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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公民写作”答《延河》杂志记者问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4-13 17:48
标题: 关于“公民写作”答《延河》杂志记者问
关于“公民写作”答《延河》杂志记者问
(发表于下半月刊2014—2号     “名家现场”栏目专访
提问者:李东(《延河》下半月刊编辑)
刊出题目(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鄢烈山:“公民写作”的践行者
一.发表杂文是有风险的
1、 您好鄢老师!您是以杂文写作走进公众视野的,单从报刊来看,杂文相比与小说、散文、诗歌,刊发的平台较少,同样是文学作品,杂文似乎面临“不公”待遇,您如何看待?
鄢:我没有这种“不公”的感觉。我觉得很正常,不论是为读者服务,还是为政治服务,杂文版面占多少都是某种需求的产物。
“杂文”正如其名显示的,从来就不是文学的正宗。现代杂文最繁荣的“鲁迅时代”,它又叫“小品文”。
网络时代,报刊发表杂文的园地更少了,有话直说的时评时兴了,这是社会的进步,我们应该为之高兴。不便直说,或者侧重表达情感而不重讲理的“杂文”,在网上多得很,长短不拘,从短信段子到“恶搞”文章,都可以算是新型杂文。
只要写得有观点有味道,“杂文”不愁没有发表平台,不愁没有人“疯传”了。
2、 新作《中国杂文百部·鄢烈山集》自序中,您写到“我们的杂文,正是以百折不回的精神,为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多元文化做出了贡献。”您觉得杂文的发展在这“百折不回”中面临哪些困境?
鄢:所谓“我们的杂文”,是一种总体评价,而且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就杂文界讲,1949年以来,大多数作家是尽可能在争取讲点真心话,讲点针砭时弊的话,但也有把杂文写成跟风“大批判”文章的,也有所谓用“新基调杂文”取代“鲁迅风”的杂文写作理论。就单个杂文家来讲,可能大多数作品是批判性的,所谓“投枪、匕首”或“解剖刀、银针”,价值观念是可取的;但也有些篇章可能是宣扬了某种陈腐的思想观念。比如,老杂文家林放(即老报人赵超构),“文革”后在《新民晚报》的“未晚谈”专栏,有许多好文章(如告诫人们警惕为文革招魂的《江东子弟今犹在》),也有一些很不怎么样的杂文(如《哀王孙》讥笑前民主德国领导人搞改革,没有坚决镇压自由化思潮是自掘坟墓,以致丢了权位一如破落贵族,似乎应当将个人得失与小集团的既得利益置于国家与民族命运之上)。
当代的杂文的困境,一直是不能比较自由地表达思想,最好的选择是“莫言”(沉默不语或歌功颂德,以及跟风批“帝修反”、“打死老虎”)。不要说“反右”时期和“文革”中,拿写杂文的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祭旗,就是在因特网时代,网上发表杂文也是有风险的:比如,网上成名而近来已难见到文章的韩寒、李承鹏等人,他们不受待见,而远离政治的郭敬明却可以风靡下去,这局面并非写作领域自由竞争的胜出。
另外一个困境,就是杂文作者说来说去,都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常识,所谓“启蒙”,连自己都觉得无趣。(邵燕祥先生前两年曾说,再也不写反腐败题材的杂文!)而一事一议的时评,因针对性较强,题材有点新鲜感,读者更多一点。
再有,就是一些杂文作者的观念跟不上时代进步,上面说的林放先生即一例;我这种人没有经济和法律等专业背景,观念都是常识,文章没有深度。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要从头开始专一门很难。
不过,学习是没有止境的,社会在变,传播手段越来越先进,比如微信公众账号其实就是电子杂志,雨后春笋般兴起,从前难以看到的文章现在很容易分享,只要肯学还是会有很多收获的。
