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教辅问题接受光明日报采访 - 教师之友网

【杜】唐院长，我是光明日报社图书出版部杜羽。我拜读了您的微博、采访稿及贵司网站，对您和您的团队的职业精神和责任意识以及你们所取得的卓越成绩深感敬佩。我们这次采访的背景是新闻出版总署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行管理的通知》，希望通过您深入了解教辅书籍编写、出版、发行的有关情况以及您个人的看法。

【杜】您说教辅出版发行“可以用一个‘乱’字概括”，“一个学生同一学科可以‘被订阅’四五套教辅，没有专业保障、没有质量审定、没有良性竞争，只有利益考量，一个完整的利益链牢不可破”。这个利益链是如何构成的？出版社、图书公司、发行机构、学校、教师、教育主管部门、学生都充当了怎样的角色？

【唐】首先有必要建立一个基本概念，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辅市场，从纵向上说义教阶段和高中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横向上说批量进课堂类（主要是纯粹练习或讲练结合类）与书店零售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教辅乱象最明显地体现在高中批量进课堂类，最隐秘地体现在义教批量进课堂类，最微妙地体现在书店零售类。一般情况下的分析与批判，常常是针对高中批量进课堂类而言。

由于高中系非义务教育，不受禁止向学生收费的限制，所以高中教辅的市场化程度最高，乱象也最为典型。高中批量进课堂类教辅的常态利益链构成及利益链上各环节角色是这样的：教辅公司策划选题、组织编写、实施编辑、委托印刷、开展声势浩大的分销或者铺天盖地的直销（近几年的主体模式是直销），自负盈亏（从近几年实际情况来看，亏的公司不少，盈的公司不多，能持平的就不错）；出版社负责终审终校、提供书号，收益较低，但旱涝保收；新华书店负责目录编制，产品接受与分发，书款收取与支付，旱涝保收，且收益奇高，一般在总码洋的58%，即新华书店只按照总码洋的42%向图书公司付款；学校（含教师和领导）负责选定品种，学校单位从新华书店或教辅公司获取总码洋10%—20%左右的发行费，学校个人从图书公司或新华书店获取10%左右的劳务费；区域发行代理商或者直销员从图书公司获取10%左右的代理费。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下属事业单位，下同）插手教辅业务的情况，从全国来看是极少数；从个别省份或地市来看，又非常突出。如陕西、云南、江西等省由教育厅或教材审定委员会制定全省统一的教辅目录。而山东、福建、湖南等省较为普遍地实行了由市教育局制定的本市统一教辅目录，甚至其中多数地市教科所或教研室本身就是教辅的编写单位。教育行政部门主要收取教辅审定费。至于这个产业链上的学生，没有选择权，完全“被订阅”。

不难看出，在这个利益链上，新华书店是最无风险者却是最大获利者。换言之，如果取消新华书店这个环节，一点不会影响图书产品的质量和商业流程的完整（教辅公司自己完全有能力实现送货到校以及收款结账），而且教辅定价立马可以下降50%。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个看上去完全多余甚至地道腐败的环节却又如此牢固而高傲地存在着呢？——一个唬人的国有外衣！新华书店仗着国有企业的牌子（其实现在许多新华书店已经股份化了，甚至在境外上市了，早已不是国有企业了，有的已经含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成分了）欺行霸市，动用一切手段打压民营书店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主管部门总是为自己的亲儿子新华书店撑腰打气；学校领导也以与新华书店做生意感到安全。

再看看义教批量进课堂类教辅。随着义务教育免费制的实施，这类教辅基本完全成了各地方出版集团与新华书店的饕餮盛宴。不管是完全政府买单（如广东）还是学生自己付费（如四川），都成了国有的天下。国库里的钱是全体老百姓的，但花钱的是政府部门，他们有一千个理由只给新华书店；老百姓手里的钱是老百姓的，老百姓可以自己花，但是民营书店进学校是非法推销，扫地出门，新华书店进学校是服务到校，欢迎光临。其实义教教辅隐藏着极大的社会不公，这是一种更加深层次的乱象，可惜被人们有意无意间忽略掉了！

目前高中教辅（880×1240，1/16，内文双色，四封四彩，彩插1—2页）的普遍定价标准是每印张2.50元左右，有高达3.00元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印制成本控制在总码洋的14%左右，而当减去给新华书店的58%（一般其中有10%—20%由新华书店再返给学校）、给学校个人和代理商（或直销员）的20%之后，教辅公司才能留下8%左右的毛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发行量大，才能把稿费和出版管理费这两项成本（一般为固定成本）摊薄到百分之二三，甚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再扣除物流成本、管理成本、办公成本、其他营销成本、赠送样书成本以及报废损耗等，纯利能保持在4%就是很不错的了。

