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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语言大家周有光先生给《语文报·书法版》的两则题词 [打印本页]

作者: 语文报梁朱杏. 时间: 2014-4-22 11:50
标题: 语言大家周有光先生给《语文报·书法版》的两则题词
本帖最后由语文报梁朱杏. 于 2014-4-22 11:51 编辑

一则为：
说好普通话，写好中国字
一则为：
学好汉语，写好汉字

作者: 语文报梁朱杏. 时间: 2014-4-22 16:21
周有光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原名周耀平，江苏常州人。经济学教授，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一生充满传奇，早年专攻经济学，曾经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他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解放后回上海任经济学教授，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

作者: 语文报梁朱杏. 时间: 2014-4-22 16:23
周有光生平经历
　　周有光家族的祖籍为江苏宜兴，周有光的曾祖父是清朝的官员，同时也在常州经营棉纺、织布、当铺等产业。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常州，他的曾祖父全力支持清军守城，以家产供守城清军军饷，后常州城被攻破，曾祖父投水自尽，周家的雄厚家财尽失，从此家道开始衰败。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堂，十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
　　1918年入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一年后正式升入中学，与后来同样成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同学。
　　1923年中学毕业，成绩优异，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本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幸得亲友资助，为周有光凑齐了200元学费，遂入学，主修经济学，兼修语言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1927年光华大学毕业。
　　1933年4月30日，与张允和结婚。结婚后夫妇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ja：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但河上肇在1933年1月就已经被逮捕入狱，周有光未能如愿作成河上肇的学生。
　　1934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他们的儿子晓平出生。
　　1936年—1937年年任教光华大学，兼职上海江苏银行。
　　1935年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在上海银行有兼职，参加了反日救国会（章乃器小组），女儿小禾出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带全家逃难到四川，先在新华银行任职，后调入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任重庆办事处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库。[1]
　　1941年—1945年在重庆新华银行总行任职。
　　1945年抗战胜利复回新华银行工作，先后被派驻纽约，伦敦。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
　　1948年在香港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
　　1949年解放军攻占上海后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并在上海新华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兼职。
　　1954年，因为之前已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周有光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
　　1955年10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放弃了在上海的经济学教学工作。这一变动无意中帮助周有光躲过了1957年开始的，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的“反右运动”。
　　195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于1961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房子亦被造反派占去。
　　1969年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劳动之余，凭借带去的各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比较文字研究。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有光与其他老年知识分子被放回家。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
　　1980年开始，成为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另两位委员是刘尊棋和钱伟长院士。
　　1984年迁至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任中美联合编审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出版中译本《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
　　1989年离休，继续在家中研究和著述。
　　2003年冬到2004年春天，重病住院。
　　2005年出版文集《百岁新稿》，书序中自勉“希望《百岁新稿》不是我的最后一本书”。
　　2006年出版《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
　　2006年1月13日，周有光年满一百岁，1月10日他生日三天前，中国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为他举办了“庆贺周有光先生百龄华诞座谈会”。
　　2008年出版《周有光百岁口述》。
　　2010年出版《朝闻道集》。

作者: 语文报梁朱杏. 时间: 2014-4-22 16:25
周有光贡献概述

周有光前半生正式专业为经济学，但自述上大学时就开始对语言学、文字改革产生兴趣，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美国国会图书馆既藏有周有光的经济学著作，也藏有他的语言学著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有光在语言文字学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语文现代化方面，其成果主要有：
4.2 汉语拼音方案方面
　　1955年，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全国汉族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并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促成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之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公布。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主编《汉语拼音词汇》，成为电脑中文词库基础。
4.3 语文的现代化方面
　　1961年出版《汉字改革概论》，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词的结构问题、同音字和同音词问题、简化和繁化问题等，扩大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范围。
4.4 文字发展规律方面
　　周有光研究发现，文字的特点决定于文化（包括宗教）的传播，不决定于语言的特点；他提出了“文字三相分类法”（符形、语段、表达法），并把汉字的传播历史分为“学习、借用、仿造、创造”四个阶段。
4.5 中文信息处理方面
　　周有光致力于研究无编码的“从拼音到汉字”的自动变换法，认为汉语的内在规律可以作为中文电脑智能化的依据。他提出“两个双语言”建议，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急需实行两个双语言：方言和共同语的国内双语言；汉语和英语的国际双语言。

作者: 语文报梁朱杏. 时间: 2014-4-26 16:58
本帖最后由语文报梁朱杏. 于 2014-4-26 16:59 编辑

周有光：105岁的“语文工作者”

周有光近照本报记者王珺摄

圣约翰大学时代的周有光

周有光教夫人使用中文打字机
  当人们听到弥赛亚的乐曲，会想到作曲家韩德尔；见到电灯，会想到爱迪生；而当我们用汉语拼音写短信、邮件时，是否会想到他的名字——

  ■本报记者王珺通讯员杜永道

  周有光今年105岁了，这位长寿的语言学家刚刚出版了杂文集《朝闻道集》。数字在年轮上的叠加并未使这位文化老人不堪重负，反而因宽仁的心态而愈显睿智，筋骨亦保持着令人惊讶的健康。

