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教材编辑活动与思想研究 - 教师之友网

叶圣陶（1894～1988）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现代教育的一代宗师，对我国现代教材改革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仅有长达70余年丰富多彩的教材编辑活动，也有博大精深的教材编辑思想，尤其是中小学教材编辑思想，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叶圣陶的教育遗产，缅怀叶圣陶在我国教材编辑出版事业上的丰功伟绩，探讨叶圣陶的教材编辑思想，对当前的教材改革实践和教材编辑理论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叶圣陶于1911年冬毕业于苏州公立中学。1912年2月，任苏州言子庙小学教员，开始了教育生涯。1915年春到上海尚公小学任教，并开始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小学国语课本。1917年春，到江苏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并自编国语课本，用语体文做教材。1921年7月，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授国文。同年11月，与朱自清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22年2月，担任北京大学讲师。半年后，改任上海复旦大学和神州女学教师。本年，还担任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拟订了《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科课程纲要》。根据这一纲要，他与顾颉刚合编了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6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全国。1923年春，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从事中小学教材编辑工作；8月，到福州协和大学任教授。半年后，回商务印书馆，同时到景贤女学、复旦大学等校兼课。1925年用自编教材在上海立达学园授课。期间，创作了《倪焕之》等一批“教育小说”。

1930年底改任开明书店编辑。1931年初，接办《中学生》杂志。同时，编著了《开明古文选类编》、《开明语体文选类编》和《中学生各科学习法》等。1932年，编写了小学初级学生用《开明国语课本》（全8册，丰子恺绘画）。1934年，编写了小学高级学生用《开明国语课本》（全4册，丰子恺绘画）。1934年还与陈望道等合编了《开明国文讲义》。1935年与人合编了《国文百八课》。1937年6月与人合编了《初中国文教本》。

1938年初，叶圣陶从上海辗转抵达重庆，先后担任重庆巴蜀学校、重庆国立中央戏剧学校和内迁北碚的复旦大学教员。同年10月，应邀赴内迁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大胆改革国文教材。1939年5月，《中学生》杂志复刊，叶圣陶任社长兼主编。1940年8月，辞武汉大学职务。之后，应邀担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并在光华大学、齐鲁大学和华西大学等校兼课。1942年8月，叶圣陶辞教育科学馆之职，到成都主持开明书店编译所办事处编辑事务，编写了一系列中小学教材和学生课外读物及语文教学论著，创办并主编《国文杂志》，直到抗战胜利。在抗战时期，叶圣陶编写的教材主要有《中学精读文选》（与叶至善合编）、《国文精读文选》、《抗建国文教材》、《普益国语课本》（小学初级学生用，全6册，与叶至善合编）、《国语教本》（台湾临时教科书，分小学、初中两种，与丁晓先、叶至善合编）。他还与朱自清合写了《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和《国文教学》三本书。

1945年12月，叶圣陶自重庆经三峡东下，于翌年初回到上海，和教育界有识之士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1946年2月起，担任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指导委员、中等教育研究会顾问、中国语文学会理事、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主编《中国作家》。1946—1948年，与郭绍虞、周予同、覃必陶、徐调孚合编《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分为甲种本6册和乙种本3册），与朱自清、吕叔湘、李广田合编《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全6册）、《开明文言读本》（全3册），又独立撰著了《少年国语读本》（全4册，小学五六年级用）等语文教材。

