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周国平·余秋雨——从其三部自传性文本看当代知识分子立场和价值选择 - 教师之友网

高尔泰·周国平·余秋雨——从其三部自传性文本看当代知识分子立场和价值选择作者: huangwg08 发布: 2011-08-16

很喜欢高尔泰；周国平次之；余秋雨最不喜欢，尤其是他的《借我一生》。
      我估计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高尔泰，我是在《毛概》课上开始知道他的。当老师提到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时，给了他很高的评价。然后，接触他的作品——《寻找家园》《美是自由的象征》。读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时，内心是煎熬的、痛苦的、超脱的。还记得在英语课上偷读到其中一章《没有地址的信》时，泪水夺眶而出，不能自制，我转身看着窗外，借以掩饰，不让人看到我的泪。然后，继续重复着这几个简单的动作。
      前不久就有想为高尔泰写点东西的冲动，但限于才力，怕写不好，自己遭骂是小事，辱没了高老可就是天大的不对了。
      下面是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写得挺中肯的，故转至此，望读者一读。

      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余秋雨的《借我一生》三部自传性文本非常典型地表征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立场和价值选择：高尔泰是一个被放逐了的思想者造型，因而是悲剧的；周国平是一个宁静的守望的学者造型，因而是正剧的；余秋雨是一个热烈地拥抱现存体制的才子文人造型，因而是喜剧的。
之所以把这样三位多少有些距离的人物排在一起是基于如下的考虑：一是在过去的一年里（指2004年）三位都出了一本自传性的文本：高之《寻找家园》，周之《岁月与性情》，余之《借我一生》。而且都特别地畅销，业已成为书界的一个话题，一种现象。二是虽然成为一个话题，一种现象，但分开来谈论的比较多，合起来谈论的比较少，恕我寡闻，迄今好像还没有见到，但这恰恰是我思考最多的地方：三个人物的典型性足够支撑起“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立场和价值选择”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三则是我的一点私心、一点偏爱和一点期许。
知识分子 (intelligentsia) 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чия），十九世纪中期，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 在其一篇文章中第一次引出了知识分子这个词。此后在1898年法国的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中，左拉（Emile Zola）写出《我控诉》，雨果（V. Victor Hugo）等大批的知识分子响应。1919年3月16日以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为首的多国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个宣言——精神独立宣言，这一宣言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内涵形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1919年12月1日这一宣言由张宗年翻译后在《新青年》上发表，它应该算是“知识分子”引入中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此以后，传统士大夫开始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转化。
从词源上看，所谓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批人：他是社会的良心、解毒剂，是国家机器上的牛虻，他常常代表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精神取向，他非常的具有超越性，他立足于自我表现的存在又超越自我表现存在等等。那么照此标准显然我们所谓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是不够格的，然而，格虽然不够，并不妨碍我们仍然普泛地称他们为知识分子，同时，这种高标的确也为我们的“知识分子”铭刻下了精神向度。