  一个春日普通的上午，他穿着烟灰色开身毛线衣坐在小书房的书桌前，用他的电脑打字机写文章。“我没有事情做嘛，没有客人来就看书，看了有趣味的东西我就写点文章。《群言》杂志是20多年前胡愈之先生创办的，创办时找了20个人写文章，现在19个人都死了，只剩我一个了。”他笑着说，“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一直到今天，他还每月给《群言》写一篇文章。2010年2月号上，他写的是《漫谈台湾的语文改革》。

  周有光生于清朝光绪年间，一生中经历了晚清、北洋、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

  他还有个“周百科”的雅称，但他摆摆手说：“那是沈从文开玩笑讲的。一个人应当知识面广一点，不过我还不行。”

  在教育部和原国家语委举办的“庆贺周有光先生百龄华诞座谈会”上，这位百岁老人在致谢辞中同样表现出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谦逊儒雅，他说：“我对语言学始终没有走进大门，实在惭愧！语言学有三个核心部门，语音学、词汇学和语法学，我都没有走进大门。我搞一点语文现代化工作，只是摸着语言学的一点边边而已。所以我再三对人说，不要称我为语言学家，我至多是一个语文工作者。”

  他喜欢孙女小时候对他的调侃：“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〇’！”他幽默地自嘲：“一点不错，我就是这么一回事。”

  仿佛觉得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他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前，那样子愈发有种顽童般的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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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路出家”

  常州青果巷是个神奇的地方，从那里走出了三位语言学家：瞿秋白、赵元任、周有光。

  对周有光来说，1955年是人生的转折点。那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受邀来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结束后，文改会的领导对他说：“你不要回去了，留在文改会工作吧。”“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周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面对这样的盛情，本就对语言学有兴趣的周有光怀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一头扎进语言学研究领域。

  “‘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有一百年历史，是中国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必须走的道路，所以当时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回忆当时的时代背景，老人侃侃而谈。

  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周有光提出口语化、音素化、拉丁化的基本原则，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认同。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周有光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汉字改革课程，其讲义《汉字改革概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三百余年汉语拼音字母的演进史和中国人自创拼音字母的历程。

  1979年，周有光代表中国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举行的会议，提出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的议案。1982年ISO/TC46用通信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中国的议案，从此，《汉语拼音方案》成为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1955年之前，周有光的身份是上海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再往前追溯，1923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语言学对他，是“右手累了，改用左手”的那只左手，“当我看书看得疲倦了的时候，改看语言学的书有重振精神的作用，好像右手累了，改用左手，可以使右手休息似的。”

  周有光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思想很新，常对我们宣传白话文。‘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民众已经慢慢开始接受一些现代化的思想。”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代，老人觉得许多事今天讲来很有趣味，“我上学的时候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当时提倡国语，可是没有人讲国语，老师教书都是用方言；第二，当时已经提倡白话文，老师也提倡，可上课学的都是古文，写文章一定要写古文，儿女给父母写信一定要写文言，写白话文在那时是大不敬。”在大学读书时，周有光积极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1946年，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欧洲工作，在那里，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自学，“想不到隔了许多年后还有用处”。

  读大学时，周有光就发表过关于文法的文章，他自称“那是很幼稚的”，而其后在关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还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文字。“在当时看来，这些是新东西。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叫我到文改会来工作。”老人从书架取下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的争论集中在是用民族形式的字母还是用罗马字母。我就根据我所了解的写了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想不到影响很大。中国从来没有人介绍字母学，我从历史角度阐述这个问题，人家觉得很新奇。”

  和我们这些因使用电脑而常提笔忘字的“年轻人”一样，年迈的周先生也笑着“抱怨”：“20多年不写字，我的书法退化，不会写字了。”但他喜滋滋地说，“打字机方便得不得了，打拼音就可以出来汉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一家公司根据周有光提出的“从拼音到汉字自动变换不用编码”的设想研制出电脑文字处理机，给周试用。自此，老先生于80高龄率先“换笔”，打字、处理材料、编辑书稿均借助这台机器完成。老伴张允和参与编辑家族内刊《水》，周先生不仅教会了80多岁的老伴使用电脑打字机，还亲自排版，并风趣地说自己甘做“义工”。

  周有光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失去了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现在，来到了计算机时代。如果输入汉字必须经过记忆编码的特别训练，不能像外国字母那样方便，那么，中国计算机也只能由专业者使用，不能成为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我们在失去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以后，不能再失去一个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时代。”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如此评价周先生这种科学的预见性：“在今天，绝大多数人使用中文电脑时用的都是拼音转换法。感谢周先生给我们指明了中文输入的光明大道，使我们加快了进入中文信息处理时代的步伐。”

