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主义散文现象论 - 教师之友网

“在场主义散文”创作群体的出现是近期国内文坛的一个亮点，其开端卷《从天空打开缺口》一书的封面上，以红色大字醒目地印着这一散文群体的宣言: “颠覆中国三千年文学史的散文观念革命”。其实，在这本“开端卷”诞生之前，“在场主义散文”的理念和创作实践就早已酝酿。2008年3月，周闻道先生联合十余名作家正式发起“在场主义散文”创作，并特地邀请周伦佑先生建构 “在场主义散文”理论。此后，一系列关于“在场主义散文”理论与创作的研讨会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举行。如 2008年3月29日由长庆油田文联承办在西安召开的“在场主义散文 ”理论座谈会，2008年10月由《羊城晚报》文艺部、广东现代作家研究会、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等联合举办的“在场主义散文 ”研讨会，2008年11月由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在场主义散文 ”研讨会，等等。

“在场主义散文”的理论是建立在“破”的基础上的“立”，包含了“三破”、“两立”、“一确认”。“破”什么呢? 首先,，他们所理解的“在场”是海德格存在哲学式的 “无遮蔽状态 ”，是“本真”，是“至纯 ”。作家们要做的就是去除散文的晦暗和混沌，达到“敞亮”，旨在追求一种终极价值。其次，要去除散文的种种 “乱象”。散文先天的幼稚病，历史界定的迷雾和当代政治商业等意识形态对散文造成了扭曲，亟需扫清芜杂，以培养散文独立的“文格”。第三，其直接针对的目标是1990年代以来，以“新散文”为代表的散文领域不断求新求变的革新浪潮。他们认为无妄的喧嚣、简单地推翻和另辟蹊径不是目的所在，应该破除对文学 “革命”情节的迷信。通过这“三破”，可见“在场主义散文”的气势逼人。接着该如何“立”呢? 他们认为要通过“介入”和“命名”的方式。“介入”是从逃避转向面对，从模仿转向创造，外在转向内在; 而“命名 ”即是创世，说出就是照亮。这两点更多是一种姿态的表达，体现了“在场主义”散文群积极的担当意识和创新勇气。而具体的 “立”体现在 “散文性”的最终确认，即散文是随意、散漫、发散的自由表达。

“在场主义”散文是一个以眉山籍作家为主的散文群体的创作。眉山古称眉州，就目前行政区划来看，是位于四川盆地成都平原西南边缘的一个地级市。 “蜿蜒回顾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眉山的山川形胜与钟灵毓秀在陆游《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一诗中可谓展露无遗。眉山自古为人文之渊薮，相传上古时代彭祖曾归隐于此，这里也是西晋文学家李密的故乡。尤其自宋代以来，眉山一带的文化氛围愈加浓厚。北宋大文豪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史学家王称、李焘，国画大师石鲁等都是眉山人，现当代文化名人郭沫若亦诞生于这一地区。①可见，“在场主义”散文群体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地域传统文化可谓一脉相承。这一散文群体的雏形是 2001年创办的的眉山文学沙龙，由最初几个人的“小圈子”，发展到今天的囊括全市6区县的评论与创作。据周闻道先生讲: “目前在眉山仍从事散文创作的就有 100多人”②，其中包括了《从天空打开缺口》一书中的散文作家张生全、沈荣均、李云等。一个小城荟萃如此众多的作家，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这些作家们所继承的不仅是眉山自古以来的文学传统，还有那种敢为天下先的担当意识和奔放不羁的创作个性。自古四川偏安一隅，保留着未被中原文化传统所驯化的蛮性和野性。从苏轼“文起八代之衰”到郭沫若 “天狗吞月，凤凰涅磐”，这种气魄在今天这些散文作家身上也得到了体现。李怡曾就此评论眉山“在场主义”创作群: “不管它自身还有多少需要完善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它爆发出来的创造性的东西、勇气和力量，我觉得是非常让人感佩的。③今天眉山的作家群于事功之外，对文学还依然充满热情。故乡的历史记忆和对理想彼岸的追求融合在他们驳杂的文化血脉里。