一、思想·学术·才情

在我看来，高尔泰的出场、出名靠的是他那一以贯之独立不依近乎异端的思想，即便是他现在出版了“非虚构散文”《寻找家园》，其所显露出的才情也是非常得饱满和充沛的，但个中品质仍然属于思想的。周国平的出道、出名则是源于他独树一帜的学术，尽管后来他也是因为散文、随笔的创作有所越界，但其散文创作仍不单单是才情的展现，更是学术研究的别一种表达，所谓“哲理散文”即是指此。余秋雨的名满天下更多的是靠了他汪洋恣肆的才情，尽管其前期于书斋中也做出了一些学问，尽管其对传统文化也做出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但其于散文创作方面所表现出的才华之盛，当今文坛，无出其右。
思想、学术和才情在高尔泰身上体现得最充分也最完备，其次是周国平，再次是余秋雨。而思想、学术和才情恰是二十世纪末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大关目，尤其是思想与学术，一度成为知识界论争的焦点和热点。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年的那场较为功利较为迫切的“思想解放运动”到80年代中后期的那场更为理性更为深刻的“新启蒙运动”，原是中国文化思想界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发展脉络，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更为激进的要求变革的“风波”彻底打断了这一脉络，一如这个世纪初的“救亡压倒启蒙”，这一次则是“风波压倒启蒙”。“风平浪静”之后，又一个十年来临，等待知识分子的只有“冬眠”，但更深刻的精神和思想的自我反思却由此开始。既合乎历史也合乎逻辑的是知识分子走向了分化：“思想”与“学术”的分化，“学术”与“才情”的分化。多灾多难的中国历史有着太多的惊人相似，这一幕总让人不无郁闷地想起“乾嘉”。与其说是源于“内省”的分化倒不如说是源于“外力”的分化：因为“思想”总是有锋芒的，所向披靡，伤人伤己；而“学问”则是最安全的，故纸堆中，皓首穷经；而才情，就要看其往哪个方向使了，即便不往任何一个方向使，单凭才情也能热闹一时。于是一批“识时务”的“通达”学人自觉地抽身于思想，进入了专业的学术界。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这一时期“学术规范”高于一切，“国学热”持续升温。相当一批知识者彻底告别了启蒙，即便是一些青年学者也藏匿了锐气，削减了锋芒，放弃了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在国家控制的学科化知识体制中，热衷于做一个专家型的知识人。最让人伤心的是准学者——研究生的选拔，不是选拔那些专业最优秀的而是选拔那些政治、外语最优秀的，公共课高于专业课，而且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直至今日仍无松动的迹象，尽管遭受到非常猛烈的抨击。“学术”与“才情”的分离日益突出。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准知识分子们可以没有才情，但不可以不懂外语，不懂政治。
正是在这一时期，有“思想”的高尔泰被迫停止了“思想”，与历史上的一切思想者一样，等待他的是牢房；有“学问”的周国平专注于“学术”，接二连三地出版了他的《尼采与形而上学》（专著）、《谢林传》（译著）、《断肠人远在天涯——元代散曲欣赏》等等；有“才情”的余秋雨在挥洒着“才情”——在中国最权威的文学期刊《收获》上连载着他的“文化苦旅”，直至最后结集出版，其印数一路飙升，行情看涨。
行文至此，我想我该给“思想”、“学术”和“才情”下定义了，至少也得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解释，否则就太不“规范”，太不“学术”了。
所谓思想，在我看来应该有两层意思：从心理层面上来说，就是一种由经验（身体力行）和认知（信息获得）相结合，循着思维程序所产生的心理意识的结晶。如果以动词来说，则是一种思维程序的连续；从精神层面上来说，就是一种内省的言说，一种言说的内省，一种对真理的探索、靠近和发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便是在于人具有缜密思想的能力，动物本身的“思想”大部份皆停留在了求生存这一层面，而人在满足了基本的口腹之欲后还会有更高的思想：理想、价值、意义、信仰之类。
由是观之，思想的根本特征应该是探索性、原创性和排它性以及建筑于这三性之上的超越性。
所谓探索性就是指思想作为产品的来之不易，需要思想者长期的、艰苦的思考和探索。所谓原创性，也是思想的最根本属性，就是指思想的“开拓性”、“创造性”和“专利性”，凡思想皆原创，凡原创皆思想，是一种“接着讲”而不是“跟着讲”，思想与原创有着根本的同一性。而排他性则是指思想与思想的互不兼容性，其本质是思想信仰与实践其理论方式的冲突。其特征是各自强调自己所信奉思想的优点，同时反对其它的思想。
因为探索，所以超越；因为原创，所以超越，因为排他，所以超越。
上述四性便决定了思想者的孤独、高傲和反叛以及建筑于这三者之上的先锋。无论是“思想”还是“思想者”，从众、随俗和凡庸都是其天敌。但有一点必须强调，思想不一定非得有形式上的体系性和完整性，思想非但不能系统和完整，从其本质上来说反而排斥系统和完整，思想一旦系统和完整起来也就走向了僵化，而僵化的思想也就不成其为思想了。那种动辄就要求思想者拿出其完整的体系的思想来的说法是压根就没有理解何谓思想。
所谓学术，学是指学问、知识；术是指方法、工具。概而言之就是用一定的方法和工具求得一定的学问和知识。系统性、规范性和职业性连同建筑其上的继承性是其主要特征。所谓系统性就是指学术研究的整体性，学术不能片儿连三、断简残编地呈现。规范性就是指学术及其研究的法度和边界的不可攒越性：源流、门派、方式、方法都要讲究。职业性则是指学术可以作为一种谋食的职业，因此，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一个著名演讲其题目就是“以学术为业”，这个“业”指的就是可以吃饭的职业。
因为系统，所以继承，因为规范，所以继承，因为职业，所以继承。
上述四性便决定了学者的规矩、平易和谦和以及建筑于这三者之上的传统。无论是学术还是学者，激情、自由和野性是其天敌。
所谓才情即是指才华与情感的合称。才华天赋，指的是一种汪洋恣肆的气度，一种超凡脱俗的禀赋，一种与生俱来的品格。而情感更是如此，性格、性情之谓也。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才华具有时限性，随着岁月的老去，才华也会消逝。那种才华可以相伴终生的诗人艺术家们真是天大的福分。情感还具有不确定性，随着年岁的增加，情感也会发生变化：由外射转向内敛，由单纯转向复杂，由真诚纯洁转向虚伪世故。
综上看来，“六经注我”是思想，“我注六经”是学术，“我创六经”则有可能是才情。“学问”总是崇尚“规范”，“思想”总是打破“规范”，“才情”根本就不承认“规范”。“才情”距“思想”较近，距“学术”较远。先师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语点中了学术与思想的关系。是的，思想、学术与才情原本是三位一体的，合则大家，离则名家。
高尔泰远去的背影，恰是一个思想者的造型。《寻找家园》朴素深沉的春秋笔法给我们复原了这样一尊造型。
当所有人都说“美是客观”的时候，他却说“美是主观的”。
当所有人都说“美感是相对”的时候，他却说“美感是绝对的”。
当所有人都说“美是有阶级性”的时候，他却说“美是自由的象征”。
当所有人都皈依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无论是真心还是被迫，是信仰还是策略。），独有他站立着与马克思对话。
当另一个美学家洪毅然反问他难道所有人都错了，只有你一个人是对的？他说真理不是由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的，它需要证明。
背影虽然远去，但历史已无法否认：上个世纪50年代的那场“美学大讨论”是由一个刚满20岁的小青年发起的，把一些本想安享尊贵的学界宿都牵扯进来了，启蒙之功，千秋万代。
历史业已证明，高尔泰不是在标新立异、胡说八道、哗众取宠。
历史业已证明，除了思想者没有谁敢拿自己的前途和生命去标新立异、胡说八道、哗众取宠。
思想者的强大不在于身躯，而在于思想：独立不依、至大至刚、正气浩然。
周国平不无柔弱和清秀的身影恰是一个学者的造型。《岁月与性情》娓娓道来的叙说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幅剪影：勤奋、好学、深思、与世无争、永远执着于内心，多少有点自闭。这样的性情适合于做学问。周的实绩也的确证明着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宁静的学者，尽管也经历了那样一个喧嚣的时代，而且还是漩涡的中心。但喧嚣过去，他仍然执着于学问，执着于内心。是的，在当代文化学术史上，周国平的名字更多的是与德国那个超人尼采联系在一起的。
下面该说说余秋雨了。
关于余秋雨已经说得太多太多，然而，依然有太多太多要说。其南来北往，东跑西颠，周游列国的身影恰是一个羽扇纶巾风流倜傥谈笑风生的才子造型。《借我一生》给我们描画出的就是这样一个才子成长的历程：小学时代天资聪颖，中学时代崭露头角，大学时代及至后来进入那样一个漩涡的中心都是因为其天赋的才华——所谓“笔杆子”不就是指此吗？进了学院、当了院长，虽然不得不以学术为业，但其四部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艺术创造工程》、《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与其说是学术专著倒不如说是才情挥洒的创作更恰切，尤其是《艺术创造工程》和《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所呈现出的是一个与戏剧、与艺术有着很深的缘分的天才的再度创作和发挥的才子学人形象。照理说如此堂皇的学术专著应该是逻辑的、思辨的和严谨的，至少也必须是钉是钉铆是铆的，然而，余秋雨好像全不以此为念，常常借题发挥地阐释着他愉悦人心的才智。具体地表现在其话语方式的铺张扬厉。
对自己的才情，聪明的余秋雨不可能没有自觉意识。所以他辞去了在普通人看来非常值得艳羡的职位——余秋雨用来一再表白其淡泊而不从俗的依据——正厅级的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因为案牍劳形的日常俗务对其超人的才情无疑是一种扼杀，他自觉到自己应该有更为广阔的疆域可供驰骋。于是他抽身了。在一个以官本位为传统的社会里，辞官不做的确显出了其超凡脱俗的淡泊情怀。然而，聪明的余秋雨不可能不知道，呆在那个位置上直到退休，（即便是仍然有升迁的机会，最多也只不过是一个省部级官员。）至多也就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院史上会记载下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余秋雨任院长，哪有现在如此的风光，整个中华大地为其热烈地论争了10余年。昔有“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之说，那么今天，“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余秋雨的散文”的说法，我想大概也不算过头。得耶？失耶？余秋雨比任何旁观者都清楚。骨子里是个传统文人的余秋雨面对“立功”、“立德”和“立言”三不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言”，当事人无需标榜，局外人也无需惊诧。
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他的传统文人的才子本质决定着他的所有言行，他的所有言行都表现着他的传统文人的才子本质。关于其“传统文人”本质这一点下节还要论述到。

