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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新文化运动的前卫人物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3-17 04:04
标题: 新文化运动的前卫人物
苦雨斋主周作人
作者：侯云灏

　　周作人（1885-1967），原名魁寿，字星杓。1985年1月16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城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1893年秋到次年春夏之交，祖父因科场舞弊被捕入狱，他与兄长鲁迅（周树人）一起被送往亲戚家避难。1894年冬，其父大吐血，家道由此中落。1898年他与鲁迅参加县考，次年又参加了院考，名落孙山。
　　1901年9月，周作人进入清末洋务派开办的江南水师学堂，由一位叔祖从“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中取了“作人”的名字。1903年10月的一场大病后，他的兴趣转移到文学翻译和创作上来。1905年以“萍云女士”的笔名发表第一部译作《侠女奴》。不久，《玉虫缘》也被刊用出版。
　　12月，赴北京应考，准备留学日本。
　　1906年夏秋之间，周作人赴日本东京留学。自此，他把日本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开始学习日语。1907年，他与鲁迅合译《红星佚史》、《劲草》等，并协助鲁迅创办《新生》，但未能成功。同年，他进法政大学预科学习。同年秋，进立教大学学习古希腊文，希望以后把《新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在6年的留学生涯中，周作人共译出《匈奴骑士录》等5部中长篇小说和13个短篇小说，约50万字。文学翻译成为他留学生涯的一项主要而又卓有成效的事业。
　　东京求学，周作人曾三易住宿。在最后一处住宿，他遇到了一个名叫羽太信子的小厨娘，很快就坠入情网。1909年6月，他们结婚。1911年9月，在鲁迅的催促下，27岁的周作人恋恋不舍地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携妻回到绍兴。1912年1月18日，周作人以“独应”的笔名发表了半个世纪后他仍津津乐道的政论《望越篇》，在热情欢呼辛亥革命的同时，对革命的前途表示了担忧。7月，他去杭州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本省视学职。但他终日卧床读书，被人笑谓“卧治”。一个月之后，他就因病辞职，在家读书、翻译、作《童话研究》等。1913年3月，他又被选为绍兴县教育会会长，接着被邀为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9月，周作人开始主编《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并在上面发表各种著、译文章。1915年10月，周作人将他在这一时期的译作和自己介绍异域文学的文章，精心编选成《异域文学》出版。
　　1917年9月周作人被北京大学聘请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撰处编纂员。
　　1918年是周作人的成功之年。1月，他的译作《陀思妥耶夫斯奇小说》第一次发表在《新青年》上。自此，他以独树一帜的翻译家的身份走上了新文坛，成为《新青年》同仁中的一员，《新青年》上几乎每一期都有周作人的撰、译作品。2月，《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用白话翻译的《古诗今译》，并且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对于翻译的观点。他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林纾的翻译，指出文学革命就应该从文字到思想都进行彻底的革命。周作人的用心极为良苦，他试图通过翻译，输入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迥异的语言和思维，为中国新文坛的“文学革命”彻底输入一种新的精神。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译作《贞操论》，强调男女在性与爱的问题上绝对的平等，从根本上宣布了以没有爱情为特征的传统婚姻的不道德性，确立了结婚和离婚的婚姻原则，中国的舆论界、思想界、文化界，当即为之震动。周作人从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前卫人物。
　　10月，周作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周作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欧洲文学史》。12月，他发表《人的文学》，打出了“人的文学”的大旗，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此后，他又发表《平民文学》、《思想革命》、《论黑幕》、《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等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在这些文章里，贯穿着他的一个系统的思想，是把五四“人”的发现和文学的发现统一起来，构筑了关于“人学”的理论构架，指出“作家须得有极高深的人生观”，在作品中要回答“中国人与社会，能否长进，能否改好，能否存在”的问题；提出文学革命不仅要实行“文字改革”，更重要的是实行“思想改革”，如果“白话通行，而荒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乐观”。
　　1919年7月，周作人赴日本向石河内的新村参观，觉得是遇到了平日梦想的世界。他怀着宗教般的热情参加了新村的劳动，“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三十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他随即加入新村。回国后，他就成为中国新村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与组织者，到处做报告、写文章，宣传新村的理想和那种“人的生活”。1920年2月，周作人还组织了新村北京支部。但是，他的新村理想遭到鲁迅、胡适的批评，随着日本新村运动的停滞，周作人的“新村理想”也遽然消退了。
　　1920年12月底，因肋膜炎，周作人开始了长达半年多的养病、治病。
　　1921年3月到9月，共发表各种撰、译近70篇，其中，创作诗歌、杂感和散文如《梦想者的悲哀》、《过去的生命》、《中国人的悲哀》等40多篇。冬天，他还翻译了大量的古希腊文和日本的小说与诗歌。周作人说他“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但在1922年出版的新诗选集《雪朝》中，他发表过的26首新诗全部入选，所占的比重并不亚于当时的著名诗人。就连胡适也把周作人的《小河》一诗赞誉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
　　1922年至1931年，周作人担任了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8月发起和参加了妇女问题研究会，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见解。11月和12月他相继发表《国语改造的意见》和《汉字改革的我见》，认为中国现代国语的建设，应该在通用的普通语改造的基础上，采纳古语、方言、外来语，严密用语语法，简化汉字，用罗马字拼音。他还于12月创办《歌谣周刊》。此后两三年间，他先后发表《猥亵的歌谣》等大量有相当学术水准的文章，以其博学和独到的眼光使他的民俗学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
　　1923年9月，周作人将他的专栏文字以《自己的园地》为名出版，这是他第一部结集行世的散文集。10月，他参加“中日学术协会”，但一个月后就退出该协会。后来又参加“中日教育会”并被推选为会长。同年，周作人给鲁迅写了绝交信。