3、在当前全民娱乐化、文化快餐化时代,您觉得杂文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鄢: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杂文的存在就更有意义了:它是激活人们思想的,是以社会批判为志职的,可以对这个时代起到补弊救偏的作用,至少可以满足那些关心社会进步者的阅读需要——中国这么大,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永远不可能只有一种爱好和偏好。
二.杂文最重是风骨
4、 网络上有人亲切称您为“当代鲁迅”,您也凭杂文荣获过鲁迅文学奖,你觉得的当下杂文和鲁迅时期的杂文相比,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鄢:称我是“当代鲁迅”,是部分人的偏爱,实在愧不敢当。鲁迅100年只有一个,“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仅杂文项就三年一个,显然不可相提并论。
当下杂文写得好的,与鲁迅时期的杂文(当然也是指好的,不包括创造社郭沫若那伙人和“四条汉子”那种年轻人,攻击鲁迅的“唯我独革”的文章),有共同点,那就是独立人格、批判精神。这一点,鲁迅先生1927年底在暨南大学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表达得很清楚:文艺就是批评社会现状,批评掌权者的,因此掌权者在夺取政权阶段视为同盟军,掌权之后就要箝制批评他们的文艺。
鲁迅杂文的长处是对旧制度旧文化旧传统,乃至对人性的幽暗有透彻的认识,而受限于他所处的时代(1936年以前世界主流思潮左倾,苏联的所谓“成功”蒙蔽了世人也蒙蔽了鲁迅。他很少有自由民主宪政的观念,这方面受日俄文化影响的鲁迅远不如受美国文化影响的胡适清醒)。当下的杂文家,是后来者,是“事后诸葛亮”,因特网提供的海量信息也远非鲁迅的知识范围可以相比,很多观念自然应当比鲁迅更符合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
5、“公民写作”是您所推崇的,被视为杂文写作新概念,那么它有哪些显著特征?
鄢:将“公民写作”概念引进杂文写作领域,并不是说只有杂文作者要有公民意识。每一个写作者,除了给领导和老板代笔的秘书,包括写议案的人大代表和写提案的政协委员,都要有公民意识。公民意识,第一是平等意识,不是谁的奴隶和奴才;第二是权利意识,首要的是宪法确认的包括言论自由和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各级权力机关等公民权利、社会经济权利;第三是要有社会责任感,权利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等等。
我曾在阐述公民写作概念时写道:
宪法赋予“我”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表达个人见解、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发言,“我手写我心”,本是“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我不比谁高尚,没有宣道传教者的优越感,并不想居高临下地教诲任何人;也不比谁高明,既不想做“王者师”,也不想当启蒙塾师。我只是一个公民,是我所是,非我所非。
我不比谁卑贱,一不稀罕待诏金马门代“圣上”拟旨的恩宠,二不想要“文死谏”留名青史的虚荣,更不是出入廊庙供主子解闷的优伶或奉旨骂人的阉奴。我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思我所见,言我所想。
我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反对派,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志趣;不愿跟着别人的指挥棒做“合唱”队员,也不想存心搅局与谁过不去。我只是一个公民,自认为依法享有个人权利的自由人,眼里容不得砂子,心里憋不住疑问……
以上表述中“宪法赋予”的“赋予”一词应该改正为“确认”。我们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所谓“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宪法只是以最高法律载明而已,我们的基本人权并不因谁改写了宪法就可以合法丧失。
6、你眼中优秀的杂文是什么样子的?