二、放逐·守望·拥抱

如果说“思想”与“学术”的关系问题是上个世纪90年遗存下来的一个大关目，那么“知识分子”与“现存体制”的关系问题可能是一个更为宏大更为久远的问题。全面而深切地探讨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不是本文的重点，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事。之所以需要重提这一问题是因为三位“散文家”的心态以及所作所为非常典型地表征着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立场和价值选择。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关键词：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事情缘起于2004年9月份的《南方人物周刊》第7期所评选出的“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而且还给出了三个标准：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紧接着各大媒体纷纷转载了这一事件，探讨者有之，“警惕”者有之，批评者有之。于是成就了一个问题。我想，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按照上述三个标准，在“文官合一”的传统中国不成问题，在近、现代中国也不成问题，在有着“公共”传统的现代西方也构不成问题，为什么在所谓“转型期”的当下中国却成了问题了呢？说到底，还是那个“风波压倒启蒙”的大背景所致，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全面快速覆盖和渗透，中国的知识阶层们纷纷退守到书斋做起了“宁静的学者”，面对底层，面对灾难，面对不公，面对“沉默的大多数”纷纷背过脸去；非但失却了公共关怀而且还与体制合谋，为体制辩护，心甘情愿地充当“喉舌”与“工具”，“为王前驱”。在这种双重背景下，中国的知识阶级的确是出了问题。在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一家杂志挑来拣去也只有50人入围，够可怜的了。
诚然，面对千年不易的专制政体，面对万般诱惑的市场经济，要求那些费尽千辛万苦才分得一杯羹的知识者做清教徒，做圣者和殉道者，那是另一种专制和另一种残酷。正像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说：“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未免太乐观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就像多数其他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样因循守旧……赋予知识分子制造麻烦者、良知的代言人这样美名的人一直是少数。有些知识分子旗帜鲜明，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或者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颜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尽管如此，但对知识分子她并没有降低要求，紧接着她又说：“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
我想，在经历了那么多“剥皮剔骨”、“清肠洗脑”般的改造之后对我们所生存的这样一个国度、这样一个族群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要求不能太高，只要能坚持做到不助纣为虐就算是好的了。
还是回过头来看一看为我选中的三个典型。
高尔泰。倘若不是缘于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气，倘若不是赶上那样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时代，高尔泰顶多也就是一个与专制政体无缘、有个性、有棱角的艺术家而已。事实上高尔泰原本也没有想招惹谁，自觉地与权力保持着距离。即便是到了80年代末那样一个风声鹤唳的非常时期，高尔泰也与那批更加不知天高地厚的“民运人士”保持着距离。然而，历史没有“倘若”，来不得假设，童年、少年时代就养成了的独立思考的习惯已经积淀成性格。一篇文章，声誉雀起，但紧接着的是二十年牢狱。二十年的牢狱之灾非但没有磨损其锐气，相反倒更加刺激了其反叛的个性、视自由若生命的个性。（所以，有时候我就想，牢狱对人的惩罚是多么有限，无论是对真正的渣子还是对真正的精英，它都起不到改造的作用。）
《寻找家园》为我们描绘出了其大半生的颠沛流离：故乡高淳——丹阳艺专——江苏师院——兰州中学——加边沟农场——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兰州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娃娃桥监狱——四川看守所——香港——美国。
父母之帮放逐了他，他也放逐了父母之帮。
我想，只要他稍稍懂得一点妥协，懂得一些世故，他都不至于有如此的结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有什么办法呢？自从1949鼎革之后，一波未凭，一波又起，在劫难逃便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高尔泰只不过是大时代里一个最普通者。然而，高尔泰自有其不普通之处，那就是劫后余生仍然没有“反悔”、没有“痛定思痛”。从实际情况来看，高并没有直接参与任何一项试图颠覆现政权的事件，然而，他还是没有躲过去。在当局看来，高的“反动思想”比广场上的“静坐示威”更可怕。他并没有故意地与体制为敌，只不过是不能停止自己的思想。尽管他非常地爱他的父母之帮，但他却不得不流亡。《寻找家园》当中的《梦里家山》一辑叙写的就是这种“狐死首丘”般的故园情怀。
原来这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成人世界里，孩子的命运可想而知。“美是主观的”、“美感是绝对的”、“美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自由的”、“美是自由的象征”……震耳发聩，石破天惊。不必说是在意识形态铁板一块的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即便是在今天，提到它仍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面对庞大的政治体制，天真的学术妄想着突围，你突围得了吗？
周国平。比高尔泰小了整整10岁的周国平算得上是当代中国一个宁静的学者的典型。他出了很多书：专著、译著、散文、随笔，好几十部，差不多著作等身了，而且差不多在每一部书的封面或者封底上都附有他一幅大同小异的照片：大眼镜、好抽烟、沉思状，非常得学者。《岁月与性情》呈现给我们的也的确是一个宁静的学者。即便是深处台风眼当中，他都能因了他的好学深思而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若干年前，我就想办一份杂志，刊名也起好了，叫《守望者》，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当然不是想往色彩缤纷的街头报摊上凑自己的一份热闹，也不是想在踌躇满志的文化精英中挤自己的一块地盘。正好相反，在我的想像中，这份杂志应该是很安静的，与世无争的，也因此而在普遍的热闹和竞争中有了存在的价值。我只想开一个小小的园地，可以让现代的帕斯卡尔们在这里发表他们的思想录。
我很喜欢“守望者”这个名称，它使我想起守林人。……“守望者”的名称还使我想起守灯塔人。
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同样需要守望者。守望是一种角度。当我这样说时，我已经承认对待历史进程还可以有其他的角度，它们也都有存在的理由。
说到"守望者"，我总是想起塞林格的名作《麦田里的守望者》。……当此之时，我希望世上多几个志愿的守望者，他们能以智慧和爱心守护着麦田和孩子，守护着我们人类的未来。
这是周国平的一篇随笔《守望的角度》，真可谓是夫子自道，周的形象活脱脱一个守望者的形象。
是的，面对强大的异己的力量，不能去硬碰难道还不能守望么?“在寂寞中守护着圣杯”于天性恬淡羸弱的知识分子来说未尝不是一个理想的有价值的选择。
面对信仰生活的失落，面对情感生活的萎缩，面对文化生活的粗鄙，周国平还提出了一个“救世和自救”的关系问题。他主张首先是自救，首先保证自己不至于堕落，唯其如此，他才能平静，才不至于悲观绝望，才能进行精神的创造。
余秋雨，一个复杂难言的个案。
老实说，在一个关注余秋雨10多年的研究者看来，《借我一生》较之《寻找家园》、《岁月与性情》在境界上多少有些逊色，好像余秋雨写作此书的全部目的就是在为自己洗刷，为自己辩护：看看，你们都误解了我，我是天底下最冤枉的!我出身高贵，我童年聪慧，我少年才俊，我青年委屈，我中年事业有成，我现在名满天下，我何错只有？
可是，作为一个读者想问的是：“余秋雨先生，你可知道在你的《文化苦旅》刚刚问世的90年代初期那样一个大背景下，读者对你寄于了多么大的厚望吗？你可知道在你泰极否来四面楚歌的困境里除了个别几个仍然还对你心存希望者之外为什么绝大部分都不施援手一言不发的吗？”
在我看来，历史的清白与否还是其次的，毕竟我们处在了一个开明开放得多的时代。重要的是余秋雨面对现实的价值取向让人失望。《文化苦旅》之后，他当仁不让地成了名人，而且不是一般的名人，是有文化的名人，是为“文化名人”。我不是在这里玩文字游戏，实在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族群里对文化人的崇拜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余秋雨应该比谁都清楚我们这个多灾多难民族比任何一个时候都需要文化名人——知识分子的参与，承担起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对体制始终保持着清醒，对社会始终保持着关怀，对底层始终保持着忧患。尤其是对底层，畸形的改革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差不多快要抵消了它所取得的成就，面对那么多的灾难、不公，却听不到余秋雨的声音，看不到余秋雨的文字。
不错，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宽容的时代，余秋雨自有他认为是“道义”的选择：当顾问、当评委、当策划、当行者……这一切都被他认为是赶上了我们国家最好的时代，得抓紧时间尽其所能参与文化建设。
是的，知识分子走出书斋没有错，可走出书斋之后呢？余秋雨的选择是避开了问题多多的现实，绕开了矛盾重重的当下，走向了他之所谓的“人文山水”，凭着他超人的才情写出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之后，为自己赢得了巨大声誉，可是读者对他的期望是走向民间，走向底层，为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代言，担当起一个知识分子本应该担当的历史使命。而他却走向了镁光灯，走向了名利场，走向了文化江湖。不顾一切地拥抱起这样一个表面上繁荣昌盛的时代。余秋雨还多次提到过两个老人：巴金和王元化，非常想利用两位老人对自己的“认可”和“赞许”来抵挡读者对他的求全责备，可是巴金有他的《随想录》，王元化有他的“新启蒙”，余秋雨呢？
对传统文人和文化的一往情深，对专制政体批评的少，辩护的多，彻底暴露出余秋雨身上极度匮乏的一种精神品格——现代性品格。比如《一个王朝的背影》中对康熙的由衷欣赏就非常让人生疑。殊不知，再开明的君主也是开放和民主的死敌。

