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御街·中山路全长5.3公里,宽
13米左右,基本延续了南宋时期的长
度和宽度,由南至北,形成了一个清
晰的历史文化序列,全方位的展示杭
州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二十多年后古籍书店重现杭州 |
稿源: 杭州文明网 编辑: 王 洁 |
![]() ![]() ![]() ![]() 在全国绝大多数古籍书店勉强支撑的情况下,杭州开出一家300平方米的门店。什么样的一家店?什么样的人开的?哪里来的勇气? 上周五晚上,一位85岁的老先生,踱进了杭州城西的通雅轩国学馆。 老先生循着上周本报文化版上一条微小的消息而来:经营了六年的国学书店通雅轩,在文三西路上开出了门店。这位夏承焘先生的学生、退休二十年的中文系老教授,专程写了一幅字送来:启智之门。 老先生与书店老板郭军素昧平生。但即便如此,还是有诸多可以聊的话题:在全球书店都受到巨大冲击、一家接一家歇业的今天,竟然还有勇气开出一家300平方米规模的书店、并且是古籍书店,老先生的形容充满了那个年代的老派范儿:你们做了件了不得的事。 回想那晚一幕,郭军始终有种回不过神来的惊讶,这也许就是一家书店的力量:它让原本各个领域、却有着同样热爱的人们走到了一起。 如果记忆力够长远,你也许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官巷口附近的积善坊巷的“杭州古旧书店”一直是地标性的所在。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杭州古旧书店随着旧城改造歇业。 目前,除了北京的中国书店和上海的上海古籍书店(均为国有)经营顺利,其他古籍书店,南京、扬州等地,都在勉力支撑。而全国的古籍书店保留至今的,不过十家左右。 为什么在这样的当口,会有这样的勇气开出一家三百平方米的门店来? 写字楼里经营七年 书店销售一直稳定增量 三百平方米的书店,一楼的一百平方米,经营全国各大古籍出版社的专业图书,包括正在逐步整理中的寄售古旧书;二楼的二百平方米则是线装书的天下,书架都是顶天立地,就连楼梯墙都没有放过,全都成了书墙。书架上,最醒目的那套1983版《申报》,四百册,齐齐排开,声势浩大,而线装书门则以千百年来的安然姿态占据着博古架的优越位置。 在门店开出之前,通雅轩以实体书店的方式已经存在了七年——在离此地五百米远的写字楼里——这种书店在香港非常普遍:二楼书店。 在七年的经营中,书店的销售额每年都保持着稳定的增量,30%-40%的书为市面上罕有。这种稳步上升的姿态,让郭军安心——他的客户来自多个渠道:网络、图书馆购书,以及实体销售。同普通文史书店不同,通雅轩的路线是从线上到线下。 而书店与那些客户之间建立的信任,在今天听来有些匪夷所思,“有时候几万元的单子,直接就打款过来,然后我们再发书。这中间也没有类似支付宝之类的中介,并且是新客户。”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他的客户群,占去了大半壁江山的,是学者、古籍研究者、古籍爱好者、藏家。 书店取名“通雅”,源自方以智的《通雅》。方以智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桐城耆旧传·方以智传》上写他“凡天文、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折其旨趣”,郭军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在他眼里,古籍是一个从容的世界。这种从容吸引着海外的汉学爱好者们。某纽约藏家,在华尔街工作,每年都会在他这儿买书,平均两三万,最多时十几万。还有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特意请正在中国美术学院做交换学者的同事来他这里买书,德国孔子学院、东南亚的汉学机构、收藏机构,也是他的客户。