  “可以说是拼音推广了手机，手机推广了拼音。以前很多人反对拼音，现在没有人反对了。随着国际往来大大增加，拼音变成文化往来的桥梁了，发挥了大的作用。”说到汉语拼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周有光笑得合不拢嘴。

  有人说，周有光的“半路出家”使中国多了一个语言学家，少了一个经济学家。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两个半圆相接，形成的是一个完美的圆！

  一生有情

  在老人背后的墙上，挂着那幅他与夫人花丛伴读的照片。照片上，尽管两位老人都花白了头发，却自有一种儒雅和美的气韵。周有光习惯称夫人张允和为“我的老伴”。

  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就是幸福者之一吧。

  在2008年出版的《周有光百岁口述》中，有相当篇幅写他与张允和“流水式”恋爱的始末。1925年暑假，周有光因九妹的关系而与张允和结识，当时，容貌秀丽的张允和就读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担任女学生会主席。周常找借口去看她，但张总是躲，因此而得“温柔的防浪石堤”的绰号。终于有一天，周有光的“浪头”冲破了张允和的“石堤”，他们一起去江边散步。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周有光拿出一本英文小书，上面有莎士比亚那句名言：“我要在你的一吻中洗清我的罪恶。”

  经过长达8年的爱情长跑，周有光与张允和于1933年结为伉俪。作为连襟，沈从文特地在张、周二人的结婚照背面写下“张家二姐作新娘，从文”几个字。

  张允和这位气质典雅的大家闺秀，上世纪50年代被人教社聘去编历史教科书，“三反五反”打“老虎”时被当作“大老虎”打回家做家庭妇女，于是潜心读书，研究昆曲，辅助俞平伯创立了北京昆曲社。

  1998年，国际教育基金会评选中国百对恩爱夫妻，周有光、张允和成为入选者中年龄最大的一对。“人家问我们，你们的生活为什么能和谐呢？”周有光拿出白手帕，擦擦嘴角，笑眯眯地说：“古代讲举案齐眉，我们两个上午喝茶、下午喝咖啡，都要碰碰杯子，我们叫举杯齐眉。这个小动作好像是玩意儿，其实有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夫妇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要敬重对方，双方才会和谐愉快。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离婚啊，一些人结了婚就不尊重对方了，那么你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你，就吵架离婚。家庭不愉快其实是很痛苦的。你下班回来，家庭愉快，就会得到很大安慰。”

  周、张二老跨越世纪的爱恋被晚辈戏称“红茶电脑两老无猜”。

  “我这里故事很多，谁来开这个门，这门里面就有故事，要是没人开这个门，我自己就忘了。”讲过去的事情，老人喜欢以“我有一个笑话”开头。他讲了个曹禺的故事。当时曹禺的衣服破了，冬天，耗子在夜里跑到他棉袍的隔层里去了。他白天一穿：“怎么回事啊？怎么发抖啊？”他还以为自己在生病呢，其实是耗子在里面动。

  老人津津乐道于“门里边的故事”，其实他自己也有故事。有一次，一位编辑去拜访，张允和讲了个故事，周有光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听。听完故事，见客人兴致高，周有光把小板凳往客人身边挪了挪，说，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吧。等他一开口，张允和和客人同时哈哈大笑，原来，之前张允和讲的就是这个故事。这是因为耳朵不好，周有光自己闹的笑话。

  周有光的孙女周和庆出生时，周家是四代同堂，周和庆的儿子出生时，周家是“四代同球”。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周和庆记得自己在人生低谷中，爷爷给了她毫不打折的鼓励和支持，也记得小时候犯错时，爷爷不同寻常的惩罚方式：“我做错事，爷爷曾经把我放到很高的书架顶上去反省。爸爸告诉我，他小时候也吃过爷爷这一招。”她永远记着爷爷常常对她说的“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长跑，不要太在乎一时之长短”。

  周有光家的客人总是特别多，各种年龄层次、各种文化背景的都有。给周家干女儿许宜春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到干爹家吃饭的竟有右派朋友。而从周的书中我们看到，在大“右派”章乃器最落魄潦倒时，周照样去登门探望。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高家莺至今珍藏着周有光1981年写给他的一封信，那是针对他和范可育就完善《汉语拼音方案》提出建议的复函。“周先生当时已不赞成我们的建议，但信的开头却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当年也是提出这些建议的。这一下子消除了我们的顾虑，保护了我们的积极性。然后，周先生不厌其烦地说明不宜采取我们建议的八点理由，使我们不仅在这个有关汉语拼音的具体问题上心悦诚服，还深深为周先生调查思考之周到，对后辈教育、开导、爱护之良苦用心所感动。”

  独立思考

  小辈们都喜欢与周有光交谈，别看他年纪一大把，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他都知道：从中印关系的改善到中东局势为什么总是剑拔弩张；从巴以历史纷争到“9·11”本·拉登为什么要撞毁世贸大厦；从后资本主义时代有什么特征到新加坡为何发展迅猛……可谓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