三、悲剧·正剧·喜剧

高尔泰，1935年生；周国平，1945年生；余秋雨，1946年生。之所以排列出三者的年龄不是在比大小，而是在强调他们都是“过来人”,对时代、对国家、对民族不可能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思考；对政治、对民主、对自由不可能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体认。然而，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如此殊途的归宿？一为残酷的流亡，一为寂寞的边缘，一为热闹的中心。性格？禀赋？环境？抑或不可知的命运？
人生是一部大剧，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他自身。三个人连最小的余秋雨虚龄都要60岁了，高潮已过，演得怎样？是该交给观众评判的时候了。
作为一个还算懂点艺术的观众，我给三位的评判是：高尔泰是悲剧的，周国平是正剧的，余秋雨是喜剧的。三位自身也都与文学艺术有着很深的缘分，而且也都可以称得上是美学家，尤其是余秋雨先生，那更是戏剧的专家，倘不是有意识地在欺骗自己的话，《借我一生》应该是“喜剧”的一生。
当然，这里不是在讨论戏剧，而是在讨论一种精神。
《寻找家园》，说实在的，我一开始并没有看好这样一部书名，因为它差不多有些俗不可耐了，无论“有家者”还是“无家者”都在高喊着“寻找家园”，想一向特立独行的高先生不至于江郎才尽到连个更好的书名也寻不到。认真读罢深长思之：也只有高尔泰先生这样的灵魂与肉体的双重的无家可归者才配使用这样一个多少有些悲怆感的名字。
高尔泰先生身材高大胡子拉碴邋里邋遢，一生都好像在躲避着什么却偏偏躲避不了；一生都好像在寻找着什么却偏偏寻找不到。不正象一幕大剧中悲剧主角的身影？自然、善良、真诚、执着。这里仅举一例可见一斑。高尔泰刚到美国的时候，可以说是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巧遇佛教宗师星云上人，一见投缘，为解其燃眉之急，上人以一幅1000美金的润格求他为100罗汉画像，而且锦衣玉食豪华别墅。渴时一滴如甘露，醉后添杯不如无。任何时候都是锦上添花者众，雪中送炭者寡。高尔泰夫妇也把上人此举看成是天大的恩惠。然而，在勉强完成任务后，他还是谢绝了星云上人的美意，理由是没有办法做到“媚俗”。万里奔逃原本就是为了灵魂的自由而来，怎么能够为了区区名利而放弃自我呢？这就是高尔泰，一个发誓永不从俗的艺术家，赤子情怀，日月可鉴。这样的艺术家在这样的一个不懂得妥协就没法生存的国度里不是悲剧能是什么？所以，高尔泰的悲剧是性格悲剧，是社会悲剧，又何尝不是命运悲剧呢？
《岁月与性情》中周国平所扮演给我们的就是一出自身好像永远置身于局外的正剧角色。所谓正剧，在我看来可以用十六个字去概括：没有视角，只有事实；没有思想，只有思考。因为真正的艺术讲究的不是激情，而是敏锐；不是超越，而是宁静。淡泊利于明志，宁静才能致远。一部好的正剧，个人的看法应该是呈现真实，启迪思考。我相信历史留下的只能是真相，而不是争辩。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如果总喜欢把自己的眼镜挂上观众鼻梁，总喜欢做自我宗教的传教士，甚至背起教育大众的神圣职责，那么，这样的导演或演员是难以打造出不朽的作品的。其实，剧中人完全不必怀疑一部没有自己视角和思想的电影的独特性和生命力。所谓大象希形，大音希声。没有视角才是能让人长久注视的电影。没有思想的电影才是能带给人无尽想象的作品。蒙娜丽莎无价在于她那让人捉摸不透永恒神秘的微笑。《圣经》伟大因为它那超越时空永垂不朽的信仰……周国平算得上是这样一出正剧的好演员：他既做不到象曹秋池那样对朋友利用和背判，也做不到象郭世英那样慷慨和决绝（曹与郭都是周北大时期的同学——笔者注），于是他只能扮演自己——宁静地呈现，冷静地旁观，默默地守望。
《借我一生》中的余秋雨所扮演给我们的应该是一出喜剧。鲁迅先生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余秋雨有着非同寻常的表演天才，而且还是“戏中戏”那样的复杂结构，有时候连他自己都因为入戏太深而自己也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演戏。远的不说，单单看看他给自己的书所起的名字你就看出很多意味：《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笛声何处》……多为琅琅上口的四字句。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余秋雨非常地会“做”文章：大气中透着小气，小气中透着精明，精明中透着演技：我相信，当他为自己起下这么多好听的名字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会被自己的聪明才智所感动的。殊不知，到底是《石头记》好，还是《红楼梦》好，凡是有素养的读者都会分出个高低的。难怪连凤凰名记吴小莉生了孩子也得找余秋雨给其命名。好名字总会博得满堂彩的，结局肯定是皆大欢喜的。所以，我判定，余秋雨是一个喜剧家，他与赵本山的心有灵犀也证明着我的判断不虚。
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喜欢革命时期的章太炎先生之类的话，那么对余秋雨先生我也想说我喜欢《文化苦旅》时期的余秋雨先生，因为在那里，还能看到他因“忧患”而仆仆风尘走得又黑又瘦的清癯的面影。

