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工具理性? - 教师之友网

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完全是西方哲学里的概念，也是发源于古希腊的一种思维方式。西方的学问先论方法，再谈学术的改进。因为只有方法上的改进，学问才会有新的进展。自亚里斯多德起，就把自己关于思维改进的书称为《工具论》，后来英国的培根延续这一传统，将自己的发明的归纳法称为《新工具》，表明有别于亚里斯多德的演绎法这种传统工具。逻辑学其实就是关于有效思维的规则。逻辑学就是思维工具的学问。可惜，中国严重缺乏逻辑学。在中国第一个系统引进西方逻辑学的是著名学者金岳霖先生。他引进国外的逻辑学至今不过几十年的历史而已。中国人的思维之混乱，常常就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先天不足引起的。

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说“效率理性”。把工具理性说成了不问价值追求,不管是非曲直,只求功利,只问物质和金钱,并让物质与金钱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的牢笼。这种解释显然与真正的工具理性相距甚远，无关真正的工具理性的内涵与意义。工具理性，在西方的科学文化与市场原则里，从来是服从于价值理性的。也就是说，价值追问是非曲直，工具只是帮助服务于人的欲望满足。二者之间并不是平等的对立关系，而是主从关系。也就是，工具理性服从于价值理性。

中餐品种丰富多样，全国大的菜系就有八大菜系，小一点的简直就不计其数。以“满汉全席”而言，据说有上万道美味菜肴，但是，学会做这些中餐可不容易。这里制造的方法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即使是同一个人，做同样一道菜，也会因时间、地点、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中餐讲究“色、香、味”齐全，而唯独不讲究营养。中国人特别重视“薄技在身”，说，“腰缠万贯，不如薄技在身”。然而这个技并没有上升到“工具理性”的程度，也就是没有上升到科学工程技术的程度，而是靠经验与技艺，靠个人的悟性。西餐就不同，西餐品种并不多，能够数得上的就那些，而且制作西餐，也是有定数的，比如西餐中的快餐“肯德基”和“麦当劳”快餐系列，品种固定，每一种食品的用料及制造程序也是固定的，包括用多大的火候，烤炸鸡要烤多长时间，这些都是固定的，自有了微波炉这样的现代烹饪工具之后，无论谁来做，在哪个地方做，我们吃到的“肯德基”与“麦当劳”快餐的味道是一样的。

再看中医与西医，看中医，常常要看老中医，而西医虽然也会在乎从业的经历与资历，但是，基本上不会在看病的时候，先要观察一下医生的胡子有多白有多长，才决定是否看这个医生，而中医就很看重医生的资历与年龄。为什么？因为，中医主要是靠个人的悟性与从业资历来判断他的医学水平，望、闻、问、切虽然也算是中医治病的方式，但是，这里显然是非常空洞的，怎样望，怎样闻，怎样问，怎样切，大有讲究。中医很少量化的东西，同样的病，不同的中医师不但在用药方面大不相同，而且用量也是差异很大，在西医里这种差别就很小。中医里缺乏工具理性，而西医正是工具理性的产物。看西医有一个严格的程序，对同样的病，怎样治，怎样用药，在不同的地方，面对不同的医生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差异，除非是特别高明的医生能够打破常规，或者特别差劲的医生违背了常规，否则，只能够说是大同小异。西医里首先要讲究人的生理，然后就是病理，最后还要讲究药理，缺一不可。治一种病，医生离不开护士、麻醉师、药剂师、化验师的辅助工作。西医医生看病虽然也有个人的经验智慧在其中，但是，基本上是按照一个固定的程序来做的。比如，先作一个初步的诊断，也就是提出假设，可能是某种病菌在作怪，然后拿血液、尿液或者粪便去实验室里化验，看是不是猜测得对，如果猜测对了，就进到药理层面，就是在你身上这种病菌是否对某种药物敏感。如果化验与证实，你身上的病是某种病菌，而某种药物又能够在你身上有效杀死这种病菌，那么，医生才能够给你开出这种药方并且根据病菌数量确定药剂量。整个过程不敢说做到万无一失，至少常常是对症下药的。但中医的诊断完全靠医生的个人从医经验，缺少了化验的环节，开出的药方也是完全凭经验，那些花草树根树皮壳类的东西，就那样混合在一起煎熬，煎熬多长时间，给多少水，煎熬出来的汤水究竟发生了什么化学变化，有什么样的药物成份，简直是一笔糊涂帐。治疗效果完全靠个人的运气，即看遇到的医生的运气，也看自己身体的运气。中医难以走向世界，难以得到西方医学界的认同的原因也就在这里。虽然，高明的老中医常常也能够妙手回春，挽救许多病人的性命，但是，由于这种绝技只限于特殊的个人，而缺乏普遍性，因此，中医要成为可以普遍学习的医学恐怕还不容易。中西医的这种差别，其实就是非工具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差别。今天激光治疗近视眼，其成功率也高了不知道多少倍。检查参数与程序设计以及机器本身如果不出差错的话，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而过去近视治疗靠人工手术，失败率很高，再高明的眼科手术医生在手术前都要靠运气。现在有了电脑控制之后，运气被降到最低限度了。

