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叙事类型 - 教师之友网

论文摘要:传记的作用原是在记述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传记文学则是在传记的原有基础上赋予文学技巧和文学色彩，使传记所表达的事实显得更为生动传神。传记文学的形成离开不了叙事，叙事的作用在将人、事、物的动作变化或事实推移加以据实的叙写。将前人的叙事作品加以分析归纳，可以发现叙事的类型真是丰富而多元，其中《史记》一书可谓经典之作。

　　《史记》中的叙事类型大约可以归纳为先叙后议、先议后叙、议叙兼用、插入补叙、补充叙事、侧重叙事、逆向叙事、历程叙事、分类叙事、陪衬叙事、藉言叙事、省文叙事、蝉联叙事、伏笔叙事、呼应叙事、互见叙事、对比叙事、设喻叙事、层迭叙事等，每种类型都有各自的安排铺叙和特殊作用，这一些类型的名称虽然是后人所加，对于研究《史记》或传记文学叙事的类型却有很大的帮助。

　　叙事的类型是传记文学的作者在叙写人物和事情时，运用情节发展和逻辑思维的巧妙安排，《史记》中的各种叙事的类型对后代的传记、传记文学、戏剧小说等都有重大的启发，翻开《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小说，无论写人写事等各种叙事的类型，处处都可以看到受《史记》影响的例子，这是任可人无法否认的事实。

近代语文学者把记叙文分为记事文和叙事文两种，前者着重在将人、事、物的状态、性质和効用加以记录下来，比较属于静态的空间的描述；后者着重在对人、事、物的动作变化或事实推移的现象加以叙写，比较属于动态的时间的描述。本文重点在将《史记》中叙事的类型加以分类，并且举例加以说明。

司马迁学养深厚，才气纵横，叙述人物详切自然，生动传神；议论事理淋漓尽致，深中綮窾。有时夹叙夹议，也是变化多端，密合章法；有如常山之蛇，击首而尾应，击尾而首应，击中则首尾皆应。[1]在《史记》一书中可以发现其传记文学的叙事类型颇为多元。兹逐项举例说明如下：

　　这是《史记》中的主要类型。开始先叙述人物和事情，篇末终结时用“太史公曰”的方式加以评论一番。这种方式由《左传》一书开其端，《史记》继其踵，形成后代记传文体的常例。《史记》除十表、八书以外，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中的大多篇章都属于这种类型。

　　这一种类型是叙事之前先阐发一段议论，也就是不先叙述本事，却先建立一个主题，铺叙一番理论，然后再借着所叙述的实际事迹以证明其议论的正确性，也就是先说理，后举证。《史记》中像〈儒林列传〉、〈酷吏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中的一部分文字都是属于这种类型。

　　这是一种夹叙夹议的类型，也就是在叙写人物的传记中，一边叙述，一边议论，两者同时进行；不是在叙述结束后纔作评论，也不是在叙述之前即发表议论。例如《史记．越世家》中叙述范蠡的次子杀人，被囚禁在楚国受审，范蠡本想差遣他最小的儿子到楚国去设法疏通拯救，但是大儿子为尽长兄的本分坚持要去，范蠡不得已只好让大儿子去，却因为大儿子过于重视金钱，将范蠡原本贿赂庄生的钱再要回来，触怒庄生，卒使次子被杀。这一段叙述司马除叙事之外，还边发议论，这即是叙述和议论同时进行的类型。又如〈屈原列传〉也是明显的例子，篇中叙写屈原的部分，几乎是叙述一段便议论一段，记录一事便同时阐释一番，叙事和议论双管齐下，所运用的便是夹叙夹议的类型。其它如在〈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中也都有这种类型的存在。[2]

