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又不遥远的林彪 - 教师之友网

林彪垮台的1971年“九一三”，我已经在河南淮阳的“（中央广播事业局）五七干校”劳动了一年八个月。1970年春节之前去的，两个春节都没有获准回家度假。虽然从在北京时的“专政对象”降格为“专案对象”了，但“革命群众”过节探亲，我不得与焉，看来人家是“有期”，而我则是“君问归期未有期”，也就是“无期”了。心境不佳，只是自己营造一个心灵世界以逃避现实。干校由军代表挂帅，广播局的军管小组是中央军委派出的，林彪正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我却从没意识到我的行止会跟林彪发生关系。

10月18日，连部忽然通知我，即日可以回北京探亲。我二话没说，抬腿就走，怕一游移，又会生变，这是早有教训的。经周口赶到漯河，买上车票北上，郑州下车，直奔中原区工人路姐姐家。晚饭桌上，姐夫提起话头，才知道他们早已听过“林彪死了”的传达——自然是按“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顺序——始而吃惊，继而学习讨论，“加深理解”着。从“九一三”起，已经过了一个月零五天。于是恍然，若没有发生这件大事，还轮不到我回北京探家的份儿。林彪跟我之间，似乎又不是全无关系，这微妙的关系藏在哪儿呢？

在北京，林彪之死已经尽人皆知。似乎只是瞒着外国人，听说有外国记者在大街上找小学生求证，打听“你们的林副主席”现在何处，小学生答得好：“嗝儿屁着凉大海棠啦！”让自命中国通的老外摸不着头脑，这句北京土话类似四川说“翘辫子”，连外省的人也未必听得懂啊。曾几何时，被万民“晨昏三定省，早晚一炉香”祝祷“毛主席万寿无疆”同时祝祷“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主儿，转瞬间一落千丈，好像过去五年中的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不能不感叹白云苍狗，变幻无常，又不能不感叹左邻右舍的闾巷平民，到底不愧是经过“红八月”锻炼的，具有超常的定力。这就是毛主席在某一次“七、八、九三个月”讲话里（那时他每每在“七、八、九三个月”出巡讲话）说的——“真正发动起来了”的群众吗？我怎么觉得相比于我的安之若素，街坊市民们更显得无动于衷呢？怕是折腾累了，都想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吧。

可干校的空气渐渐有些变化了。回想“九一三”的当天早晨，我的专案组还给我出了一份交代什么问题的题目，让我忙了半日。后来就一直没了动静。最突出的一个感觉是，过去每逢上边揪出一个党内的敌人，都要下联其“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我作为“老右派”，尽管是所谓死老虎，但次第被指控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萧华（一个人，没有三人成众）的“社会基础”。

现在我等着成为林彪的“社会基础”，但没等上。无法高攀。后来才悟到，专案组放我一闸，这是当时周恩来一度借批判林彪以批判“极左思潮”的缘故。而如果以林彪为极左的代表，他物色“社会基础”时绝不会青眼于我；再把我挂在林彪这个司令部上，怎么说也显得更不靠谱了吧。而且在“批林整风”时似已不大提“司令部”，我臆想，一个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又一个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原是前一个司令部的副统帅，现在另张一帜，不是继北京红卫兵之后，领军另一个“三司”了吗？

再后来，我才知道，周恩来的批“左”部署，被毛泽东否决了。还是要批林彪的“右”。但大批判“大势已去”，至少在我们干校，批林也都近乎走过场，我于是被轻易放过。总之免于再当又一个社会基础的指责。而且记得还让我在班会上作过“批林”的发言（以前我只有被批判的份儿，没资格参与批判别人），但不记得我是批其左还是批其右了——如是在林彪垮台不久，可能是批其“左”，如过了较久，就多半是后者，或者既批其“左”，又批其“右”，因为当时不但我，就是干校基层干部，也都弄不清林彪是左还是右了，更弄不清上面在批左批右上的分歧，且绝大多数连想也不敢想毛、周之间会有什么分歧的。——原先我每作自我检讨，上纲上线时还稍加斟酌，尽量别太过分。现在施之于林彪这真正的死老虎，也无非上纲上线，对这样的顶级人物，奉旨批判，则如套话说的“怎么说都不过分”了。若按如今“穿越”时空的影视手法，还原当时的情景，就可以看到像我这样一个自视为受迫害者，要求别人以实事求是待我的人，在绞肉机前，斗兽场上，竟能表现得何等势利，又是如何的不负责任，信口开河！（请问邵某：你对林彪其人其事其言其行，究竟知道多少，不用说幕后的，台前的讲话你听过看过？你的批判发言，到底有几分根据？）如果说国民有劣根性，这也就是我——作为知识分子之一的劣根性吧。

