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大清帝国的溃败刚刚开始。1895年，甲午海战，还是北洋水师学堂学生的张伯苓随军舰出征，看第一艘兵船刚刚出海，立刻被日舰击沉，年轻的沸腾的热血第一次遭受沉重打击。
甲午海战战败，张伯苓目睹威海卫在两天之内从日本旗换成英国米字旗。山河屈辱地更弦易帜，使他深受刺激，意识到自己之前期待以强大的军力与外国周旋的想法是错误的，改变国民的方法，只有新式教育。
如同鲁迅弃医从文，张伯苓从海军退役，在天津名绅严范孙所办的学堂里教课。这在当时看起来还很新奇的学塾，就是南开学堂。梅贻琦是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巧的是，他后来的妻子韩咏华也穿袍戴帽，打扮成男孩的样子在这学塾读书。
男塾女塾各占院子的一边，轮流使用一个操场。女生上体育课时，要把通向男生院的门关上，因为她年纪最小，每次都派去关门，也就因此认识了梅贻琦。
这不是一个梁祝故事的开端，两人甚至没有交谈过。几年之后，韩咏华像大部分大户人家的女孩子一样，上了幼师。而梅贻琦则成了用“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的首批中国学生。他们二十年后，才再次第一次相识，那次相识便是抱着相亲、相携、走完一生的默契。
1909年，梅贻琦抵美攻读电机系，当时的大学室友杨锡仁对他的印象是：成绩优良，性极温良、从无怨怒，永远轻声细语，笃信基督教。
梅贻琦的二弟回忆他留洋几年，时常把节省下来的五块十块寄回家，还把自己的长辫子剪了寄回家。他寄回来的美国风景明信片，使弟弟们都心向往之。
由于家庭贫困，梅贻琦在美获得学士学位后，放弃了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回到中国，任清华学堂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当时的他只有二十六岁，比很多学生都年轻。
任教半年后，他回天津见张伯苓先生，表示对教书没什么兴趣，想换个工作，张伯苓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年轻人要忍耐，回去教书。”梅贻琦便老老实实回京继续教书。这一忍耐，便是几十年，一辈子。
1927年，蒋介石提出要实施“党化教育”。在“以党治国”、“以三民主义治国”的方针下，政治开始入侵教育，要把孩子变成“党的孩子”和“国家的孩子”。
国民党政府颁布法令，硬性规定要上“党义课”，接受军训，还开始监督管制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在《诰诫全国学生书》里，蒋介石要求对“破坏法纪之学潮，自与反革命无异，政府自当严厉制止，如法惩处”。
学者早早预见到如果学术思想变成政治工具，整个纲领变成学术纲领会是多么可怕的事。
教育家任鸿隽先生1932年写道：“党化教育是什么？切实说来，不外下列两个意义∶一、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他渐渐地浸灌到学生的脑筋里去；二、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个人去主持，使他完全受党的指挥。有了‘党化’，就没了‘教育’。”
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罗家伦积极配合国民政府对学生的驯化，在清华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甚至成立政治训育部对学生言论严加监视。
清华很快自发形成大规模抵制和抗逆，学生冒着被开除的危险拒绝出席军训的早晚点名。“党义”课听课者寥寥，教师不愿意与“党义”课的老师同桌吃饭。当罗家伦提出辞职时，学生表示“本校无人挽留”。
政治驯化和学术自由的博弈，政客和教授对象牙塔的争夺，这些战役都漫长而重复。奇怪的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战役虽然艰苦，可对政府的抗逆却往往能够成功。例如几年后，西南联大时期，国民政府通过削减财政拨款的方式企图逼教授们就范，可知识分子虽然几乎由于缺乏政府支援而走向绝境，可他们仍苦苦支撑着，在捉襟见肘和贫瘠饥饿中，守住独立思想的堡垒，使之成为反对政权的存在。
此已是后话。在罗家伦被驱逐出清华大学后，校长职位空置将近一年，学生会发表的“清华人选标准”有五条：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实能发展清华；5.声望素著。
再三物色，终于找到了当时在美国的梅贻琦。
学生自治会向学校要求缓考，理由并不是抗日救亡的紧急，而是懦弱犬儒的种种。这是宽厚谨慎的梅贻琦对学生最强硬的一次拒绝，他并不是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而是不喜欢学生在大时代面前的自私和畏葸。
梅贻琦回国任职，就职演说非常朴素务实，无激昂号召，也不露山水，他说：“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该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另外，梅贻琦再三强调勤俭，一则希望学生保持俭朴学风，无纨绔习气。二则也是说学校使用经费应节约。
其实庚子赔款相当丰厚，可梅贻琦分文不取，辞去司机，自己学开车；辞去厨师，让夫人韩咏华下厨，甚至连学校供应的两吨煤也不要。西南联大时期去外地考察工作，当地政府款待，他在日记中写道：“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太糜费耳。”