1948年底，叶圣陶应中国共产党邀请赴解放区，准备参加新政协。1949年3月，到达北平。4月，出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他提出：“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送到哪里！”以此激励同人忘我工作，紧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他负责筹备主编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各科教科书，主持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的起草工作，并亲笔拟订了《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1]8月，编写出版了《儿童国语读本》（全4册，小学三四年级用）。1949年还编写出版了《幼童国语读本》（全4册，小学一二年级用）。叶圣陶主持编写出版的新中国第一套大中小学教科书差不多与新中国同时诞生，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继续主管大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出版、发行工作。1950年1月，出任由教育部与出版总署联合成立之全国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12月，我党在新中国开办最早的出版社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2]叶圣陶担任社长兼总编辑，直接领导各科教学大纲与教材的编写和实验，特别是他亲自主持编写出版了新中国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学和师范学校教材。1951年，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培训班讲课4次，以提高教材编辑人员的业务水平；同年4月，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教科书出版会议，致开幕词并报告人教社成立经过，提出“调整生产，准时出版，及时供应”的12字方针。[3]1952年7月，再次主持召开全国教科书出版工作会议。1953年5月，根据毛主席关于人教社“宜大量增加编辑人员”的指示，制定充实教材编辑队伍的计划。[4]1954年10月，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教社社长和总编辑、《人民教育》杂志编委会副主任、《中国语文》杂志编委；开始领导汉语和文学分科编写教材的实验，亲自主持制订教学大纲草案，主持召开分科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向北京市语文教师作了题为《关于语言文学分科问题》的报告，阐明分科教材实验的意义。1955年11月，任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语文教育部主任。1956年6月，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语文教学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提出按知识和能力系统分别编写文学、汉语和作文三套教材的设想。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实验和设想没能得到落实，但对以后的影响还是深远的。1963年12月，被推举为民进中央副主席。“文革”爆发后，被免去教育部副部长职务。

叶圣陶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创始人，他对“文革”前人教版教材的编辑出版倾注了全部心血。除了几套语文教材之外，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其他各科教材，如历史、地理、生物、自然常识、政治、教育学、心理学等科教材，几乎都是经过叶圣陶先生字斟句酌修改后才发排付印的。对于数、理、化等科教材，他亲自领导、组织编写、实验，在编写教材之前，与编辑人员谈编辑方针和指导思想等有关问题。正如叶至善所说，在人教社，叶圣陶“根据各科教学大纲制定选题，编写或组织稿件，审读，修改，定稿，设计版式，直到校对付印，检查成品，他都事必躬亲。有人以为他只管语文，其实不然，数理化他也管，也参与定选题，改稿件，看校样，尤其是生物课本，花的力气不小。”[5]又如叶圣陶1953年3月19日日记所记：“续看心理学稿一章，至此，上册之七章全已改过，下册尚未交来。”“余改课本原稿，始于去年上半年，迄今已历三学期。”“灿然（即金灿然，时任人教社社务委员、副总编辑兼秘书长——本文作者注）谓此工作若作总结，将有助于同社诸君，至少可资编撰时参考。”“因拟嘱陈侠（时任人教社教育编辑室负责人——本文作者注）保存余粘于稿上之全部纸条，俟心理学排校完毕，据此比照研究，或可找出些东西以饷同人。”6月12日日记：“昨日陈侠交余教育学稿一章，今日看之，于不妥处一一为之眉批，希社中同人仔细参详。”

在人教社成立大会上，叶圣陶指出：人教社的编辑出版人员来自不同的部门和地区，“希望来源不同的工作同志聚在一块儿，是化合，不是混合。由于化合，大家成为更进步的新人，为编好、印好、供应好教科书而努力。”[6]为了提高人教社编辑出版人员的业务素质，提供交流教材编辑出版心得体会的园地，叶圣陶主持创办了内部刊物《出版情况》和《编辑工作》，并亲自撰写按语、评论等，如《〈课本中的数字使用问题〉的按语》、《编辑施工计划》、《重视书籍的绘图工作》等文章[7]对教材的编辑出版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革”以后，叶圣陶对人教社教材编辑出版工作仍一如既往地关怀备至，对人教社的改革和发展寄予厚望。1977年他担任人教版全国统编中小学语文教材顾问。197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1979年2月，任教育部顾问；12月，担任挂靠在人教社的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名誉会长。1980年7月，在由人教社等单位发起的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重申语文教材的实验研究问题；11月18日，以86岁高龄，冒着严寒，到人教社主办的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第二次座谈会上与代表见面并讲话，呼吁中学语文教材要进行大的改革；12月1日，参加庆贺人教社成立30周年大会并致辞；同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1981年11月26日，他针对社会上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在《人民日报》发表情真意切的《我呼吁》一文。该文得到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的高度评价。1983年1月，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6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4年底，当选为民进中央主席。1985年，叶圣陶专门为人教社成立35周年撰文，殷切希望人教社的同志们“努力不懈，使自己的工作紧跟上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8]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代宗师，叶圣陶晚年虽身患疾病，但仍与教育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关注着人教社的教材改革和发展，回答师生提出的问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在叶圣陶诞生100周年之际，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了激励广大干部职工献身教材编辑出版事业，在社内竖立了叶圣陶铜像。另外，还隆重推出了5卷本《叶圣陶教育文集》，为人们研究叶圣陶教材编辑思想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研究和学习叶圣陶教育思想的重要工具。该书出版后先后荣获多项荣誉，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极大地推动了叶圣陶教育思想的研究和传播。