反正因为林彪垮台，干校的政治管束日渐放松，专案组不大来纠缠了，像我这样的人遂得以享受苟安的“小自由”。以前除了规定的文件“非礼勿视”，现在可以看《东周列国志》了，那理由很充分：批林。林彪的“政变经”就涉及熊掌难熟之类故事，典出于此。干校在淮阳，旧称陈州，不止是包公放粮之地，更是两千年前的陈国所在，那个能量不小的夏姬，不但令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阿金，更会想起当今的江青，自可意会，不必言传。

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那个有名的讲话，不但宣扬“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替一切都是为了“权”大搞论证，更指控有人为了夺权酝酿政变，并上溯中国古老的政变源流，这一套该都是他在养病期间习文读史的心得。这当然耸人听闻。而同样有趣或说无趣的，还有他在这次会上出示的简短声明，强调他和叶群结婚时叶是处女云云。固然在党内外政治运动史上，围绕乱搞男女关系抛档案、传秽闻，以“批倒批臭”“搞臭”某人，早已是行之有效的传统斗争策略，但党的副主席以受诬者家属身份，郑重其事地把这类糗事端到全国最高的政治场面上来，还是出人意外，叫人怎么说好？

这件丑闻，我不是听的文件传达，而是看的文革小报，后来印证史实，果有其事，并非造谣。而在批林整风中据以讨论的则是中共中央有关林彪事件的正式文件了。当时倾盆大雨，只记住点点滴滴，除了所述林彪仓皇出逃的狼狈以外，印象最深的却是文件塑造的毛泽东形象：他以最高统帅之尊，却像重耳流亡，坐不安席，南下武汉、广州，甚至在火车上找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打招呼”，似乎危机四伏，险情频发，犹如江青当年说只有到上海才能找到人帮她写大批判似的：何至于如此大绕弯子，大费周章？更不理解的是说到第二次庐山会议，怎么“称天才”就成了反党的思想纲领，“设国家主席”就成了反党的政治纲领？不过我也不求甚解。反正林彪是死定了，“称天才”那一段话过去也随大流朗读过，以后不读就是了（但也不可进一步论证毛主席不是“天才”），国家设不设主席，那是上面的事，还是林彪说的，“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吧，何况，设不设主席都不需要我去“执行”什么，与我何干？

对林彪也有不理解处，完全是从世俗之见出发，明明已经把接班人地位写进了宪法党章，干嘛非急着“抢班夺权”（这是文件说的）不可呢？那份“571工程纪要”，谈不上作为“武装起义”方案，但有些话倒是说到了点儿上，如给毛泽东当过秘书的都没好下场，以及有关入党做官论，劳动惩罚论等，确是那么回事。这些林立果带领的“小舰队”年轻人，其观点都是来自林彪的言教吗？

早在文革前，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他的部署集中到一点上，就是带头从全军到全国神化毛泽东，大力推动对毛的迷信。他曲意迎合毛要作世界革命领袖的意图，一版再版成百万册印制毛泽东的语录，在其《再版前言》中，歌颂毛泽东思想的“顶峰”地位，甚至独尊毛著以顶替马克思主义经典，提倡“活学活用”，以此实现全军上下“非常政治化”，即惟毛之话是听，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卷首是他为学习雷锋运动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作为对他掀起的空前颂圣运动的回报，毛泽东则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来一唱一和。于是邪教式的个人迷信在中国大地上如狂飙骤起，不断升级，莫之能御，至文革而登峰造极。这都是林彪表示他忠于毛泽东干下的丰功伟绩。但因后来蒙暗害毛的恶名，而通通埋没了。

我也知道，这些涉及林彪对毛的功罪，乃大是非，属于“不该我来想”的事，但管不住自己的脑子，想啊想啊，想到我早年读毛选第一卷，就知道毛泽东在革命低潮时批评过林彪的动摇，我1959年春全民写诗运动中写的七古《长江篇》里，于歌颂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时，还提了一句：“山在水在党在群众在，何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挂上一笔，原来我和林彪还有过这么一点关系。

