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中的鲁迅” - 教师之友网

日前，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山中季广先生之约，根据山中季广的提问，介绍了他去年出版的《教材中的鲁迅》一书，并就相关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现陈漱渝先生授权本报发表这篇访谈，以供关心“鲁迅与教科书问题”的读者参考。

问：请您谈一谈《教材中的鲁迅》的出版经过？销售情况怎么样？

答：《教材中的鲁迅》一书2013年9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四十四万五千字（包括插图所占版面），全面介绍了自上世纪20年代至今教材中选用鲁迅作品的情况。这里所说的“教材”，主要指中国的中学教材，也有小学教材以及部分高等学校开设有关鲁迅课程的情况。附录部分还介绍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讲授鲁迅作品的情况。本书“前言”的结尾部分，简要介绍了“海外教材中的鲁迅”，其中也介绍了日本国语教科书收录鲁迅《故乡》的情况，但忽略了《藤野先生》一文，再版时应予增补。

虽然这本书中设专章介绍了中国教学辅导参考书中对有关鲁迅作品的阐释，但仅仅是想客观反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并不是将这些阐释视为鲁迅研究的科学结论。总之，这是一本具有稳定价值的资料性读物，首次全面反映了鲁迅作品传播史的一个侧面，可供今后的鲁迅作品研究者和教学人员参考。

近年来，关于鲁迅作品是否适合作为教材，以及在教材中应占何等位置、应占多少比例，曾在媒体上引起了热议。编写这本书当然受到了这种人文环境的影响。建议编写这本书的是福建教育出版社社长黄旭。他是一位出版家，眼光比较开阔，出什么书不完全受市场销售状况的影响。这本书初版印了三千册，印成至今仅三个月，目前卖出的可能只有一半。但这是一本常销书，其史料价值不会因时过境迁而减损。我认为日本的鲁迅研究者也会需要这本书。比如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就编写过《〈故乡〉接受史》，我们编写此书也受到了他的启发。

作为主编，我曾长期关注鲁迅作品教学问题。大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作为鲁迅博物馆研究室主任，我就曾跟武汉大学中文系合作，举办了“高等院校鲁迅研究课程研讨会”，后来又组织同仁编写过《走近鲁迅读本》，对选进中学教材的鲁迅作品逐篇进行了解读。本书副主编王涧，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主任编辑，对1949年以后中小学教材选用鲁迅作品的情况十分熟悉，并亲自参与了教材编写。另一位副主编李斌，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生，他博士论文的选题就是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语文教材。我们的合作可以说是珠联璧合。一般学者即使学术水平再高恐怕也难以在短时间内编写出这样一本结构宏大的《教材中的鲁迅》。原因很简单：一般图书馆都不收藏教科书，要找这么丰富的资料“难于上青天”。

问：有消息称，去年9月，鲁迅作品从中国的学校教科书中“大撤退”。从教材中删除鲁迅作品一事对于鲁迅研究专家们来说，是预想之中的事呢？还是意料之外，让人吃惊呢？

有些中国的报道推测，删除的理由是因为“鲁迅的作品太陈旧了”或者是“教师讲解作品所描述的时代背景非常费时费力”等。关于鲁迅作品从学校教材中消失的原因，负责教科书的政府相关部门有什么解释吗？还是没有任何解释？

答：你提的上述问题我合并回答。虽然没有人明确说“鲁迅的作品太陈旧了”这一类话，但教师觉得讲授鲁迅作品费时费力，以及学生觉得鲁迅作品难懂的情况确实存在。不仅是中国的青少年，甚至中国一般中年人，历史感都非常缺乏。冒昧而坦率地说，我认为这种情况在贵国也同样存在。鲁迅作品是时代的折光镜。打开鲁迅作品思想艺术宝库的钥匙是四个字：“知人论世”。帮助学生“知人论世”的责任在教师。教师没有畏难情绪，学生的畏难情绪至少就会减少一半。读书相当于攻克城堡，应该做到“攻城不畏坚，读书不怕难”。然而在我看来，随着中国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近些年来，毕业生（包括研究生）的水平跟上世纪80年代相比，有明显降低的趋势。这也影响了教师队伍的质量。

对于中小学教材中鲁迅作品增删的情况，有关部门有解释，他们认为媒体就鲁迅作品从教材中“大撤退”的问题进行热议是一种“炒作”，是在有意制造话题。鲁迅作品减少的大背景是实施课程改革。教材中原来所选的鲁迅作品大多还在，只是有些作为“必修”的鲁迅作品置入了“选修”教材。当下中国中小学有的选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选的教材，有的则选用地方版教材，并不统一。比如江苏省专门开了一种叫《鲁迅作品选读》的选修课，“选读”中就编入了鲁迅的主要作品，有增无减。所以，有关方面认为教材只对所收鲁迅作品进行了“调整”。不过，将鲁迅作品从“必修”改为“选修”，这本身就是一种淡化。对这一点恐怕不能否认。

