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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作者：sundexi
发表时间：2012-11-13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伟大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他的《史记》对于我国两千多年来的传记文学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12年10月25-27日，中国传记文学学会、陕西韩城司马迁研究会、“史记韩城”“风追司马”文化景区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龙门论坛在司马迁故里陕西韩城隆重举行，来自加拿大、美国、日本、台湾、香港以及中国内地的40多位专家学者就司马迁及其传记写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收到论文共44篇。研讨会分“司马迁的创作及其历史贡献”、“《史记》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意义和影响”、“司马迁生平和《史记》中史料的考订”、“《史记》对当代传记写作的启示”四个部分。学者们就司马迁的文化精神、创作成就、生平事迹历史贡献、传承影响等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司马迁的创作及其历史贡献 司马迁以创作《史记》而著称，他为中国传记文学宝库增添了宝贵的财富，他的《史记》将中国的传记文学创作推向成熟。因而，与会专家学者特别关注司马迁的创作及其历史贡献。万伯翱（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首先作了题为《司马迁是最伟大的传记作家》的演讲。他认为，司马迁的传记创作早于古希腊的《英雄传》的作者普鲁塔克，而且比普鲁塔克更具意义，是中国人的骄傲。在万伯翱看来，司马迁的传记写作在三个方面有所创新：一、司马迁的《史记》写作“熔文史于一炉”；二、“司马迁塑造人物典型化”，以“情节故事化”、“两两对照，烘托人物”、“人物互见法”、“个性化而且通俗的语言”、“遥情想象，补充细节”等手法刻画和描写人物；三、“寓论断于叙事”。薛引生（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是《民俗是历史的灵魂——试论韩城市民间祭祀司马迁活动在研究司马迁和〈史记〉中的作用》。在这篇论文中，薛引生叙述了司马迁民祭习俗的历史渊源，详细介绍了司马迁民祭活动的主要内容，阐述了这一活动的基本特征，并且论及了这一活动给予自己的基本认识：“历史学家们应该充分注意到民俗在研究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韩城市的民间祭祀司马迁活动具有三点历史研究价值：A、为研究司马迁的生平事迹及有关历史提供了生动的证据；B、这一祭祀活动充分证明了司马迁后裔繁衍兴旺；C、祭奠形式具有强劲的凝聚力。同时，他还“建议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对司马迁的一些文物和民俗进行抢救性修复和继承”。杨正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在会上讨论的是《向司马迁学习什么？——〈史记〉传记方法的现代意义》。他认为我们应该从三个方面学习司马迁：一、“学习司马迁‘爱奇’而不猎奇，既讲故事更揭示故事背后的意义”；二、“学习司马迁用宏大而鲜活的历史背景衬托传主，使传主从历史中复活，变得有声有色”；三、“学习司马迁戏剧化、故事化的结构方法”。张强教授（淮阴师范学院）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史记〉五题》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张强分别就《史记》中的《陈涉世家》、《萧相国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和《苏秦列传》进行了重新解读和阐释。在重新解读与阐释中，张强以具体的事例论述了司马迁《史记》对于传记文学史作出的巨大贡献，突出了《史记》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成就，充分肯定了司马迁非凡的思想意识。美国学者南恺时（Keith N. Knapp，美国南卡莱罗纳堡军事学院历史系主席、教授、美国中国中古研究学会会长）为会议撰写了英文论文《司马迁与汉魏南北朝的类传》。南恺时认为司马迁在他的杰作《史记》中创造了新的传记形式——类传，并且以详尽的史料从西汉到南北朝的史著典籍论证了司马迁对中国古代传记写作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来自台湾的赖明德教授（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讨论的是《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叙事类型》。赖明德通过对《史记》的细读和深入分析，将《史记》的叙事归结为“先叙后议”、“先议后叙”、“议叙兼用”等19种类型，这“对于研究《史记》或传记文学叙事的类型有很大的帮助”。俞建萌（香港益亨行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谈论的是《“水的文化”与司马迁》。俞建萌认为：“以古黄河为渊源的‘水的文化’是司马迁赖以营养精、气、神的‘丰沛初乳’”。在论文中，俞建萌首先论述了司马迁的伟大功绩是在文学与史学之间筑就了一座卓越的“龙门”；接着讨论了“水的文化”与司马迁的关系。一方面，司马迁从“水的文化”中得到了滋养；另一方面司马迁的《史记》丰富了“水的文化”，对“水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陈明福教授（大连舰艇学院教授）将他为两卷本长篇传记文学《司马迁与史记》所作的序言提交给会议，这个序言的题目是《假如中华民族没有司马迁》。在这篇文章中，陈明福以散文的笔调谈了他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理解和认识。他以散论的方式谈到了司马迁不仅对传记文学和历史著述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影响到小说和传统戏剧创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的思想远远超过同时代人”。