叶圣陶强调教材是教学的依据，是精选出来供学生学习的例子，而不是教学的终点。他在《〈略读指导举隅〉前言》指出：语文教学要顺利进行，“不能凭空着手，都得有所凭借。凭借什么？就是课本或选文。”他在《谈语文教本》里说：“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从青年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书中举出来的例子；阅读同类书，不至于摸不着头脑。所以语文教本不是个终点。从语文教本入手，目的却在阅读种种的书。”“语文教本好比一个锁钥，用这个锁钥可以开发无限的宝藏。”他反对民间胡编乱造的教科书，呼吁教科书应由有经验的教师来编，但他主张教学要采用教科书但不拘泥于教科书。到了晚年，叶圣陶仍然认为：“教材即使编得非常详尽，也不过是某一学科的提要，加上一些必要的范例罢了（语文课本几乎全是范例）；因此，教材只能作为教课的依据，要教得好，使学生受到实益，还靠老师的善于运用。”[9]

如上所述，叶圣陶认为教科书不是语文学习的终点，而只是学习其他文章和书籍的起点。他认为，在语文教学中养成一种习惯要经过反复的历练，“单凭一部教本，是够不上说反复历练的”。所以，“必须在国文教本以外再看其他的书，越多越好”。他说：“应用研读国文教本得来的知识，去对付其他的书，这才是反复的历练。”他在《略读指导举隅》中总结了一套略读课外书籍的学习方法和指导方法，另外，他还为学生编辑出版了大量课外读物，如选注出版了《荀子》、《礼记》、《传习录》、《苏辛词》等，撰著出版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童话。

叶圣陶主张教材要反映时代的要求，与时俱进。1919年五四运动后，作为新教育运动和教材改革的卓越前驱，他连续撰文对教材编写出版中的积弊加大抨击的力度。他大力倡导白话文，主张“小学国文教材宜纯用语体”，“教材或由搜集，或由创作”，“力避艰古而近口说”，重点培养学生的推理和观察能力，教材编辑的宗旨是：“顺自然之趋势，而适应学生之地位。”

叶圣陶在谈到1922年他与顾颉刚合编的初中《国语》教材的编辑思想时指出：“本书选择宗旨，以具有真见解、真感情及真艺术者，不违反现代精神者为限，不规规于前人成例”，“本书既为初中读本，故务求适于学生诵读”，“本书于各篇作者均附撰略述，列入注文，俾读者略明白时代、环境与文学之关系”，“本书编撰，颇为创格”。他主张教科书要体现时代精神，课文要能诵读，这些都是教材编辑的真知灼见，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套教材的特色在于语体与文言并叙，采用递进法编列。教育部在审定这套教材的意见中指出：“中间有数课将语体文与文言文对照，可以领导学生从语体文进习文言文，用意颇好。”

叶圣陶认为，语文教材要切合时代要求以及学生的心理特点，并具备教育意义。他在《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编辑例言》中指出：编辑教材时要研究学生的生活和程度；“足以表现现代精神的，与现代生活有关涉的，为现代青年所能了解、所能接受的”材料才能入选课本。在《开明国语课本·编辑要旨》中，他认为：教材“要适合儿童学习心理”，“内容以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拓展到广大的社会”，并“尽量容纳儿童文学及日常生活上需要的各种文体。”好的教材应该：“用词力求正确，造句力求精密，务期与标准语相吻合，堪为儿童说话作文的模范。”在《略读指导举隅·前言》中他又说：教材不但要适应学生的一般兴趣，而且还要“切合教育的中心意义，不忽略教育意义”。

