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如龙教授访谈录之三: 中古音与语音史 问：用方言材料解决音韵学、语音史问题时，如何把握和运用这些方言材料？（因为首先要确定使用的材料所反映的问题跟语音史上的问题是一致的，时间层次上一致，演变关系上也一致，要排除相反的材料）如何排除相反的材料？方言材料的历史层次如何确定？ 答：利用方言材料来解释音韵问题，确实也不容易。最重要的就是要区别时间的层次，能够分清演变的事实，不同的方言孰先孰后。有的时候一些具体问题很难一下子看透，哪怕是名家也要出问题。关于历史层次的问题，以前研究得不太深入，曾经出现过问题。像赣语中一些知章母字也读成[t，tÁ]声母，比如在江西的吉水、新余、宜分、平江、修水、安义这些地方，“猪”念[t«]，“知”读[ti]，“昼”读成[t«u]，“朝”读[tau]，“转”读[t«n]，“张”读[tN]。从四十年代开始，就有一些知名的学者认定，这是“古无舌上”“古人多舌音”的绝好证据。上古音到中古音的演变，清代学者钱大昕发现了“古无舌上”，从舌头音分出舌上音，这是一个定论，是没有问题的。所谓“古人多舌音”，说的是章组字在上古也有读[t，tÁ]的，但是如果就刚才说的这些字来看，确实好像赣语反映出上古音的这两个特色。可是经过了这十几年来的研究，像日本学者平山久雄、台湾学者何大安，还有现在香港工作的万波的研究，已经把这个案子翻过来了。就是说，赣语的知章组读[t、tÁ]，并不是上古音的遗存，而是中古以后的演变，因为赣语念[t、tÁ]的只是知组三等，和章组合流了，变成[t、tÁ]，知组二等字走了另外一条路，跟庄组、精组合流了，读成[ts、tsÁ]。这种情况就和闽语很不一样。闽语是知组不论二等、三等，通通读成[t、tÁ]，在赣语里就是二等、三等明确分工。而且就江西各地的情况来看，它的分布极不平衡，知二绝对没有读[t、tÁ]的，知三跟章只有局部地方读[t、tÁ]，而且往往凡是知三读[t、tÁ]的，见组也读成[t、tÁ]。那就是说，三等的[t、tÁ]并不是直接继承上古的端、透、定来的，而是知章组字先变成[tþ、tþÁ]，然后又变成[¦、¦Á]，最后变成[t、tÁ]。走了很远，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地。可见，不能见着风就是雨，急于下结论就容易出错，利用方言资料，要仔细地分辨历史层次。 问：比如中古的全浊声母，音韵学界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有的说中古全浊声母是送气的，有的说是不送气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双方的依据是什么？问题出在哪里？方言学的成果对研究诸如此类的音韵问题有无帮助？ 答：全浊声母的问题是从中古汉语到现代汉语一千多年之间语音演变的最重要的历史事实。当时的浊音是送气还是不送气的？为什么会有争议呢？主要是因为从现代方音的表现来看，有的分清浊，有的保留浊音，有的清化之后全都送气了，有的全不送气，也有一半送气一半不送气的，五花八门。如果拿某一种方言事实来论证它，得出的结论就只能是片面的。用现代方音来证明，取此取彼各有不同，这就是分歧的主要原因。那么怎么来解决呢？我想，还是要把现代方音的变异分出不同的历史层次，如果把各个方言的情况放到一个平面上来比较分析，基本上能勾画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面目。现代保留浊音的方言主要是吴语和湘语，同是浊音，湘语不送气，吴方言送气，就是赵元任所说的清音浊流。关键就在于湘语跟吴语二者之间必有一个比较古老，一个是比较后起的，看来吴语的清音浊流是清化带来的变化, 湘语中不送气的全浊恐怕不好说是从送气浊音变来的，可能湘语反映的是比较早期的现象，而吴语反映的是后起现象。客赣系的清化送气可能继承了晋南、关中地区的送气浊音变来的。官话跟粤语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这是清化后的另一条变化途径。 关于中古全浊声母送气问题，李荣先生跟陆志韦先生还用了很多别的材料来论证。比如李荣先生拿梵文的译音跟壮侗语的借词来论证，中古音的全浊声母是不送气的。陆志韦也主张不送气说，他在《古音说略》中对《广韵》的声母在《说文》谐声中的通转的次数作了详细统计，根据他的数据，除了定母字跟透母字通谐，比端母字跟定母字通谐略多之外，其它每一个浊音声母都是全浊与全清通谐的多，与次清通谐的少。应该说，在《切韵》时代，全浊声母是不送气的，才会跟不送气的清音通谐的多。