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北京青年报》，陈国华先生已工作了二十年之久，这期间，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更为人知的笔名：陈徒手。他常自称“小书生”，配合“徒手”的意境：赤手空拳，以一人之力去爬梳档案。档案都是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时间则主要集中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陈徒手的第一本书《人有病，天知否》出版于2000年，当时很是轰动，因其中有大量口述史内容，作者访问了与沈从文、俞平伯、老舍、郭小川等著名中国文化人有关的人物，还去找到了不少政治运动的当事人，请他们回忆往事。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的抉择与遭际，长期以来不是禁脔，就是被忽略，人们惯于想当然地揣测他们的内心。陈徒手不甘于此，他去历史材料里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设法让故人往事重返当下人们的视野之内。
《故国人民有所思》是《人有病，天知否》的续作，两本书之间相隔了十三年，可见作者的谨慎。陈徒手说，他是个懒惰的人，也容易被生活琐事干扰，能出这第二册书很不容易，完全是一些更大、更漫长的工作的副产品。书出之后，新浪中国好书榜和“深圳读书月”等均给予它以好评。
《纸牌屋》近日专访了陈先生，谈谈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这些年访人治史的心得，以及他眼下的工作。
【纸牌屋】您研究的知识分子，如沈从文、马寅初、冯友兰、汤用彤、陈垣、俞平伯，在那段时间的命运似乎大同小异，都位居高位，都被斗了，都很苦闷，不过也都能扛过那段时间，得到善终，大部分还都很长寿。有没有比较聪明，能躲开政治风波，在当时过得逍遥自在的？
【陈徒手】我研究的人里几乎没有例外。小一代的人就有这样的情况，比方姜文他们，头脑活跃，“文革”对他们来说是个很放松很舒服的时期。我自己也是，我那时在福州，根本不上课。你想我小学读了四年，中学读了八年，1968年进中学，1976年才毕业。中学里乱了套，一会儿把我拉到农村住在农民家里，一会儿学校里弄来一台拖拉机，我们挨个学驾驶，拖拉机开动了，你就算通过了这门考试。1976年高中最后一年，我们一直在学《论十大关系》，一个政治老师教了一整年，这就算是一门课了。我们还学英语，考试时只要能背会26个字母就行。大家都很开心，不用好好上课，能不开心吗？
高中时候我们的政治性特别强，每周上午上课，下午去看大字报，第二天组织讨论，汇报思想情况。1974年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回潮，我们那儿批斗过老师。1977年12月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我参加的，考得不错，那之前仅仅突击学习了三个月。我在厦门大学读了四年，后来分配到北京。
【纸牌屋】您先后做了哪些工作呢？
【陈徒手】我在致公党中央干过，然后在作协工作，后来到了《北京青年报》，干了二十多年。收集旧档案算是我的业余爱好，搜集得多了，慢慢地我就发现大陆知识分子在五六十年代的命运是个有意思的题目，想写写。
【纸牌屋】您写的这些人里，哪几位的情况给您的印象特别深刻？
【陈徒手】马寅初、陈垣、汤用彤，这些大学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曾当过高等学府的一把手，后来却都被剥夺了在学校里的实权。陈垣在辅仁大学当了 26年校长，和国民党、日本人都打过交道，有很丰富的治校经验。他从1952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认为自己也完全能应付校长的工作，可是不行，他不受信任，当时权力掌握在副校长兼党委书记何锡麟手里，何身体不好，陈垣年纪虽大，身体却棒，所以他很遗憾地说：年轻人偏偏体弱，我老头子身体好，却不让我干事情。
马寅初也类似。在档案里我看到很多马寅初改文件、打报告的事情，学校里的卫生员调动工作，他都一个个批，这些事根本不该他来做，实在是太无聊了。1952年之后的几年他都在干这些。其实他们这些人都很能干。马寅初在北大当过教务长，到了七十多岁还是精力旺盛。可是始终得不到重用。