工具理性是各种发明创造的前提与基础。每一样机器的发明，都是工具理性在起作用。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工具理性越强的机器，就越安全。交通工具中，民航飞机的工具理性程度最高，可以基本上做到自动化控制，而汽车的工具理性最差，机器基本上离不开人操作。其安全性能也是成正比的。飞机的安全系数最高，而汽车最差。前者自动化程度最高，后者最低。这种工具理性就是要追求一种可以替代人力的动力，帮助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电脑的发明更是做到了将人脑从繁重的计算与记忆中解放出来。因此，工具理性的作用是以人性及人类幸福作为追求对象的。工具理性将复杂的事物通过实验、分析与归类，然后简单化。美国对油漆这样的工作，已经没有专门的调色师了。每一种颜色，由什么色彩配合，都用表格分类得清清楚楚，无须专业人士来做这个工作。

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同样也适合于管理上。中国人数千年以来，都是持一个道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杨门将以及岳家军都是以其族家子弟为核心组成的军队，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样可以解决信任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与熟人小圈子里的伦理道德,即使讲诚信、讲仁爱，也只是在这个前提下才有效。“文革”时，毛泽东弄到最后，最信任的人仍然是自己的老婆与侄子。中国传统的商人都是做家族生意。掌柜的是父亲，帐房先生是叔叔，跑腿的是儿子，帐目不必太清楚，肉烂了在自己家的锅里。这种经营模式甚至现在仍然是中国许多公司企业的经营模式，特别是中小型私营企业的经营模式。过去，开一片小店，用那么三五个人，里面全是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为什么？还是有一个放心的问题，用外人要做到不让人贪污揩油水恐怕不容易，无论采购还是收银，都存在着令人不放心的空间。但是，这种情况在美国就不太容易出现。美国人最早创立辛迪加与托拉斯等跨国公司，不是没有原因的。在美国，父亲创业，儿子继承的不是没有，但是，并不普遍，即使是儿子继承父业，也要遵循现代公司的管理制度。美国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发明了“收银机”，那种古老的收银机与今天的电脑化管理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同样可以做到收银与记录的完备无缺，大胆放心地使用外人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如果再进一步将工具理性的思维扩展到事个社会的治理，就不难发现，市场规则是工具理性的产物，而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更是工具理性思维下的产物。在工具理性里，在金钱与权力的诱惑下，人性是靠不住的，道德也是靠不住的，总统、圣人都不靠谱。靠谱的，能够让人相信的只有制度。民主法治制度是工具理性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应用的典范。这种制度，对同样的事情，不会出现因人而异的情况。大家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冤假错案最不容易发生。一个事情一旦发生，立即启动相关的制度程序，然后按照制度程序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过。每一个环节你都可以有申斥机会。如果，某个案例前面有判决，并且生了法律效力，那么后面同样的案子就可以以此为根据作出同样的判决。这就是案例判决法。生活在工具理性下的人，不用担心自己吃亏，也无须担心自己祸从天降，祸从口出，安全系数最高，特别是来自人祸方面的因素可以降到最低。