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能说明只要把历史层次搞清楚了，用方音来论证音韵问题，一定是无往而不利的。 问：再比如中古四等韵在中古后期已经与三等韵合并，传统的音韵学历来认为三四等皆细，可是中古反切中表现却是三等为一组，一二四等为另一组，这显示四等在中古是洪音。这在汉语方言中也有反映，您和金有景先生都从方言找到证据，证明中古四等韵是洪音。因为方言中的语音变化是很复杂的，完全相反的例证也能找得到，方言中的证据可信度有多大？是否能够解决这一类的问题？ 答：这个牵连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语音的历史层次与词汇的历史层次的关系。在考察语音的历史层次的时候，必须同时兼顾词汇的历史层次。因为汉字古今贯通，很少变化，在不同的时代，用到这个字，作为一个语素，用在不同的场合，在方言中经常有文读、白读这样的区别。四等韵在闽方言跟南部吴语中的表现确实有一些字读成洪音，跟《广韵》的反切中一二四等的分类跟三等分成两类的事实相符。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四等字都读成洪音，读洪音的字有的方言多一点，有的方言少一点。这在我的文章和金有景的文章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资料。从那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凡是读洪音的字，在各地基本上能对齐，凡是能对齐的，大体上是常用字，都是口语中的白读音。比如说“底、替、梯、齐、细、西、妻、鸡、溪，店、点，千、肩，青、清”，这些都是在口语里头比较常用的基本词。凡是保留比较早期的语音特征的，往往是保留在比较古老的语词当中，后起的词汇反映的则是比较后起的读音，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考虑语音特点时，一定要看看文读、白读的音属于什么历史层次，语音的历史层次和词汇的历史层次也是相互为用，不能只注意一面。 问：关于语音史的发展，从高本汉到王力等人，基本上认为汉语语音史是单线条发展下来的，对汉语语音史的演变这问题您怎么看？您这种看法是如何形成的？根据何在？ 答：以往的语音史研究常常是把古今语音的演变描写成是从同一个来源转辗而来的，画出一个树形图，这是历史比较法的局限性造成的。印欧语的分化是不是这种树形图的分化形式，我不太清楚，不敢说。就汉语的情况来说，或者就方法论的原则来说，这种分析方法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语言的演变不可能像单本植物的成长那样，从树干上旁生出树枝，再从树枝上长出树叶。任何语言的演变发展都离不开民族的融合、战争的较量和移民的迁徙，语言的发展除了继承还有扬弃、有变异、有创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言之间有接触、有渗透、有融合。古今的演变是纵向的，周边的方言与语言之间的影响是横向的，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能有个别的例外，如某一个语言移居到荒无人烟的海岛，如果没有外来影响，可能就是很单纯的“祖宗”语言跟“子孙”语言之间的演变过程。我的这种想法是基于闽语的调查，从60年代开始闽语的比较研究的时候，我就形成了这种想法。现代闽语就语音来说，应该是包容了各个时代不同的语音，现在的学者们把它称为语音的历史层次。闽语的文白异读就是把不同历史层次的语音放到共时平面上的一种整合方式。你说它一定是从一个共同的母语演变到现在，从某个时代一脉承传下来，我看说不通。比如说“上”和“下”这两个基本词，“上”的声母在现代闽语中读为［ts］［tsÁ］［s］的都有，“下”的声母也有［k］［kÁ］［x］以及零声母等各种读法。这种声母的不同，反映的就是不同时代通语或周边方言的影响。现在闽语的历史演变过程已经比较清楚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它是多来源多层次的。就是说，形成的时代就不是单一来源，它有古吴语和古楚语，就是三国时代从吴地和楚地过来的；有黄河以北中原古官话传承下来的；还有古百越国少数民族的语言遗留。魏晋南北朝来一拨，唐末来一拨，宋元来一拨，不同时代来的人都带来了不同时代的口音，所以才形成了今天闽语复杂的历史层次。你如果说今天的闽语是从某个共同的祖语发展而来的，这个想法在汉语方言史的研究上很难接受。像闽北方言，闽北是福建开发最早的地方，很多特点就保留了上古音（其中又包括当时的通语和方言的不同口音），闽东、闽南、闽北这三地的方言并不一定是从同一个祖父演变下来的三兄弟。