  周有光认为自己这个本事得益于在大学时学到的读报法。“我读的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我常去学校的阅览室。有一次我在看报，一个年轻的英国老师把我和另两个同学找出去，说跟我们聊聊天。他问，你们看报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是看报，还能怎么看？他说不对，看报有方法。你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三个问题：今天哪条新闻最重要？为什么最重要？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假如你不知道，去查百科全书。我按照他的办法来看报，知识很快发展。所以学问不一定是上课得来的，老师几句话会对学生影响很大，我到现在每天看报还会这样去问自己。”

  作为第一批进洋学堂的学生，周有光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潮的洗礼。1923年，他考入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圣约翰大学。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的华籍师生集体离校，自办光华大学。同学们挥泪走出校门时的心情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祖国”。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要独立思考，这也是我的老师教我的。人家问我，你对今天的教育有什么建议，我说就是要提倡独立思考，这一条非常重要。”

  对周有光而言，思考是一种习惯。在宁夏平罗“五七”干校时，他负责看守白菜窖，通过观察，总结出了令人忍俊不禁却是历史真实的“白菜理论”。

  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王宁的评价精准地概括了周有光老人独立思考的一生：“他坚持着冷静的观察，客观地品评着是非。中国的语言文字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晴雨表……在这种变幻莫测的风云中，有人坚持己见脱离时代陷于保守，也有人失去理智贸然超前流于偏激，更有一些无耻之徒逐潮附势成为墙头的草。但是，只要顺着时间顺序看周有光先生的书和文，你会觉得，他在与时俱进地调整着自己的思想，从来没有随着潮流、跟着权势东歪西倒……他在风云变幻中赢得了追求真理的真诚。”

  解放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时，在一次座谈会上，周有光以经济学家的敏锐眼光，对当时共产党一些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做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现在，面对网络语言、新词热词的涌现，许多人担心把语文搞乱了，周有光一如既往地沉着：“新的东西还没有成熟，你就批评它、压制它，这不好。你让它发展，发展到一定时候，它自己会调整的。假如它有生命力，那么就进入词汇里去了，没有生命力，自然就会被淘汰。”

  周有光80岁以后，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文化问题的文章，谈到中国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长期封闭，厚古薄今观念根深蒂固，以为文化就是固有文化，东方与西方势不两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时代变了，这种认识需要改变。现在再谈中国文化将统治21世纪是可笑的。统治21世纪的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

  有人称喜喝咖啡、爱看好莱坞大片的周有光是“新潮老头”，但老人并不喜欢“新潮”二字。他说：“我认为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整个社会都是不断进步的，在这进步中，新的东西就被人接受了。”记者问：“您是怎么保持年轻心态的？”他笑着说：“保持年轻是不可能的，老了怎么能年轻呢？人是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心态，脑子要清楚，不要糊涂。年轻人也有糊涂的呀，所以心态跟年龄没有关系。”

  知者乐仁者寿

  “97岁去体检，医生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难怪医生自作主张，周有光老人除了耳背眼花，其敏捷的思维和健康的体态与真实年龄形成的反差的确令人惊叹。

  2003年圣诞节，孙女回北京发现爷爷面色焦黄，便陪同到医院看病，住进病房不到5分钟，医生就将一张“病危通知书”递到她手上。“我怔在那里，然而爷爷却依照他的老习惯去检查防火通道了。”及至被护士们架回来，老爷子还是平素那样一脸微笑地说：“不要紧，不要紧，慢慢来。”经过一系列的检查，结果并无大碍，但住在医院里的爷爷因其与97岁高龄不相符的健康体态而成了医院一景，打水的、扫地的、送饭的，甚至左邻右舍的病员都来看爷爷“好嫩的面相”。爷爷高兴地说：“我是大熊猫，让他们来看吧！”

  五代单传的周有光，年轻时患过肺结核、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

  自从过了80岁生日，周有光便从头开始计算年龄了。92岁时他收到小朋友寄来的贺卡，上边写着：祝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1947年，周有光在美国与爱因斯坦有过两次会面：“他非常随便，穿的衣服都没有我讲究。”他对爱因斯坦的一段话记忆深刻：“一个人的一生到60岁为止，工作是13年，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业余时间有17年。能不能成功，就看你怎么利用你的业余时间。”

  “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遇到难题，周有光就搬出古人的话来应对。他说：“遇到困难，你要找一个缝缝，从这个缝缝里面可以走出去。‘文革’时，下放‘五七’干校，只许带一本书，可我带了不同文字的《毛主席语录》一共20本，开始做比较文字研究。”周有光八九十岁高龄仍著述颇丰，许多人感到奇怪，他解释说：“其实我一早就开始研究了，材料早弄好了，就差整理了。”

  1969年被下放宁夏，许多人以为再也回不来了，非常忧愁。“我觉得很有趣味，假如不是‘文革’，宁夏这个地方我可能不会来。而且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周有光如是说。当时，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两位老先生仰望星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他们高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当此情此景被定格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一代知识分子的高远追求以另一种表情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中，正像周有光老人喜欢说的，“很有趣味”。