笔者天性喜欢对比，《南方人物周刊》当中所筛选出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中并没有上述我所论及的三位当中的任何一位，但正如编选者所言：“我们推出这50人，并不意味着没有进入这个名单的人就一定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到底有谁当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共知识分子”业已成为一个话题，《南方人物周刊》此举作为一个事件介入了中国的当下，也必将影响未来；重要的是这次筛选为知识者们树起了一个非常高的标画：多元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宽容也并不是没有原则。如果说萨义德、布隆迪埃、哈维尔们太遥远，没法学，那么以下这些个名字距离我们应该很近，愤而出走的陈丹青，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丁东，“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只身挡住推土机”的华新民，为民请命的艾晓明，当然还有那些已经故去的：李慎之、顾准、殷海光、王若水、黄万里、杨小凯，……这些名字，想起来都让人周身发热，感到温暖，给人希望。
现代化是中国民族的百年梦想，现代化的首要条件是现代人，现代人的首要担当者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立场和价值选择直接决定着民族的百年大梦能否实现、如何实现。知识分子无论如何都应该是社会的良心，应当为社会提供超越性价值意义的规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朋友们先后寄来《领导者》杂志上你的《“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一文，和该文的一些跟帖，劝我做出反应。看来，为关心此事的读者提供一些查证和判断事实的依据，是必要的。故有此信。

你说，“高尔泰是一头被追猎的狼，同时也是一头追猎的狼。”我想这两句话，是来自诗人黄翔。黄翔著名的《野兽》诗，就是这样开头的：“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你把后句紧接着“践踏”二字的“野兽”二字去掉了，很有意思。所有的狗，都有一种同野兽划清界线的需要。

没想到的是，你会以我的亲密朋友的身份，来划这线。所谓“研究所里关系最密切的人，”所谓“多年的情谊，戈壁滩上的漫步，倾心的交谈，学问的沟通，风趣的玩笑与相互间的关怀与同情”，所谓“文革中有一天在高尔泰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我偷偷溜进他的房间”，这种凭空虚构的逆向迂回，已超过了划线的需要。那些半真半假的趣闻轶事，隐私八卦，掺杂着骇人听闻的道德指控，在不了解真相、特别是不了解文革真相的年轻读者那里，也真的可以造成，一个老朋友在怀念故人的印象。而这个故人，是一头“身子在二十世纪，头还在中世纪”的、到处乱咬的恶狼。

好在任何事情，都有个历史背景。“横扫一切”时发生的事，“化消极因素”时不会发生。红卫兵着旧军装走遍全国时发生的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不会发生。“揪军内一小撮”时发生的事，“还我长城”时不会发生……你的许多历史言说，放在当时的客观背景中来看，还是可以证伪的。比如你说你在文革中我最艰难的时候偷偷溜进我的房间与我相会，你可能是忘记了，那时我人在牛棚。房间已被查封。

我爱画狼，这是真的。但是这个真，不能为你那个假作证。那幅油画，抄家时已经失去。抄家是群众性的，你也来了。你提到了那幅画，没提抄家。这种任意剪接情况——不提的事比提到的重要——文中常见。你的剪刀很大，历史被整段整段地剪掉。提到八三年，不提“清污”。提到社科院，不提八十年代……这些切断了因果链条、绝缘于泛文化背景、加上虚构细节的小故事，漏洞多，矛盾大，不待与事实对比，你早已自我证伪。
这里权且指出几个，就文本所及，说一些事实。不作评价，也不作评价的评价。

第一个，你说你1972年从嘉峪关到酒泉看我，散步时我告诉你，我揭发了你偷听敌台。于是，“闪电般地，我一下子想到了两年多以前在离莫高窟几十里外的山沟里一段放羊的历史。我放羊，高尔泰和几个牛鬼打地埂，他和我同住一间土屋。一天晚上，高尔泰进来，见我把半导体凑在耳边，问了一句：听什么？敌台，我回答……我又想起，去年几个月我所感受到的曲辱，原来根子竟在这里呀！我心里盘点着还有什么值得他揭发的事，幸好，我烧了在新疆写的上百首诗的事他不知道。出于本能的警觉，我感到身边这个人忽然变得如此可怕，我必须有所戒备了。”

1972年的“两年多以前”，是1970年。1972年的“去年几个月”，是1971年。你又忘了，我已于1969年春天离开了敦煌。时间和地点都对不上号，这是一。1969年以前的三年，特别是事件发生的1967年，阶级界线判若水火，革命两派你死我活，没有可能一个造反派战士和一群牛鬼蛇神同住同劳动。事实上你是作为看管阶级敌人的民兵监押着我们来回的，这是你所谓的“放羊”，这是二。那个山沟叫苦口泉，只有一个窝棚。那次去的人很多，大家都在里面过夜，很挤。你不会在那样的场合“偷听敌台”，听什么也没人敢问你“听什么”，这是三。

我确实揭发了你。你说此事时，可曾想过，应该向读者交代一下原委？那天你背着手在工地上走来走去，监督劳动，我们牛鬼蛇神挖土。我挖着挖着，浑身燥热起来，就把上衣脱光，晒着太阳挖。你走过来，告诉我不许赤膊。我问为什么，你说不许赤膊。我又问为什么，你还是说不许赤膊。我没有听从，你勃然大怒。喝令我立正低头，问我“是不是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是不是以为在这野山沟里只有一个民兵，就治不了你？”直到我穿上上衣，还没完。晚上我们做完请罪仪式，你给大家训话，又专门训我一顿。我们每次进山劳动，都有个民兵监押。对我们宽严各异，没人像你这样。

时值两派恶斗，所里无政府。你在“革总”，对方是“革联”。回所后，我找到革联的苏永年，告诉他文革前有一次到你屋里，你正在收听苏修节目。知道没有旁证，最终不能定案。知道革联处于劣势，一时管不着你。知道如果革总找我算账，革联不会相救（谁救阶级敌人）。但是没有涵养，又别无选择，顾不上那么些了。事后两天，在院子里遇见你，大声地对你说，“你偷听敌台，我揭发了你”。你站住，我绕过你走了。

你剪掉了你在苦口泉发飚的事件，把我说“我揭发了你”这句话的时间，挪到1972年，地点挪到酒泉，并宣称在这之前，你毫不知情。这就与情与理，与历史事实，与你此文的下文，都对不上号了：“我掂量了一下形势，两年多都过去了，所里却对我没有任何行动。后来我被感受到的虽不公开却十分明显的歧视实在压得受不住了，曾冒险跑到军宣队队长李治安那里自首，要求把我明明白白揪出来得了……被老李一番温言好语劝住……以后一年我才得知，这事在所里曾引起一场隐藏在幕后的特大风波，把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都卷进去了，(尔泰按，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因为你的投诚者的身份，在对方阵营中的地位使然)，工宣队队长郑绍荣老人为了救我真是费尽了心力……”这就在无意之中，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时间坐标：军宣队、工宣队时代——六十年代后期。和一个不同的地理坐标——敦煌，使得那一脸无辜如梦方醒痛心疾首的表演破了功。