这让郭军回想到盛唐时代,长安聚集着来自各国的人们,汉学以各种形式散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店主是个书痴 为理想放弃上市公司职务 2005年,郭军下决心试水古籍。他的第一笔资金是五万元,全部用于进书。第一个月,卖出了两千元码洋的书。“码洋”,就是书的标准定价,也就是说,他第一个月赚的钱,不过几百。当时他是一家上市公司的中层,“生活得很无趣,只有在书里才能找到自己的世界。”此前他每年在购书上的花费,平均三万。 从几百元的利润开始,始终持反对态度的家人没有想到,网上书店的进展顺利,2007年,他终于下决心,从单位离职。这在家里掀起轩然大波。但无数次争论过后,他还是选择离开,“人的一辈子,总要选择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一些有劲的事。或者你可以说得更远大些,总要有些理想。” 那六十平方米的二楼书店就在文三西路的写字楼里悄悄诞生了。毫不起眼,启动资金50万。 那种状态,一直保持至今,在很多人看来也许太过辛苦,但他乐在其中:早上五点半起床看书,两个小时,去书店,晚上等诸事完了,再看两个小时的书。这种阅读对于专业要求极高的古籍类图书经营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你必须时刻保持与书的接触度。也许在外人看来古籍亘古不变,但不是这样,这其中的学问太大。从作者,到内容,到版本、版次,它的进入门槛非常高。” 每年的图书订货会,在每家古籍出版社的展台前,那些最新出版的古籍,都在他脑子里。“当然,也需要一点天分。”他小有得意。说话快的时候,他会有些结巴。 两年后,书店扩展到了一百二十平方米,那些院校的教授学者们开始到访,不久后再度扩充规模,到两百平方米。 从二楼书店到门店,通雅轩走了七年。“但还是新人。” 他说。 不仅仅是个书店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多 从二楼走到一楼,究竟会遇见怎样的前路? 他想了想,“这不会是一个逐步萎缩的领域,一定是一条上升的路,古人早就说了,仓廪实而知礼节。关键看你怎么走了。” 那么,电子书和网络书店的冲击呢? 这个抛向他的老问题,他显然已经问过自己无数遍。“不可否认。但这就是书店们各自拿出自己的本事的时候了。优胜劣汰,这是所有产业都不能违背的经济规律。比如通雅轩,就始终在问自己,还能再专业一些,再差异化一些吗?” 书店的正式开业时间是下周二。 在试营业的几天里,出乎郭军的意料,很多读者都闻声而来。试营业第一天,销售额三千多元,这让他感到意外,“可见杭州的市场还是很有发展空间的。的确,这座城市没有一家像样的古籍书店,太说不过去了。” 书店的门脸,是“通雅轩”三个硕大的字,边上写着“国学馆”。并非称其“古籍书店”,有他的考量。 不仅经营古籍,他还打算把通雅轩在几年中聚集的藏者和书友们聚拢到现实中来,有一个交流的平台,“古好籍者的旅游景点”,他戏称。但也并不完全是玩笑话。通雅轩在二楼书店年代,已经渐为好古籍者的往来之地。顺势,国学讲座和国学研讨也可以慢慢开出来。 此外的一些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在外人看来似乎专业了一些,类似于国图的“再造善本工程”——由国家牵头,国图出版社负责将一些珍贵的善本重新影印。藏家手中的善本,通过通雅轩和出版社三方配合,影印出版,一部分藏家拿去可以送人,一部分放在书店寄售。 当然,这种流通同畅销书的流通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古籍的影印,百来册属于正常,二三十册也很常见。 但无论接下来做什么,郭军都充满信心。 (杭州日报记者 郭 琳/文 王 浩/摄) |
透过一瓶一器 聆听陆游的心思 |
杭州文明网 2013-12-09 15:47:33 |
稿源: 杭州文明网 编辑: 高婷婷 |