鄢:杂文最重是风骨,不媚权不媚俗,是我所是、非我所非,心忧天下,为民请命,匡扶正义,寻求公道。所以,好的杂文作者一定是敢爱敢恨不信邪的性情中人,好杂文一定彰显出一种苏世独立的人格、自由奔放的精神和强烈自觉的公民意识。在好杂文里,情感的力量、道义的力量与人格的力量是水乳交融的。
好杂文,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能带给读者“思维的乐趣”,有一种智慧之美。杂文是批判的艺术,更是思辨的艺术。它让人们对习焉不察的现象或安之若素的观念重新审视,产生“原来如此”之悟,这就是一种发现的快乐。知人论世洞幽烛微,辨奸揭伪直捣黄龙,要有胆更要有识。
好杂文追求独到的见解,不避“片面”之讥,因为它不想独占话语权而终结真理,只想激活人类的思维,其“独见之处,即其精光不可磨灭者”。这与杂文靠严谨的逻辑征服人并不冲突。比如,1980年吴有恒发表的《〈东方红〉这个歌》,将其歌颂“大救星”的有神论与《国际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无神论“相提并论”,呈现矛盾之所在,批评搞“个人崇拜”的“凡是派”的荒谬不经,就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好杂文有情有“义”,还有“文”。“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这是当下大多数新闻时评之所以只可“一次性消费”而不能当杂文一读再读的重要原因之一。“杂而有文”并非说杂文不能直抒胸臆、一吐为快。须知“隐晦、曲折”并不是所谓“鲁迅风”的精髓,那是一种专制社会的生存技巧和叙述策略,是不自由国度里奴隶的语言,而不是主权在民社会里应有的公民风范。
杂文的“文”,可以是选题炼意上的典型化、形象化和超越具体人事的“非指称化”,比如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可以是谋篇布局上的讽喻性、暗示性,比如丰子恺的《口中剿匪记》;可以借用寓言、故事新编、小小说等各种文体形式,但说到底,“杂文味”在文采方面是靠“语感”表现出来的。不论是辛辣还是幽默,是冷峻还是热烈,是平实还是尖刻,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书吴道子画后》),都要靠语言来承载来营造。
杂文的语言也有“弹性”大小、“密度”高低和“质料”优劣,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语言的艺术是天赋,更是追求的结果,先天后天融为一体,使杂文呈现出个性。修辞立其诚,兼有思想个性与语言个性,才是最上乘的杂文。
7、杂文的写作,应该说是很有难度的,因为“杂”,所以要求写作者有海量的知识储备,内心不但要存储一座图书馆,还应有个人的思想理论体系。对此,您做过哪些努力?
鄢:很遗憾,我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出生在穷乡僻壤和贫寒农家,小时候除了课本几乎无书可读,课外也就是看讲古的花鼓戏、皮影戏,背了一下《百家姓》;15岁到25岁学习能力最好的岁月献给了文革。27岁才上大学,此前满脑子装的是毛选四卷、样板戏和共军抗日、国共内战题材的小说。
很惭愧,虽然后来补读了不少书,连下棋、打扑克的消遣也戒了,但一没有专门研究领域,二没有理论体系。如果说有体系,那也是出于人的本性和现代社会的常识,建立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现代价值体系,不管是叫“普世价值”还是叫“核心价值”,对我都无所谓。
尽管如此,我从来没有放弃阅读和思考,总是在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思维。这是一种精神需要,也是一种文化享受。
三.自由写作者,都应该有独立人格
8、您曾主持的《南方周末》“时事纵横”和之后《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被誉为“时评双璧”。请您讲讲在您主持该栏目期间的一些重要文章或事件。
鄢: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这里只讲与我个人经历有关的。1996年1月起《南方周末》扩为16个版,从文化娱乐报转型为新闻时事为主打的综合性周报。《时事纵横》放在第二版,就是学《纽约时报》,把“卖观点”的评论(社论和来论)作为拳头产品,但考虑到时机还不够成熟,就先办成了文摘加评点的样式,其中有“专家视角”(又曾名“学者论坛”)和我个人的专栏“阅报札记”(后改名“纵横谈”)是完全意义的上评论。我的专栏先后写了5年多,其1996年1月到1998年10月用的是本名“鄢烈山”,之后用的是“刘友德”、“余卫国”、“张明来”等化名。我的这些文章没有一篇踩了政治红线要领导写检讨,但中宣部新闻局阅评组的老同志凭政治嗅觉一直不喜欢我,先是1998年要求省宣的人把我调出南方周末报社,后来又觉得“刘友德”与“鄢烈山”气味一样,让南方报业集团老总停了“刘友德”的专栏。
