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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作家，研究员，1934年10月生于北平(现北京)，祖籍河北南皮龙堂村。 正规学校只读到高中，出任过中央委员、中国作协领导、文化部长、政协专委会主任等领导职务，在国内外数十所大学任教授或职务，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发表小说、评论集，散文集、古典文学研究、诗集、译作、讲稿等1700余万字。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韩、意、挪、瑞、荷、阿、越等二十余种文字出版。他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已经成为经典。除国内众多的奖项之外，他曾获得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获得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澳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是约旦作家协会名誉会员。 导读：我们的文艺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容，这个容量越来越大，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历史已经证明，极端的批评的声音，阻挡不住大众化、民主化、海量化、包容化、多样化的文艺生活。但在“挡不住”当中，确实有一种令人忧心忡忡的东西，这个“忧心忡忡”并不是简单地扣帽子，说它不如哪个时期，而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今天我们应追求什么样的文艺生态？什么样的文艺生活？什么样的文艺成果？ 我们的文化生活正在走向大众化、民主化、消费化 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文化生活文艺生活，有了太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有时候我们注意到，有时候甚至于注意不到。《庄子》里头就提出来了，万物都与时俱化，随着时间的变化万物都发生变化了。有些变化是有迹可寻的，有的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变的。 我说一件小事。1986年4月，我开始在文化部上班，刚上班不久，就接到几位领导的批示，说深圳在搞礼仪小姐竞选，这是搞变相的选美，而选美活动是资本主义社会拿妇女当玩物，这样一项活动应该禁止。本人那时候对选美也没见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本人组织性是一直比较强的，于是就赶紧贯彻。而现在呢，中国还变成选美基地了，光一个三亚就连续搞了多少次。 再比如说1979年的时候，电视台里面放风景片，结束的歌曲是李谷一唱的《乡恋》，但当时非常著名的权威音乐评论家说这是气声，是一种靡靡之音，说气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性感，像枕头边上的声一样，给予严厉的批评。后来岂止是《乡恋》，邓丽君也都登堂入室了。邓丽君去世多少周年的时候，赵忠祥主持的CCTV音乐台，做了连续三天的专题节目，显然邓丽君也没有那么大的危险性、颠覆性和敌对性。中央电视台也逐渐扩大了包容性。 “文革”之前十七年，中国出版长篇小说200种，200种书分十七年出，平均每年出11.8种，所以那个时候出部书影响都非常大，《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红日》、《红岩》、《创业史》等等，这些名著的发行大部分都在数百万册。而现在，全国仅长篇小说每年就2000到3000种，加上网络上的长篇小说，据说3000种以上，也就是说，现在每年你能够看到的长篇小说有6000种左右。 你想接受文化信息、文艺作品，没有比现在更便捷的了。传播和市场在文艺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为什么起的作用大？因为很简单，它接受的人群广，点击率高，票房高。我们的文化生活正在走向大众化和民主化，人人都可以参与。过去我们认为上艺术院校，首先他得有天才，然后还有多少年的苦读苦练，一对一的单独辅导，才能培养出艺术人才来。现在不一定。 全世界影响最大的舞蹈家，过去我们知道是邓肯，现在是鸟叔，而且世界各国还有一些政要也学着鸟叔的样子跳了两下舞。各种无厘头的文化产品，全能接受，影响非常大。“翠花上酸菜”，还有《忐忑》，作者是洋人，他受到中国戏曲音乐的启发。所以这就是：大众化、民主化、消费化。 现在有一个口号就是扩大文化消费，过去谁敢这么提，文化怎么是消费呢？其实文化消费一直是存在的。最突出的是电影，有多少美国大片在中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看看《少年派》《阿凡达》《007》……还有音乐剧，《妈妈咪呀！》《猫》等等。我们的文艺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容，这个容量越来越大，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了很多说法，这方面的讨论、困惑、争论、批评、质疑，非常尖锐。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化部一些年事渐高退出一线但是仍然学有专长有很大影响的专家，组织了一个叫做艺术委员会的咨询机构，那时候艺委会一开会都是一些非常尖锐的批评。