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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叶兆言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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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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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4-6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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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访谈
叶兆言访谈
作家是很脆弱的,写作也是很脆弱的
●采访背景:日前,作家叶兆言的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原因有二,一是这部小说在布老虎十年金牌书角逐中胜出,二是这部小说的书名一直未能最后确定。叶兆言给小说取的书名是《我们的心多么顽固》,但出版商觉得书名不太好记,曾征集过书名,但一直没有找到十分贴近小说的书名。叶兆言说,先用原来的书名,等到有了合适的,重印的时候再改吧。
在叶兆言的小说中,这部新作十分特殊。“这部小说是一个私生子,有即兴的一面”,小说写得很快,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写完了初稿,叶兆言说自己就像文学青年一样完全投入地写作。“简直就控制不住自己,在火车上用纸片写,不写就不行。”
记者:这部小说跟你以前写小说一样,也是先有书名才开始写的?
叶兆言:我没名字不会写的,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是普希金的一句诗,普希金诗句的原意就是希望一个女孩即使你不爱我,你骗我一下,你假装爱我也可以,我真的得不到,假的也可以。
我觉得这种情绪也是小说的一种基调。我是用一种忏悔录的形式在写,而且是一种我不擅长的基调,我用的是一个比我大10岁的人的基调。我没有哥哥,比我大的小孩跟我同辈的小孩都有哥哥,他们经常有人保护他们,而且他们有模仿对象,我跟他们同样大的时候,那些哥哥出来讲故事,我就觉得特别羡慕。串连,他没去过,但他哥哥去过了,他给你吹北京怎么好玩,哪儿怎么好玩,我就特别羡慕。当知青,今天说来好像当知青很可怕,但是我那个时候觉得当知青真的很美啊。所以我这次用的一个语调就是我想追述一个哥哥的叙述,我觉得那种叙述有一种魅力,就是把不美的东西也吹得很牛,把不好的东西说得很好听。所以我写的时候既有一种读者的眼光,读者的眼光就是他想听这样一种声音,可能他是自娱自乐的吹,而且平心而论可能是一种很悲惨的事,做知青、失业、下岗,都是这样的东西。
记者:莫言曾经说过这部小说写了一个男人曲折混乱的性史。
叶兆言:这是我第一部用第一人称来写的小说,是写一个比我大10岁的人,就是他自己在叙述自己的故事,这种叙述我很少有的,这是我的第一部主观小说。另外一个,他是在说自己的一生。因为时间定的是从他当知青的那天开始,在船上看上了一个女的,一直到2008年。它是一个平缓过渡,他们说这是一个知青小说,那完全不对。整个40年,是一个匀速,我自己写得也比较精细,几乎没有侧重。我写的是我所熟悉的哥哥们的那些故事,其实是描述一种虚拟的兄长,兄长情结,我没有哥哥,那种感情特别强烈,我就描述一个不存在的那种东西。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人倒霉的事都赶上了。但是在写作的人眼里,其实不以成败论英雄,因为他们的生活很丰富。小说里有一个纯爱情的核心。我这个小说有很多寓言在里面,幸福老是在他手边,一旦得到了就很快失去。其实我是想讲爱是多么顽固,又想讲人的那种背叛之心多么顽固。
记者:你去年的小说《没有玻璃的花房》写了多久?
叶兆言:很慢,写了一年了,而且就16万字。我觉得我冥冥之中在悄悄地叙述一个当代的故事,写“文革”10年像我这样一个人的成长的经历。其实从小说的母本来说就是《铁皮鼓》、高尔基的《童年》、托尔斯泰的《少年》,就是你特别熟悉的那一代人的成长故事。我其实是说的我成长中间的那个时代,可能区别在这。那个说的是前面十年,将近50年的历史,我觉得这个50年是基本上跟我非常接近的50年。有这么一种感觉,确实是对当代生活的一种关照。还有一点我觉得我想也差不多,我写历史也好,写这个也好,其实有一种历史观念在里面。
记者:你把这个小说的背景放在当代或者近代,和把小说放在历史背景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吗?