[url=] ![]() [url=] ![]() 7日上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陶瓷考古研究室主任、遂宁金鱼村窖藏考古发掘报告的撰写者黄晓枫,在南宋官窑博物馆,通过“蜀地遗珍——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瓷器精品展”里那些彰显着宋代素朴美学的美瓷们,为众人重现了一回南宋时期文人生活片段。 这场穿越之旅的另一位著名导游,则是山阴(浙江绍兴)人陆游。 1170年,46岁的陆游入蜀,此后八年,他都在此迥异于江南的蜀地生活。《剑南诗稿》的“剑南”,正是四川的代指。 一个香炉 焚香在南宋是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 陆游入蜀,两度任蜀州通判,他的居所恰斋,就在罨画池边——这处官府园林,从唐代始就是一大胜景。在此地,他与新婚的小妾度过了无比愉悦的时光:“何由有余俸,小筑此山中。”焚香抚琴,自不待多言。 “玩易焚香消永日”、“闭门扫雪只焚香”,陆游诗中的香事,一抓,就是一把。“焚香”一事在有宋一代,是重要的生活闲趣——“闲趣”加“重要”,这其中心思,简直就给今日习惯于古龙水的优雅男人们溯了一个源。 有宋一代仿古之风盛行。这是士人的黄金时代。仿古之风也必然影响到了作为“重要闲趣”的香事。 当时宫廷烧制了大量仿古器型,簋式炉、鼎式炉是经典案例。这些修内司、郊坛下官窑出产的器型,也便对龙泉、景德镇等窑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些相类的器型,被称为“仿官”。 以雅致著称的龙泉窑,出产的器物是文人士大夫的最爱,诗人杨万里曾着重说明,一定要用龙泉窑。而景德镇窑则更贴近于平民。 从宫廷到文人士大夫到平民,焚香,在南宋,简直就是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 一只瓶 这一枝花的调调是当年的时尚 淳熙二年(1175年),陆游上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 虽然常怀报国无门之恨,但在成都同几个老朋友时时的聚会,还是有不少意外的乐趣。公事之余,他们便在饮酒、赏花、听歌、观舞、投箭、斗鸡中打发着时间。 赏花,则是成都府路的一大乐事。成都多花,那句杜甫著名的“花重锦官城”,锦官城便是成都。 展览上,虽也能见到大花瓶,但更多的是小花瓶。有耳无耳,瓶身波浪纹的瓜棱瓶,甚至还有仿上古礼器的琮式瓶(并且仅见于四川遂宁),都小小巧巧得只能插下一枝花。南宋文人们,看来偏爱的正是这一枝花的调调。 一件文房 即便是便携具,也不能少了底气 蜀地奇崛。这风光,绝不是江南的温柔调调。那一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足矣点出真谛。 长达8年的巴蜀宦游,自然少不得游览蜀地风景。也正是在这8年中,陆游先生开始了他的诗作高产期,并在此后的四十年间保持频率——现存的近九千首诗,都始于此,而在蜀地的诗作,总有近两千首。 很多诗都是在户外一挥而就的。于是出来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笔墨如何伺候? 展览中一个笔墨插,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个有些奇怪的笔墨插,平顶面上东西各一圆形笔插孔,用来插笔杆;北面是孔多半用来放墨,南面孔大约放水。如此,一件便携的笔墨插就此完成。并且少不了润泽的釉色和精细的纹路。 为什么是便携器?一个简单的道理:古人在书斋里,毛笔一定是悬挂于笔架上的,倒插,墨或水就会渗进去。不过,在户外,自然只能少点儿讲究了。即便如此,这件小小的文房器,在今人看来,也够讲究——这是宋代文人的底气。(杭州日报 记者 郭琳) |
两岸四地文化交流中心举行首次沙龙 |
杭州文明网 2013-12-16 15:05:18 |
稿源: 杭州文明网 编辑: 高婷婷 |
