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犹太教义和血统两方面，爱因斯坦很早就开始淡薄对教义的信仰，但是从来不忘犹太血统，说犹太血统是自己“最强的人际关系”（strongest human bond），并说“没有德国犹太人，没有俄国犹太人，没有美国犹太人，实际上只有犹太人。”他认为犹太传统特征中的“为知识而追求知识、近乎狂热的热爱正义、个人独立的愿望”等特质使他“感谢幸运之星”让他属于犹太人。
爱因斯坦致力于维护犹太人的利益，并不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回避为本族裔的个人或者族群利益说话。举手之劳的签名一类，他参加的很多，而且他还写过一些文章，参加过一些犹太人的政治活动。为了减少犹太人教育机会上的歧视，他奔走欧美筹款设立犹太人大学。1923年他到耶路撒冷演讲，场所就是将于1925年正式成立的希伯来大学。他为犹太人利益服务自然得到称赞，但也受到攻击，特别是当他所居住的德国和犹太人有严重冲突的时候。但是，爱因斯坦并没有因此退却，或者只关心自己个人而放弃维护族裔权利。同时，爱因斯坦并不盲目支持犹太人所做的所有事情，对于他认为错误的事情他同样反对。例如1948年他在《纽约时报》签名反对贝京（Menachem Begin，1913-1992）的“自由党”当时实施的法西斯行径。这个贝京后来出任以色列总理(1977-1982)，1978年和埃及总统萨达特签订对中东和平进程具有历史意义的“戴维营协议”，获诺贝尔和平奖。
政治上，爱因斯坦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的政治立场不仅和居住国官方有冲突，也曾和同事有冲突。1914年10月，德国好战者鼓动93位德国知识分子发表所谓“93宣言”，为德国入侵比利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辩护，签名人中包括当时德国科学界的领袖人物、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Planck)。普朗克是爱因斯坦最早的欣赏者和支持者之一，他曾于1914年和其他几个科学家（包括哈柏）一道促成把爱因斯坦聘到当时世界物理的中心柏林，担任皇家物理研究所所长（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of Physics）和柏林大学教授。那一年，爱因斯坦加入了德国国籍。在这种情况下，爱因斯坦反对德国参加一战可以看作刚入国籍就不“爱国”，甚至可能得罪支持和帮助自己的科学家，但是他还是和一位医生朋友写了一个反战宣言“对文化世界的恳求”(An Appeal to the Cultured World)。1915年，他又写了三页纸的“我对战争的意见”( My Opinion of the War)，1917年他又写出“对欧洲人的宣言”( Manifesto to Europeans)，主张欧洲和平，反对战争，反对包括德国的军国主义思潮的蔓延。
爱因斯坦维护族裔权利，表达政治观点，并不都是自己“功成名就”以后。上面提到的1915年到1917年宣言发表时，爱因斯坦还没有成为物理界以外的世界名人。爱因斯坦也不是在退休以后或者不做科学以后才关心族裔利益、才表达政治立场，他的科学工作和社会活动时常并行。他于1916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的论文，那是他一生中第二个科学高峰，时间就在那些反战宣言之间。
1933年，希特勒上台，当时爱因斯坦正在美国旅行，他公开表示因为德国的时局变化，将不回德国。面对希特勒和纳粹，他也改变了单纯的和平主义立场，认为需要正义的战争对付非正义的战争。1939年，为避免德国抢先造出原子弹，他同意犹太科学家Leo Szilard的建议、直接写信给罗斯福总统，敦促美国制造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