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欢的汉语中篇小说 - 教师之友网

在世界中篇小说之林中，没有汉语中篇小说的地位，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眼下悠哉忙完了一些俗务，略有余暇，遂从以往对中篇小说的阅读中，拾起一些灿烂的珍珠，整理成窜。

这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它的入选，理由似乎无须多说。有关它的赞誉之词，已经很多，悠哉无须再重复了。我直说它的若干瑕疵吧：

第一，思想性与艺术性不均衡。简单地说，该小说的主题惊人地、富于震撼力地深刻，置诸世界中篇小说之林，应当排名第一位；但是，它的艺术性仅能说是中上水准，这是颇令人遗憾的。

第二，阿Q固然是个典型人物，但是理念化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辨，仿佛漫画的效果（这是受了夏目漱石《哥儿》等作品的影响）。让阿Q一人来承担“国民劣根性”的代表，这是否合适呢？窃以为，很值得怀疑。其实不仅是阿Q，假洋鬼子、赵太爷、把总等一干人都是“国民劣根性”的代表，可惜鲁迅没将他们往深里写，仅寥寥几笔作简单勾勒。

第四，有关辛亥革命在“城里”的描写实在太弱了，以至于给读者留不下什么印象，阿Q生涯中的所谓“中兴”，仅留在标题里，没能落到实处。

第五，结尾标题“大团圆”，固然是对中国古代戏剧大团圆结局的有力反讽，但是有点游离作品本身。读者有理由质问道：既然标题取名“大团圆”，那么具体到这篇小说中，阿Q究竟和谁“大团圆”呢？

这篇小说，体现了沈从文天才的艺术想象力和非凡的叙述才华。女主人公翠翠是沈从文塑造的青年女性系列形象（夭夭、三三、萧萧、阿黑……）中最光辉的一个。据汪曾祺说，她由三个原型捏合而成（张兆和、泰山下无名小寡妇和湘西某绒线铺女孩儿）。其实，我认为翠翠的形象还得益于19世纪俄国文学中少女形象的启迪（例如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作家的少女形象）；沈从文在接受和消化这种影响的过程中，有心与上述作家——尤其是屠格涅夫——较量高下。沈从文的雄心，充分展现了现代中国作家的灵性与魄力。有了沈从文，孰敢谓中国无小说天才耶？

鲁迅笔下也出现青年女性的形象，例如《伤逝》中的子君、《阿Q正传》的小尼姑、《离婚》的爱姑、《奔月》里的嫦娥和《祝福》里的祥林嫂。也许与鲁迅生活中缺少典型的中国少女有关，我觉得，鲁迅笔下的青年女性写得沉闷，笔力生涩，和沈从文比稍逊三分。一个男性作家去刻画女性形象，这原本是较困难的；沈从文以文采斐然的叙述很漂亮地跨越性别的障碍，这一本领着实令作家艳羡不已。

《边城》的设色考究，如同女主人公名字一样，以“翠”为底色，其中有沉静，有忧郁，有安详，体现了“东方的精美”，堪称神品也。至于《边城》的语言，发展了鲁迅小说的语言，在写景抒情和心理描写方面，已然超迈于鲁迅之上；自沈从文崛起于中国文坛，作为小说家的鲁迅，其身影就衬得矮小了几分。

《她是一个弱女子》又名《饶了她》，是郁达夫的中篇名作，也是他为数不多的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之一。巧得很！刚才说了沈从文善于塑造中国少女形象，那么将《边城》与《她是一个弱女子》作个比较，结果如何呢？

第一，两人的取法不同：如上所述，《边城》融汇了19世纪俄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屠格涅夫笔下的少女。《她是一个弱女子》则取中国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女主人公郑秀岳、李文卿带有风月旧小说的痕迹，鸳鸯蝴蝶派的味道颇浓。

第二，立意迥异，郁达夫以“私小说”起家，这篇仍脱不了病态少女的病态心理（同性恋）的描写，文笔放荡源于郁达夫情性的放荡。沈从文着力挖掘的是人性美好善良的一面。这两篇小说都出现了死亡（《边城》中天宝溺毙，《她是一个弱女子》中郑秀岳死于日军凌辱），但是《边城》处理得干净，萦回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她是一个弱女子》却充满绝望而无力的狂嚎。

第三，《边城》抒写了人性的“常”，全篇的节奏如碧溪岨的流水，缓慢而悠长；《她是一个弱女子》的叙述却充满“变”，情节不住地腾挪闪避着，在许多人物与场景之间游移跳跃，作家藉此粗略地勾勒弱女子郑秀岳短暂的悲剧人生。

第四，《边城》的主题是隐在的，从它题目的地域特征，可以看出作家极力弱化作品的时代背景，力图写出中国边地城镇居民的平常人生。反之，《她是一个弱女子》的主题是显在的，它承袭《沉沦》的命意而来，这反映了郁达夫刻意追求“暴露写作”和“愤激写作”的思路；加之挂上日军侵略的结尾，追求明显的时效性。总之，从艺术效果看，前者沉稳优容而后者浮躁虚飘，大有博取一时轰动效应之嫌疑，因之，艺术成就也高下立判。

这是诗人写的一篇历史小说，结构严整，叙述沉稳，语言诗味浓郁。全篇依据伍子胥的逃亡路线，分为九章：城父、林泽、洧滨、宛丘、昭关、江上、溧水、延陵、吴市。据作者在后记里说，他写这篇是受了《奥德赛》的启发。由此看来，作者有意将它写成“伍子胥漫游记”似的东西。通过一个逃亡者跨越国境的游走来描写春秋时代的社会现实，将志士、昏君、奸臣、忠臣、说客、隐士、亡士、义士、刺客、精灵、渔父、浣妇……形形色色的人物组合进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鲁迅也写历史小说，但是对照《故事新编》，他就没办法组织起这么一个大架构。