那次在苦口泉劳动，不是只我一个。目睹你发飙的同事们都还健在。你激动得面红耳赤暴跳如雷，相信你终身记得。文中绝口不提，该不是选择性遗忘。然后你说，“为什么他要揭发我呢？这完全是一种对恶势力摇尾乞怜，以献上朋友为代价，求得自己减罪，这是一种人间最不齿的卑劣行为”，作为旁证，接下去你说，你到酒泉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远非党员也与党毫无关系的高尔泰，此时的编制却在地委党校。”暗示我得到了“献上朋友”的回报。这个谎，就撒得太随便了。从历史常识来说，“立功赎罪”的支票从无兑现，遑论嘉奖？从个人的履历来说，我的编制从来没有到过党校，一天也没。你怎么能编造别人的履历，来适应自己的需要？

那次你来酒泉之前，所里另外两位同事，刘玉权先生和王炳先生刚刚来过。是所革委会派他们来了解1967年我那个揭发的，要我提供一点旁证。我没有，他们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们前脚刚走，后脚你就来了，说是来看望我的。有过互相伤害，难能不计前嫌，你这么远跑来看我，我有些感动，告诉你刘王二位刚走，所里在调查你，你要注意。万万想不到，你的回答竟是，“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个，朋友是朋友，组织原则是组织原则”。我像吃到一个苍蝇，只有冷眼看你。你站起来走了，我随即砰地一声，用力推上了房门。声音太大，惊动了隔壁的赵存福，一位杰出的摄影师，过来问什么事，我都告诉了他。想不到三十六年以后，你会说我送你一直送到旅馆。

刘玉权先生是考古学家，正派诚实。王炳先生管后勤，也是老实人。二位至今健在，不难找到查询。他们当年的酒泉之行，是你我那次酒泉冲突的关键。你的酒泉故事中没有他们，该不是选择性遗忘。三十六年以后，你把我与他们的接触，说成是我对你的第“两次揭发”，并说凭着我告诉你所里在调查你这一点，你也可以“告他一个与我进行黑串联之罪。”你写道，你回所以后，“我就把高尔泰如何想与我进行黑串联，如何遭到了我的抵制的事说了……可以自夸——毫无破绽，滴水不漏。”你的故事前面根本没有提到刘、王二位，怎么后面又冒出一个第二次揭发和黑串联之说？思路一时迷失，邂逅了一段你已经剪掉的关键性环节，你不尴尬？

第二个，你指控我出卖了贺世哲和施娉婷，导致贺被开除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施被扭断了胳膊。我同贺、施之间发生的一切，都在《寻找家园》中写了。我写的，你也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没有提出异议。但是你关于这件事的说法，却是这样的：“文革来了，在工作组面前，高尔泰与贺世哲之间爆发了一场气吞山河、波诡云谲的战争，贺世哲先生，以后并连同夫人施娉婷女士与高尔泰一起，谁也没有得到好处，被工作组揪出来了。但是我们今天看高揭发贺的材料，又算得了什么……可就凭这些，再加上以后广罗密织的各种罪行，就把年纪轻轻就出生入死、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又培养成党员大学生的两位有为青年葬送了。”

你十分清楚，早在工作组进驻以前，贺世哲就以“揭开敦煌研究所阶级斗争的盖子”为号召，发动群众对我这只“夹边沟铁笼子里逃出来的恶狼”穷追猛打，“解剖麻雀”。工作组进驻时，我早己被解剖完毕，斗倒斗臭，成了阶级敌人的现成标本。那时的贺世哲，是所里“文革小组”组长，权倾一时，一言九鼎。你怎么对此只字不提？你怎么不说，是他们葬送了只有三十一岁的我的前途呢？难道我没有入党，没有抗美援朝，因此算不上有为青年，就可以随便葬送吗？

你十分清楚，那是1966年六月的事。同年十月，工作组宣布，我降三级，贺取消党籍，施免予处分，算是结案了。宣布大会上，你上台教大家唱样板戏《红灯记》，该不会忘记。不久形势逆转，各地奉旨造反，两派武斗比忠，贺、施再度崛起，成为“革总”的头头——

你的领袖。你写了很多大字报，自称“红卫兵”，“超龄团员”，“韶山战斗小组”，为之摇旗呐喊，该不会忘记。后来“革总”失势，贺、施被打成重伤。所里一半以上的人都进了牛棚，你“乘着革命大联合的东风”，和革联的人们一起，依然红色战士，该不会忘记。

敦煌的武斗，是全国武斗的缩影。得宠者胜，失宠者败。得者复失，失者复得。全在皇上一念，谁都没处捉数。我辈阶级敌人，皮青肉肿看戏，更是眼花缭乱没处捉数。但是，是谁打折了施娉婷的胳膊这样的具体事件，你们局内人应该知道得很清楚。知道而不说，剪掉了多少历史？不管你的剪刀有多大，我一直是勤王两派共同的专政对象，一直都在监督劳动之中，身在局外，不可能参与其事，这一点，你是剪不掉的。

第三个，你指控我出卖了陈克俭，导致陈自杀。你写道“1965年阴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庙会前，甘肃师大美术系青年教师陈克俭来到所里，创作四月八油画，不知深浅，曾与高尔泰有过接触，谈了不少……但还没等他回到兰州，高尔泰的揭发材料就寄到学校了，把陈克俭说的例如“一池清波煮成粥，照得师生水中游”形容挨饿时期的打油诗，加上高尔泰自己说的反动话都写上……文革一来，陈克俭说不清，竟上吊自杀了。”言之凿凿，骇人听闻。但是谎言越具体，越容易证伪。且不说陈是水彩画家，不画油画，也没有在1965年来到敦煌；且不说“破除迷信”十几年，那时已无浴佛节庙会和任何庙会，更不会有以此为题材的任何文艺创作；且不说“粒米煮成十碗粥……照得全家水中游”之句，是五七年鸣放时兰州市女子师范许植本老师在大字报上写的（《寻找家园》中有提及），挪用不到其他人头上 ……且说事实：

1962年，我初到敦煌，分到住房前，住在招待所，与陈克健和李巍（甘肃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一室。三个人晚上闲聊，说起当时的饥荒，李说，中国农民胆小，不然要造反了。陈说胆大也不会，因为国家有军队。我说不是国家有军队，是人民没有组织。军人来自人民，会把人民的体验带进军队，一定条件下会站到人民一边。条件是出现某种组织性力量，比如独立农会，比如民间宗教，现在都没有可能……不是发昏，都想透口气。时值“三年困难时期”，政治相对宽缓，以为在这个沙漠孤岛上，天高皇帝远，可以随便些。

李巍大大咧咧，在食堂里（招待所没有食堂，在研究所食堂吃饭）谈笑风生，有一天忽然手抚我背，说我“脑袋瓜子好使”，“天才就是疯子”。这是不着边际的话，本来没有什么。但是环境特殊（这一点你很清楚，我也写过），有人就找他“闲聊”。后来支部书记李承仙找我谈话，说，听说你在客人面前放毒，怎么回事？常所长调你来，费了很大劲，对你期望很大，你怎么一来就给我们惹麻烦？让范华在会客室里给开了个临时床铺，让我当天就搬过来暂住，说清楚了以后，别再胡说八道了。

