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教育的是老师
茅卫东
读完《该教育的是班集体》这则案例（后附），说实话，我没能看出里面有多少属于教育的东西，却仿佛看到了当年文革中大批判的情景。
徐老师应该是对小王同学已经有了很深的成见，所以才会用“顽劣成性”、“铁石心肠”这样的词，才会说“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可是小王毕竟是小学六年级的孩子，纵然顽劣不堪，当老师的也应该去了解一下原因。可是从这则案例中，徐老师没有一句关于这个方面的调查和分析。
教育的前提是什么？是对孩子的了解。这种了解不仅是知道孩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什么特长，有什么缺点，更重要的是对孩子性格形成过程的了解，对孩子内心世界的把握。缺乏对孩子的了解，教育就很容易变成对孩子的强制，进而变成对孩子的控制。从徐老师对小王的描述看，她对这个学生是缺乏了解的。
梳理一下，徐老师在此事的处理中主要做了这些事情：
第一，劝走生气的清洁工，让班长查明事情经过，组织班干部发表处理意见；
第二，引导学生将小王的行为定性为损害了集体荣誉，丢了全班同学的脸；进而鼓动起大家对小王同学的愤怒和指责，迫使小王向所有在场的人逐一鞠躬道歉。
徐老师的第一步做得很好，但第二步就非常糟糕了。小王同学“拿厕所里的垃圾篓，去砸蹲在便坑间大便的人”确实不妥，但这是他的个人行为。因为实行班级授课制，我国的中小学中，每一个学生的独立性一直不强，某个学生出了什么事情，经常只有班主任会将所发生的事件和学生个人联系起来，校长和其他老师一般只会说“某班出了什么事情”。小王的乖张举动，被认为损害集体荣誉也算是事出有因。事实上，将个人纳入集体进行管理和教育，动辄以集体的名义规范约束学生，确实也是学校一贯的做法。在非公有制经济不被认可的那些年，城市里的每个人几乎都是“公家人”，农民也是归属于生产队、大队和公社。可是，改革开放这些年，这种状况不断地被改变，个人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个人的价值和地位越来越得到重视。现在，除非因为职务行为，不然个人的一切行为后果都由自己承担，与单位无关。现在大概只有在教育系统，学校还动不动把个别学生的不当行为与班级集体荣誉联系起来，教育局会把个别教师和学生的事情和学校联系起来。而这，或多或少带有一点古时的“连坐”色彩。
小学生是很容易被忽悠的。徐老师说：“有人损害了集体的利益，让我们大家面子扫地，你怎么想？该怎么做？”同学们马上“要捍卫集体的利益，要跟坏人坏事做斗争”。徐老师并不满足，而是“进一步激发大家的愤慨之意，直到他们义愤填膺地要求小王给每一位同学轮流逐一道歉。”
这是教育吗？不，徐老师根本没有让小王和其他同学明白，小王的错误是不尊重别人，给别人制造了麻烦，所以他需要向受害者道歉，接受学校的惩罚。徐老师所做的事情其实是洗脑。撇开具体的原因分析和责任认定不谈，却成功地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了“保护集体利益，维护班级面子”上。集体利益就具有先天的正当性吗？大家的面子就是最判断是非的标准吗？恐怕徐老师自己也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吧。这是典型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当小王向教室里56个人逐一鞠躬，说了56次“对不起”之后，泪流满面的他真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徐老师认为，此次的教育不仅对他个人还是班集体都是深刻的。可我以为，印象或许深刻，但他们记住的大概只会是不能让老师不高兴，不能损害集体荣誉，而不是真的明白“尊重别人，不给别人添麻烦”的道理。事实上，在不久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以集体的名义侵害个人利益的事情是经常的。