顺便指出《伍子胥》情节的一个瑕疵：第五章“昭关”写伍子胥徘徊在楚国通过吴国的必经关隘口，久久想不出脱身之法，突然发现一群往关外伐木的民夫，于是混入其中出去了。但是紧接着第六章“江上”又写伍子胥将身佩的祖传宝剑赠给渡自己过江的渔父，于是出现一个问题：即便伍子胥可以伪装成执斧出关伐木的民夫，但是他怎么能把宝剑佩带身边呢？

张爱玲曾将牡丹无香、玫瑰有刺和《红楼梦》残缺视作人间的三大遗憾。我老是想，不妨将张爱玲的《金锁记》看作《红楼梦》失而复得的残稿之一，因为它所描写的贵族大家破落后的景象，实在和曹雪芹迷失遗稿所要描写的很相像。这么一想，《金锁记》的意义就立时凸显出来，也无须再看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相关评论了。

《金锁记》的三条主线叙述得丝丝入扣：肺病、纳妾、鸦片。前两项是《红楼梦》多次描写的，后一项是曹雪芹未及描写而让张爱玲描写得很成功的。从这样意义上说，将《金锁记》视作一个微型的《红楼梦》，也未尝不可。曹七巧的发迹史，让我们联想到娇杏；三爷江季泽的想入非非，颇似贾瑞欲讨风姐的便宜；曹七巧逼儿子小白讲出房室秘闻借以折磨儿媳，又似夏金桂对香菱的折磨……这两部作品有太多的相似和区别，参差错落地阅读，能读出许多味道来——例如猜测张爱玲在继承曹雪芹笔法的同时，如何求得新变。但是，张爱玲的写作境界是远远低于曹雪芹的，原因主要是：

其二，作为女性的张爱玲笔力不足，缺乏铺排大场面，架构复杂情节的能力；这种能力张恨水就有，因而尽管两人均取法曹雪芹，但学到的东西很不一样。

其三，上海人的小家子气和对人世过于悲观，使张爱玲塑造不出理想的正面人物。她自己的情操就很狭隘和不高尚，焉能塑造出虎虎有生气的理想人物耶？读曹雪芹作品往往会使人落泪，而读张爱玲泪水是不会有的，有的只是泄气，——既对人世深感泄气，又对一个名叫张爱玲的才女作家深感泄气。

“知青文学”是中国“伤痕文学”中的一类，特殊年代的产物，曾经一度泛滥成灾，过后思量，情感宣泄者多，艺术质量经得起时间考验者寡。《孩子王》是一篇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知青文学”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是情感难以拴束，作家的苦难郁积于胸，不吐不快，于是写出的作品满纸涕泪，长歌当哭。阿城的《孩子王》克服了这个毛病，开篇写道：“一九七六年，我在生产队已经干了七年，砍坝，挖穴，挑苗，锄带，翻地，种谷，喂猪，脱坯，割草，都已会做，只是身体弱，样样不能做到人先。自己心下却坦然，觉得毕竟是自食其力。”

第一，“只是身体弱”，这就意味着他不怎么适合当农民；一旦有新的活计，很可能找上他。果然，下文中队里支书让他去队里教书。

第二，“样样不能做到人先”，这对于一个不甘沉沦的青年，是件很丢脸的事情；一旦有了施展机会，他还是会不甘人后的。果然，他当教师后实行了一些在当局看来是离经叛道的改革。

《孩子王》写得很平实。阿城并不擅长讲故事，但是他为数不多的小说讲得结结实实，语言很有滋味。阿城的语言是内敛的而不是铺张扬厉的，是色泽淡雅、不动声色的而不是情绪饱满、刺激感官的，是和祖国传统语言相关联的而不是抛开传统自己胡写蛮写。

与阿城语言的雅不同，李锐的语言可以求俗，土得掉渣（《厚土》系列更典型）。李锐和阿城同是北京知青，前者去山西吕梁山，后者去了云南，两人在作品中呈显出的文风如此迥异，可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好论题。

《黑白》篇幅不太长，按理算短篇小说更合适，但是我找不到李锐更好的中篇小说作话题，加之这篇蕴含一个很好的话题，于是就选它了。它写了价值颠倒、黑白不分年代的一出悲剧：黑曾经是全国知青先进典型，在一场巡回报告中结识少女白，两个人走到一起，为改造落后的农村而共同奋斗。渐渐地，知青们陆续返城；白不顾父母的挽留，将儿子送回北京后只身返回村里，继续留守，最后，两人服毒自杀，成为自己过时理想的一对殉葬品。黑这样对妻子白说：“我不是还是个知青代表吗，只要全中国还有我一个人在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情，就还存在，就还有。我什么也不想当，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我没有骗过别人，也没有骗过自己，更没有骗过她。”

这令我想起邓.小.平说的话，大意说：五七年反.右是扩大化了，但是这个运动是必要的。因此，最后全国留下了五个大右派不予平反。

一个时代的大悲剧，无足轻重的黑岂能承担得了？他想证明的是：尽管上山下乡这个理想具有欺骗性，但是他作为参与的个体是真诚的，他没有骗人。总之，一个大骗局中的真诚，更反衬了设骗局者的残酷无情。（发文／阿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