  周有光的学生、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冯志伟回忆说，1981年去探望周先生，一进门，地板就咯吱咯吱响起来。我们说，没想到像周先生这样世界知名的大语言学家住房条件这样差。他笑着说：“如果地板不响，我怎么知道你们来了呢？”

  上世纪50年代周有光调到北京工作后就住在位于沙滩的文改会宿舍了，那是民国时期给北京大学德国教授住的小洋房。“当时人家听说我住在德国教授的洋房里，以为一定是很好的，想不到这个房子破烂得不得了。”“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做菜橱，菜有书香……使尽吃奶力气，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周先生这首戏仿的《新陋室铭》乐观豁达地描述了生活环境的窘迫，其健康智慧的生活态度跃然纸上。

  如此看待世事，是否因一生顺遂？事实上，一个世纪不可能没有惊险和挫折，可贵的是他战胜了恐惧和屈服。读中学时家道中落，靠向姐姐的朋友借当支付学费得以读完大学；抗战期间，6岁女儿小禾去世；两年后，儿子晓平中流弹险些丧命；他自己也于逃难途中经历过炸弹在身边爆炸的惊险……

  2002年，老伴猝然离世。“她忽然离我而去，使我如临霹雳，不知所措。有一天，我偶尔想起，青年时代读书，有一位哲学家说，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我豁然开朗，这就是自然规律。”这是他的绝招，“想不通的时候，你拐个弯就通了啊。”

  周老有“三不”：不立遗嘱，不过生日，不过年节。还有“三自”：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

  “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的。”他讲着讲着便笑出声来，如孩童般乐不可支。

  他的岁月

  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

  1923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参加“六三离校运动”，改入由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

  1927-1933年在光华大学附中、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任教。帮助孟宪承教授翻译丹麦教育家格隆维的《农村教育》。

  1933年4月30日与张允和结婚。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

  1936-1937年任教光华大学，兼职上海江苏银行。

  1938-1940年日帝侵华，全家逃难到重庆，任经济部农本局重庆专员办事处副主任。

  1941-1945年在重庆新华银行总行任职。

  1946-1949年由新华银行派往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

  1949-1954年任教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经济学。

  1955年调至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任研究员、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直到离休。

  1956年全家迁至北京沙滩。任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9-1972年“文革”期间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四个月。

  1984年迁至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任中美联合编审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出版中译本《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

  1988年12月31日离休。

  2003-2004年撰写《周有光百岁新稿》。

  2005年出版《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

  2006年出版《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

  2008年出版《周有光百岁口述》

  2010年出版《朝闻道集》。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4-29 19:52
原文地址：周有光的眼光教育禅第34期作者：王老头
转载 杨继绳：周有光的眼光 [原创 2013-4-29 ]
http://wlcexp.blog.hexun.com/84929184_d.html

周有光生于1906年，经历了清代、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时代。他不仅亲历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还见证了了八年抗战和十年文革。他在日本留过学，在美国工作过，还游历了很多国家。他经历了无数重大历史事件，阅历了无数世界级名人，他曾同爱因斯坦多次交谈。他至今思维清晰而敏捷，密切地关注中国和世界，每天用电脑写作，一百岁后还能一年出两本书。他出版的著作有30多种，涉及经济、语言、文化多个领域。百岁以后，他还是不停地读书，不停地反思。他说： “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温故而知新’。”（《“百岁新稿”自序》）
现在，对中国、对世界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相信谁呢？当然相信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认识从哪里来？从实践中来（个人正反面的经历），从学识中来，从不断地反思中来。就这三个方面综合优势，中国当代有几个人能和周有光比肩？另外，他没有当过高官，又不是财富的拥有者，不是利益中人，能够客观地看中国、看世界。所以，对他的看法我虽然不能说深信不疑，但信任度超过了对当今的一些高官显贵和硕学鸿儒。
我是在他百岁以后才认识他的，我作为《炎黄春秋》的编辑，有几次他给我寄来稿件并附亲笔信。信的字迹如竹根，如枯草，但清秀、有力，没有一点抖颤，不像百岁老人的手笔。最近几年，炎黄春秋春节联谊会他也参加。记得是在2010年的春节联谊会上，他坐在轮椅上发言，声音高吭，引得整个会场的人都站了起来，大家踮起脚跟、伸长脖子，有的干脆挤到前面举起了照相机。那次他发言的内容是，不仅要爱祖国，更要爱人类，爱地球。他说：“如果只爱自己的国家，不顾人类的整体利益，那就会以邻为壑，甚至引发战争！”他的话音刚落，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持续好久。
在他108岁的时候，北京知识界举行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聚会，与会者谈论周有光的道德文章、评点周有光的学术成就。发言者按主持人的点名一个接着一个，最后是自由发言。当主持者点到我发言时，我交了白卷。我说，我还没有想好，以后再写点东西吧。我的确没有想好。周有光老人又像一本很厚很厚的书，我没有读懂，哪敢妄加评论？
后来我算是读了几本周有光的书，不敢说读懂了什么，但受到很大的启发。徐继畬写了《瀛寰志略》，魏源写了《海国图志》，被称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们是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周有光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用世界的眼光看世界。给人们展现了更高更远的风景。所以，我的这篇小文，就以“周有光的眼光”为题。