不清楚徐老师多大年龄，从此案例中，我感觉她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非常陈旧。我甚至觉得，虽然身为教师，她的教育情怀都远不如那位清洁工。徐老师口中这位“善良的大叔”看到小王痛哭流涕前来道歉，“急冲冲跑到教室向我求情说饶了他，不必再批评了”。而徐老师的态度却是：“而他哪里知道，我没有与他搭过一句话。”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我为自己有这样的同行感到脸红。
附案例：
该教育的是班集体
中午，刚到校门口，就发现教室的走廊外围着几个男同学，推推搡搡的。我心里开始发毛：准是又出事了。
不出所料，刚到楼梯口，校园里的清洁工就生气地指着小王嚷开了，看他的样子又气又急，我猜测不是小事，可惜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口音，我听了好长时间还是一头雾水，加上小王又一脸委屈的样子，旁边还有同学证明他中午一直呆在教室里没出去过。我只好请清洁工先回去，说等调查清楚了，一定把同学带到他面前。清洁工走后，我开始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处理：这几天数学老师外出，我已上了整整一个上午的课，嗓子都快冒烟了，并且我太了解小王，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要想让他说实话，得软磨硬泡半小时以上，再说第一节马上要上课，我不能为这没有胜算的事置班级的其他同学不顾。我思量了一下，看了看旁边为他开脱的“同党”，而他一直在察言观色，早已想好如何应对老师。我心里有了谱，跟他们说：你们找到班长解释。
一到教室门口，我不由得怒火中烧。因为我们的中午自休课是规定1：00下课的，现在时间没到，而同学们却正在津津乐道地谈论着，有几个还站在位置上手舞足蹈，在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什么？我知道，本班自休课一直纪律很好，没发生意外事情，绝不会有同学说话，今天这个样子一定跟刚才的事有关。我压压怒火觉得先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便叫班长负责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清楚。没到2分钟，班长就完成了任务，因为他找来几个知情者，小王想抵赖都不成。原来这个顽劣成性的孩子，前几天有好几次拿厕所里的垃圾篓，去砸蹲在便坑间大便的人，听说有一次还砸到了老师。我惊呆了，不是因为小王的恶劣行径，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他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我并不震惊，而是面前这一大帮幸灾乐祸眼中闪着兴奋光芒的孩子我该怎么教育。
下午第二堂正好是品德课，发生在身边的事例远远比品德书中枯燥的道理要形象生动，我把这事当作难得的教学内容给学生上了一堂难忘的品德课。第一节课的大课间，我就布置班干部讨论商量，该如何处置小王？第二堂上课，班长已经让小王站到讲台前，而他却乐滋滋地看着下面几个朝他做鬼脸的同学，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脸的轻松自在。我把小王犯的事简单地描述了一遍（有几个同学还是边听边笑），便由班干部轮流着发表意见。大家的意见挺统一，都说叫他跟清洁工扫厕所，并要写一封信告诉他的家长（这种方法我们经常用），让家长配合管教。是班干部一致的意见，我当然采纳，便问：信由谁来写？我一连问了三遍没人举手，我知道大家都见识过小王的爸爸，心理有恐惧感。于是，本课的教育便由此入手，先让学生思考：小王损害的是谁的利益？丢了谁的脸？在讨论中大家渐渐明白：他损害了集体的荣誉，给六（2）班所有同学丢脸，所以清洁工到六（2）班来找犯事者。看到大家的脸逐渐严肃，我继续说：“有人损害了集体的利益，让我们大家面子扫地，你怎么想？该怎么做？”同学自然说到要捍卫集体的利益，要跟坏人坏事做斗争，于是就齐刷刷地举手说要承担起责任给他父母写信，并开始指责站在讲台上的小王，最后我决定由管纪律的副班长王琼娴来写这封信。小王开始变得不自然。