最集中的批评就是歌星：歌星挣钱太多，歌星挣钱太快，歌星的嗓子没有得到专业训练，歌星扭动的幅度太大。老同志谈起来都非常气愤：我们怎么堕落到这地步？争论当中出现过一些非常极端的意见，例如有一家刊物说，现在的文艺比什么时候都坏，不但比1949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坏，而且比国民党统治的白区还坏，比沦陷区还坏。这种极端的观点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后文艺比国民党时期还不成样子。 但是现在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极端的批评的声音，是阻挡不住大众化、民主化、海量化、包容化、多样化的文艺生活的，这个势头你挡不住。但是在“挡不住”当中，确实有一种令人忧心忡忡的东西，这个“忧心忡忡”并不是简单的扣帽子，说它不如哪个时期，而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今天我们应追求什么样的文艺生态？什么样的文艺生活？什么样的文艺成果？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考虑。 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传媒时代，有人说这是触屏时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看不见的手起着巨大作用”的时代。文化体制改革正在把一大批的文学和艺术推向市场。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能够取得一种更好的质与量的平衡，外来的艺术形式与民族瑰宝的平衡，群众化大众化的文艺活动和精英的高端的文艺创作的平衡。除了销量、点击率、票房以外，我们还需要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有威信的、有学术和艺术水准的、有专业水平的强有力的文艺评估的力量、评估的体系。我们社会应该懂得，什么是感人的艺术，什么是有道德有思想的艺术，什么是“润物细无声”的艺术，什么是有智慧的艺术，有良心的艺术，有头脑的艺术。 我们有那么多的艺术学院，有那么多文学的院校和科系，有那么多社科、人文科学类的研究机构，我们还有专业的文艺团体，还有文艺的群众组织，有经费基本有保障的文联和作协，还有文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所以我们不可能没有专家、学者，不可能没有人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的，什么样的作品是空心的，什么样的作品是糊弄人的，什么样的作品是克隆外国的，什么样的作品是一种拿不出来的阴暗丑陋的思想精神在流露。我们需要有评论家告诉大家，这个艺术家哪怕名气很大，但是他的这部作品是失败的，是文艺垃圾。需要有人告诉。现在没有了，起码是少了。现在有些写评论的都是拿了红包的，连学术都跟红包有关系。 早在1982年，我去美国，拜访左翼剧作家阿瑟·米勒，他在中国最知名的就是《推销员之死》，由英若诚先生翻译和主演。我到他康州的家里去，当时阿瑟·米勒一部新的戏正在纽约上演，所以我就说“祝贺你”。但是阿瑟·米勒忧心忡忡，皱着眉跟我说“不好办”，我说怎么不好办？他说：“因为《纽约时报》的剧评对我这个戏到现在还没有表态。”我听完以后很奇怪，这么大牌一个剧作家，他还怕《纽约时报》吗？结果果不其然，我还没离开，《纽约时报》的剧评出来，对他这个剧作给予了否定，而且成了定论，他这个戏再没翻过身来。当然《纽约时报》这个剧评到底对不对，这个被认为失败的戏会不会50年以后咸鱼翻身又大演特演起来，我都说不准，但我要说，一个成功的媒体、一个成功的学者、一个成功的专家，他一定要在这个社会上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这个声音有足够的诚恳、严肃，与红包毫无关系，他面对的是学术，面对的是艺术，面对的是历史，他敢于发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声音。 有了这样的评估的声音，也就会有另外一个分不开的东西：有公信力的、强有力的奖励系统。我们推动艺术进步，要敢于肯定我们应该肯定的东西，这个奖励的系统不能让市场牵着鼻子走。诺贝尔文学奖你不管对它如何评价，但它不跟着销售走，而且它专门喜欢奖励一点冷门的东西，你死活想不到的东西。比如他奖励意大利的左翼剧作家达里奥·福，被奖励者本人都不相信。更早的时候，1986年他奖励法国的作家西蒙，西蒙他是很怪异的一种文体，接受的人很少。作为一种品牌，奖励也有着对艺术、对学术、对历史的一种责任感。 不管平庸的东西、庸俗的东西乃至于低俗的东西，势力多么强大；无厘头的东西、空虚的东西、碎片化的东西、快餐式的东西多么强大，我们社会要有一种引领的力量，要有一种学术的责任心，要有一种艺术的使命感，要有人坚持不懈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哪些作品虽然名气很大，实际上还有很远的距离；同时也要告诉大家，哪些作品虽然没有受到群众的注意，没有受到市场的注意，但是它有很宝贵的东西，有值得珍惜的东西。而且要告诉大家，我们是有所期待的。 我们的中国梦也包括文化之梦。文化之梦是我们要有上等的杰出的文学艺术家，我们要有上等的顶端的感人至深的文艺作品。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随时地注意，随时地寻找，要寻找瑰宝，要帮助瑰宝，要积累瑰宝。在现在这种困惑当中，起码我们还有这种愿望，还有这种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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