【杜】《通知》要求出版单位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价格政策，根据出版发行合理成本，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科学确定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并主动向社会公示。这会不会打击民营图书公司以及各出版社的积极性？您说教辅养活了很多人、很多公司，如果总署相关规定能够落实到位，教辅公司的生存是不是将面临困境？

其次才是价格限制带来的影响。如果按照总署和发改委的规定限制教辅价格，那么意味着原有的教辅商业模式已不复成立。即使得到了教材著作权人的授权，如果建立不起或者适应不了新的商业模式，企业仍将一筹莫展。现有教辅公司中能够建立或者适应新的商业模式的企业，不会太多。

如果仅仅是上述原因，对这些教辅公司和出版社的积极性受损和生存困境倒不用太担心。因为依法规范，铁典治乱，是社会的进步。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必然被淘汰，咎由自取，不能怨天尤人。再说，教育出版，广义的教辅出版，尤其是教育改革的纵深发展，为这些教辅公司和出版社提供了广泛的转型机会。

我真正担心的还是政府治理教辅散乱现象、引向有序发展的初衷，会被有意无意地演变为一场“国进民退”的行业垄断。现在已经初露端倪了。其一，教材原创单位授权国有出版社的近乎一省一家（有的一省两家），授权民营公司的屈指可数；收取出版社的著作权使用费较低，收取民营公司的太高；给出版社的印刷、结款等运作空间很大，给民营公司的限制太多。其二，听说要实行教辅发行专营，会不会又成了新华书店的囊中之物？

我曾经说过，在教辅发展历程中，政府职能部门是有过深刻的教训的。早先主要表现为“胡作为”，即搞垄断，每个省教研室或教科所编写一套教辅，指定当地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统一发行。其结果是教辅多年不修订，内容陈旧不堪，甚至出现教材内容都做了调整而教辅还是按照老教材编的、教辅与教材不相符的情况；征订销售环节也没有任何服务措施可言，新华书店店大欺客，把顾客学校和教师完全不放在眼里。后来主要表现为“不作为”，即撒手不管，任其泛滥。现在又要治乱了，要管了，希望不要重蹈“胡作为”之覆辙，而应该是在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努力地“善作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杜】您说教辅教坏了学生、教坏了老师、教坏了教育，但是也不能否认，在当今的教育体制下，教辅对于巩固学生的课业知识、提高应试水平还是有一定作用的，面对激烈的升学竞争，学生、老师、家长都不敢掉以轻心。在您看来，教辅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处于何种地位？

【唐】我对教辅的态度从来不是一棍子打死，只是说教辅已经走火入魔，已经严重地破坏了基础教育的肌体。教辅为学生巩固课堂学习、提高应试水平服务的积极性不可否认。但是应试教育的大环境，导致了对教辅的海量需求，催生了教辅产业的“大繁荣”；同时，教辅挖空心思地追逐高考，大量违背教育规律、违背人性特点的举措，又对应试教育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于是两者形成“良性互动”，彼此都风光无限，长命百岁。举个例子，现在的高中教辅，不仅高考总复习类紧贴高考命题，就连新生进校用的高一年级第一课的教辅资料都是必须紧跟高考的。跟到什么程度？福建省高考语文不考基础知识，从高一起教辅就一概不编基础知识，编了也没人买。最严重的情况是英语，现在做高中英语教辅（包括同步类），即使是配套同一个出版社的同一套教材，也要根据全国的高考命题差别细分出七八个版本来。四川不考听力，有听力的教辅就视为不合格；辽宁的阅读理解题一共15小题4篇，出现16小题3篇的就休想进入辽宁学生的书包。教辅图书创作者们本着顾客就是上帝、有求必应的原则，更加上不断创造需求、想到客户前头的智慧和冲动，竞相开展基于高考差异的各种个性化、本土化建设。从一进入课堂就简单机械地模拟高考，没完没了地适应高考题型，训练应考思维，整个教学过程完全在一个“高考场”里运行，忽视基础训练，忽视创新培育，忽视全面发展。这不是对教育的犯罪、对民族的犯罪又是什么？

曾经有一位博士在与我探讨教辅问题时打过一个比方，小姐就是小姐，丫鬟就是丫鬟，教材就是教材，教辅就是教辅。这就是教辅的地位。所以首先必须明确，长期伴随孩子们的同步类教辅应该努力为学生正确、全面地理解教材服务，而不是为适应高考服务，根据高考对教材进行取舍的舍本逐末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其次，教辅应该比教材更加贴近课堂教学实际，服务于班级制、课时制的授课形式，比教材更加方便学生自学，更加方便学生与教师互动。再次，教辅可以基于不同地区和学校的生源差异、环境差异（含社会与自然各方面的环境），对教材有所补充和发挥。第四，总复习类教辅与高考贴近无可厚非，同步类教辅一定要远离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