我进一步激发大家的愤慨之意，直到他们义愤填膺地要求小王给每一位同学轮流逐一道歉。在强大的集体面前，小王低下高贵的头逐个鞠躬道歉。有些男同学还对向自己鞠躬的小王挥一挥拳头，有些善良的女同学看见他可怜的样子同情而无奈地笑笑。当时在教室的共56人，他鞠了56次躬，说了56次“对不起！”说到最后已是泪流满面。我从没见过“铁石心肠”的他会如此悲痛不已，但我知道此次的教育不仅对他个人还是班集体都是深刻的。
但是课还远没有结束，我让大家把刚才自己的思想经历写下来，说出对这件事的认识（见附页）。我在投影仪中放了部分同学的感悟，再要求他们就自己的体会提炼成一句格言警句，永远警示自己。我选择了几条有代表性的抄在黑板一角，每天回顾反思，并落实在以后的行动上。
下课后班长带着小王找到了清洁工，这位善良的大叔看着他痛哭流涕的样子与中午的态度判若两人，还急冲冲跑到教室向我求情说饶了他，不必再批评了。而他哪里知道，我没有与他搭过一句话。
浙江温岭方城小学 徐淑萍 317500
案例分析：纵不能春风化雨，又何苦剑拔弩张
茅卫东
案例
我的“输”与“赢”
我是一个固执的人，带着一个固执的班。要不是成绩还可以，可能早已没“资格”再当班主任了。因为，我得罪了很多人。我是学校里公认的最认真的人，却是从教15年来没有评过“优”的人，甚至在聘任职称的“关键”时期。因为，每次投票，我人缘最差。同事们对我已经恨到没有丝毫“同情心”的地步了。很多人劝我，“干嘛和自己过不去？”，我“沉默以对”。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快乐，耶稣说:“你必须在付出中得到你期望的快乐。”好心的朋友只看到我的“输”，却没看到我的“赢”，我赢得的是别人无法体会的快乐。
我“输”了家长，“赢”了学生
我班有个学生，学习还可以，一、二年级时，经常忘带作业。每次出现问题，要么蒙混过关，要么撒谎，总是不敢面对问题。我非常困惑：这样一个优秀的孩子，照理不该发生这样的事情。经过无数次地细心观察，终于找到原因是家长太溺爱了，动手能力、管理能力太差。每天书包都是家长收拾，家长搞不清，当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后来，我反复跟她强调要自己收拾书包，仔细核对，自己能做的事尽量自己做。在学校里，我不允许家长替她做值日，让她在最脏、最差的环境中锻炼自己。她的丢三落四、撒谎、搪塞的毛病彻底改掉了。可是，我的麻烦来了。因为家长经常打电话说“我孩子不舒服，不能扫地”，我一口回绝“不行”。后来，家长干脆在孩子值日时请假“我孩子不舒服，不去上学”，我说“发烧了吗?”“没有”“打针、吊水了吗？”“没有”“那不行”。再后来，家长就直接叫孩子自己到我办公室来说“我妈妈讲‘我气管不好，不能扫地’”，当然也会被拒绝……积怨终于在一次请假时爆发了。孩子蹦蹦跳跳地来上学，据我观察没有丝毫异样的情况下，又请假不做值日时爆发了。那位“舐犊情深”的母亲像一头发疯的母牛冲进我的办公室，拍着我的桌子质问我“无数次请假你不允许，请问你有没有孩子？”我告诉她，正因为我有孩子，所以我才不允许你溺爱你的孩子。记得我曾读过这样一句话：“请重视女童教育，因为她也是未来的母亲”。事后，校长找了我，意味深长地说：“何苦呢？她请假，你准了，不就完了吗？她溺爱她的孩子，与你有什么关系？”我本来想说：“是没关系，可她现在是我的学生。”但，没说出口。
我“输”了比赛，“赢”了育人
在一次优质课比赛中,我和另一位老师都选中四下«天鹅的故事»，内容写一群天鹅为了生存，在一只老天鹅的行动感召下，用自己的身体破冰的神奇壮观场面，歌颂了天鹅勇敢奉献、团结拼搏的精神。我俩课堂教学目标都达到了。唯一不同的是她预留了5分钟写话，在学生中找几篇写得比较好的，自己朗读，展示自己的教学效果及学生学习效果，课堂教学时间恰到好处。我预留了十分钟写话，并随机让学生自己朗读。第一个学生进行得比较顺利，第二个学生出现状况了：写好了，但不愿站起来朗读。冷场了，怎么办？我只好自己拿起来读。当读到“天鹅，你勇敢顽强的精神值得我学习”心头一怔，这不正是教育的最佳时间吗?于是我说：“你要学习天鹅的勇敢，可是你刚才一点儿也不勇敢。来，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用掌声请这位同学把勇敢拿出来。咱们学了就得用呀！”在一片掌声中，他又重读了自己刚才写的话，全体同学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敢肯定，这个同学以后一定会变得勇敢一些。因为，有第一次，就可能有第二次、第三次……而我没能进入第二轮。我“输”了比赛，但“赢”了“教书育人”。