因为闽北方言一方面非常古老，像来母字读［s］，这是比闽东闽南更古老的现象，可是它也有很新的层次，它后来受客赣系方言的影响，在语音、语词上都有客赣系方言的特征。所以，按照树形图、单线条发展模式来理解现代汉语方言跟古代语言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方言繁多、横向作用多、民族关系复杂的文化背景中，显然是不合适的。 问：张琨也认为汉语语音史不是单线条发展下来的，您跟张琨有何不同？ 答：张琨先生主要观点认为《切韵》系统本身具有综合性，就是说《切韵》系统不是一时一地之音。我主要是从方言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方言都有各自不同的来源跟层次，非一时一地流传下来的。《切韵》音系是不是一时一地之音，张先生的想法是有部分真理的，就是说《切韵》音系之中确实可能包容着某些古今南北之音。但是我想，《切韵》基本上还应该是一个共时系统，音系主体应该是存在的，应该是某些地方，例如中原洛阳一带的实际语音作为基础。这就是陆法言在《切韵》中所说的，若赏知音，很多音类有区别，若广文路，在作诗押韵时可以合并起来。就是说，可能当时不同的音类还未定型，有新老派的异读，有中原音与外地音的杂揉。就是当今现代汉语的标准音也不能说全是一时一地的音，也吸收了某些方言的读音。所以，《切韵》系统虽然也有古今音、南北音的痕迹，但并不是个大杂烩，这是我跟张琨先生的观点不一样的地方。就说现在的普通话，“尴尬”是从吴语进来的，是二等字，没有读成“监价”；“搞什么鬼”没有读成“搅什么鬼”，这是从湘语来的。巷［x］道、虾［x］蟆，这是古音的残存，所以现代标准音里也会有古今南北音。北京话里清音声母入声字读阴阳上去四声，也应该说是受不同方言影响的结果，读为上声的少数字可能就是东北方言影响的结果。这是相近的情况。我强调的是方言有不同的历史层次，有不同的来源，不是从单一音系演变来的，张琨先生所说的《切韵》音系有综合性，不是一时一地之音。 |
| 李如龙教授访谈录之四: 关于考本字 问：方言调查研究中总会遇到一些有音无字的词，需要考释本字。这些有音无字的词反映了什么现象？您也喜欢考本字，您考本字的方法是什么？这种方法考出来的本字可信度有多大？ 答：方言词汇需要考释本字的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语音对应中属于常例，基本对应，但字义演变特殊的，典型的是吴语和闽语的“侬”。戴侗《六书故》就说：“吴人谓人侬”，称别人或称人这个基本词为侬。闽语到现在为止，人还说侬。吴语的上海话是指第二人称，吴语有些地方是第一人称。这个语音是常例对应，但从字义来说，是古义。因为现在从汉代以来，除了六朝的乐府还有用侬来称人，后来就没有了。再比如说“鼎”，闽语区的人说铁锅为鼎，这个鼎的用法，根据丁邦新先生的考证，在汉代已经不用来指铁锅，锅说成镬。鼎是先秦的说法，也是字义演变的特殊。 第二种情况是字音演变属于特例。有时候字义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更麻烦了。比如说，闽语区的高说悬，悬本来有高的意思，悬崖就是高崖。高说“悬”，福州话读成[kEiN2]，闽南话读成[kuai)]，都是[k]声母，不是群母，是匣母字来的，就是说，匣母字在上古是读[g]音，后来清化为[k]。这从语音来讲属于特殊的变例，字义也有了变迁，共同语高不说“悬”，“悬”是用作动词。 考证方言词的本字，有三个工作要做。第一，就是进行音韵的论证，看它是否符合古今音的对应，是基本对应，还是条件对应，还是特殊的个别字的对应。一定要理出头绪来，证明这个读音跟本字的反切是可以对应的。第二，字义的演变必须有一个科学的说解。悬怎么有高的意义？人为何有侬的说法？都要说得通。第三，最好除了用古代保留下来的韵书中的反切和字义的注解之外，还要在其他古籍中找到用例作为旁证，说明不是孤凭独证，而是在口语中存活过的。当然，最后这一条不一定都有，因为可以有方言的创新，不一不定在古代都存在。从方法上讲，只要遵循这样几种方法，我想，可以保证它的可信度。 问：考本字既然要靠该方言的语音演变规律，那么，在某一方言与中古音的对比都明确的情况下，为什么同一个词不同的人考出来的本字会有不同？ 答：同一个音考出不同的本字来，主要的原因一个是比较的面够不够宽。考本字最好不要只就一个点作出结论，而必须是一批点。就是说分布的面越宽，在许多方言里都用，而且在不同的方言里音韵上能对齐，你考的本字就越可靠。如果就某一种方言得出的结论，只能管得住一种方言，管不了别的方言，就有可能出问题。所以说，要在方言比较中考本字。