![]() ![]() ![]() 赖声川:杭州的气度很难在别的城市找到 杭州的吴山上,有江湖汇观亭,亭子左手看到西湖,右手看到钱塘江。亭子上有一楹联,写着: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十万家烟火,尽归此处楼台。 这种历史更迭中淡看岁月的意境,中国美院教授高士明说,正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种标准体验:家国体验。“但这种古典诗意,在二十世纪碰到了麻烦:所有中国人都面对着一个很大的命题:离散。”地域的离散,文化的离散。 而这种离散,正是杭州希望做出一些改变的——在12月13日西溪天堂进行的西溪沙龙中,众多来自两岸的文化名流们,来自台湾的导演赖声川、学者龚鹏程、画家李毂摩……来自内地的作家刘恒,编剧程蔚东,学者教授任平、楼含松、胡志毅、江弱水、高士明们,聊起了这个私下也许经常也会聊到的话题。 这也是杭州两岸四地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正式入驻西溪文创园区的第一次沙龙活动。成立文化研究交流中心,不仅成为杭州推动两岸四地文化交流的举措,同时也成为杭州推动这座城市文化发展的一个大动作——如何连接人们心中的繁体字世界和简体字世界?如何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好? 赖声川(戏剧导演) 做活的文化,进行时的文化 文化是进行时,是不断在演进,不断发展的。巴黎在上个世纪初能够聚集这么多艺术家,创造了那么多火花,而且是跨领域,在这点上,杭州正在做的事情很像:杭州请艺术家们来,不需任何条件就来,如果这些工作室能产生作品,好,没有,也没关系。这个气度是很难在别的城市找到的。所以我说,这是件非常前卫的事情——把艺术家聚集在一起,是在做活的文化。 程蔚东(编剧) 自然环境是构成一个城市文脉的基础 现在我们在的地方,走出去就叫紫金港路。历史上是没有紫金港路的。当时这个地方一直到城西广场都是地(农田)。当时还没修的时候,当局有巨大的争论,但最后决定到紫金港路为止,再往西,全部归为西溪湿地——紫金港路所在的地方是真正的西溪,西溪的三期,四期,跑到临安余杭去了,不是西溪,实际上是临安、余杭的乡村地方。但就是这么确定下来。这对杭州市意味着上千亿的钱,但为了整个杭州的环境,就定下来了——自然环境是构成一个城市文脉的基础。 刘恒(作家、编剧) 寻找属于自己的“jing” 我想说三个词:尊敬的敬,干净的净,安静的静。 敬,就是尊重,首先是尊重山水,尊重自然界,你觉得这个环境跟自己是平等的。你必须要尊重它,你不尊重它,会遭受到惩罚。还有一个尊重就是尊重你的同类,尊重人。当然还要尊重动物。我在南极跟那些海豹、企鹅接触的时候,它们毫不畏惧,那时你对它产生莫名其妙的尊重,你并不觉得凌驾之上。人类的矛盾、冲突、灾难都跟缺少彼此尊重有关。所以尊重他人是我们这个命题里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尊重是尊重职业。一个欧洲心理学者说过人生是三部分组成的,性,死亡,还有职业。你的职业是你的人生的运载工具,是你生为人的重要标志。官员要尊重自己的权力,艺术家要尊重自己的艺术。最后还有自我尊重,要有尊严的活着,不要做哪些不要脸的事情。 第二是净。跟所有干净相对的缺点,肮脏、混乱,无序,不尊重规则,都是我们国民心里难以克服的弱点。治疗这些缺点,可以讲很多大道理,但是真正是要去做。杭州很干净,日本更干净。干净是国民非常重要的优点。环境干净、城市干净,人的外在干净,都要追求,要向人家学习。要以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这才是聪明人应该做的。当然,最重要的干净是灵魂的干净。 第三个是静。最直观的是环境的安静。一个发展很快的城市,肯定噪音非常大。高楼的建设,是一种变相的噪音。人的说话声音高,说明内心焦虑,火气大、声音高,通常意味着争吵,争吵意味着利益的争夺,希望靠争吵压住对方。如果生活处在这么一个环境,那么是我们自讨苦吃。再说到安静的心灵,中国古代的文人通常怀有报国之志。通常在受伤之后,远离是非,追求宁静。有错吗?没有错。错在什么?我觉得错在追求宁静之后,满足于自己的灵魂。中国文人生产大量这样的东西。我们说到杭州的环境美好的时候,说到杭州的环境特别适合人居住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这个状态,这种状态有可能促使人懒惰,促使人孤芳自赏,促使人享乐的观念,但是我仍然要说人必须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制造思想,制造精神财富。表面看是放弃竞争,实际上是更加激烈的竞争在自己大脑里运行。 (杭州日报 记者 郭琳) |