他站在星际空间看世界
周有光说：“鱼在水中看不清整个地球。人类走出大气层进入星际空间会大开眼界。今天看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从世界这个大视野的角度。光从中国角度是什么也看不清的。”（《周有光年谱》第163页）“孔子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今天还要添上一句：‘登月球而小地球。’地球的确太小了，不能再说‘大地’，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村庄，叫做‘地球村’。” （《周有光年谱》第210页）“在21世纪，人与人、国与国，正在重新定位。世界各国，原来各据一方，相互虎视眈眈。现在大家都挤进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成为朝夕相见的近邻。今后早上见面可以说一声‘嗨！’当然仍旧有敌对，但敌对的方式和过去不同了。”（周有光：《走进世界》，载《群言》2002年第12期）“地球变小了，我们的胸襟不应当跟着变小。不能用航海的景观来开拓胸襟，可以用航天的知识来开拓胸襟。” （周有光：《漫说太平洋》载《群言》2001年第9期）
然而，现实和周有光的期待差距甚远。大家都成了“地球村”的村民，却还是“各据一方，相互虎视眈眈” 。进入20世纪后半期，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对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但是，人类也变得越来越脆弱，人类不知道哪一天会因自己制造的科技成果而毁灭人类自身。人类变得越来越聪明，可以登上月球，可以向火星发射飞行器；但也越来越愚蠢，不知道如何在地球上和平相处。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也说过，人类僭取了上帝和自然的权力，但没有上帝那种智慧。处于这种境地的人类是非常脆弱的，就像儿童拿着子弹上了膛的枪一样。
请看看当下世界：因弹丸之地引发的领土纷争，相互拔枪怒对；因宗教、民族的差别引发武装冲突，殃及妇女儿童；因对地球资源的争夺引发的局部战争此起彼伏；面对朝鲜这样一个“玩火”的“顽劣儿童”，全球慌作一团，毫无办法······凡此种种，都是周有光说的，地球变小了，而人类的胸襟没有开阔起来，人类还没有在“地球村”和睦相处的智慧。也正如他说的，现已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但没有树立起全球化的世界观。
他说：“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主要是：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朝闻道集》第28页）
周老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世界观，就是宇宙观，即人类对天体构造的理解。二是社会世界观：人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核心问题是政治制度：古代认为君主和贵族统治人民的专制模式是永恒制度；现代社会科学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步骤和政治制度的逐步演进。（《拾贝集》第88页）
在当今的“地球村”，各国经济已经联成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人们的认识在很多方面还没有改变。周老说：“参加世贸只是产品进入世界，不是人民进入世界。人民进入世界才是真正的‘入世’。人民‘入世’就变成了‘世界公民’。成为‘世界公民’，不用写申请书，也没有公民证，但是要进行两项自我教育：扩大视野和补充常识。”周老说的扩大视野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把本国观点改为世界观点。从本国看本国要改为从世界看本国，从本国看世界，改为从世界看世界。” （《拾贝集》第48页）
全球化时代是信息时代。什么叫“信息时代”？周老用一个通俗的回答：“不能一刻离开手机，这就是‘信息时代’”。他说：“我国传统说法：‘食衣住’是人生三大需求，孙中山加了一个‘行’字（交通），‘食衣住行’成了人生四大需求。现在要加上一个‘信’字，‘食衣住行信’，人生五大需要。” （《拾贝集》第119页）有了信息的即时交流，各种误解就容易消除，不同的看法可以在交流中逐步取得共识。这是成为“世界公民”的最重要条件。过去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有了。