刚才说的厝，现在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伤遇切的“戍”，一种是仓故切的“措”，一种是七赐切的“广刺 ”。如果看覆盖得广泛，这个音应该是遇摄合口三等书母字的“戍”，这个音较符合。第二个读音是模韵去声一等字，现在各地写的“措”，与错是同音假借，就是措置。这三个字，一个是遇摄合口三等，一个是遇摄合口一等，一个是止摄开口三等。七赐切的这个字显然是在许多方言是通不过的，只在漳平龙岩一带通得过。从字义来分析，“戍”是驻守在边防的人所盖的房子，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措”，北方人到了闽越人地区定居，定居总要解决住房问题，最开始的房子肯定是粗制滥造的临时的权宜处置的居所，这个字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是可以说得通的。我还是主张一般写法的厝，《愚公移山》中就有“一厝西北，一厝东南”的说法。语音和意义上都是可以说得通的。本着严格的科学的作法，从音韵与字义上论证，应该是可以论证清楚的，不一定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也有一些方言词考不出本字，少数民族语言留下的底层，或者是方言的创新，本来就没有本字。所以，说方言里无一字无来历，我想，也是站不住脚的。 |
| 李如龙教授访谈录之六: 方言语法史与方言词汇史 问：近十年来的汉语东南方言比较研究非常注重方言语法的比较。汉语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是否能够对整个汉语语法学理论研究做出贡献，还是仅仅加深了我们对于方言分区的认识？ 答：应该说方言语法的研究起步较晚，过去的许多大家，包括赵元任、袁家骅、吕叔湘先生，他们都认为，方言之间的语法区别都不大。我想通过近二十年的工作，这个结论受到了挑战，很多人开始不相信这个观点了。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去调查得不够。事实上在汉语方言之间，特别是东南方言之间语法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哪怕是在北方话中也不容小看。像晋语，它就有大量的重叠式，语缀也特别多，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都可以有重叠式，也可以带“圪”字头，显然这在官话方言中是独树一帜的。所以包括官话方言在内，方言之间的语法差异是很值得调查研究的，还是先不作出“方言语法差异不大”的结论。 说到东南方言，我们有一二十个中青年学者作了十几年的研究，成果相当可观。比如说，有的方言根本没有“把”字句，可以说“你门关上”，“门你关上”，没有“你把门关上”的说法。许多宾语拿到动词前面，究竟是主谓谓语句，还是受事主语，应该怎样来分析，南方与北方这类现象的差异究竟该怎么解释？就是在北京官话中也不排除这种说法，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一种严重的深刻的对立，或者本来就是两可的，既可在前，也可在后？同一种意思可以用好几种句型来表示，面对这样的事实，怎么样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求同也不行，求异也不行，要求同存异、异中求同，立足于异和同的基础上，对汉语的语法特点进行科学的描述。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对方言语法的研究恐怕连起步都很难说。我们可以描写可以发掘很多语言事实，对这些语言事实怎样展开比较，一直没有找到非常可行的操作方法。可以说，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不透彻，对汉语语法的理论概括就不会全面深刻。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今后需要大大地加强。 问：那么汉语语法史和词汇史研究如何借重方言研究的成果？比如您曾经提到的实词虚化过程，是否能够在方言中找到演变的清晰路线？ 答：词汇史跟语法史的研究必须把方言发掘来的事实作为一个历史基点，看它反映的是什么时代的现象。方言学和语法史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很多语法成分是实词虚化而来的，虚词的研究既是语法史也是词汇史，语法化的过程也就是词汇演变的历史过程。