告诉你那些墨宝背后的生动故事 |
杭州文明网 2013-12-25 17:16:45 |
稿源: 杭州文明网 编辑: 高婷婷 |
![]() 西湖美,千年来,引无数文人墨客竞折腰。 行走在西湖湖山之间,随处可见名家书法作品。碑、匾额、楹联……西湖边的书法艺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出来。 杭州历史文化学者孙跃花了一年多时间,对西湖边的名人墨迹进行了深度挖掘、梳理,最近,出版了《西湖边的墨迹》一书。 灵隐寺天王殿前那块气势非凡的“灵鹫飞来”出自何人之手?在九里松“一字门”的匾额上,为什么宋高宗没有换上自己写的字?细看这本书,都可以 找到答案。 杭州书画史——半部中国书画史 杭州孕育了大批流芳百世的书法家,褚遂良、孙过庭、贺知章、刘松年、马远、夏圭、戴进、蓝瑛、金农、丁敬……还有蔡襄、苏东坡、米芾、赵构、李唐、赵孟頫、黄公望、董其昌、陈洪绶、吴昌硕、黄宾虹、林风眠等一大批书画家到过杭州,创作许多弥足珍贵的书法艺术精品。 杭州诞生了多少书法家?有多少书法家醉心于西湖的山水,留下了珍贵的墨迹?孙跃说,实在是太多了,他的一本书容纳不下那么多书法家,只好选取了部分名家进行介绍。 “一部杭州书画史,其实可以说是半部中国书画史。”孙跃越研究,越发现这是个大宝藏,“中国书法和绘画发展的每个重要阶段,许多重要人物,都和杭州有过交集。” 写不过吴说,宋高宗“望匾兴叹” 宋高宗是南宋第一个皇帝,其实,从个人气质而言,他还是蛮有艺术家范儿的。 宋高宗在练习书法上,可以用勤奋来形容,几乎坚持每天练习。写得高兴了,他还喜欢把自己的书法作品送给朝廷大臣。 一时间,以宋高宗为中心,南宋上下掀起了一个学习书法的高潮。 由于宋高宗的地位,他的书法风格还左右了南宋的书坛。不过,宋高宗有时候挺谦虚。 杭州九里松“一字门”上有一块匾额,额上的“九里松”3个字是王安石的外孙吴说在南宋初年题的。宋高宗几次都想把吴说的3个字换下来,改用他写的字,但高宗写了几十遍,总觉得比不上吴说的字,最后,只好作罢。 后来,高宗派吴说去信州做知州时,当面夸奖吴说“九里松”3个字写得好。 “我很想看一看吴说的这3个字。”孙跃充满了好奇,可惜,这3个字的真容已经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宋高宗还和吴皇后一起,亲自给太学抄写课本。太学课本中有《周易》《尚书》《春秋》《论语》《孟子》和《毛诗》等7部,宋高宗在写这些经书时,非常认真,每天都要写到手腕发酸,才会停下,让吴皇后接着写。 他还担心出现经书误传或丢失,还命人把他和吴皇后书写的经书刻在巨石之上,被称为《南宋太学石经》。如果你去劳动路上的孔庙,还能找到这块由皇帝亲笔写的石经。 天马行空的“灵鹫飞来”,出自黄元秀之手 灵隐寺天王殿前,一道铸铁大门锁住大门,从不走人。天王殿前,一块气势恢宏的匾额——“灵鹫飞来”,悬挂于康熙手书的“云林禅寺”的匾额之下。 这块匾额上的字,风格奇特,抓人眼球,用“天马行空”来形容,很贴切。谁写了这四个字? 匾额作者叫黄元秀,杭州人,曾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一位书法家,自小临摹北魏《龙门碑造像二十品》。宝石山石刻“南无大日如来”、天竺寺大殿楹联和普陀山石刻“回头是岸”、峨眉山顶“大悲阁”榜书都是他的手迹。 灵隐寺里头,“大雄宝殿”这四个字,是大家熟知的书法家沙孟海的手迹。 这块匾,沙孟海写了两次。 第一次写的时候是1953年,为了写好这4个八仙桌那么大的字,沙孟海写了又写,写了许多张,直到所有人都觉得满意才算完成。第二次写,已是1985年。大雄宝殿整修时,灵隐寺请沙老为这块匾额补写落款。当沙孟海来到灵隐寺前,看到匾额已残破,当即就说:“我重写一块吧。”于是,85岁高龄的沙孟海挥起如帚巨椽,在宣纸上浓墨挥洒,重写四个大字。 “灵鹫飞来”,黄元秀书。灵隐寺天王殿前,一块气势恢宏的匾额——“灵鹫飞来”,悬挂于康熙手书的“云林禅寺”的匾额之下。匾额作者叫黄元秀,杭州人。他是一位书法家,自小临摹北魏《龙门碑造像二十品》。