另外，“在场主义”散文群也彰显着与现时代的对应和互动。它最初是依靠网络“天涯社区”中的“散文天下 ”栏目以文结友的。版主就是眉山的周闻道等人。目前，这个社区栏目的总帖数已经达到百万以上。可见，“在场主义散文”滥觞于“网络”，同时它也怀揣着对“网络 ”的思考。一方面，它也有人性的复归。网络写手们最初都是以“三无” (无姓名、无身份、无年龄 )的匿名姿态进入创作的。这个技术平台本身就注定了一种“真实”性，即创作者们用最“无我”的手段进行最 “真我”的表达。另一方面，它有参与技术狂欢后的困惑。网络技术的泛媒介性和低门槛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大众化的平民化的传播平台。普通大众的参与、数字化的书写和多符号多形式的文本，使得体裁分类的观念正在淡化，各种文体的界限日渐模糊且不重要，散文更是有泛化的趋向，博客日志、BBS论坛中的文章该如何界定成为问题。网络这个“信息化的高速公路”使得现代生活中人群的地域场和时间场之间不再有明显的隔障。人们享受 “全球化 ”的信息资源的同时，安顿感和归宿感逐渐消解，认同困境和精神危机随之产生。正是这种包含着内在矛盾和张力的人文性技术行为，使得一些在网络上有“纯文学”诉求④的创作者感到焦虑。他们既在网络里面找到了逃离现实不如意的乌托邦力量和打破传统文化成规的颠覆性力量，同时他们又不愿意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场域里面满足和迷失。而且，适逢传统文学观面临危机、寻求转型的特定历史时刻，这种焦虑感成为他们想要确立新的文学艺术原则的心理动因。他们开始了继散文“破体 ”之后新一轮“创体、定体、一体 ”[ 1]的挣扎。在这一过程中，网络写作本是一种远离社会压力的休息和放松，无需考虑报刊编辑的眼光和稿约问题，也无需在意学界及同行的看法。然而，这些作家似乎不满足于此，在网络创作初具规模，理论意识渐趋明确之后，他们有了主动向精英文化靠拢的夙愿，开始寻求与纸质媒体合作，寻求与高校学者、文学批评家等的合作。这种从“自由和不拘”游向“规范和约束 ”的行动方式，似乎传达了某种当下文学的现实境况。从文学生态研究的角度来说，“在场主义散文”的“上网”抑或“下网”不是单纯的形式问题。企图质疑和批评他们的存在方式，并以此完全抹杀它更是大谬。相与较之，这些创作者们在经济时代和技术环境下立志推动文学发展，重建散文的诗意性，这期间他们心路历程的复杂性更加值得关注。

“在场主义散文”理论花了很大的篇幅在爬梳和廓清散文的历史藤蔓和现代枝节。《散文: 在场主义宣言》，《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在场主义小词典》等文章内容的丰富性和细致化着实体现了写作者的功夫，也吸引了许多的关注和质疑。实际上，其理论核心“三破”，“两立”，“一确认”意在使散文精神发生当代性的转换。有人说他们是移植西方理论概念却无视中国文学的处境，本文认为他们是借鉴西方哲学精髓而直面中国文学的现实。

“在场性”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经历了从“物自体”、“绝对理念”、“存在”、“对象的客观性 ”等言说的发展，最后到德里达认为绝对的“在场”是虚无。因显现“在场”的语词本身是不自足的，因意义的“无穷延异”而浮悬。可见，“在场 ”这个概念在西方哲学中经历了对其追求和被怀疑的轮回，它兼具形而上的现代性特征和否定一切的后现代性特征。本文认为，厘清该词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发展演变是徒劳的，“在场主义散文 ”借鉴的只是这个概念的精神和灵魂，万不能用学理逻辑上的复杂性牵绊“在场散文”的步伐，使之陷入泥沼。“在场主义散文”理论所提到的“在场性”，既没有在人的想法和物的自持性间立起一堵高墙，阻隔我们对散文的 “接近”，也没有完全抛弃散文创作的意义，它是充分肯定“主体介入”的。“在”是动词，表示存在，到来；“场 ”是指的包围和支撑 “在”这一行为的环境因素。该词强调的恰是前面省略了的主语“人”，其实这是一种高扬着主体精神的呐喊。“在场散文”是拿来主义，是针对中国文坛的灵活运用，因地制宜。

实际上，“在场主义散文”推出的“散文性”才是具体可操作层面的概念，“散文性 ”由以下四大文体特征构成: 非主题性，非完整性，非结构性，非体制性。无论是传统的 “先秦散文”和“广义散文”，抑或建国后“杨朔散文模式”、秦牧的 “知识散文 ”，甚至是当今的 “大散文”、“新散文 ”，都有自我弱化,主体意识隐蔽的致命点。“散文性”反对的是散文的古典精神，高扬的是散文的当代精神。同“在场性”一样，当代精神是兼具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特征的，其实质是主体自由意识的觉醒和焕发。容易混淆的是，把主体意识和散文的“主题性 ”、“完整性”、“结构性”、“体制性”当作一回事。一些批评认为,“在场主义散文 ”的作品因不能泯灭主体意识而没有做到 “四非”，这种说法是欠妥的。