第二类我觉得典型的案例就是傅鹰，他运气太差，在北大化学系这个比较偏左的环境里呆着。其实当时校党委、北京市委对他还是保护的，可是他被系总支部书记压迫，他很强势，两人斗了二十多年也没有结果。那位系总支头脑顽固，事情都过去了还坚持认为自己与傅鹰斗争是正义的。这真是悲剧，傅鹰换到其他学校去就可能很平安。
俞平伯是第三种比较特殊的：先是受到大批判，又焦虑又沮丧，不停地设法抵抗，后来却好像全都想通了，反而变成政治运动积极分子。他挨批判主要是因为《红楼梦研究》，后来竟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全部认下了错误，还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这个转弯真的很突然。
【纸牌屋】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陈徒手】我不敢随便揣测，我查的是档案，从那里面只能看到他表达出来的东西，看不到心理。
名人之后过得都很不错。比如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著名诗人郭小川，1976年去世，后来他的孩子一起给他编全集。九十年代的时候我搜集到了郭小川写过的检讨书，足足有将近二十万字。这些材料很敏感，坦白了许多批斗他人的事，当时我跟他们说，这材料供你们参考吧，对你们父亲不利。但郭家的人一起商议，最后还是把所有文字都收入全集了。这是中国第一个把父亲的“黑材料”收进全集的案例。开了这个头之后，后来才有人陆续跟进。这真的需要勇气。
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还经常跟我打电话，快八十岁了，他是学机床的，他的口述资料特别多，他把沈从文的书信给我看。他至少曾有四五年足不出户，编沈从文全集，如果是外人来编，肯定是做不到的。其实全集都卖不了多少本，郭小川全集是销量较好的，跟收入的检讨书有关。
沈从文的遗孀张兆和，曾跟我说她最遗憾的事就是在沈从文生前对他的理解太少。沈从文六十年代后不但很少过问政治，跟家人交流也少。他参加过土改，后来又下干校，当了政协委员后出去视察，一走就是好久，张兆和则在《人民文学》当编辑，两人经常好几个月见不到。
【纸牌屋】您写完《人有病天知否》和《故国人民有所思》后，下一个想写的题目是什么？
【陈徒手】我一直在做的一个题目是1964—1965年的文化部整风，当时主事的人是陆定一和周扬，他们自己也被整了。我的材料是十几二十年前从潘家园买的，那时有些档案流出来，许多人的交待、认罪和对他们审查报告都在里面，我去挑了一些买回来，自己研究用。现在觉得有点可惜的是只挑了那些名人的买，其实应该再多买些其他人的，局级干部之类。我把材料拿来一看一分析，发现这是一次“小文革”，整人的方法跟后来文革时基本一样。
【纸牌屋】这次“小文革”里谁被斗得最厉害？
【陈徒手】茅盾。我收集到一本他的黑材料，很厚，都是叙述茅盾如何反党的，把他一生做的事都给否定了，罪名非常大。茅盾在1960年左右作为文化部长参加了不少国际活动，材料里指责他频频犯错误。他在苏联开会，事先没有请示或者请示不够，就说错话。中苏关系那时时好时坏，茅盾去的时候觉得关系好了，说话就随便，回来之后关系又差了，于是他说过的话就成了罪证。他有一次参加一个裁军大会，他的发言稿是别人写好的，可他念完之后还意犹未尽，脱稿多说了几句，于是后来就被斗了。
茅盾1965年彻底下台，陆定一接任，那个时候几乎谁都无法幸免，总有被斗的时候。我新写的一个徐光霄，他是很左的人，在1960年代初他是党组副书记，早年从事情报工作，后来被派到文化部，是文化系统首要的部级政治事务主管。他在肃反、反右等运动里都很投入，揪出了一批重点批判对象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是，很快风向就变了，缓和了，徐光霄就陷入了困惑和反思。1962年搞“甄别”，一些错划右派的人获免，徐便一再地检讨自己工作如何失当，尺度怎么过火，1964年整风开始后他又继续检讨。这下就坏了，风头一紧，他就被认为是“立场不坚定”的人，管右派叫同志，给自己惹来了大麻烦。
我看档案看到这些就觉得他们很可怜。在那种环境下，你要么从一开始就不要投入，投入了就不要反悔，不要动摇，宁可一直错下去，只要态度反复，就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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