宝石山石刻“南无大日如来”、天竺寺大殿楹联和普陀山石刻“回头是岸”、峨眉山顶“大悲阁”榜书都是他的手迹。 “大雄宝殿”,沙孟海书。灵隐寺里,“大雄宝殿”这四个字,是大家熟知的书法家沙孟海的手迹。这块匾,沙孟海写了两次。第一次写的时候是1953年。第二次写,已是1985年。大雄宝殿整修时,灵隐寺请沙老为这块匾额补写落款。当沙孟海来到灵隐寺前,看到匾额已残破,当即就说:“我重写一块吧。”于是,85岁高龄的沙孟海挥起如帚巨椽,在宣纸上浓墨挥洒,重写四个大字。 “具平等相”,李叔同书。他的书法风格自成一派。出家前,他的作品舒展开朗,风格劲健。在遁入空门后,风格剧变,书法意境转为雅逸恬淡、枯寂孤清,反映了他人生经历、思想观念的重大变化。净慈寺内,题写的“具平等相”就是变化后的书法风格。 “舞鹤赋”,康熙书。在西湖孤山北麓的放鹤亭里,竖立着康熙临摹董其昌所书的“舞鹤赋”碑刻。董其昌是明代著名书画家。其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对后世影响巨大。康熙皇帝亦受他影响,其所写舞鹤赋,字以行书为主,中间夹杂有草书,清新秀丽,宽和舒畅。 “表忠观碑”,苏轼书。在钱王祠中,有一件不能不提的艺术精品——苏轼的“表忠观碑”。这块碑成于宋元丰元年(1078年)八月,分四石两面刻,每面正书六行,每行二十个字。这幅作品,书体在楷书和行书之间,自由发挥和抒情的成分较少,显得凝练端庄。是苏轼书碑的代表作之一。 “云林禅寺”,康熙书。匾额置于灵隐天王殿前。(杭州日报 记者 边晓丹 见习记者 赵典) |
作家黄亚洲办了一个书院 |
稿源: 杭州文明网 编辑: 高婷婷 |
各种“微活动”正在进行 如果主人不在,你也可以来坐坐 著名作家、杭州市文艺顾问黄亚洲,在杭州城北的建华文化产业园,古人范儿地办了个“黄亚洲书院”,八百平方米,已经做了四五场“微文化”活动,高朋满座。 “微文化”的概念,黄亚洲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那些小型的研讨会、座谈会、朗诵会、报告会等等。也许还排不上文联作协的日程,但其实那些诗人、作者、画家,还是很值得来做这样一次活动,记录他们的一段、或者半生的创作得失。” 说这话的半个小时之后,一场“老画家王承武的艺术之路座谈会”就开了场。而几天之后,浙江作家李烈钧的创作研讨会也在此进行,然后再过两天,一个杭州诗人自发组织的诗会也开场来了,或缅怀诗人冀汸,或是朗诵自创的诗,或是朗诵冀汸的诗。 其实,不仅是书院。 黄亚洲还“捎带”来了他任职的四个文化机构:两岸四地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大运河文化论坛”、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杭州创作基地、中国作家书画院浙江分院、浙江省文学志愿者中心。那个文学志愿者中心,集合了一群文学艺术界的志愿者:作家、诗人、越剧表演艺术家、画家,自愿为文学的普及做点儿事,比如为社区老人、民工,各种弱势群体提供各类免费的文化讲座。 他手上捧着的玻璃杯,上面印着雷锋的头像,“总得有些事情,你应该去做。”他说。 虽然退了休,黄亚洲照旧忙。他不停地在杭州和北京两地往返。手头正在写《邓小平传》,50万字,记录1976-1984年间的邓小平,必须在明年四五月交稿。小说根据拍摄过半的电视剧《邓小平》改编——明年8月登陆央视,他亦是编剧之一。所以即使在杭州,《邓小平传》的编辑也一起跟来,抽空,就开始黄亚洲口述,编辑码字。 去年10月底已经装修完毕的书院,其他空间都已古色古香,唯独黄亚洲自己的办公室,到现在还是一片清汤寡水:地上还躺着打包袋,墙上该挂起的画还窝在角落。在他看来,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各种“微活动”的进行。 他希望能招两个可靠的志愿者,帮他看着书院,“这样,即便主人不在,你都可以来这个客厅坐坐。”(杭州日报 记者 郭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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