我“输”了人情，“赢”了真情
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和好孩子坐在一起，有些老师干脆把问题学生“流放”到某个角落里自生自灭。而我总是让调皮捣蛋的问题学生坐到综合素质最强的学生旁边，希望那些“劣马”能“近朱者赤”。家长总是想尽办法调位，我一概不允。其中，一位家长总算逮着理由请同事帮忙换位，“那孩子太顽皮，而且，经常打他们家孩子，昨天还踹她一脚。”我感到事态严重，连忙把这个问题学生找来查问原委，确有此事。我让他道歉，他俩眼往上一翻，不理不睬。我很生气，来个“以毒攻毒”—“把手伸出来！”唰、唰……打了几下子，还是没反应。什么叫问题学生？那就是“油盐不进”。我的肺都要气炸了。怎么办？放弃？这孩子肯定觉得自己“沉默以对”是法宝，老师拿我没辙。于是，我马上换一副委屈痛苦的表情对他诉苦：“你真是枉费了老师的一片苦心呀！老师把你安排在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旁边，是希望她能帮帮你，让你的成绩不会滑下去。如果换一位和你一样控制不住自己、爱玩的学生，你们上课还不玩到一起去了吗？你成绩还不一落千丈吗？可你却不珍惜呀！现在，这样的好孩子都不想跟你坐一起了，还有谁能想呢？”这时，我发现他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觉得时机来了，该给他“就坡下驴”的机会了。“你去向她道歉，如果她同意原谅你，我就不调位。如果她不原谅你，那我没办法，只能换一个同位。你看行不行？”他睁大感激的眼睛点了点头。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在每个孩子心中最隐秘的一角，都有一根独特的琴弦，拨动它就会发出独特的音响……”上课时，我特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朱涛，你道歉了吗？”他点了点头。我又问他的同位：“何莹，你原谅他了吗？”何莹点了点头。于是，我用非常响亮的声音说：“让我们为何莹的宽宏大量鼓掌。”接着，又用更加响亮的声音说：“让我们为朱涛知错就改鼓掌。”班里瞬间沸腾了！这两个学生的脸上都流露出幸福的微笑。事后，同事找到我，“就换一个座位，有那么难吗？”我想说：“不难。”可是，他不明白，我面对的是问题学生，换到哪儿都会再次出现问题。如果一直地换位，一直地“秋后算账”，就有可能将朱涛推向问题的深渊—破罐破摔。如今，他“悬崖勒马”，肯定能改好。因为，今天他能真诚地道歉。明天一定能真诚地做人。能在人生的起步阶段，赢得一颗真诚的童心，这比任何“人情”都珍贵。
我赢了激情四溢的课堂，我的公开课总有“造假”的嫌疑，因为配合太默契了。我赢了诚实，因为孩子在作文中写道：“有一次要背课文，我没有背。组长就把我送到老师办公室。老师说：‘SY（此处马老师原文是学生的中文姓名，看着不像是化名，故用字母替代——笔者注），你为什么背不好课文？’我不敢讲我没有背，只好什么都不说。最后老师说：‘期末考试就要到了，课文背不掉，填空就填不好。’我还是什么话也没说，一直看着老师。当时我真想说：‘马老师，我也知道，只是我忘了。’”我赢了感动，因为孩子在作文中写道：“老师，您记得吗？那一次画展，是您用一中午的时间做出了一个吸引人眼球的广告牌。那时，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学生。那云淡风轻却又五光十色的一片片带着您身上的芳香的水彩颜色，成了您爱我的最好见证！那秀美而又苍劲有力的字编织成了我的童年对师爱的美好憧憬。浩渺的苍穹下，浩瀚的宇宙中，苍天让我们相见在这，相遇在此，这是真正的缘分，是不可多得的不解之缘！望着窗外黑色的天空，我嘴里不由得发出轻声的呢喃：‘老师……’”（注：这篇小练笔出自一个四年级学生之手，您信吗？）我赢了童真童趣，因为有一次校长怒气冲冲地抓着我班的一个学生说：“反复强调，怎么还有学生下花坛？”我把校长劝走之后，让她对我说明情况。她说：“我在花坛里栽了一颗桃树，我去看它长大了没有。”太可爱了!我的学生，我的孩子，叫我怎能不感动呢？太多太多这样的案例，我无法一一细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每天都被我的学生感动着，每天的生活都充满幸福－无论是欢笑，亦或是痛苦。这是我实实在在的“赢”，是别人无法理解，也难以体会的“赢”。