我交待了谈话的内容，作了自我批判（认识到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且不敢通知陈、李。这是丑行劣迹，我一直心存愧疚。好在一切如常，大家都平安无事，他们在所里待到1963年，先后离去。1965年春，我被借调到兰州甘肃省博物馆搞“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陈也在那里，又同住一室。谈起这事，他说在敦煌时，李承仙找他谈过。他当过团干部，也处理过这种事。同样一句话，要看是什么人说的。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牢骚很多，顾不过来，一般人说句错话，基本上不会追究。但如果是地富反坏右说的，性质就不同了。你们那里水深，没人追究你，要感谢李承仙。

陈的厚道，李的保护，我只有感激。因所里搞新洞窟创作，我不久就回了敦煌。陈继续搞展览，以后没再见过。文革后我到兰州，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很意外，很惋惜。你说他是因我而死，“高尔泰一时失言，必是觉得后怕，与其别人可能揭发他，不如先把别人宰了，就像曹操杀吕伯奢一样，想象中的危险，又一次被白日梦般地化为现实。”一个“必”字断案，干脆利落，就像说施娉婷的胳膊是因我而断一样，显然不是判断力和记忆力的问题。为了和文革挂上钩，把1962年发生的事挪到1965年，该不会是无意的吧？兰州文革中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是一个人自杀，应有较大原因，应有档案记录，应有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记忆。现在甘肃师大还在，艺术系还在，当时的不少老师和同学还在，要了解真相，应该不难。你此文的跟帖中，有一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你们个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也说不清道不明，但陈克俭老师之死是谁人所致，真相早已大白，不是凭高的几句话就能决定的”，应是知情人所写。你既然要做这文章，又不先了解一下，哪像个吃考古饭的？

第四个，你说我的《荒山夕照》，“说明世事人情之险恶以外，没有明确交代回所以后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向革委会举报了。我读了以后，可以打赌，一定有人举报了，而举报者不是别人绝对肯定正就是高尔泰本人！原来，人情世事之险恶，最典型的体现者就是高尔泰。”前面的“打赌”，“一定”，“绝对”，加上后面的“原来”二字，立即就变成了事实，以及对事实的道德判决。实际上那次回所以后，革委会主任何山听了范华的汇报，说，下一次他要亲自到大泉“带头劳动”。指示范华多准备几个铗铑，以便“改善生活”。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是新生的革命政权以权谋私的一个小小萌芽，值得一写。但那是另一个主题，我怕文字杂乱，决定割爱。想不到留下这个悬念，竟使你如此亢奋。

第五个，你说我“谈到夹边沟的生活，说那里的人最后都成了野兽，他们到处逮耗子烧吧烧吧就吞下去了。有时为了抢耗子，他们会打得头破血流。有一次，一位难友接到家里寄来的饼干，居然一次吃了一大半，口渴了，喝了好多水，竟胀死了。其他受难者弃死者于不顾，为抢夺剩下的饼干打得一塌糊涂，而他抢得最多……”，如此等等，比我知道得还多，描写得很细致，如同亲身经历。你读过《寻找家园》，应该知道，我在1959年初，就离开了夹边沟。在我离开以前，还没有发生你所说的上述情况。我也没在盐碱地上见过耗子。九十年代以后，开始有一些幸存者的见证和勇敢作家的调查问世。我想你是读到一些，搬过来充当“寻找家园以外”的知情人的。显然你又忘了，1960年以后发生的事，安不到1958年去。
并且你在这里，不动声色地制造了一个虚假的对比：你很尊敬夹边沟人全都是社会良知，而我骂他们都是野兽。用心之深，令人生畏。但是我对夹边沟难友的看法，早已写在书里。有我的书作证，不是你可以随便涂改的。你毫无亲身经历，怎么又从“人性和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得出了这么一个全称肯定？

第六个，1983年（你挪到1984年，为什么？），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开会，我应邀与会，遇见不少敦煌的老同事，握手如仪，还是有些旧情。唯独你，酒泉一别，已形同陌路。楼道里遇见，没打招呼。会议中间休息时，你挤过来坐在我旁边，说，“我到艺术研究院了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你问我“你怎么样啊你？”我说我很好。时值“清除精神污染”，我是批判重点，被停课禁书，拒绝检讨，拒绝约谈，处境恶劣，无人不知。你明知故问，毫不掩饰幸灾乐祸，我像又吃到一个苍蝇，掉头不再理你。你转身走时，丢下一句威胁：“齐一你知道吗？我和他很熟。”显然你以为你心目中的庞然大物，必然也是我的。

关于这次偶逢，你的版本是：“相隔十多年我们第一次碰面，他一直盯着我，我却给他来了一个脖子不给（兰州土话，不与理睬）……他迎向我，站在我面前，似笑又不敢笑地问”你好吗！我说，我还好，你可能不一定太好吧，你不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呆过吗！那个单位多好，在北京，可以甩开膀子搞你的美学了，李泽厚也在那里，为什么不呆下去呢？”他一时说不上来。“可能是呆不下去了吧，人家送瘟神了？你那个爱揭发人的毛病也得改改了，你走到哪里都是这样，人家讨厌，对你自己也不好。”“你怎么知道的？”他惊异于我的消息灵通，也证实了他的确又揭发了什麽人让人家赶走了。“丁一你认识吗？”我问。“是他告诉你的？”“这你就不用知道了。”“我……我……文革中的事情……”“你不用说了，文革中好多人都犯过错误，包括我在内。但有些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时代造成的。有些是永远不能饶恕的，是人格堕落的表现，你就属于后一种。你身子已经生活在20世纪了，头却还在中世纪，脖子拉得那么长，你活得累不累呀！你实际上是个弱者。”

这一长段话，形象伟大，气势昂昂，不像会议休息时稠人广众中短暂的招呼，倒像是八十年代以前居民委员会里带红袖章的老太婆对阶级敌人的啰嗦训话。这种架势和口气，革命知识分子也有，但须得对方像老鼠见了猫那样战战兢兢配合才行。所以这种节目，七十年代已少，八十年代已无。语境既已转换，舞台、道具也不再和角色配套，你无从吸取能源，单靠文字过瘾，难免底气不足。刚一提出指控，立刻转了话题。借编造的我的结结巴巴回答，从社科院的不知什么事，一下跳到敦煌（文革中的）的不知什么事，上下文毫无关联。故事的主线索，就这麽断掉了。从此再也没有提起。这里面的空白，可不是剪接所致。

剧本还没完，脚色就变了。恶狼受命卸妆，扮演多情贱鼠。追猎改为追随，遭抛弃了还恋恋不舍跟着：“我们就这么无声地走着，他几次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就这么尴尬着，一直走回招待所，我进了屋，他没进来。迟疑着说了一句，那我就回去了，带着询问的口气，我没搭理，他走了，到大门口，回头望了我一眼。”或者“他一直盯着我……他赶来参加这两次会，仅仅是想见见我……”。好家伙！这些自恋者的意淫，使我想起chiwawa ，一种很小的宠物狗。它以为自己很大，而且魅力无穷。狼也萧默，鼠也萧默，你站在这么一块左右摇晃的垫脚石上面，高则高矣，稳当吗？