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
周老说，美国有很多民族，大都分散居住，没有一个民族固定一个地区。人跟土地没有固定联系，迁徙自由，没有形成“民族州”，没有形成“州语言”。这叫民族的“掺合结构”，稳定性比较强。苏联不同民族都有固定的地方，人跟土地固定联系，有各自民族的语言，这叫民族的“拼和结构”。这种结构不稳定。
人类的发展史是一部不同民族的相互融合史。民族融合既是趋势，也是和谐相处的必要。苏联和中国的民族政策却违反了这个常识。本来某个民族已经和别的民族融合了，还要再造它的特点，还要帮它创造文字。这是不是自讨烦恼、自造祸端？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周老写道：“二战后经验，与其掠夺别人的疆土，还不如发展自己的经济、掠夺不如创造，创造90%的成功，掠夺50%的失败。德国和日本就是榜样。财产在美国已从‘土地’，变为‘资本’为主，又变为‘知识’为主了；这就就是所谓‘后’资本主义的‘知识时代’”。（《拾贝集》第20页）“一战之后，法国主持欧洲外交，对德国采取‘惩罚’原则：废除军备，限制经济，还要支付巨额赔款。结果狗急跳墙，跳出个希特勒。二战之后，美国主持欧洲外交，对德国（即联邦德国）改变策略，采取‘援助’原则，限制军备，以GDP的1%为度；发展经济，协助资金和技术。德国生产迅速恢复。德法化敌为友。欧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多极化变为一体化。这是美国宽大吗？非也！经过两次大战，美国变聪明了，懂得‘援助’敌人就是‘援助’自己。日本购买美国的技术和设备，日美贸易迅猛发达，‘援助’比‘惩罚’更有利。”（《拾贝集》第23-24页）
在周老看来，昔日攻城略地的战争，今天应当被经济竞争所代替。经济互补，贸易互惠，对各国人民都有好处。一旦发生战争，贸易中断，经济停顿，对各国人民都有损害。这一点已经成为常识。但是，请看看近来有些媒体，宣传军备，宣传战争。满屏幕都是这个国家的战机如何先进，那个国家的航母如何强大；这里搞演习，那里搞战备。好像世界进入了临战状态！这种鼓动扩军备战的舆论为什么能够大行其道呢？这是令人深思的！政客为了拉选票，为了将自己打造成强者，常常迎合民族情绪甚至不惜打一场战争，“地球村”的人们可要警惕啊！
在“地球村“里，邻居搞家庭暴力，打老婆。左邻右舍该不该管呢？当然要管。不是帮助老婆打丈夫，而是调解。不过，如果丈夫过于凶狠，要置老婆于死地，调解无效，也得对凶狠的丈夫加一点压力。按过去的说法，这样做就是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涉及到国家主权。
在“地球村”里，人权应当高于主权。政府通常是主权的代表，但从根本上还是主权在民。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人权，所以人权应当高于代表主权的政府。主权不是绝对的，欧洲各国由于对国家主权作适当的让渡，就形成了欧洲共同体。对领土也不要看得那么神圣，考察各国边界，哪有永恒不变的国界线？在“地球村”，邻居间边界矛盾可以通过商讨解决，有争议的领土上的资源可以签订协议共同开发，何必大打出手？

“地球村”的文化是现代国际文化
周老认为“地球村”的文化就是现代国际文化。他反对前几年一种流行的说法：“21世纪是中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将传到东方手里。”这种说法的确满足了一些人的自豪感，但周老不赞成把人类文化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东西两分法”。他认为，文化的流动不是忽西忽东，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周老认为，人类文化是随着人类的聚合运动中前进的。部落文化聚合成城邦文化，城邦文化聚合成国家文化，国家文化聚合成多国区域文化，多国区域文化聚合成人类共同的国际现代文化。什么是现代国际文化呢？那就是“先进国家已经行之有效、权威学者一致公认，正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知识和事物，就是全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它的精髓是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而科学是一元化的，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阶级，不分地区。（庞旸：《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载《群言》2008年第12期）数学可以用于唯物，也可以用于唯心，没有唯物数学、唯心数学。逻辑学可以用于唯物，也可以用于唯心，没有唯物逻辑学、唯心逻辑学。同样，辩证法可以用于唯物，也可以用于唯心，没有唯物辩证法，唯心辩证法。（《拾贝集》第106页）周老强调人类共同的东西，肯定人类普世价值的存在。普世价值就存在于国际现代文化之中。
周老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三个方面：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简单地说，从专政到民主；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按这个观点回首历史，周老说：“帝国主义是一种科技文化的冲击波。现在我们面对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冲击波：现代文化的冲击波。清末老一代人不了解帝国主义的性质。今天我们一代了解现代文化的性质吗？” （《拾贝集》第66-67页）今天那些否定普世价值的人，就是不了解现代文化的性质，所以排斥现代文化。
周老强调国际现代文化，但不否认各国的传统文化。他认为，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并存的“双文化”时代。他说：“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朝闻道集》第9页）关于重建“现代儒学”，他说：“第一件事应当恢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跟先秦的学术自由接轨，在竞争中确立儒学的权威，不是用垄断来强制改造别人的思想。上接先秦学术自由，下接‘五四’的民主科学。‘现代儒学’就能贯通古今中外。”谈到 “三纲五常”，周老说：这是董仲舒“把原有孔孟学说和原有社会制度归纳起来，写成公式化的说法，便于称说，便于传播。如果改一下内容，这个公式还是可用的。例如，‘君为臣纲’改为‘官为民仆’就适合现代的要求。‘自由、平等、博爱’可以说是‘民主运动’的三纲。”（《朝闻道集》第13页）