当然词汇史还有自己的领域，比如常用词汇的演变更替，先秦常用词有哪些，到了中古、近代、现代汉语又是哪些，当中不同的阶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有的本来是基本词、常用词，后来变成了生僻词，这些都应借助方言资料来加深了解。方言事实也应借助词汇史的成果来论证，来进行历史的定位。有很多最常用的虚成分，它的每一个语法化过程在现今的方言中都留下了印记。比如说“去”，有不少方言不但把它当成趋向补语，也用作结果补语，比如：“破去了”，“烂去了”，“让他知道去了”，“好去了”。原本是一个动词“去”，后来变成“上去”、“下去”、“出去”中的趋向，之后又变成结果。福州话已经轻化，声母和声调都有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方言的研究不但对现代汉语的研究意义重大，对汉语史的研究也是至关重要的。 |
| 李如龙教授访谈录之九: 应用语言学 问：您在应用语言学方面做过许多研究，您能否说说如何进行语言的应用研究？ 答：我常常想，我们不能坐在儿怨天尤人，抱怨人家不重视我，没有提供足够的工作条件。我们应该自省，我为社会作了多少贡献。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是由于社会的需求所推动的，不管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当年文字、音韵、训诂为什么热起来了，南北朝时代注家蜂起，韵书编了多少种，就是为了读古书，读古书在那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先秦到两汉，语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觉得先秦和两汉好像是邻居，实际上中间隔了好几百年，跟宋元到现在差不多。为了研究前代的经典，不得不去研究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这传统的小学也是社会需要鼓动起来的。如果对大量的社会需求漠不关心，你怎么叫社会来支持你的语言学？所以，我们应当多为社会服务。从应用研究过程中也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语言现象，发现许多本体语言学的新课题。比如说对外汉语教学，以前不教不知道，现在教了就发现很多问题，教中国人学汉语和教外国人学汉语很不一样，不容易，有很多地方甚至教错了；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效果很差，学生也不满意，问题在哪，这就是实际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对象变了，他们没有这种语言习得的基础，他们在接受一种新的语言的同时，也在接受一种新的文化。我们如何切应对象的实际安排好教学？这就是应用语言学的新课题。你说“打扫卫生”的说法不好，动词跟宾语不相应，但是社会生活中就这么说，你就得去理解，我们的动词跟宾语的关系本就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是及物跟不及物的单一关系。再比如“我吃调羹，他吃筷子”，也可以说；“我说英文”就是“我用英文说话”。所以，要重视应用，实践可以检验我们的理论。还有，推广普通话的语言政策，这个度怎么掌握？要不要给方言留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不同的方言标志着不同的地域文化，都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语言政策如何兼顾到这些问题？这也需要去研究。有的地方普通话普及得快，方言消失得也快，这是好事，但有没有不利的一面？应该一分为二地看问题，适当地开展调查研究，适当地调整语言政策，这也是应该做的工作。应用语言学还有许多课题要做的。有人说你现在是不务正业了，是杂家了，我说这是社会的需求，我们能够做得到的，这也是一种贡献。我想我的学生应该广泛涉猎，既重视理论也要重视应用，互相切磋，共同学习。经过若干年后，我们就可以为语言学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是我一贯的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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