接着，就在那一年秋天，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红旗》杂志发表了林彪和康生两篇长文批判彭德怀。把林彪的文章发给我们当学习文件，在我平生这是头一回。彭德怀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里返还，说彭德怀等都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取代彭德怀就任国防部长的林彪，说彭德怀只是革命的同路人，不能革命到底。这些康生同样谈到了。两年前，毛泽东审阅周扬关于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总结报告，就已把这番意思加了进去，所以这也不是林彪、康生的首创之见。不过，对彭德怀等的这一批判之词，被认为对我辈也适用，所以感同身受，记住在当时振振有词的大批判家里，林彪名列前茅。

能够算林彪之创见的，似乎只剩“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了。但1970年《红旗》杂志不点名地批判“政治骗子”时，作为公开言论，是把这笔账记在陈伯达身上的。——历来的大批判，经常用这种指桑骂槐手法，如在中苏交恶中，起初总是借骂铁托以及法共多列士、意共陶里亚蒂来影射苏共和赫鲁晓夫。——陈伯达与我，倒的确有过一点思想影响方面的关系，我最早读的中共宣传品，是他写的《评〈中国之命运〉》，很是佩报，后来才读到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为之倾倒。1949年建国以后，陈伯达不大在前台活动，对他的印象也淡化了。直到文革之初，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巡视广播局，大庭广众间大放厥词，对于聘有多国专家的国际广播电台，竟斥为“特务联合国”，岂不是信口胡吣！由此对他产生了恶感。《红旗》批“政治骗子”，我一看就知道是指陈伯达，却对他的命运毫不同情。

那么，对林彪这样一个饱经烘烤的“功狗”有所同情么？一样没有，尽管他死得够惨。只是像看到凶杀现场照片似的觉得恶心，却也并无称快之意。探讨内心，还是觉得与我无关，林彪其人很遥远。即使我又想起一件事：1968年我在机关军管后的专政队接受专政时，正大兴“三忠于四无限”热潮，因锅炉工人带我劳动，我奉命给锅炉房写了一副楹联，模仿林彪笔体的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但这也就是一项技术性活动罢了。并不经过大脑，更不动心不动感情。口号啊题词啊，只是一个通用的政治符号，甚至可以说，林彪于我，也不过只是一个人名，一个略略区别于一般人名的政治符号而已。

毛泽东也可以作如是观。有些不同的是，直到他逝世，我还寄希望于他能够在有生之年为反右派斗争中打出来的“右派分子”（当然包括我）平反。相信以他的威望，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掀掉我们头上的沉重右派帽子。因为我想，经过林彪这样的事情，他应该看到，我辈这类“右派分子”手无寸权，更无寸铁，不可能如林彪那样对他形成威胁，那么何苦树敌太多呢？假如斯大林能在生前平反了他所制造的若干冤案，则身后不致留下千古骂名……这都是连亲友家人都不能探讨的话题，只能是自己默默地胡思乱想，且“适可而止”，咽到肚子里去。说到底，是以小人物甚至臣民、奴隶之心度大人物之腹，还阿Q地自以为是替大人物身后的名声着想呢。

或问，你既然葆有一份愚忠，那你看到记录片中“九一三”后毛泽东明显衰老的容颜，近于麻木的表情，以笨重迟缓的动作同埃塞俄比亚老皇帝塞拉西二世相见，惺惺相惜地长久握手不放时，是不是有悲从中来之感？我说，不，完全没有。可见我并不真心关注他的健康和精神状态。你不是还盼着他为你恢复名誉吗？一可见你只是有求于他的“恩典”，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并不属于什么“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思想并没真正改造好；二则表明所谓对毛抱一线希望，潜意识里也还是感到十分渺茫，慰情聊胜于无，只是姑妄盼之的弱者心理吧。

对于林彪前半生，特别是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中的表现，虽然在“批林整风”中一度抹煞，近年体现在军事博物馆的陈列中，还是恢复了肯定的评价。总不能一会儿一枝花，一会儿豆腐渣，后来在各级岗位上“坐江山”的革命接班人们，说到底还得念他“打江山”的好处。至于林彪后半生参与的文革，虽然一些为林彪辩护者摆出他文革出山的迫不得已（我相信大体也是事实），但到底是如毛泽东所说的，“说不介入也是介入了”。