毕宝魁教授（辽宁大学文学院）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自觉传递文化道统的历史文化伟人——浅论司马迁与〈史记〉》。在这篇论文中，毕宝魁首先论述了从三皇五帝到夏禹三代再到周公孔子在中华文明传递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论述司马迁与他父亲司马谈自觉的传递文化的意识，突出了司马迁在中古时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地位。王成军教授（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小说·寓言·史传文学——论司马迁〈史记〉之文类归属问题》的论文。他在论文中首先批评了将《史记》单纯归结为文学的观点，将其视为小说、历史小说或者寓言的观点也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观点既是严重的误读，又是对《史记》价值的否定。与此同时，王成军不同意将《史记》界定为“传记文学”的文类。他将《史记》与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史记》应该被界定为“史传文学”。全展教授（荆楚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向会议提交了《〈司马迁传〉写作随想》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认为，“新世纪如要推进司马迁传的写作向纵深掘进，似可从多样性、时代性、科学性、艺术性等四个方面继续努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传记作者独到的史家眼光和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忽培元（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向会议提交了题为《论〈史记〉的史诗意义和艺术魅力》的论文。他在论文中首先阐述了《史记》的文本创新及其深远影响，认为司马迁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的写作。与此同时，司马迁将自己的形象“隐匿在其中”。接着，忽培元讨论了《史记》“着力追求‘史’与‘诗’的完美结合”，并且将《史记》与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进行比较，认为“以人为本，东西方经典文本殊途同归”。王幅明（河南文艺出版社）为会议发来了题为《〈史记〉：前无古人，后唤来者》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王幅明首先肯定了司马迁在中国史学与传记文学史的崇高地位以及对中国主流思想产生的深远影响，接着强调《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对于理解《史记》的重要意义。同时，王幅明还讨论了现代人继承和超越《史记》的问题。张占民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论司马迁大丈夫理念的创新与实践》。在这篇文章中，张占民首先讨论了我国春秋时期形成的大丈夫理念，然后论述司马迁大丈夫理念的创新与实践。他将司马迁的大丈夫理念概括为“转祸为福，转败为成”。他还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刻画了苏秦与范雎等大丈夫形象，并且将自己的大丈夫人格注入的《史记》写作之中。与此同时，他还论述了大丈夫理念的传承与影响，探讨了重提大丈夫理念的现实意义。
《史记》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意义与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被认为是我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因此，许多专家学者十分重视研究《史记》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意义与影响的深入研究。韩兆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由〈史记〉所载项羽刘邦事迹所引出的若干思考》。在这篇文章中，韩兆琦通过对《史记》所载项羽刘邦事迹的分析和研究，对楚汉时期的历史和《史记》的写人叙事的方法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看法。他认为：司马迁对项羽和刘邦所持立场和情感不同，采用的写作方法也有差异，然而司马迁还能摆脱情感的限制而没有损害作品的历史真实。这就是司马迁写作《史记》取得的巨大成功。林聪舜教授（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在会上探讨了《司马迁的正统修史志业与异端性》问题。在林聪舜看来，司马迁的修史志业中具有正统与异端的两面性。他从司马迁的家学、父命以及继承孔子作《春秋》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探讨，进而寻找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林聪舜认为，“《史记》表现出正统与异端的两面性，很大原因也来自司马迁对孔子作《春秋》的精神的追摹”。“《史记》虽然表现出学术文化上的异端性和政治上的异端性，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没有“流于偏激、谩骂”，而是将其异端性“消融在更高的价值中”。朱文华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在会上发表题为《从〈史记〉到〈汉书〉：中国古代传记写作的进步》的演讲。朱文华将班固的《汉书》与司马迁的《史记》进行了比较对读，发现了这两者之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朱文华认为：班固的《汉书》不仅变《史记》的“通史”为“断代史”，而且使“纪传”体史书体例得到了统一与严格，而且更加完备；其次，《汉书》纠正了《史记》在立传的思想观念、标准与方法上的某些缺陷；再次，《汉书》由于重视对传主的主要著述文字的引录，从而使传记作品在内容上更加充实。