吊诡的是,在《南方周末》用本名写个人专栏的三年,是我职业和写作生涯的顶峰;以当时南方周末报的影响力,许多知名作家知道了我,对我的文章和观念表示相当程度的认同。因此,我的杂文选集《一个人经典》(200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主持评奖的“全国第三届(2001—2003)鲁迅文学奖(杂文项)”,虽然我并不是中国作协会员,也根本不会为获奖去“公关”。可见作家评委们是认可我的,审批获奖名单的中宣部文艺局的领导也不讨厌我。(要是中宣部新闻局领导审查获奖名单,估计我就没戏了)
在主持该版期间,我写了一些文章,在当时的中国可能算是言人所不能言的,比如批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的《粗制滥造的标本》,讲红色高棉的《别了,波尔布特大哥?》,批警匪勾结的《红与黑》,还有《“权力资本”》、《“市长经济”》、《道德“悬棺”》等,在当时都算比较尖锐的。
另外,我在《时事纵横》版“学者论坛”专栏请王小波写文化评论,当时他远没有后来的名声;可惜我刚给他开了个人专栏《世说心语》,他却英年早逝了。在秦晖教授受打压被清华停课时,我请他来《时事纵横》版开专栏,专栏就叫《秦晖专栏》,这种命名方式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
这是《南方周末》的好传统,领导只管编辑方针和总体设计,只对单篇进行政治把关,责任编辑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最终考评权在年度的读者投票。
9、在您主编的《白纸黑字》创刊号前言中,曾写到该书的奋斗目标是出版“留得下来的文字”,当时创办这样一本刊物的初衷是什么?从出版的几期反馈来看,您觉得达到预期效果了吗?
鄢:我们创办《白纸黑字》丛书,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就是想为历史做见证。与《读库》的综合性不同,我们开的是“专卖店”,只编个人纪实文字,不仅强调“非虚构”,而且要是亲历亲闻(包括为别人做口述实录,包括访谈)。这有点像《老照片》,不过它们是以照片为线索和依托展开记叙,《白纸黑字》不一定有图为证。
所谓“留得下来的文字”,一是要真实,经得起历史考证,二是文字有一定的可读性,有收藏价值,不是让人看了就想扔的文字垃圾。这当然只是一个理想目标。
到现在为止,这套丛书只出了3期,2011年创办出了一期;2012年出了两期。说不上畅销,因为则开张,营销没跟上,但反响还是不错的,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
第4期是十八大召开前夕编好的,比前三期都更谨慎,但先后经过了敦煌文艺、花城、新星、法律和九州五家出版社,审稿都没有通过。那也没办法,耐心等待时机吧。我们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碰。事实上,在因特网时代,无法完全限制人们的表达。电子杂志会越来越多,不需要谁审稿。凯迪网搞了个《百姓家史》频道,投稿的人很踊跃,那就是“白纸黑字”嘛!
10、您早年主要写杂文,而后转向时评,您觉得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鄢:我想,杂文与时评的共同点:都有思辨性、批判性,都是识见第一。不同的是,时评的题材限于时事,杂文则广泛得多,天文地理历史现实无不可以拿来做文章;更重要的是,时评侧重逻辑思维与论证,更重理性;而杂文可以是形象思维,文学性可以很强,可以是情感宣泄,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11、时评和杂文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针砭时弊,从某种程度上讲,文章肯定会触及某些机构或个人的利益。对此,您是否有过退缩的念头?您觉得时评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鄢:我写文章对事不对人,主要是表达观点;即便涉及到有名有姓的事例,也是正规报道的材料,没有遇到谁要告我的。至于有谁讨厌我,那就随便。反正我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也没有什么把柄可以把我开除或抓起来。惭愧,我不是“行动派”;写文章传播某种价值观,争取影响更多人的思维,就是我的“行动”。
时评家也好,杂文家也罢,凡是自由写作者,都应该有独立人格,坚守良知而不出卖灵魂,勤于观察和思考,勇于讲真话。
四.思想文化不可扼杀
12、您曾在天涯论坛发表了一篇《赤子韩寒》,对韩寒盛赞有加,而另一篇博文《郭敬明入中国作协:一场多边的不道德交易》,两篇文章可以看出您对80后两位代表人物截然不同的态度。请您以此为例,谈谈对当下青年人(特别是青年作家)的看法。