对于所谓文化大革命，如替毛泽东总结失败的教训，那就是打击面太宽了，打击地富反坏右以至老资产阶级这些异己，没人心疼；但“大水冲了龙王庙”，势必惹得官怨沸腾。毛泽东身后通过的有关决议和决定中，对文革加以“彻底否定”——看来一时还不致就来个“否定之否定”。——不过，这个否定留了个很大的尾巴，即谁应该对文革十年浩劫负首要责任。虽说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却又说是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为什么不说是毛泽东利用了两个“反革命集团”呢），于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定谳在案。对林彪也等于一再进行了缺席审判，只是把被告的自我辩护留给他们的后人推迟代行而已。

在争议文革罪责时，若只如主流舆论一样光提“林彪”、“四人帮”，显然不能自圆其说。毛在党内党外，实行独裁，史有明文。1943年作了关于中央书记处三人领导中毛泽东具有“最后决定权”，虽然同时规定书记处大事须向政治局汇报，政治局主席也是毛泽东；自己向自己报告，无限的权力就此到手。1953年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杨尚昆越权，规定（包括已经形成的中央会议决议）必须“经我看过”始为有效的批示，白纸黑字俱在。其间，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毛志得意满地揶揄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这不正是历史性的招认么？至少在上述长达33年的政治实践中，毛泽东像旧日皇帝似的一言九鼎，言出法随，如果说周恩来文革中许多表态都属于人们说的“违心之言”，林彪是在私下奉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哲学，而毛泽东却在1966年江青的信里过自炫“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他当然该对其一切绝不违心的言行后果负完全责任，而不是像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所谓“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那么轻描淡写。并非今天人们把一切归罪于毛泽东，这是一切归功于毛泽东的逻辑归宿，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也。

说到文革，作为副统帅的林彪，能说因为“临危受命”出于勉强，就可以撇清责任么？他们各有各的账，谁也赖不掉。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前，决定“（打鬼）借重钟馗”，钟馗指的就是他，借重的是他的军权。江青在1966年春，又借所谓“林彪同志委托”之名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兴风作浪，颠倒历史，横扫文坛，抬高自己，逼得已经被动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不得不赶紧抛出四十篇“有问题”的文艺作品表示紧跟。江青在1967年的一次讲话中，也明确亮出“借解放军的尊神”以行号令的战略底牌。这个底牌当然出自毛泽东的韬略，他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让林彪元帅为他坐镇，才能确保其文革大计的实施。以林彪的盖世聪明，他能不懂得毛泽东对他的“大用”，以至“大用”背后的玄机，若不懂得，又何至于把毛让他当“接班人”的批示一把丢到痰盂里？正是深知他自己在毛这盘棋上的位置和分量，甚至潜藏的危险，这才有他与毛的暗中斗智斗法，时时如履薄冰。

本来，林彪深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惯例，警惕“功高震主”会惹祸招灾，从一建国就尽量称病退后以自保；但他一旦上马便如骑虎，难下来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就是他助毛翻盘，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又是他替毛解围。不管他是怎样的动机，怎样的心态，总之林彪从文革一开始，就对毛泽东所有决策全力支持，斗垮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还扯上朱德、贺龙等，出言恶毒，厚诬构陷，无所不用其极。到毛泽东一放难收时，乞灵于林彪适时实行“三支两军”即全面军事管制，稳定了全国局势。此中功过，有待详评，以军队稳定全国局势，究竟为功为过？在彻底否定文革的语境下，有功于捍卫毛泽东及其路线的，在何种程度上即等于“助纣为虐”？当然，文革期间全国发生的大事小情，林彪并非完全与闻，像“清查‘五一六’”偌大案件，就似与林无关；武力镇压青海“八一八”群众组织，制造青海日报血案，也有其他人须承担相应责任，等等。但从整体来说，所有文革的罪行（在是非颠倒的年代是叫作“辉煌胜利”的），无不是在林彪作“钟馗”，而以军队为后盾的前提下赖以实施的；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期待于他的，在颠倒黑白的年代则被歌颂为林彪对文革胜利的重大贡献。

当然，论文革之“功”，毛泽东是第一份，然则论文革之罪，毛也难逃祸首之责。林彪作为毛的重要“合伙人”，在这场不论以什么口实发动，导致成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经济濒于崩溃、道德文化沦丧的民族灾难中，总不能辞其咎。自然，林彪对文革的介入，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有深有浅，但即使只是画个圆圈，也是默认默许了。至于在哪些问题上他曾对毛的错误指示有所抵制，抑或“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需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厘清。对毛和林应加区别，对林与其他文革责任者之间，也应有所区别。具体厘清和区别对待的同时，也就把对毛泽东的研究引向深入。