第四，《汉书》基本上抛弃了《史记》的“小说家言”的笔调。最后，《汉书》还纠正了《史记》感情色彩过于显露的问题。郑尊仁（台湾铭传大学华语文教学系）在会上作了题为《〈史记〉的忠义观及其对后世忠义传的影响》的报告。郑尊仁的报告共分两部分。前一部分讨论的是《史记》所表现出的忠义思想以及描写和叙述手法。后一部分论述的是《史记》与后世忠义传的差异。在论述《史记》的忠义思想时，郑尊仁注意到司马迁思想的超前性和灵活性。他认为：司马迁敢于对《史记》中人物的效忠对象提出质疑；“不赞成愚忠”；司马迁还主张“以身名俱全为上”。启琴（又名柳琴，《光明日报》社）的论文是《浅论司马迁生死观对王懿荣的影响》。王懿荣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古文字学专家，首创甲骨文研究。启琴在到山东的采访中瞻仰了王懿荣的故居，了解到王懿荣的生死观深受司马迁的影响：王懿荣“不仅是甲骨文学者、政府官员，更是一位民族英雄。”王懿荣的处世哲学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千古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对生命的理解。这与司马迁所经历的对人生的感悟给予了充分的诠释。王懿荣虽然与司马迁不同，但两人对人生生死哲学的认识是相同的。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践行了这一思想。袁志鸿（北京东岳庙，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在会上讨论的是《〈史记〉的道教价值》。袁志鸿通过对《史记·封禅书》的解读，认为道教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而且可以从《史记·封禅书》中找到道教科仪产生的活水源头。同时，袁志鸿还探讨了《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黄帝的叙述。他认为，《史记》对于黄帝的叙述与道教对黄帝的认识在理念上是一致的。魏雅博教授（Albert Welter，加拿大温尼伯大学宗教及文化系）在会上发表了《司马迁对中国佛教史学的影响》的演讲。他将《史记》中文体分类与佛教传入中国的文体分类进行了对比研究。他指出《史记》中的“‘列传’写作风格在中国佛教中成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体裁，称为‘高僧传’体裁”。他还认为，明代禅宗的“灯录”“可以被等同地看作为‘列传’。”唐岫敏教授（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会上主要介绍了近年来西方司马迁研究的状况。她将西方近年来司马迁研究分为“考据性研究、比较研究、内部研究和文化研究”几个方面。在分别介绍了这几个方面主要研究成果之后，唐岫敏还谈到了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以司马迁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陈玲玲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所讨论的是《日本司马迁传记研究给我们的启示》。她首先通过对自1900年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出版发表的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认为日本的司马迁研究做得非常细致扎实，精益求精，而且生动有趣，对我们很有启发。于是，她思考了我国司马迁研究与当前司马迁传记写作多样性与个性化的问题。在讨论中，陈玲玲主要介绍了日本的司马迁研究的论著和重要论文，还谈到了影视和网络上有关司马迁的艺术作品。受日本的司马迁研究与传播的启发，陈玲玲还就我国的司马迁研究与传播提出了四项建议。李开元教授（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古代口述学的经典——再读〈史记〉项羽之死》。在这篇论文中，李开元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最重要的一项写作素材来自当事人后辈的口述。就《史记·项羽本纪》来说，其资料主要来自樊哙及其孙子樊它广的讲述；杨喜是项羽之死的见证人，他和他的第五代孙杨敞（司马迁的女婿）的口述给司马迁提供了可靠的写作材料。同时，李开元还认为：司马迁在《史记》所叙述的荆柯刺秦王（秦始皇）的材料则来自其父亲司马谈，而司马谈则是听秦始皇的御医夏无且的后人口述得到的材料。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考证和论述，李开元认为：司马迁依据口述撰写了《史记》中的一些篇幅。因而他的《史记》“不但生动详细，而且有据可信，勘称古代口述史学的经典。”
司马迁生平和《史记》中史料的考订 司马迁及其《史记》诞生于两千多年前，有关史料由于时间久远散失不少，还有一些史料在流传中难免出现讹误，因而很有必要进行考证和修订。在这次研讨会上，一些专家学者在这方面做了文章。张韩荣（陕西韩城市司马迁研究会）就司马迁的生年提供了新证。关于司马迁的生年，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个意见：一是公元前145年；另一是公元前135年。张韩荣通过细读《史记·太史公自序》，寻找到司马迁生年的四项证据，进而证明司马迁的生年为公元前135年。随着司马迁生年的确定，有关司马迁生平的其他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林理影教授（Richard John Lynn,Ph,D.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学系）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复审〈史记〉的“庄子传”》。通过“复审”（再读）《史记》中的“庄子传”以及细致的考证，林理影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所叙述的庄子与其他历史资料所呈现的孔子存在着重大差异，而且司马迁对庄子的批评和评价“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邵耀成（美国华人学者、作家）讨论的是《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太史公多姿多彩的写作身份》。