叶兆言:没什么太大区别,我就特别喜欢反差,我两部当代弄完了以后,我很可能就去写历史了。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处在一个被别人了解的反面挺有意思的。比如,他说叶兆言开始写当代了,其实我在写历史,就会觉得非常得意,我觉得有这种游戏精神在里边。我觉得这个窃喜也很有意思。
记者:你曾经说过,你的很多作品来自于阅读的经验。
叶兆言:应该是。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哪有那么多的经验,一个就是阅读,阅读就意味着你所有的经验是间接的。还有就是想象,想象确实太重要了。阅读是生活的一面,像一个鸟飞起来一样,它是两个翅膀之一,另外一个翅膀就是想象。它两个东西扇起来就飞起来了。光阅读肯定不行,但是光想象肯定也不行,因为您想象的东西别人可能都有了,因为想象是弥补你阅读所没有的东西。我觉得想象更多的是你可以创造你没有读到的东西,要无中生有,因为写作其实就是一种模仿,一种是正模仿,一个叫反模仿。正模仿就是别人这样我也这样,但写作更多的是反模仿,别人这样我就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有黑才有白,你没有定位,你根本没办法做。我觉得阅读更多的是定出黑和白。
记者:有一种说法,一个作家持续不断地写作,是因为他希望在写作当中得到一种救赎。
叶兆言:我喜欢用比较中性一点的词,因为救赎比较神圣,比较伟大一点,因为我经过“文革”出来的这种感觉,我特别怕大词,我更愿意用一些比较平淡的词,因为不一定有意义。我觉得写作有修行的那一面,就是像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的意义。它会使你少想一点那些庸俗的东西。你写的是一堆废纸,谁也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它可以起到修行的作用,你可以在写作的这段时间变得比较纯粹。起码我觉得写作这个过程是比较愉快的。写作面临着两种愉快,一种是你能写出来,还有你写不出来也是一种愉快。我有一种恐惧感,我知道一个作家能写的时间不长,就像你的性能力到一定时候会失去一样。
我就感觉到其实上个世纪一百年,真正适合于写作的时间也就一二十年,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不单单是你自己的问题,各种原因,也有可能是外面的因素都很好,但你也可能写不出来。比如张爱玲,她只能有那个沦陷区才能写东西,一旦退出就不能写,所以我有一种潜在的想法就是能写就写吧。我眼中的作家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写作,你今天也许觉得我可以写的时间多着呢,说老实话,说没有就没有,而且说放弃就放弃掉了。身边的很多的例子也证明这一点,写作是很脆弱的,作家也是很脆弱的,我就觉得自己是个脆弱的人。所以我为什么在这种状态下不愿意停下来,跟这个有关系。我祖父说来也是一个作家,其实他一辈子就写了没几年,根本没有写作的时间,或者是没有写作的机缘。我觉得当代的好多的作家也是这样,他们可能才能不缺,时间不缺,但是他们可能说不写就不写了。我想各种原因都有,所以我就提醒自己别给自己找理由,尤其我又这么好这个,我就混一天是一天吧,像下围棋一样的,赶快下。
记者: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劳碌?
叶兆言:我不觉得。我没有什么其他爱好,我是很庸俗的人,很平庸。另外,其实写作很宁静,我这个话是很真心的,很多时候我是通过写来思考,不写的话,其实根本没有思考。我基本上每天写六个小时,其中绝大部分时间不在写,是在思想,就是通过写作这个行为在想,而我不通过写作,我就不想了。或者说,通过写都不一定能想明白,但不写的话其实根本就没想。所以我觉得把它称为修行更确切,如果不写的话,就根本不在想,比如脑子里假设一些情节的话,那都是虚的,都是没有的。别看一天写作6个小时,其实真正写作一两个小时就够了,大多数时间都不是在写作,写作是这样一个状态,它实际上是一个等待。其实我们都在等待。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等待就是一个凝聚的过程。我在写的时候,大多数也是这样子,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在马不停蹄在写,但是很多时候在等待马不停蹄的到达。
●叶兆言档案:1957年出生,生长在南京,198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花煞》、《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走近赛珍珠》、《叶兆言文集》等多种,共计六百余万字,现为江苏作协专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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