在《“祁连山下”以外的常书鸿》一文中，你写你以民兵身份，押解所革委会的头号敌人常书鸿外出治病（自称“董超、薛霸”，貌似调侃，实际上是给自己涂脂抹粉，）对医生训话的口气，也这么气势昂昂。要说这气势的源泉，说白了还是你所依附的权力。压下者，必然媚上。所以另一方面，你又“孙头儿”“钟头儿”叫得和从前的“常所长”一样亲热。在军代表、工宣队长面前撒娇更绝，要求“把我揪出来得了”。博得前者“温言好语”相劝，后者“费尽心力”相救”，嗲劲儿难以想象。主也萧默，奴也萧默，可知道在这二者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

你问我为什么不在社科院哲学所待下去，假如我是你，自然能待下去。但我不是你，我和你心目中的那位庞然大物合作写书不成，闹翻了。我被“清除精神污染”，也是因为写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逆了龙鳞。一个人再怎么邪恶和愚蠢，也不至于一面激怒当局，一面又向当局告密，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即使至于（比如两面派、双重人格），上下左右那么多人盯着，也绝无可能保密，当时就会身败名裂，还等得到二十七年以后，由一个与社科院毫无关系的你来说？

你说我惊异于你的消息灵通，因而也证实了我揭发了人。你拿出来的证据就是你所谓的我的惊异吗？为什么你不把那些灵通消息及其来源抖出来作为证据呢？

你说我是因为“爱揭发人”被赶出社科院的，为什么不说出我揭发了谁？向谁揭发的？揭发的是什么？
你说渺远往事，充满具体细节绘声绘色，怎么说到近事，反而含混起来？

如此严重的指控，怎么能闪烁其词？

现在社科院还在，当时的人们还在，你只要说得出来，自会有当事人作证。为什么不说？

如果你说不出来，是不是撒谎？

你虚构了一个“丁一”，以维持气壮如牛，实际上并无其人。如果有，必无躲藏之理。藏也藏不了的，起码互联网能搜索得到。如果没有，是不是撒谎？

你写此文时，已经年逾古稀，还撒谎，不知道是为报旧仇还是昔日的派性发作？不知道是玩世不恭还是想抹黑或攀附别人以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注意？不知道是前红卫兵的历史乡愁使然，还是高级宠物的特殊心态？
不论是什么，都不奇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话要负责任。何况用虚假的名字，进行真名实姓的指控，并且公开发表，问题的性质，岂止是撒谎而已？

撒谎二字，不是可以随便说的。我敢于负这个言责，是因为有你的文本在。不论如何阐释，白纸黑字，作为既成事实，它已经不能修改。

文本所示，此为焦点。焦为热之聚，即小可以见大。四十年间民族灾难深重，你由看门狗晋升到宠物狗一帆风顺，岂是偶然？现在有头有脸安富尊荣不但毫无反省，还美滋滋地写了不少名流轶事烘托和美化自己。花边趣谈、隐私八卦，周恩来的关注，郭沫若的嘉奖……靡不毕集。时或在昔日的意识形态碎片中掺入一些“恶势力”之类时尚字句，或者貌似附带地宣称自己写了一百多首诗烧掉了……不管时代怎么变反正正确是你的机会是你的好处是你的。假如有一天，看到你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连署某个请愿书或者走在某个游行队伍的前面，一有危险就缩回到安全的宠物窝，我将毫不奇怪。

如此人文景观，其实非常普遍。米兰昆德拉早就在他的《玩笑》一书中，把这种没有忏悔的“与时俱进”，写得淋漓尽致。但是玩笑一普及，就变成了严肃。正如谎言一普及，就变成了真理。若要与之周旋，正好陪着玩儿。你说我“实际上是个弱者”，没错。否则，哪会一辈子被群狗追咬，连躲在深草丛中静静地舐一舐自己的伤口都没有可能？十几年亡命天涯，还要被追着抹黑，拉着垫脚，以衬托别人的高大？哪会被迫辩诬，别无选择，只能把本可以用来叩问存在寻找意义关注身外事物的有限能量，虚耗在渺小个人卑微琐碎的自卫斗争之中，显得时间和精力都毫无价值？

这玩儿对于你，是有趣和有利的。对于我，纯属生命的贬值。迫使我陪你来玩，这本身就是你的一个胜利。但这胜利，未必是强者的证明。强者之强，首在独立。否则没有自我，存在就是虚无。虚无之胜，也是虚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腐皮之上，毛何持而强？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一个人的价值也是自己创造的，此外持什么都是空的，何况腐皮？何况抹黑别人抬高自己的游戏？

我使用“抹黑”二字，不是说自己干净。澄清某些史实，不是说我好你坏。事实判断，不等于价值判断，任何渺小短暂的个体，都不是真理的化身，都没有资格充当道德法庭的终审法官。我比你优越之处在于，我明白这一点。面对暴君的奴役，检讨认错、鞠躬请罪，我什么丑没有出过？画了那么多毛像，画了那么多歌功颂德的宣传画，我什么脸没有丢过？对于贺、施和你的报复，手段也邪乎得可以。特别是反骨难换，祸延亲人，留下创深痛巨不可弥补。用残损的四肢，爬出那黑暗的隧道，满身污泥创伤，早就不像人样，敢不谦卑？敢以清白自居？硬要充个胖子，也只能说，我纵有狗性如你，也还能因而知耻，。知耻，故能找回来一丁点儿自我，那个自省的主体。

你责怪我在《寻找家园》中没有写你，那是因为已写了类似的事例。此外，社会底层那些不施脂粉、以真我面对人生的普通人的命运，也比你更值得写。漂泊天涯，谋生不易，很多想写的，都没顾上。有太多的没顾上，至今感到遗憾。就你而言，四十年后的这个后续发展，倒是赋予了题材以一种此前没有的写作意义。但我如现在来写你，文字会像辩诬，更加要不得。

但诬既有之，不得不辩。只能直接写个公开信，向读者做出交代。这是弱者的悲哀。你的诬不止这些，所辨只限于比较严重、有案可稽，有旁证可以鉴别真伪的部分。有关谬托知己、隐私八卦、心理推测、趣味花絮，以及不在一个层次上面无法进行的所谓“学问的沟通”，不辩也罢。不辨不等于默认，也是弱者的悲哀。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一个人处在要为自己辩诬的地位，就已经是屈辱的了。何况在受了实际的伤害之后，还要来辩诬？

整个八十年代，你一声不吱。现在写作此文，却用上了那时穿靴戴帽的方法：以“如果有一天我和高先生在一起坦诚相见，他将不得不承认我说的全是真话”开篇，以“我现在真希望能再见上高先生一面……真想抛掉过去的所有恩怨……倾心地再谈一谈”结尾。双手捧心，令人错愕。

见文如见人。我不觉又体验了一次，前两次久别重逢的况味。

“劝君更尽一杯酒，昨日少年今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