　　1924年11月，他与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他是实际上的主编。
　　1925年5月，周作人等7位教师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8月，为了声援女师大师生的斗争，包括周作人在内的北京41位教师发表《反对章士钊宣言》，9月他参加了女师大开学典礼并坚持在那里为学生上课。女师大风潮刚刚过去，“三一八惨案”又接踵而至。周作人连续发表《闲话的闲话子闲话》、《关于闲话事件的订正》、《陈源先生的来信》等文章，以表达自己的愤怒。同时，周作人还专门写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新中国的女子》、《死法》等文，悲悼“三一八惨案”的殉难者。
　　1926年7月，周作人发表著名的《两个鬼》，说在他的心里住着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在那里指挥着我的一切言行。”他“对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他“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
　　1931年8月，周作人辞去燕京大学、女子学院等校兼职，专任北大研究教授。10月应北大学生会的邀请，作《关于征兵》的讲演，指出迷信“公理战胜”是大错的。1932年2月，周作人应邀在辅仁大学作总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学术讲演，连讲8次，9月出版。这是周作人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独立的研究成果，涉及文学的内涵、范畴、研究对象、起源和作用等一系列问题。
　　1936年，他的《苦竹杂记》、《风雨谈》出版。鲁迅去世后，各方面约请他写文章的极多，他为《宇宙风》写了《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希望人们把鲁迅“当作人来看，不是当作神”，这又招来了很多批评。
　　从1935年到1937年间，中日关系日趋恶化，周作人写了许多关于日本的文章。从《关于日本语》到《日本管窥》，系统地展开了对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的研究，认为过去的日本可爱，现在的日本可敬，而中国却积贫积弱、无药可救。
　　1938年2月，周作人参加了大阪每日新闻社组织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被《每日新闻》刊载并刊发了照片，一时舆论哗然。武汉文化界严厉谴责他“不惜葬送过去之清白，公然附和倭寇，出卖人格”。茅盾等作家在《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说，“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督促他“幡然悔悟”。
　　1938年3月至8月，周作人多次辞谢伪满洲大学、伪北京师范学院、女子师范大学之聘，不加入留日同学会、东亚文化协议会，并有劝友人勿入文化协会等举动。9月他拒绝接受伪北大校长兼文学院长之职。他还多次辞谢日伪各方的邀访、宴会、约稿等。周作人的本意是要在北平过独立隐忍的“苦住”生活。
　　1939年1月1日上午9时许，周作人在家中遇刺，虽“仅伤及皮肤”，但元旦的枪声彻底打破了周作人平静、闲散而又困顿的生活。10天后，他就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从而结束了他的“苦住”生活。
　　随后，又接受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长之职。9月他成为东亚文化协会的成员，1940年12月周作人正式被汪伪国民政府任命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被指定为常委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次年他率团访日，慰问侵华日军伤病人员并捐款。从1941年7月到1942年1月，周作人多次在各种场合为日本的“治安强化运动”做动员，说什么“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华北反共最重要的工作”。他按照日本人的授意，将他治下的大、中、小学的课本都做了相应修改，使日语课成为必修课，以行政命令推行“兴亚”运动，进行奴化教育。
　　1942年9月，“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周作人成为“华北作协主席”。
　　在1939年至1945年的六年间，他结集出版的著作就有《秉烛谈》、《药堂语录》、《药味集》、《苦口甘口》等8种。1944年1月，《药堂杂文》出版。这时期，他还创办了《艺文杂志》、《文学集刊》两个刊物。1943年周作人被削去了实权，而委以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等虚职。同年，汪精卫邀请他南行讲学。1945年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组，他仍被任命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7月写了《饼斋的尺牍》，不久又作了《曲庵的尺牍》、《实庵的尺牍》等，以钱玄同、陈独秀等与他在旧时的通信，向人们暗示以炫耀他昔日的辉煌。
　　日本投降后，周作人任北大国文系主任。随后，他陆续发表《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道义的事功化》、《两个鬼的文章》等，为自己的思想、文章作回想和解说。1945年12月6日，他因汉奸案被国民政府逮捕，先是被押于北平，后改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11月，被首都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褫夺公权10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均予没收。周作人开始在狱中重译《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等作品，并开始写《杂诗》、《往昔三十首》，另外还写了“儿童杂事诗”70首等。
　　1949年1月，周作人被保释出狱。11月开始以各种笔名为上海《亦报》写小品文，几乎每日一篇。
　　直到1954年底，周作人一直没有固定收入，平日以写作与翻译过活，靠零星稿酬维持生活，生活极其窘迫。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预支稿酬方式，每月预支其200元固定稿酬，后来加到400元。但到了1966年又完全取消。周作人在这一时期翻译了一些古典文学名著，如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日本的《古事记》、《俄罗斯民间故事》、《乌克兰民间故事》、《伊索寓言》等。翻译成为维系周作人最后生命的精神支柱。
　　1962年6月，78岁的周作人为了50年的夙愿开始翻译古希腊作家路喀阿诺斯的对话集。1965年3月该书翻译完毕，计47万字，但直到1991年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时，应有关部门的要求，周作人以各种不同的笔名写作有关鲁迅的回忆文章，后来辑成《鲁迅的故事》、《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出版。
　　1960年，周作人开始写《药堂谈往》，即《知堂回想录》。这是他最后一部重要的长篇著作。这部书稿在历尽坎坷之后于1970年由香港三具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其时已是周作人辞世三年多以后了。1967年5月6日，周作人病逝于北京，终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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