最后，我想说:“如果你是一个好人，那么你就不要再要求得到什么回报，因为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上帝垂爱你的证明。”与天下所有的班主任共勉。
安徽省六安市长安小学 马海玲
分析：
纵不能春风化雨，又何苦剑拔弩张
茅卫东
马老师应该是一个工作非常认真的人，而且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明知校长和同事对她的工作有看法，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即便人缘最差，依然自得其乐。我其实是蛮欣赏这种个性的，因为经常有人说我是一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生活中见风使舵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人太多太多，不讲原则惟命是从见利忘义的人太多太多。教育中人，若也是如此性格，实是荒谬悲哀至极。马老师显然不是这样的人，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一心只想着学生发展，很有个性。
可是，马老师的叙述，让我又想起了多年前一个重点班的学生评价他们班主任的话：“X老师坏就坏在责任心太强了！”和很多传统的家长和老师一样，马老师似乎也是属于“为了你好”一类人。因为我是为了学生好，所以其他人不能来干涉我，学生不能不听我。因为我是为了学生好，所以我就是对的，任何反对我的人都是错的。终于，我成了孤家寡人。本来这应该让人痛苦不堪，可是感谢开放、感谢网络，我知道了上帝，于是不再要求得到什么回报，“如果你是一个好人……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上帝垂爱你的证明。”于是——完胜！
问题是：“我是一个好人”，这由谁来鉴定？是不是因为“我”是好人，所以就注定要与所有人为敌？
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下面结合马老师的叙述具体分析。
一、明确边界意识，不可与家长争孩子
“请重视女童教育，因为她也是未来的母亲”，我认同这个观点。可是老师因此就有了禁止家长溺爱孩子的权力吗？并非如此！马老师对家长说出“不允许你溺爱你的孩子”这句话，这是越界。如果是我，我会选择找个机会和家长坐下来，交流了一下育儿之道，但最后的选择权在家长。我们必须接受一个观点，那就是家长有溺爱孩子的权力，虽然我们认为这样对孩子不好。家长有权拒绝我们的建议，我们却不能强行干预学生的家庭事务，唯一例外的情形是家长正在使用严重暴力伤害着孩子，但溺爱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
我是对的，我是为了你好，所以你必须听我的，这种教育思维曾经非常流行。现在，是重新审视教育伦理，厘清教师边界的时候了。我们可以阻止别人做恶，但强制别人为善，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恶。家长溺爱孩子固然不好，毕竟不是恶行，我们又何必义愤填膺强行出手？如果觉得孩子无故不做值日对其他孩子不公平，老师完全可以要求家长出具医院证明，证明孩子身体不适合搞卫生。至于家长能不能搞到这份证明，或者如何搞到这份证明，同样不需要教师操心。有，孩子就不用做值日了。没有？对不起，这是学校的事情，除非家长给孩子转学，不然就得按照学校规矩来。
说到底，学生只是教师生活中的过客，而孩子却是家长生命的延续，我们何苦与家长争孩子，又怎么可能真的“赢”得了学生？当我们视家长为对手，准备和家长争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输了。因为此时，我们已经越界，违规了。身为教师，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只是教育孩子，而不是和家长争孩子。