　　这一种类型主要是在叙写和传主正文有关的某些情节，因为不能安排在传主正文的前面，也不能安排在传主正文的后面，因此只有在叙述过程中插入和正文有的叙述，而且又不妨碍正文的发展顺序，所以称为插入叙述的类型。如〈萧相国世家〉中，在“诸君皆贺，召平独吊”一句下插入“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这是为了对召平特有的行径作一个交代，让人家知道这一位“独吊”的召平之来历。这种类型，有时称为“附见”。又如〈魏公子列传〉中叙述魏公子无忌亲自执辔驾车载侯嬴进入大梁市区，侯嬴下车和他的朋友朱亥说话的同时，忽然加了“当是时，魏将相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一段插叙，从魏公子的家中、市人的观感、从骑着的言行等事情中，强化魏公子的谦恭忍耐，这也是插入补叙的类型。又有一种是在叙述传主的正文时，忽然又插入另外一件事情，虽然和本传的文章脉络没有直接关系，可是有助于使人明了和传主有关的一些隐情，如〈卫将军骠骑列传〉在叙述卫青和霍去病之间的事情中，怱然插入了“张骞从大将军，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封骞博望侯。”一段，虽然显得很突然，但却有助于说明大将军和张骞的关系以及大将军的部队在匈奴的领土中未遭受饥渴的原因。这也算是插入补叙的另一种类型。[3]

　　这一种类型是将一件事情的结果或一部份原因先叙述出来，然后再补述其原因。它的作用主要是在补充说明理由而已。如〈张释之冯唐列传〉叙述汉文帝因为匈奴问题正在盼望有廉颇、李牧一类的良将时，冯唐却给文帝浇冷水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当时文帝非常生气，事后冯唐向文帝谢罪，纔将主要的理由补充说明出来。[4]

　　这一种类型是侧重本传中的重点，非重点部分，不作刻意描摩；侧重部分则详加描述，以使文章轻重分明，主从有别。如〈管晏列传〉中所侧重的是管仲、晏婴和朋友之间的情谊，侧重在叙述他们交友的情形，而将管晏二人的政治事功只是约略地交代而已。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所侧重叙述的是蔺相如，所以对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中羞辱秦王的事叙述特详，以凸显蔺相如的智谋勇略。在廉颇部分中所侧重叙述的是廉颇起先耻居相如之下，继则知过能改，终于和相如成为刎颈之交。至于廉颇的战功如代齐、代魏、代燕等事乃是良将的天职，因为不是篇中侧重所在，所以略为叙述而已。[5]

　　这一种类型是不按照时间先后或事情发展的先后叙述，反而将顺序倒过来叙述的类型。如〈商君列传〉叙述商鞅三度见秦孝公时，前两次孝公都感到索然无味，昏昏欲睡，第三次却显得精神抖擞，津津有味，景监问其原因，商鞅纔追述说：“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这种叙述的方法也可称为逆叙法。又如〈管晏列传〉中叙述管仲为政善因祸以为福，转败以为功时，举出“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这三件事的时间顺序刚好倒过来，桓公袭蔡时当桓公二十九年（公元前六五六），北征山戎时当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六六三）柯之会时当桓公五年（公元前六八一），其中以柯之会时因祸为福，转败为功的事迹最为明显重大，所以司马迁将三件事的顺序倒过来叙述以表明事迹的重要顺序。顾亭林说：“古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属，不论日月，故有追书，有竟书。盖史家之文，常患为日月所拘，而事不得以相连属，故古人立此变例。”这一段话即在说明史家叙事时，有时视事情轻重，不一定要按照时间顺序加以叙述。