有工具理性，做的事情可以程序化、标准化。这也是自动化生产方式的基础与前提。说工具理性生产标准件，能够大幅度地提高效率是不错的。但是，工具理性必须以人性化的价值理性为前提。也就是无论多么有效率，都必须以人为本，强调人就是目的，而不是别一目的的手段。德国哲学家康德在论述法律原理的时候，贯穿始终的是就是如何设计出一套法律体系为人的幸福，人的尊严与公正服务。法律只是民生幸福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做得是比较好的。他们一方面讲效率，论成效；另一方面还要讲人权，讲公正，而且一事在前，首先要讲人权讲公正，然后才能够谈效率。因为有人权与公正，效率效能才会有意义，因此，后者要优先于前者。前者是工具理性，后者就是价值理性。房产老总任志强先生常常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把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并且不论价值理性就放大工具理性，这是遭受国人痛骂的内在原因。任志强先生的观点有道理，但是，其道理的范围是必须界定的，因此，当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追问的时候，效率的意义就失去了。工具理性就是为人的幸福服务的，当你把人当成了工具本身的时候，那个效率能够说明什么呢？只能够说，那是奴役的效率，压迫的效率，剥削的效率，是残忍的效率。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既没有工具理性，也没有价值理性。这里发生的问题就非常清楚地表明，在这里，人人都是他人的工具，而每个人的价值都是相对于他人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特别是中国的官僚文化，其实就是丛林法则，下级沦为上级的工具与牺牲品和替罪羊是常见的现象。没有工具理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发明创造自然少之又少，而且会被一种官僚文化所轻视为“奇技淫巧”与“旁门左道”而登不了大雅之堂。缺乏价值理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也因此看到，中国文化中最喜欢将他人当成自己谋求利益的工具。在皇帝眼中，所有的人都是自己江山社稷的看家狗与奴才。而在官僚体系中，上级将下级看成私人工具，随意使用，官家通吃，权大者通吃，丛林法则横行霸道。皇帝是官的主人，官是民的主人，官既是父母，民只能够为臣仆。在这样的官僚文化里不可能会有什么人权与人性，幻想在维护中国官僚文化的儒家文化里求得民生幸福与人权那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文化里，即使偶然看重民生问题，也只是在将民当作工具的意义上来看重的，而不可能是作为真正的主人来看重的。

香港作为深受英国工具理性传统影响的中国地区，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文官公务员制度与中国大陆的截然不同。据信力建先生博文《“Master”式的公务员，该在哪里找》一文报道，2011年7月26日，新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北京与60名赴京参与“大学生外交夏令营”的香港学生对话时就对他以为是部下的香港发飙了，他指责香港“成也英国、败也英国”。还说香港公务员习惯了英国殖民地时期的一套，只会执行，回归后却“不知道怎样当Boss（老板）、怎样当个Master（主人）”，缺乏长远规划视野，认为他们要以主人翁态度考虑香港未来发展。香港的公务员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公务员制度之一，原因是：香港这套严谨的行政监督系统，是昔日宗主国——英国留给香港的“遗产”。英国的文官制度一直是世界的样板与楷模，其公务员必须遵守《荣誉法典》中规定的职业道德。英国的文职官员被称作“事务官”，是与参与内阁的“政务官”相分离的。他们不参与党派纷争，是政府的“非政治分子”，也就是专门处理政府事务的技术人员。

这个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香港的公务员制度是真正将政府定位于服务于民生幸福的工具，是工具理性的产物，那么，香港的公务员自然不能够对社会颐指气使，指手划脚，相反，他们得完全接受社会的监督，干得好与干得坏，得由主人说了算。政府公务员就是民生幸福的工具。工具就只有使用价值，而不可能当公民的Boss（老板）、和Master（主人）。这种差异，其实质就是中国将平民百姓当成工具使用，英国法治传统是将政府当成公民实现民生幸福的工具，这种巨大反差自然会让新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先生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只是没有意识到后面的文化背景与制度差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