鄢:这两篇文章都是在一定语境下写的,并不代表我对两人的全部评价,有侧重一点,就事论事的意思。事实上我对两人并无全面的了解,也不想把自己与两人荣辱捆绑在一起。前一篇强调率真;后一篇是对作协如此“拉人”的不屑。当下的青年人,我了解有限。无论如何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他们终会成为中国的中坚,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不论多么扭曲,我们“红卫兵”一代,现在的“小皇帝们”,都各有不同的社会性弱点,但我相信人的本性不可改变,那就是要平等要自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博弈中会产生规则,社会总要进步的。“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在信息化时代绝不是一句安慰人的空话。
13、随着传媒方式的多元化,娱乐类、选秀类节目在各大卫视以层出不穷的花样争夺收视率,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鄢:在当前的舆论管制条件下,出现这种状况很正常,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大家都要生存嘛。但是时代不同了,人们在网上看美剧、韩剧和日剧,思想文化的竞争是不可扼杀的。中国应该真有“自信”,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敢于对外开放,这是道义的自信或文化的自信。
14、有人断言“电子传媒终将替代传统纸质媒体”,作为多年资深报人,您认同这个观点吗?您觉得电子化时代,传统纸质媒体的出路在哪里?
鄢:电子传媒必将替代传统纸质媒体,就像钢笔取代毛笔,电灯取代蜡烛,但是现在也有人写毛笔字,有人点蜡烛,搞点情调嘛。
现在虽说已进入电子化时代,但还是过渡时期,传统纸质媒体还有读者,一些中老年人不上网还要看纸质的东西。老毛老蒋那时已有钢笔,但他们习惯了用毛笔呀。纸质媒体,当然要考虑转型。其实很多企业行业都面临技术进步的挑战。要被社会淘汰就让它淘汰好了,虽然说起来冷酷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像办“白喜事”。公共汽车不用人售票了,胶卷制造和冲洗行业完蛋了,又有什么可惜的?
15、微博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便捷、自由的特性使其迅速成为网民的好伙伴。我注意到您也是“微博达人”,那么您如何看待微博?
鄢:我算不上“微博达人”,我开始得晚,2011年3月21日才注册两家,去年初才在新浪微博玩。微博的已经被微信取代了。央视的新闻联播,现在播完后,主播会说请大家关注央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新闻客户端。新技术层出无穷,这是大好事,人们有了更多的表达空间。贪官污吏最怕这个了:上传照片、音频和视频,“有图有真相”,想抵赖难,想一掌遮天更难。
五.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
16、多年前,您大学毕业后被分到政府部门工作,这在常人看来是多么好的工作机会,您却不以为然,四年后一头扎进媒体行业。事实证明您当年的选择是对的,但是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大胆的决定?有想过失败吗?
鄢;在我的乡亲们看来,我一点不成功。到退休也没当上官,也没有亲戚沾上我的光安排工作。我若留在政府机关工作,80年代就肯定是处级官员了……人各有志,我自己觉得这辈子相对而言活得比较有尊严,不用“摧眉折腰事权贵,教我不得开心颜”。
我那个辞官决定算不上大胆,我早想好了退路:大不了到中学当老师,我是师范大学毕业的。
17、作为一种表明自己观点和立场的新闻文体,时评肯定常会遇到不同的声音甚至遭到质疑,当别人不认可您的观点时,您如何应对?
鄢:有人不认可我的观点,我觉得很正常。或者汲取别人的思想,或者不理睬,或者反驳——感谢他为我提供了再写一篇的题材。除了某些辱及父母的人身攻击,骂我“汉奸”我也不会生气。对某些攻讦,就当他“神经病”好了,甘当阿Q。给人家做出气对象,也是积德。
18、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您对青年写作者有什么建议或者忠告?
鄢: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参与社会事务的方式,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没有“扬名立万”的追求。
转赠胡适的一段话,作为我给青年写作者的建议和忠告:“堕落的方式很多,总结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第二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追求。”
2014/02/24  (今天是胡适的逝世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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