　　这一种叙事的类型是按照事情的经过，从时间的先后，空间的远近逐渐展开叙述。即梁启超所说的移进法。他说：“作者拣择一个定点站住，自然邀同读者也站定这一点，把我观察所得传达给他。移进法恰与相反；作者不站定一点，循着自己所而观察的路线，挪动自己去就他，自然也邀同读者跟着自己走，沿路去观察。这种移进法自然用在地理方面的记载最相宜；因为观察点跟着地段挪移，是最方便的。但跟着时间挪移也可以。所以《左传》、《通鉴》里有许多好文章，极能引人入胜；还有许多好小说，令读者不能中断，非追下去看完不可，都因为用移进法用得入妙。”一般而言，历史事迹着重在随时间先后的历程而叙述，地理方面的游记着重在随空间远近的历程而叙述。所以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叙述卫青征战的功劳，都是按照年代的先后，每年逐次叙述。《大宛列传》的叙述，则是由张骞出使西域开始，随着张骞所到的国家由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枝、大夏诸国一个一个的叙述，把各国的概况，各国之间的距离、方位交代得很清楚。又附述了扜罙、于窴、身毒、黎轩、驩潜、大益、姑师、苏薤诸或也都叙述得井然有序。所以〈卫将军骠骑列传〉属于时间历程的叙述，〈大宛列传〉属于空间历程的叙述。[6]

　　这一种类型是将事情的全部内容逐项剖析折开，再加以分类综合叙述。以免文章的内容变得繁杂。梁启超认为《史记．西南夷列传》便是一篇属于这一种叙述的类型。他说：“这篇传叙述川边、川南、云南、贵州一带氐、羌、苗蛮诸族情形，异常复杂，虽在今日，且很难理清头绪。太史公却能用极简单的方法，把形势写得了如指掌。将他们分为三大部，用土著游牧及头发的装束等等做识别；每一大部中复分为若干小部；每小部举出一个或两个部落为代表；代表者之特殊地位固然见出；其它零散部落，亦并不罣漏。到下文虽然专记几个代表国，如滇、夜郎等国的事情，然已显出这些事情是西南夷全体的关系。这是详略繁简的最好标准。凡记载条理纷繁之事物，欲令眉目清楚，最好用这方法。《史记．西南夷列传》先将眉目提醒，再把各类的主要部份重笔特写以概其余；这是作文求简洁的最好法门。”他又举出采用这种方式时，必须特别注意分类的功夫，而且要遵守三个大原则：一要能够包含事物的全部，二要使性质相等，三要有互排性，不相混合。其它如《史记．儒林列传》中以各人所专长的经书做分类，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叙事类型。[7]

　　这一种类型是全文以一位传主为中心，其余的人物都是用来陪衬这一位传主的。它可以用一个人来陪衬传主，也可以同时从该传的各方面表现，用多位人物来陪衬。如〈李将军列传〉中叙述李广带兵作战的方式时特别举出程不识的带兵方式来作陪衬，使李广的性格显得更为突出。同时为了表现李广的才气无双，命运多乖，又以李广的弟弟李蔡作陪衬，“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经过借着李蔡这么一陪衬，李广遭遇的凄凉堪怜便跃然于纸上。

　　这一种类型是用纪传中人物的对话以表现人的个性或事情的内容和进展。《史记》中这一种类型不少，如〈张仪列传〉载“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这一席话把张仪夫妻间的感情和张仪的信心表现得维妙维肖。又如〈季布栾布列传〉载“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饮。数日，因谓滕公曰：君视季布何如人也？曰：贤者也。朱家曰：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耶？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耶？汝阴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季布匿其所，乃许曰：诺。”这一段话语把朱家在滕公面前为季布藉言说项的经过叙述得生动传神之至。[8]

　　这一种类型是本文里所叙及的人或事，在其它的篇章中已另有详述，为避免重复和轻重有别，于是载明“语在某某篇中”，或“语具某某事中”。这样不但可以使本文的主旨明显凸出，同时也可以省去不必要的繁琐。如〈秦本纪〉载“乃拜鞅为左庶长，其事在商君语中。”又如“子婴立月余，诸侯诛之，遂灭秦，其语在〈始皇本纪〉中。”《秦始皇本纪》载“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语具〈李斯传〉中。”〈吕太后本纪〉载“诈琅邪王兵，并将之而西，语在齐王语中。”〈孝文本纪〉载“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事在吕后语中。”〈礼书〉载“六国叛逆，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事在袁盎语中。”〈萧相国世家〉载“何进言韩信，汉王以信为大将军，语在淮阴侯事中。”又“良说汉王，汉王用其计，诸侯皆至，语在项籍事中。”〈绛侯周勃世家〉载「于是勃与平谋，卒诛诸吕而立孝文皇帝，其语在吕后、孝文事中。」司马迁这种省文的类型大概是学自《吕氏春秋》一书。因为《吕氏春秋．应同》篇：有“解在乎史墨来而辍不袭”的话，〈去尤〉篇有“解在乎齐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相妬也”的话。〈应同〉篇所指的事迹详在〈召类〉篇。〈去尤〉篇所指的事迹详在〈去宥〉篇。[9]