朱自清这样评价梅贻琦治校：“清华的民主制度，可以说诞生于十八年（1929年）。但是，这个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的话。梅月涵先生是难得的这样一位校长……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
所谓健全的民主组织，大概不过是协调各方，使得人人满意。政府暴虐，教授个性，学生乖张，尤其是在“平津告急！华北告急！中华民族告急！”的特殊时刻，人或惶惑不安，或摩拳擦掌，哪里有心思安心在学校。此时的清华维持已经不易，梅贻琦竟让这样一所学校良性循环地壮大起来，所花费的功夫可以想见。
民主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梅贻琦曾经和学生就“缓考”的事情发生过一次冲突。
1933年1月6日，学生自治会向学校要求缓考，理由并不是抗日救亡的紧急，反而是懦弱犬儒的“平津动摇、人心骚动，日方态度未明，时局瞬息万变，同学爱国有心，避危乏术，忧心忡忡，不可终日……”
梅贻琦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回应道：“今国势危迫，不能以躬执干以卫国家民族者，必须于可能范围内努力进行其应作之工作。若以赤手空拳为尽先避难之口实，则平津数百万之市民孰非赤手空拳者，若皆闻风先避，则鱼烂土崩，人不亡我，我先自亡矣。”
学校发出《告同学书》：“当我们民族生命在呼吸之顷，我们如果不能多做事，至少不要少做事。假如你们真去拼命，我们极端赞成你们不读书。假如你们担任了后方的切实工作，我们决不反对你们告假。且平心静气的、忠实的想一想：有，不必说；没有，你们就该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我们不忍看你们的行动趋于极端，更不忍社会对于清华学生失了期望，所以我们用最陈恳的态度进一忠言，而且这忠言也许就是最后。”
这几乎是宽厚谨慎的梅贻琦对学生最强硬的一次，他并不是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而是不喜欢学生在大时代面前的自私和畏葸。
何兆武先生回忆说：“在西南联大时，梅先生不干涉学生活动，从来没有不许学生开什么会，或者组织什么活动。特别是联大后期，民主运动高潮时，有几次在学校的广场上集会，闻一多教授在台上什么都敢讲，但梅先生从来没有干涉过。”
在那时，校长和教授保护参与学潮的学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1936年2月，“一二·九”运动余波，军车开进学校，军警来清华抓人。那一夜，全校熄灯，宪警摸黑走遍各个宿舍，却发现全是人去楼空，只好在天亮前胡乱抓了二十多位学生。
第二天，梅贻琦发表演说，说：“昨天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可不能退缩。人家逼着要住宿学生的名单，我能不给么……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大准确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和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比起另一位校长，写下“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蒋南翔，梅贻琦的政治姿态是暧昧不明的，他的原则不是忠贞于某国某党，而是学术独立。他始终是一个权衡者，而不是一个领袖。
学生曾做打油诗来模仿梅贻琦说话的语气：“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可事后很多很多年再回看，才发现他的每一个踟蹰与斟酌背后，是多么坚定。
他为什么要出走？他并不是贪生怕死，也不是由于什么利益权位的利诱承诺，更不是“缺乏历史觉悟”。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
1937年，炮火轰至北平。北大清华被占领，南开几乎被夷为平地。为了保存中国教育最后奄奄一息的希望，三所大学决定南迁，于是有了中国教育史上如幻境般的短暂奇迹——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有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常委。张伯苓在日本人的轰炸中失去了长子，几乎崩溃，蒋梦麟深受财政的压力和日本人的恐吓，精力不济，于是实际领导工作几乎落到了梅贻琦一个人的身上。
许渊冲这样比较三位老师：“有一次，这三位常委到长沙临时大学看房子，当时条件差，房子很不好。蒋梦麟说，他的儿子如果上学就不希望住这样的房子。张伯苓却说，如果他儿子上学，就可以住这种宿舍，锻炼锻炼。梅贻琦说，如果条件允许，就住房子，如果条件不允许，那就不妨住差点。这样看来，蒋梦麟比较右，张伯苓比较左——他同时也是周恩来的老师，梅贻琦比较折中。”
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三所学校风格各异。其中清华大学的人数比另外两所大学的总和还要多，且拥有庚子赔款来支援联大的日常支出，因此在某种层面上占了上风。梅贻琦温文尔雅，公正无私的办事风格则获得了全联大的尊重和信服，因此三所高校虽有竞争，但却奇妙地融合，而不像同时期的西北联大，学生们总是打得头破血流。