邵耀成通过对《史记》的研读和考证认为：“从现代治史的眼光来看，”司马迁的《史记》“是有瑕疵的”。这主要表现为“他述史有的时候会杂乱，纪年不严谨，史识虽然卓越，成一家之言，为后世史学精神的典范，但主观性强。”“他既是官方史家，必须记载朝廷要他记载的东西，但他个性独立，喜欢加进自己想加进的东西，他的纪事往往拼凑而来，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注明资料来源或出处；而且《史记》作者不止一人，这或许可以解释《史记》述史和纪年的不协调情况。”据邵耀成考证，《史记》的写作不是由司马迁一人完成的，而是“有十来二十人的团队协助他”写成。陈曦教授（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着重对《史记·李斯列传》进行了重新解读。她认为：“司马迁解构了儒家的‘义利观’，没有将人类追名逐利的欲望一概认定为‘恶’。”在《史记·李斯列传》中，司马迁肯定了“李斯不甘平庸、耻于贫贱的人生追求”，同时，司马迁又 “看到欲望无限膨胀所造成的个人与国家的败亡”。因而，司马迁笔下的“李斯是一个一度挣扎于儒、法之间、充满了丰富文化内涵的悲剧人物。”李伟泰教授（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史记〉一篇充满传奇和谋略色彩的传记——〈留侯世家〉读后》。李伟泰通过对《史记·留侯世家》的解读和辨析认为：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中“透过这些离奇的人物和事件，成功地将张良塑造成为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并且将他的谋略巧妙地隐藏在传奇性的故事之下，为了配合人物和故事，本篇的文章也因此充满扑朔迷离的氛围。”杨波博士（南开大学历史系）在会上讨论的也是《史记·留侯世家》，他的论文题目是《〈史记·留侯世家〉的历史解析》。在这篇论文中，杨波将《史记·留侯世家》与《高祖本纪》、《秦始皇本纪》、《太史公自序》以及《史记》的《历史年表》进行对读，进而对留侯张良的一生进行历史解析。他认为张良的人生就在于“奇”——“奇人”、“奇事”、“奇谋”和“奇计”。因而，张良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廖伯源（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会上谈论的是《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史实问题。他对《史记》所叙述的卫青和霍去病的史料进行了严格的考证，澄清了有关这两位西汉大将军的复杂的历史事实。黄美铃教授（台湾交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在会上就《史记·项羽本纪》“如何写霸王的气势”作了发言。黄美铃从“观游：霸王气势的酝酿”、“吴中起事：狂飙卷起”、“巨鹿破秦：项羽最得意之战”、“彭城之战：项羽霸业的绝地再造”、“陷入困局时的项羽：霸王的勇猛悲壮”、“垓下悲歌：楚霸王的性情与韵味” 等几个方面对文本进行了细致的解读，进而认为：“《史记·项羽本纪》写活了项羽，塑造了霸王的典型，突出了项王的霸王气势与韵味，并且写出了霸王的性情与韵味，渲染其败王时的悲剧气氛，让楚霸王永远为后人怀念。”张大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会上就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的描写和叙述作了发言。张大可首先论述了司马相如在赋与政论文写作上的巨大成就，然后讨论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司马相如的叙述、描写和评价。张大可认为：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大传的历史意义”就是“发现了文学，高度评价文学的政治意义”。对于司马迁把文学作品抬高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张大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王强（北京电视台）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史记〉张骞史料考订》。王强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对张骞的叙述已经“超出了中国历史的范畴，具有世界史的意义。这是张骞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是司马迁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王强的文章以详尽的史料考证了张骞的生平事迹，从而补充了司马迁叙述的某些欠缺。藤田勝久教授（日本爱媛大学文法学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司马迁的旅行与泰山封禅》。藤田勝久认为，司马迁的旅行既为著述搜集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当地的见闻，又丰富了他的人生体验，进而影响到他的年代观、世界观、历史地理观以及对人物的评价等，甚至还影响到《史记》的结构。
《史记》对当代传记写作的启示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史记》不仅流传千古，而且给予现代人以很大的启发，特别是现当代传记文学作家纷纷到《史记》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投入创作。在这次研讨会上，不少学者和传记文学作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徐光荣（辽宁文学院，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在会上所作的发言是《〈史记〉对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启示价值》。他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写作既“在塑造人物时，忠于历史，实事求是，不是纯客观记录，力求达到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又能够“精心选材，描写典型事例，运用多种文学艺术形式表现得自如。”