在创作中，周闻道的 “七城书”系列从《迷城》开始，紧接着《空城》、《蛊城》、《玻璃城》、《危城》、《皇城》、《欲城》，城市的多面性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直接的剖析。刘勰曾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有“隐以复意为工”，又有“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他所说的“复意”、“重旨”、就是所谓的多义性。而周闻道先生的《七城书》抛弃了隐蔽的写作手法，隐晦的语言表述，隐约的主题意蕴，从标题到散文本身的一字一句，直接把对城的“多义性”展现出来。又如张利文的《似是而非的下午》，在从买眼镜到逛书店，到对温度的不厌其烦地列举，再到切柚子，生活轮廓就在无奈和琐碎中勾画了出来。唐朝晖在《女一号: 与迎春花相关》这篇散文中运用 “蒙太奇”式的电影拍摄艺术，把一个一个场景和片段呈现出来，生活的现场感和画面感极强，让读者如临其境。即便是对意识的描述，也是直言不讳，清晰连贯的。张生全的《睡梦简史》，与其说是写梦,不如说是写自己的潜意识。文中作者抛弃了本来全无章法的梦呓本身，明确地逻辑地把生活的压力宣泄了出来。马叙把生活的暗处曝光，在饮茶和静坐的瞬间，寻找生命的“停顿”,这些“停顿”是作者切割了线性流逝的时光后，注入自己的观察思考而获得的永恒。杨沐、米奇诺娃、风吹澜叶等女性作家们的 “无性化书写”，自然清新，毫无媚态和娇气的笔锋，低调悬置了性别意识。可见，“在场主义作家群 ”的散文少了一些类似于士大夫的情怀，甚至也不刻意追求太多的学理性和深度底蕴，而是直接把当下的生活体验写实般的记录下来，所观所感所听所触所想的原生态描述使他们的散文就是生活本身，从而还原了一个更真实的当今社会面貌和芸芸众生世象。他们发展了海德格尔现象学“本质直观”的方法，通过对当下直观或感知的直接性的强调，恢复和激活人的原初生动的感受力。这些作品在清理当代中国散文的历史魅影和传统积习方面的努力是明显的。

首先，它冲破了强势的散文古典传统和拟古倾向，为人们重新认识和关注当下散文扫清障碍。古典传统之所以强势,是因为 “回归 ”、“复古 ”是文明的一个必然内在的向度。 “文化总是作为‘传统’以此‘不作’之‘作’的方式活在我们之中的东西，这正是我们总能有所 ‘作’的原则性之 ‘本’。”[ 3]散文的“史化观 ”积重难返，使散文超重负荷，不再轻盈近人。散文的古典主义传统在于重义理、最重理性主义，重 “原道 ”，“宗经 ”。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史传散文、汉魏六朝的辞赋骈文,唐宋古文、明清小品均是如此。推翻它们并非否定它们是散文，而是文随代变，今天的散文需要新的面貌。

事与愿违的尴尬常常会有。很多人就指出 “在场主义散文”想要对散文进行一次涅槃式的洗礼，本身就是对散文现状的一种遮蔽。例如，绝对 “纯粹 ”、“本真 ”的散文也许只是虚妄，追逐的最后难逃重回老路。当代精神的到达，主体意识的灌入已经成为当今散文创作的事实，众多的散文作品和派别便是说明，而“在场散文 ”疾呼的 “介入 ”，担负的 “命名 ”似乎是精英启蒙的重演。否定和怀疑是可贵的，但如何证明自己比别人更高明呢? 现今的散文创作和评论让人眼花缭乱，若我们拿一堆散文作品评价孰优孰劣时，恐怕任何理念都会淹没在浩瀚的文字海洋中，让我们手足无措了。又如，作为存在显现的基本路径，语言一方面给不确定者以确定(规范着 )，一方面给确定者以不确定(生成着 )。这是由语言呈现客体——世界敞亮和本真的多维性、发展性决出的。他们扬言要去除“非本真语言”，去除与存在之根相脱离的悬浮之词。而其所谓的病理成分—— 制度化语言、意识形态用语、公众意见、概念化词语、习惯性语词、抽象说教，也是世界本真的一种表象。究竟哪些是本真语言，哪些是非本真的语言，并没有可以服众的衡量标准，结果使创作反倒容易寸步难行，失去了自然性。在“自我”泛滥，需求细分，写作权充分释放的今天，“在场主义散文”群已经很难再有一呼百应的威力了，他们的诉求只能代表众多写手中的一支。要想解决散文创作面目的驳杂不一,“在场主义”远未形成声势。“在场散文”的创作文苑似乎毫不理会文学界的喧哗与骚动，依然故我地按照自己的文学理念实践着去魅的努力，客观上又造成了新魅。从中，我们也不得不感叹执着于文学追求的艰难与孤独。

因此，评论界和学界在面对“在场主义散文”这一现象时都应该扬“气”而避 “器 ”。散文的现状是作品颇丰而精神缺失。唐小林曾谈到:“从梁启超的‘三说’，再到文学研究会，再到创作社，如果我们从学术的角度去看他们那些宣言，问题多了。他们对文学的阐释，缺陷是很多的，但是恰恰是这些东西，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1976年到1986年这10年中，也出现了很多流派，那些流派也非常偏激，但恰恰是他们推动80年代文学的繁荣。”⑤我们现在都太注重合情合理，中规中矩,实际上我们需要一种激情，哪怕偏激了一些。太责难其具体操作，只会跌入理论设计的陷井。从这点出发，对“在场主义散文”应持保护和宽容的心态，这才是我们该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