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父亲当时为了筹措资金，协调与中央政府和当地领导的关系，每年必须奔走重庆几次。“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难事，飞机说不定什么时候起飞，一天走不成，得第二天再来。”梅贻琦有一次返途中遭遇敌机轰炸和阴雨天气，在旅途中耽搁了近3个月才回到昆明。
1948年，国共矛盾激化。国民党和中共都意识到抢夺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的重要性。
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策划，制定了“强求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计划，成立了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组成的三人小组具体执行。而共产党方面，则是利用自己的学生、积极分子和名师的得意门生去做老师的工作。
一面是维持尚可生存的现状，一面是不知明暗的“新世界”。此时知识分子心中如何决断，心思肯定各不相同。胡适是第一批被国民党“抢救”的学者，钱穆也走了。清华教授冯友兰没有走，留在了北平，他说：“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沈从文也没有走，他并不是对新时代抱有幻想，而而是认定旧时代是一艘沉船，迟早要淹没在时代大潮里，陪沉船殉葬是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要付出的代价。
梅贻琦也走了，是第二批被“抢救”的学者。1980年10月，清华大学召开了“回忆梅贻琦先生座谈会”。与会者谈到这个敏感话题时，张其钧教授回忆道：
“12月14日，有飞机来接胡适之，有人打电话给梅先生，凡是那时在围城中的人，都焦急地渴望离开，预料梅先生问询后一定大喜若狂，立刻行动，哪知道梅先生听到此事，并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是他并不预备去，虽然被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机，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地谢绝了这建议，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情安排妥帖后，从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了。”
这便是古人的风范吧。何兆武先生也曾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期，“我多次看到梅先生和我们一起跑警报，梅先生当时快60岁，他从来不跑，神态非常平静和安详，不失仪容，总是安步当车，手持拐杖，神态稳重，毫不慌张，而且帮学生疏散，嘱咐大家不要拥挤，我觉得他那安详的神态，等于给同学们一付镇定剂：你看老校长都不慌不忙。我们还慌什么？”
由于出走，使梅贻琦在很长时间内的历史评价都被暧昧对待，对清华，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也常常被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
他为什么要出走？他并不是贪生怕死，也不是由于什么利益权位的利诱承诺，更不是“缺乏历史觉悟”。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当时的清华庚赔全部在美国“华美协进社”保管，如果梅贻琦不走，这笔赔款也会流失。
梅贻琦在台湾筹办了“清华原子研究所”，继续勤勉谨慎地组织和恢复着教学。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说：“他始终不同意把‘研究所’升格成‘大学’，他说‘真正的大学仍应该在北平清华园’。”
他一生再没有回大陆，即使北京解放后不久，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
《梅贻琦传稿》中记录梅贻琦曾经对友人说：“我若留在大陆，只能有两个结局：一是做‘反革命’，一是做傀儡。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所以只能离开。”
有两个清华。两种精神都贯穿着这所大学，让它在历史与现实中经常处于矛盾的姿态，时而是时代的弄潮儿与掌舵者，时而又抗拒着变革的来临，试图以不变应万变。
有两个清华。梅贻琦的清华，和蒋南翔的清华。
两人都曾长时间担任清华校长，都在大时代的风雨飘摇中保护着这所高校。可两个人的风格如此不同。
梅的清华是“全面通才”的清华，蒋的清华是“又红又专”的清华。两种精神都贯穿着这所大学，让它在历史与现实中经常处于矛盾的姿态，时而是时代的弄潮儿与掌舵者，时而又抗拒着变革的来临，试图以不变应万变。
梅贻琦生前选定把墓穴修在了新竹校园的“十八尖山”，这样在过世之后仍然能日夜守望着北京的清华园。他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保护住这所大学，愿今日的它，没有让他失望。
新周刊》第3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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