司马迁“对艺术技巧的运用比较娴熟，得心应手，达到一种比较自由的高度。这些创作特色都对当代传记文学创作具有启示价值。”石楠（安徽省作协）以传记创作的切实体会谈到了《史记》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她在《以真为骨，以美为神——我的创作体会》的演讲中具体地阐述了自己在司马迁《史记》的启发下创作《画魂·潘玉良传》、《中国的女凡高·杨光素传》、《舒绣文传》、《寒柳·柳如是传》等传记文学作品。她认为：“《史记》系列的历史人物传记中，不可能排除作者在历史的基础上，引发的一定合理的想象性成分。”张新科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会上就《〈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发表演讲。他认为：“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它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外，还在于历代读者对其文学价值的阐释、认可与接受，即文学经典的建构。汉至唐，是《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奠定时期；宋元则是《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确立时期；到了明清，《史记》文学经典地位进一步巩固；至近现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不断加强。《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扩大了《史记》的文化价值，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且使《史记》中有价值的历史人物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在历时与共时的存在范畴里，《史记》不断实现着自我的保值与增值。这种增值与保值，就是《史记》不断被经典化的过程。”寒山碧教授（香港传记文学作家、小说家、诗人，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试论司马迁刻画人物的艺术》。寒山碧通过对《史记》中《吴太伯世家》、《项羽本纪》、《越王勾践世家》等数篇作品的研究和分析，将《史记》刻画人物的手法概括为四种：“一是直接描绘人物外貌；二是直接描写人物内心活动；三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去表现人物的性格；四是通过人物的举动来表现人物的神情容貌。”通过进一步比较阅读，寒山碧认为：“司马迁最喜欢最常用的是通过人物对话和人物动作去刻画人物，《项羽本纪》的鸿门宴一段写得最精彩，张良、项羽、范增、项伯、樊哙、项庄都写得活灵活现。”丁冬女士（《中华儿女》杂志社，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所讨论的是《史记》给予现代人的启示。她着重谈了三个方面：一是《史记》传住选择与人物塑造；二是《史记》的叙述方法；三是司马迁的秉笔直录精神。孙德喜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新世纪文化语境中的司马迁精神》。孙德喜首先将司马迁精神概括为“独立自由精神”、“浪漫精神”和“坚韧不拔精神”。其中的“独立自由精神”涵盖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求实精神”（秉笔直书）和“批判精神”；“浪漫精神”包含人们所说的“侠义精神”。他认为，司马迁精神在新世纪的文化语境中“受到了文化消费大潮、全球化背景下本土文化的尴尬处境、后现代主义思潮、实用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多重冲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但是，司马迁精神在新世纪里仍然具有活力，可以有得到发扬光大的机遇，放射出新的光彩，前景乐观。”他还认为：“司马迁应该与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和以人为本等现代思想文化精神相融合，注入与现代思想文明相匹配的精神内涵，可以获得新生，重放光彩。”曹树钧教授（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弘扬〈史记〉求真精神，写好文化名人传记》的演讲。曹树钧表示，现代传记文学作家应该继承和发扬司马迁的“求真精神”，“坚持‘平视’，反对‘仰视’”，“不能‘为尊者讳’”，同时他还主张，“科学无禁区”，反对“道听途说”与“胡编乱造”。李世琦（河北人民出版社）在会上讨论的是《〈史记〉对当代传记文学写作的启示》。他认为，《史记》的启示主要有三点：一是作者的主体意识决定作品的成败高下；二是“于叙事中寓论断”的方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三是史论结合，一字千金。王斌俊（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司马迁文化与韩城文化旅游”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文化游是韩城旅游的类型定位。司马迁文化是韩城最强势的文化游资源，应成为文化游的‘龙首’。司马迁精神是韩城文化游的灵魂，理应予以贯彻。司马迁文化是韩城地望的首要组分、旅游优势，要予以充分利用。要使韩城文化游获得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还须效法司马迁的整体观、系统观，全面、系统地设计和统合全市的文化旅游。”
会议的每个单元还设置了在学者、专家发言之后由听众提问的环节，让听众与学者展开对话，就具体问题进行热烈的争辩和讨论。整个会议气氛热烈，学术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高明光对会议做了总结发言，充分肯定了会议所取得的成果。韩城市司马迁研究会会员出席了研讨会。会议期间，与会作家、专家和学者来到司马迁塑像前举行了隆重的祭拜活动，瞻仰了太史公祠与司马迁墓，还参观了韩城市著名的古村落——党家村。部分专家学者为会议挥毫题词，留下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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