作为鲁迅研究者，对于不同程度上淡化鲁迅的现象并不感到吃惊。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鲁迅曾被神化——即有意无意将他置于一个绝对正确、毋庸置疑的位置；鲁迅作品曾被“过度意识形态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过度政治化”。请注意，我不是一般性地排斥政治和意识形态，反对的只是“过度”，反对的只是轻视或抹杀鲁迅作品的文学艺术特征。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出现一些矫枉过正的现象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日本也有些优秀的鲁迅研究专家，认为鲁迅只适合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就已经过时了。他这种看法显然跟他老师辈（如丸山昇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

我并不认为所有的鲁迅作品都适合于做教材。根据时代需求对教材中的鲁迅作品进行调整也是必要的。但我感到吃惊的是，今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级（初中一年级）教材中居然把鲁迅的《风筝》也删掉了。据解释，是认为初中一年级学生只有13岁，删掉这篇文章“可以降低阅读难度”。不过根据《教材中的鲁迅》一书介绍，在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时期，这篇散文诗就一直是语文教材中的保留篇目，难道能够理解为那个年代中学生对新文学的欣赏水平比现在还高吗？“难”和“易”本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经典作品，不能要求接受者“一次性理解”，而必须精读，细读，反复读，每一次都会有新的领悟。我以为，《风筝》一文很适合初中生阅读。文章中关于重视儿童游戏，释放儿童天性的主张，也切中中国当下应试教育的弊病。这本教材的选编者对于这一做法应该有所反思。

问：我阅读鲁迅的作品，有一种理解，即“鲁迅通过小说，控诉了中国之所以不能发展，是因为封建主义在民众的心中扎了根儿。”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此次从教材中删除鲁迅作品，是否可以理解为是为了向世界宣言：“现代的中国已经不存在封建主义了”？我的这种理解和感受是对的吗？抑或是误读误解？

答：绵延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以及列强的入侵，是造成中国近代落后停滞的主要原因。鲁迅作品深刻揭示了这一点。你对此的理解是正确的。日本的现代化是以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明治维新为起点。后来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给其它国家造成了灾难，自己也吞食了苦果。据我所知，现在没有任何中国人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不存在封建主义了”。封建制度在中国的确是废除了，但封建主义的流毒依然存在。比如少数干部缺乏民主作风，独断专行，下面的人凭长官意志办事，就是这种流毒的表现。有些人利用特权搞权钱交易，也是这种流毒的表现。所以阅读鲁迅作品不仅有审美意义、认识意义，而且还有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目前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确有少数人在做颠覆鲁迅的文章，有些教材编选者也可能对学生重读鲁迅经典的意义认识不足。这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原因。上面说过，这可能是反对神化鲁迅过程中的一种矫枉过正。但我坚信，真正的文学经典是颠覆不了的。这是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城堡，不是一推即倒、一捏就碎的豆腐渣。它恒久的生命力来自于它自身的思想艺术魅力。凡属人类历史上的经典作家，他渐行渐远，但精神背景愈益高大。

问、日本的教育标准规定，全国的初中生都要学习“故乡”，高中生都要学习“藤野先生”。日本全国的初高中学生都在学习鲁迅作品，而最关键的中国学生反而不学了，这对于鲁迅研究者来说是何等痛心之事啊？

答：鲁迅是日本民众的忠实朋友。他在日本度过了七年留学生涯。通过“日本桥”，鲁迅获取了近现代科学知识和文艺知识，这是成就他一生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岁月里，鲁迅仍然强调要把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日本广大民众区别开来，仍然要学习日本民众的“认真”精神，纠正中国人“马马虎虎”的不良习气。由于鲁迅跟日本文化的这种缘分，日本教材中长期选收《故乡》和《藤野先生》是可以理解的。这两篇作品都宣扬了普适性的价值观。普适性就是一种超越民族和地域的正确观念。比如最近中国“雪龙”号破冰船在南极成功营救俄罗斯的被困乘客；如果“雪龙”号自身被困，也会得到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援助。这就是基于一种人道主义观念。虽然对人道主义内涵的理解和对实现人道主义目标的路径认识还有不同，但人道主义关于人类应该友善互爱的核心理念还是具有普适性的。鲁迅提倡的“诚”与“爱”也是普适性观念，鲁迅《故乡》结尾有一个关于“路”的意象：“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个“路”的意象就激励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使他战胜了人生道路上的坎坷曲折，终于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藤野先生》一文弘扬的也是一种博大的爱心，藤野先生不但没有歧视作为弱国子民的鲁迅，反而希望通过鲁迅把先进的医学传播到中国。这跟那种看到中国人被砍头还高呼万岁的日本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诗：《题三义塔》），这是鲁迅对中日友好的殷切期待。

问：在其他一些国家（如越南、韩国等），是否在教初中生和高中生学鲁迅的作品？

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越南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他们使用的《文学选读》课本中曾把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作为教材，近几十年交流很少，情况不了解。韩国跟日本一样，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译介过鲁迅的作品。2001年韩国新元文化社出版了一本《初中生看的〈阿Q正传〉》。跟其它国家相比，韩国研究鲁迅作品的硕士、博士比较多。韩国还注册了一个“国际鲁迅研究会”，会长就是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朴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