义。还有他在给杨树达先生的序言里讲的，“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於立言不朽之域”。为学从来不“藉时会毫末之助”，“贬斥势利，尊崇气节”，这是陈学最富光彩的精神层面。

他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也还由于他的著作里面蕴涵有深沉的家国之情。我很喜欢他1965年写的《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那首诗，其中有两句写的是：“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这两句诗是陈先生整个诗歌创作的主题曲，也是打开他著作宝库的一把钥匙。因为他的精神力量跟他的家国之情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很多诗里都有类似的情结。“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他的眼泪都哭干了。所以哭干了，是由于深沉的家国之情。这是他一生精神脉络之所出处。

他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优美的家风门风使然。“优美之门风”这句话，是陈先生在讲到汉以后的学术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学说。刚才提到的陈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著作，其实此两部著作非常强调地域和家世信仰的熏习作用。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有一重要假设，即认为汉以后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逐渐由官学转移到家族。但“家族复限于地域”，所以他提出：“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三联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页20）。而家族所起的作用在于：“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因此可以说，魏晋南北朝以后，如果没有家学传统，就没有学术思想的建立。

当然很遗憾，晚清到民国这百多年，1950年代以后不必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家庭与家族的解体。家庭与家族解体，就谈不上学术的传承了。文化传承有三个渠道，一个是家族，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是宗教系统。中国文化的传承，家族的传承非常之重要。所以说，现今的文化重建是比较困难的，这跟家族的解体有极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庆幸，义宁之学有陈先生这样了不起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家族的文脉完全承继了下来，并有新的发展。义宁之学不是陈寅恪先生一代之学，从陈伟琳先生读阳明书而发为感叹开始，到陈宝箴到陈三立，最后到陈三立后边的大家常讲的一些杰出的人物，包括庐山植物园的创建者陈封怀先生，都是这样。

我最近刚出版一本书，叫《陈宝箴和湖南新政》。从1895年到1898年，陈宝箴在陈三立的襄助之下推动湖南的变革维新。三年之功，改革走在全国的最前列。但是到1898年戊戌之年的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变法的浪潮被打下去了，“六君子”被杀，康、梁被通缉，陈宝箴和陈三立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当时跟随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参与改革的诸多人物，梁启超、谭嗣同不必说，包括黄遵宪、熊希龄、皮锡瑞，也多受到了处分。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陈氏家族的悲剧。陈寅恪先生一生，他的内心常常充满苦痛，他的苦痛不是个人的苦痛，而是家国兴亡的苦痛。按照心理学的分析，任何苦痛都跟他的记忆有关，而陈寅恪先生内心的苦痛，据我的研究，跟他的家族在戊戌之年的悲剧有深切的关系。所以他在诗里常常把湘江、湖南跟他的苦痛连在一起。所谓“家国沅湘总泪”、“泪与湘江一样流”，就是指此。

为什么？仅仅是由于祖父和父亲受到了处分吗？不是的。他这个苦痛，是因为对家国有更大的关切。因为在陈先生看来，陈宝箴和陈三立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变革主张，属于“渐变”，是稳健的改革派。如果按他们的主张行事，最后推荐张之洞到朝廷主持变法，由于慈禧太后喜欢张之洞，就不致使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完全对立冲突的地步。如果1898年的变法得以善终的话，后来的中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变乱。这就是陈先生的苦痛之处。1898年底，受处分的陈氏父子由湖南回到江西，住在南昌的磨子巷，后来陈宝箴在西山建崝庐，陈氏父子在灯下想到湖南变革的遭遇，孤灯对坐长嘘，这种情境下的心理情绪绝对不是个人的处境问题，而是对整个国家前途的忧思。

陈先生学说的力量，还有一点，陈先生对古人——我们可以引申为除己身之外的他人的学说——持有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这一思想是在他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当时讲的，反映了陈先生内心世界的恕道。“恕”是孔子思想，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生轻薄古人，陈先生不持这种态度。这个非常之难啊！对历史上的一些人物，陈先生总是有一种“了解之同情”。所以你看三卷本的《柳如是别传》，很多人很奇怪，包括一些老辈，很纳闷陈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我认为这是陈先生一生当中最大的著述，绝对不是简单的为一位女子立传，而是“借传修史”，撰写一部明清文化痛史。

很多朋友遗憾陈先生没有写出一部通史来，其实那不重要。他的《柳如是别传》的学术价值，远远超过一部所谓通史的价值。这部书对明清时期众多历史人物那种恰当的评价，那种深切的“了解之同情”，令我们读后非常感动。女主人公后来嫁给晚明的文坛领袖，有“当代李杜”之称的钱谦益。他是江苏常熟人。1644年清兵入关以后，明朝垮台，南京建立了弘光政权，是为南明。钱谦益在南明小朝廷入阁，当了礼部尚书。柳如是跟钱谦益一道从常熟来到南京。但1645年清兵南下，打到南京城下，扬州守不住了，史可法自尽，南明朝廷垮台。而率先投降的是两位文化名人，诗文名气特别大的是钱谦益，另一位是大书法家王铎。但是，柳如是并没有投降，后来钱谦益“循例北迁”，柳如没有跟去，独自留在南京，后来又回到常熟。陈先生讲她是一个奇女子，是一个民族英雄，这样讲看来不为过。钱谦益在北京也没有恋栈，很快就告老而归，回到常熟。后来，他跟柳如是直到死都是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虽然他投降了清朝，但是他后期的作为有所弥补。所以陈先生对钱谦益这种两重性的人格、前后的表现作了很多具体分析，指出降清固然是其一生污点，但后来的悔过，其情可悯，应给予“了解之同情”。陈先生对于古人、对于古人的学说，持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陈先生的这一学说，看来今天没有传承下来。

我很高兴，近年有一些年轻的学者在研究义宁之学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绩。像我熟悉的年轻的朋友张求会先生、胡迎建先生、刘经富先生、刘克敌先生，他们近年的研究很有成绩。还有一位广东的胡文辉先生，他注释陈寅恪的诗作，对陈诗的出典，一一稽查清楚。还有山东大学的李开军先生，对陈三立诗文的整理很见功底，他正在写陈三立的年谱，有七八十万字。如果需要我对这些年轻的朋友说一句什么话，那就是——对陈先生学问的梳理，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固然是研究陈学必不可少的功夫，但如何体认陈学的精神脉理，如何将陈学的精神变成自己身心的一部分，这比研究陈寅恪的学问本身还要重要。

（本文为作者在2013年陈寅恪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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