　　这一种类型是在合传或类传中叙述前一位传主的生平完了之后，接着要叙述另一位传主时，因找不出前后二人之间可以连结的关系，于是以表示时间先后的句子作桥梁将二者连结起来。其典型的方式是“后……年而……人。”吴齐贤说这种方式是“由上接下，蝉联蛇蜕。”[10]如〈管晏列传〉“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刺客列传〉“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诸之事”，又“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又“其后四十余年而轵有聂政之事”，又“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秦有荆轲之事。”〈滑稽列传〉“其后百余年，楚有优孟”，又“其后二百余年，秦有优旃”等。

　　这一种类型是在文章中预先设下某一事件的因，其后再叙述它所产生的果，就事情的发展而言，是因果关系；就文章的结构而言，则是伏笔和照应的关系。如〈萧相国世家〉中先叙述“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奉钱三，何独以五。”这便是伏笔，因为等到高祖平定天下，分封功臣时，“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这便是伏笔的照应。又如汉王三年，楚、汉军队相距于荥阳京索之间时，萧何接受了鲍生的建议，派遣“子昆弟能胜兵者悉诣所」，就文章的结构而言，这仍然是伏笔，因为等到汉王分封天下给功臣时，对大臣们说：”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及”悉封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这两处叙述便是伏笔的照应。又如〈留侯世家〉中的”十三年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及”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之。“也是伏笔和照应的关系；又”居下邳，为任侠，项伯常杀人，从良匿“和”项羽至鸿门下，欲击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欲与俱去。“也仍然是伏笔和照应的关系。

　　呼应有别于照应。伏笔和照应侧重在事情的因果关系；呼应侧重在议论的阐释和证明。它的类型常常是以某一句话作主题，然后叙述一些人或事的现象以证明这一主题，最后再将原代表主题的句子复述一次，或更动其中的一两个字而仍以这一句话当做结论。《史记》的大多数文章中几乎都有这种首尾呼应的方式。如〈封禅书〉中开头说：“自古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覩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然后叙述秦始皇上泰山，被暴风雨所阻，不能举行封禅典礼，便说：“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后来又叙述了许多神怪的事情以后，说到汉武帝要封禅时，便说：“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这就是回应上述的”即事用希“。司马迁常藉秦以讽汉，前一个回应，在讽汉武帝之无其应而用事；后一个回应，在讽汉武帝功不至，德不洽。

　　这一种类型和省文叙事的类型主要的差别在于省文叙事类型的文章中明白说明「见某篇」或「语在某某事中」。但是互见叙事的类型却没有明说。如管仲和晏婴两人的生平事迹，〈管晏列传〉所叙述的只是他们交游的情形；他们在政治上的重大事功则记载〈齐世家〉之中，只有将该两篇互相参阅，纔可以看出比较完整的全貌。又如魏公子无忌一生的行谊，〈魏公子列传〉中所叙述的也不全面，要在〈范雎蔡泽列传〉中纔能看得更清楚，让人知道他的人格实际上并没有如〈魏公子列传〉中所叙述的那么完美，他在救人急难时的表现有时也显得很犹豫。还有他身系魏国安危的情况，又得参阅〈魏世家〉纔能看得详切。又如单看〈循吏列传〉中所叙述的子产，会让人觉得他并没有甚么特殊的本领，如果再参阅〈郑世家〉，那么子产的本领和能耐便充分的显现出来。其它如少康的事迹，〈夏本纪〉只记载他的“立”和“崩”两件事。但是在〈吴世家〉中借着伍子胥的谈话，却把他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中兴夏朝的前后经纬叙述得颇详细。此外如箕子的生平不记载在〈周本纪〉里，却记载在〈宋微子世家〉之中，秦朝的大事在本纪中记载的颇少，在〈六国年表〉中却有很多的记载。诸如此类，有时不但要在相关的篇章中“互见”，有时还得从整部《史记》中去”综观”。[11]朱自清认为用互见以叙事的类型，其优点有三：一可以避免重复，二可以对人物的褒贬作更适切的处理，三可以避免触犯忌讳。[12]