林彪生前被毛泽东逼到墙角，走投无路，死后又从反党集团升格为反革命集团，此中他和受他株连的人的冤屈，应该由党史学家加以澄清。林彪前期在中共革命军事活动中的作为，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如同对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功过一样做出评价，不宜采取双重或多重标准。对林彪作为军事指挥员，他在实战中的战术成就，应该由军事研究家作出专业总结。

为林彪洗冤，例如搜集证据，表明林彪并无发动政变、杀害毛泽东的意图，也没有什么反党或反革命集团，他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只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等等，目前虽尚无正式结论，但有关的努力将有助于进一步恢复历史真相。然而所有这方面的活动，都只是为弄清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他们党内关系之间的分合、恩怨、利害，相互的猜疑、戒备或误解。林彪个人的历史，不但有同毛泽东的关系一面，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同人民群众、同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除前期军事活动外，后期特别是从1959年再度出台，直到垮台，其间有整整五年是他辅佐毛泽东大搞文革（包括主持军委，实行“三支两军”的重大举措），之前还有他推动个人迷信等应视为文革的思想政治准备，而文革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犯下的种种罪行，林彪确有不可推卸的、仅次于毛泽东的罪责。这是不能由于他最后遭到毛泽东的冤屈，就两相抵销的。所有这些，即林彪“忠于毛泽东”的历史，对林彪进行审判时当做光明面而有意抹煞的，在恢复历史真相的过程中，自当重新提出。然而这样一来，很可能会在把林彪从“反毛泽东”罪的耻辱柱上解下来后，又在另一个耻辱柱上，同毛泽东捆绑到一起。这是单纯想为林彪的“反革命集团”翻案的人们，也许始料不及的吧。然而，历史有情又无情，只好这样了。这才是林彪的真正悲剧所在。

三十年来，由于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政治需要，对文革历史竭力避忌，更讳言毛泽东对文革应负的罪责，其手法是推出林彪、“四人帮”，把他们从毛泽东那里剥离开来，好像身为副统帅的林彪和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四人帮”竟可以置身于毛泽东的视野和指令之外，自行其是，自犯其罪。这不但不符合事实，也根本不合逻辑。

然则是不是一切归咎于毛泽东，再加上一个林彪，就算把文革的由来、后果和责任清理到家，完事大吉了呢？毛泽东，或者加上林彪等人，的确以他们“卓越”（这是通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用语）的个人作用施之于当代历史，形成一次向皇权专制主义的大倒退；然而任何个人，即使是多么“卓越”的个人，也无法摆脱特定的历史规定性。因此，评价那段党史和国史，我们不可能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中共的体制剥离开来。这个体制是被尊称为“列宁斯大林党”的俄（苏）共的翻版，实行的是俄（苏）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治上一党执政，暴力代替法治；经济上政府垄断，取消市场经济；社会文化归于一统，全面精神控制）。用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2010年5月初接受《消息报》采访时的话，“苏联是个很复杂的国家。如果照直说，苏联形成的那个制度，只能叫做极权制度。很遗憾，在这个制度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都受到压制。”毛泽东及其战友的十年文革，正是这一种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权政权发展的极致。文革的实践，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逻辑发展。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固然有其随意性的一面，但这朵恶之花，也正是在这样的体制土壤上顺理成章滋长绽放开来的。即使没有毛泽东，没有林彪，那或许不会发生跟文革一模一样的事件，但一定无改于在中共一党执政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例如换了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主持全局，可能比毛泽东较多理性和务实的灵活性，但看不出他们会有切实实行民主宪政、放弃计划经济的迹象。充其量是“共产党领导”的开明专制，以一党操控所谓多党合作，即建国初期按照《共同纲领》所做的那样。如现在有人指出的，毛要搞的是“家天下”，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与毛不同之处，则是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即党天下的。当然，历史不容假设。不揣冒昧地这样设想，无非是说，从“以俄为师”到1949年中共执政，历史的轨迹注定了当代中国的宿命。

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应该感谢所有对有关林彪的回忆和研究做出贡献的人们，包括黄、吴、李、邱本人及其家属提供鲜为人知的史料，特别是近期吴、李、邱三人的回忆录，也还包括林豆豆（立衡）有关她家内部矛盾等的证词，以及她对当时北京不及时阻拦林彪座机起飞的质疑，还有林彪身边工作人员曾有的回忆等等，为有关林彪、毛林关系、文革历史的专业研究奠定了实证的基础。这方面的研究，将大大有助于驳斥今天仍在继续的美化、神化毛泽东的悖谬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