二、客观归因、平实叙事应该成为教师的职业习惯
学生经常忘带作业，马老师为了弄清原因，说自己“经过无数次地细心观察”。一、二年级的学生忘带作业并不是特别奇怪的事情，怕被老师批评不敢说出实情也可以理解。不过，总是这样子，教师是应该干预一下，可“无数次”这个词还是有些夸张了。问问学生、问问家长，应该不难发现事情原委。再说了，家长替孩子收拾书包应该是在家里吧，老师“无数次地细心观察”又是在哪里进行的？家长溺爱孩子，不想让孩子做值日，这的确不好。可是在教室里做个值日，就是让学生“在最脏、最差的环境中锻炼自己”，是不是也太高估做值日的功效了？
马老师说自己“输”了比赛，“赢”了育人，给人的感觉她是因为不想放过帮助学生的机会而“输”了比赛。可从马老师自己的描述中，我只看到在一次优质课比赛中，马老师巧妙利用教学内容鼓励学生，但没发现这与她“输”了比赛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马老师说，这位受到鼓励后站起来朗读的同学“以后一定会变得勇敢一些，因为，有第一次，就可能有第二次、第三次”。将“一定”建立在“可能”的基础上，这样的自信实在不太靠谱。
在调座位这件事情上，马老师说：“今天他能真诚地道歉，明天一定能真诚地做人。”又是“一定”，呵呵。马老师说自己已经工作了十五年，我不太明白，她内心里真是这么认为的，还是她的语言习惯使然。但不论是哪种情况，都值得商榷。如果是前者，身为教育者的马老师显然低估了成长的复杂性和教育的复杂性。如果是后者，问题可能就更加糟糕。语言的背后一是思维，二是心理。如果马老师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复杂性，却还是习惯于这样信誓旦旦，那就远离了她高度认可的“真诚”品格。
叙述夸张、缺乏逻辑其实是不少老师行文的通病，可很多同行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每当我在一片叫好声中指出某段文字的问题时，时常有人劝我“讲话不要太刻薄”。一个教书育人的群体，沦落到只喜欢相互吹捧，连基本的叙事规则都不在乎，实在可叹。
三、不愿意沟通的背后是什么
马老师说自己在学校里“人缘最差”，同事们对她已经恨到没有丝毫“同情心”的地步了，可是她每天都“被学生感动着”、“每天的生活都充满幸福”。
我有些难以理解。
从这篇叙事中，我没发现马老师做了哪些特别与众不同、惊世骇俗的事情。倒是留意到了这些描述：“我‘沉默以对’。” “我本来想说……但，没说出口。”“我想说……可是，他不明白。”
虽然每次交流未必都能沟通，可是自己不说，别人又怎能明白？她不愿意和同事交流，大概是觉得对自己的做法“别人无法理解，也难以体会”。
马老师不愿意和同事交流，而是选择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与更多的同行分享。有意思的是，马老师的学生好像也有相似的习惯。这位学生在作文里写道：
“有一次要背课文，我没有背。组长就把我送到老师办公室。老师说：‘SY，你为什么背不好课文？’我不敢讲我没有背，只好什么都不说。最后老师说：‘期末考试就要到了，课文背不掉，填空就填不好。’我还是什么话也没说，一直看着老师。当时我真想说：‘马老师，我也知道，只是我忘了。’”
“什么都不说”、“还是什么话也没说”、我真想说”，这个学生，是不是和马老师很像？这个学生为什么不说，作文中有交待——“不敢”。
马老师是不是也有所“不敢”，所以才“沉默以对”？她自己没有说。
仔细想想，一个在同事面前经常“沉默以对”却敢和家长争孩子的老师，一个知道所有同事都恨她却每天生活得很幸福的老师，一个“赢”得了学生可学生却不敢当着她的面作出解释的老师，一个工作15年从没评过“优”却自认是一个得到了上帝垂爱的老师，这总让我觉得怪怪的。
希望天下所有的班主任能和我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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