“地球村”的政治应当是民主政治
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民主化是全球化时期的主流。（《拾贝集》第37页）
“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许多国家，一代一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群众，前仆后继，不断创造，达到今天的水平。今后当然还要继续完善化。”“民主不是有利无弊的制度，但是历史证明，它是不断减少弊端的制度。······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是一条政权演进的路线，全世界国家都在这条路线上竞赛。”（《拾贝集》第86-87页）
周老认为，马克思只看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期，没有看到初级阶段的后期，更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全貌，因此《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不可能是“科学论证”。（《拾贝集》第106页）马克思说：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由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的，人的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生产要素（资本、技术、管理）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剩余价值是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的结果。可是，西方国家统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技术因素所起的作用早已达到60%-80%；相对而言，活劳动所起的作用明显下降。周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剩余价值学说在知识经济时代是否已经过时了？（《拾贝集》第108页）这个问题是需要思考的。
我们比周老晚一代的人（70岁左右）的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马克思同情劳动者，反对压迫和剥削，充满着人道主义的情怀，这是它吸引我们的地方。但是，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主张建立计划经济。在他设想的这个制度下，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必须仰承政府分配，权力控制了每一个人的食品和衣着，人生而有之的个人权利也就被政府收缴了。搞计划经济，全社会按照一个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当作“杂音”和“噪声”加以“格式化”。所以，和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必然是极权制度。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写过，马克思的人道精神只是停留在理念上，而他的“革命精神”却落实在制度上：一旦建立了国家所有制的计划经济，这个制度就吞噬了人道精神。
苏联就是在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制度。这个制度终于消失了。苏联解体的那一天，一位名叫闻一的中国学者正在莫斯科。按照中国人的理解，七十年的帝国倾刻垮台，一定会有强烈的社会影响。但是，他写道：“总该有点什么，嚷嚷声也好，唏嘘声也好，咒骂声也好，哪怕是窃窃私语也好。是的，总该有点什么吧。可是，却毕竟什么也没有。”人们说苏联轰然倒塌，不是，没有“轰然”，是无声无息地冰消瓦解。这是一个奇迹。为了解释这个奇迹，周有光老人读了大量的有关苏联的书，写下了近十万字的读书笔记。
“苏联结束，档案公开，历史学者恍然大悟：苏联走进了历史误区。消灭了地主富农，消灭资本家和旧知识分子，实行农业集体公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这都违反历史常规，结果发生大饥荒和大清洗，自相残杀，自行消亡。”“苏联创造了多种马克思主义‘真科学’，后来全都自己否定。俄国共产党书记久加诺夫认为苏联瓦解的原因是一党专政，三大垄断：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苏联创造‘共产主义特权阶级’，有70万人，加上家属共300万人，掌握全部党政军、企业和农庄。1989年苏联社会科学院发出调查问卷:‘苏共究竟代表谁？’答案：认为代表劳动人民的7%，认为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官僚的85%。”（《拾贝集》第90页）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人民抛弃了这个专制制度。
周老认为，资本主义不是有利无弊，而是利弊共生，发展越快，流弊越大。波浪起伏，周期往复。上次（1929-1933）发生经济大恐慌，梁启超认为资本主义已临末日。罗斯福新政后又见青天。今天（2008）又一次出现金融大海啸，资本主义能再度自行调节，走出没顶之灾吗？（《朝闻道集》第37页）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资本主义渡过了这次金融危机。

“地球村”的公民就是“世界公民”
周有光引用了军队作家刘亚洲的一句话：“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他认为，这句话十分剌耳，但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爱祖国爱美国》，《拾贝集》第21页）
我认为，刘亚洲这句话不准确，那些身居美国的华人，虽然国籍变了，热爱美国，但还是非常爱祖国的。祖国是他们魂牵梦绕之地。我有不少朋友、不少同学成了美国公民，但他们对中国的关心，对祖国的热爱丝毫没有减少。他们思乡之情比我们在国内的人更强烈，他们回乡祭祖比我们在国内的人更勤。他们侨居美国，是因为那里更利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我想到周老说的“世界公民”。

“世界公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他们不太在乎国界。“国”字外面的方框既不能框住老百姓的身体，更不能框住老百姓的大脑。人们可以在国内生存，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生存。世界公民的主权观念和领土观念已经淡漠。主权在民，主权不是政府手中的神器，居民有权选择政府。领土的主人是这块土地上的居民，不是政府，有争议的领土可以通过协议共同开发。在世界公民眼里，祖国就是祖国，政府就是政府，二者不是一回事。政府是匆匆过客，而祖国永恒；政府有优劣之分，而祖国永远是美丽的。爱国和爱政府不能划等号。党和政府也不能划等号，党更不能和国家划等号。为了整体利益，老百姓应当和好的政府合作，要遵纪守法，维护稳定；老百姓要帮助不好的政府，促使它改进，推动它变革。中国人不管生活在世界哪一个角落，不管持什么护照（护照是政府给予的标识，不是祖国给予的标识），多数中国人都保持有大体相同的特性。这个特性不能用美与丑、良与莠来评价，它是历史和传统铸就的客观存在。周老说的“双方化”不仅体现在国内的人身上，也体现在华侨身上。而在华侨身上有“三文化”：现代国际文化、祖国文化和居住国文化。只要保留了中国人这个不可磨灭的特性，不管是多少代的华侨，他们都是热爱祖国的。
【201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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