叶圣陶认为，教材的编排形式一定要讲求科学性，并能帮助学生掌握系统的学习方法。在《关于〈国文百八课〉》中他说：“杂乱地把文章选给学生读，不论目的何在，是从来国文教学的大毛病。文章是读不完的，与其漫然的瞎读，究不如定了目标来读。”又说：“选古今现成的文章做作材，这虽已成习惯，其实并不一定是好方法”，“最理想的方法是依照青年的需要，从青年生活上取题材，分门别类地写出许多文章来，代替选文。”如果这一理想不能实现，他主张使“文章的处置全从形式上着眼”，“给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关于语文教材编排科学性的标准，他在《谈语文教本》中说：“内容方面，大概可以凭借背景的亲近不亲近，需要的迫切不迫切，头绪的简单不简单这些条件。”又说：“着眼在背景、头绪、需要、结构、规律等等方面，也许可以使学习的人受用得多。”即学习了编排的科学性很强的教材后，“学生自己去读成本的书”，实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目的。

叶圣陶还主张中小学教材的编排一定要图文并茂，插图和教材内容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对人教社的编辑说：“书籍里有些图画，决不是装饰和点缀，虽然每一幅画都要求它美。图画跟写在书里的书面语言有同等的重要意义。”[11]他指出：“咱们社里出版的主要是课本，课本是国家对学生进行教育的主要的工具，是学生受教育时候的主要的精神食粮。”因此，课本的绘图工作尤其要认真，在编排上尤其要做到插图和书面语言的有机配合。

叶圣陶认为，编辑人员编写和编辑加工教材时要心中有教学、心中有老师、心中有学生，决不能故步自封、闭门造车。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教材编辑不能取那种“拉在篮里就是菜”的办法。在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时，他向编辑人员提出：“要考虑教师怎样去教，还要为学生的学着想。编辑先生应该时刻假想教师面临的情况，设身处地于教学活动中，考虑怎样才能让学生心领神会。”[12]他主持教材编写，经常组织实验，征求教师意见，在试教中发现问题，及时对教材进行修订。1960年，叶圣陶担任根据中宣部指示成立的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审领导小组负责人，主持新一轮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制订和编撰。除了到外地视察、调研外，他还以北京的3所学校为教材实验基地，将新编教材先行试教，以取得经验，完善教材，向全国推广。1962年2—5月，叶圣陶与3所学校老师共同备课，或听课或演讲指导，一直到新教材实验总结，亲自参加教研活动有14次之多；同年，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业务学习班系列讲座10次。此后，形成了1963年的新大纲草案及据此编写的中小学12年制语文教材。

叶圣陶在教材编辑加工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不仅自律严，而且对编辑人员要求高。他认为，在教材编辑加工时要严肃、认真、缜密、精雕细琢。“加工之事，良非易为，必反复讽诵，熟谙作者之思路，深味作者之意旨，然后能辨其所长所短，然后能就其所长所短而加工焉。”[14]编辑加工教材决不能抓大忘小或抓小忘大，要逐字逐句推敲，“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能放过”。[15]在教材编辑加工中既要以科学为重，毫不迁就，又要尊重作者，不可莽撞妄改。他指出：“欲求加工得当，必深知读书为文之甘苦。”“作者文笔，各有风裁，我人加工，宜适应其风裁，不宜出之以己之风裁，致使全篇失其调协。”[16]

叶圣陶认为，编写教材与著述不同。个人著述行为自由度较大，写作内容和形式都可不拘一格，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违背基本原则，都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编写教材必须体现国家意志、民族精神和一定的教育方针政策，具体说来，就是要严格遵循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按照一定的教育教学目的、任务来编写教材。

叶圣陶指出：课本是育人之本，教材编写必须规范化。教材编写者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不能过分强调个人的爱好与兴趣”。教材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的大政方针，要反映时代精神，要体现社会公德”。教材的形式也要规范化，语言平实清新，力求是定评之作。“编辑拿出来的是语言，写在课本上的是语言，能否给人好的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非注意不可。”[18]教材担负着从各方面提高学生的任务，从这一角度讲，比个人著述要求要高要严。教材编辑要不断提高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要从各方面去钻研，去吸收，使化为自己的东西”，这样，“才能左右逢源，运用自如”。[19]

综上所述，叶圣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我国的教材改革和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新中国教材编辑出版发行事业的卓越领导人，他献身于教材编辑出版事业的崇高精神和事迹，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关于教材编辑出版的远见卓识有待我们进一步系统总结、研究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