　　这一种类型是将两种不同的性格，或两种不同的事物，或两种不同的情况作为强烈的对比，使文章达到了更为生动的效果。如〈项羽本纪〉中写项羽的体壮力气盛，血气方刚，好勇鬬狠，和刘邦的老谋深算，阴沈善诈，宁鬪智而不鬪力，形成强烈的对比。又如描述项羽的浮躁和范增的阴鸷也成了明显的对比。〈魏公子传〉中，无忌的仁让和侯嬴的沈毅也成了对比。在〈平准书〉中是写官僚思想和农民意识的对比，一方是锱铢必较的兴利之臣如桑弘羊；一方是上书输财助边境的朴厚农民如卜式，两者的理念发强烈的冲突，卜式指责桑弘羊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这是说农民在贡献生产的成果；官员却要榨取人民的血汗，两相对比鲜明强烈。在〈孔子世家〉中将热心救世的孔子和淡漠闲散的长沮、桀溺相对比；在〈汲黯列传〉中，将好直谏，喜欢面折人过的汲黯和专门阿谀主上的张汤相对比；在〈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将谦退忍让，柔和媚上的卫青和不省士卒甘苦，任性使气的霍去病相对比；〈平津侯主父偃列传〉中以主父偃的锋芒毕露被赐死，和公孙弘的善于矫饰而得善终相对比。[13]这种对比的叙事类型，一方面可使文章的叙述生动精采，另一方面可使人物的性格鲜明突出。

　　设是假设，喻是譬喻；假设是无中生有，譬喻是举一反三。这一种叙事的类型可以把一件事情的道理，或一个人物的意愿表现得更为清楚明白。如〈管晏列传〉“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淮阴侯列传〉“假令韩信学道谦谦，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张释之冯唐列传〉“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这些都是一种事实并不存在的假设，但是却可以把人物的意向或事理的真相表现得更为明白有力。又如〈萧相国世家〉“夫猎，追杀兽兎者狗也，而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这是用实际存在的事物以比拟和它道理相似却较为微妙的事物。它的作用在将抽象的事理具体化；复杂的事物简单化。

　　这一种类型是在叙述一件事的发展，或在说明某一种道理时，用一件又一件的事实作证据，或用一层又一层的理由作阐释，以加强主题的真实性或重要性，前人又称为“波澜层迭法”，如《左传．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战国策．魏策》的季梁谏魏攻邯郸，〈赵策〉的王斗说齐王好士等篇便是典型的例子。《史记》中也不乏这一类的例子。如〈孙子吴起列传〉“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又如〈田敬仲完世家〉“威王与魏王会于田郊，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梁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惭，不怿而去。”在这两段文字里，不管是吴起对魏武侯的解释，或是齐威王对梁惠王的说明，他们所举的例证，一个比一个精采，一层比一层深入，而且精妙绝纶，层出不穷，就像汪洋中汹涌的波澜一般，愈卷愈高，高潮迭起。

传记文学的叙事类型丰富多元，各种类型都有其功能和特色，能否运用适当的类型以叙写人物的性格和事物的发展，达到绘声绘影，维妙维肖的效果，端赖作者对各种叙事类型的深入理解和掌握，《史记》中的各种叙事类型，对传记文学的写作而言，无疑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典范作用，值得我们再加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