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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在慈溪中学讲座(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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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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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5-5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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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在慈溪中学讲座(实录)
刘震云,在慈溪中学讲座(实录)
时间:2010年05月29日19:30
地点:浙江慈溪· 慈溪中学
主讲:刘震云
主持:方向明
感谢《人民文学》,感谢慈溪市委市政府,感谢慈溪中学,使我有机会来到这里,重温我三十年前坐在中学的时光。我上中学的时候,和大家是特别不一样的。现在大家都穿着校服,我上中学在乡村的时候没有校服。我二十多年前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塔铺》,这个小说就是写贫穷的乡村少年,怎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个途径并不是自己提供的,而是别人和社会提供的。就是高考。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是高几,我知道没有高三,高三已经顾不上听我说废话了。确实我们想上大学跟你们想上大学的条件是特别不一样的。你们现在肯定对历史已经有些遗忘了,你们不会知道毛泽东是谁,知道么?(听众:知道)我发现慈溪中学的学生是非常了不起的。我曾经在北京街头,看见一个母亲领着孩子到饭店,儿子指着饭店牌子上的毛氏红烧肉问母亲说,毛氏是谁,母亲说是毛泽东,儿子又问,毛泽东一定是个厨子吧……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吗?(听众:知道)可是大家未必真的知道。文化大革命出在你们这个年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用高考。如果不用高考的话,你们过的会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所以我的朋友,也是李敬泽老师的学生,王朔先生,王朔知道吗?(听众:知道)慈溪怎么什么都知道……王朔有一个小说,被姜文改变成电影,叫《阳光灿烂的日子》,讲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大家不用坐在这里学习了,可以去玩了,可以去谈恋爱了。但是这是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对于农村的孩子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到天里面去劳动了。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我面临着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就是你去田间劳动,还是走出田间。在我向你们这么大年龄的时候,在中国,最好的出路,你们永远想不到,当兵。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最漂亮的女孩子绝对没有坐在课堂上,都穿着军装。我在十五岁的时候,我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不是像你们一样考大学,我要当兵。我从小是由我外祖母带大的,我的外祖母年轻的时候,是个明星,在我们方圆四十里之内,相当于斯特里普。斯特里普知道吗?(听众:不知道),终于有不知道的了,(斯特里普)是好莱坞著名的女明星。演员成为明星是容易的,我外祖母一辈子干的就一种工作,就是给地主当长工。她个头不高,1米5左右,但是我的家乡,是平原,在黄河的旁边。土地一马平川,十公里以上,在三米长的麦康子,1米5高的农村妇女,割麦子的时候是走在前面的。有1米8的男的跟在她身后,当我外祖母割到头的时候,1米8的男的割到中间。在我外祖母生前的时候,我曾问过她,为什么你割麦子这么快。我外祖母回答我说,我割麦子速度并不快,和别人是一样的,但是我记住一点,我割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割过去的时候永远不直腰。因为只要你直一次腰,就会想直第二次。当我不直腰的时候,割麦子割了三里地的时候,别人因为直腰直了200次,只能割到田中间。这是我外祖母留给我的最大的精神遗产。大家记住,在高一高二高三的时候,不直腰啊!当我15岁的时候,我没有坐在这里,我当兵去了。为什么当兵呢,因为我舅舅告诉我,我是个没有出路的人。我舅舅跟我进行过一次特别深入的谈话,我舅舅现在去世了,我特别感谢他。他说,看你的样子,不聪明,但是也不笨。世界上怕就怕这种人,要不你就特别聪明,要不你就特别笨,像你这样的人,在方圆四十里,想找到一个老婆,是非常困难的。你准备指望谁?我说舅舅,我只能指望你了。舅舅说,你要指望我,想找一个还没结婚的正经姑娘,那是不可能的,以你舅舅的能力,给你找一个离婚的小寡妇,已经很不错了。我说舅舅,我特别不愿意找小寡妇。我舅舅告诉我,那你就离开这个地方,我说好,那我当兵去。那时候当兵时一种特别时髦的时尚,好像现在的超女、快乐男声。有一个超女骗了我两年,我才知道她是一个女的。
几百名的军队,在一起走的时候,会出现一种气势的。在那整齐的步伐中,我离开了我四十里的村庄,走到了河南的一个城市,相当于慈溪、宁波的新乡。我第一次见到了火车,几百人的军队在天桥上过,我头一次见到了火车。那时候的火车是蒸汽机,火车上会喷出很多烟雾,火车上上来了那么多人,也下去了那么多人,上来的几千人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下去的几千人我还是一个也不认识,陌生第一次对我产生了震撼。当我上了火车往前走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特殊的人,他叫冯新翼。同学们一定要知道,你一辈子人生的转折点,不超过三个,碰到的特别重要的人,不会超过三个,我碰到特别重要的人,一个就是我要讲的这个人,还有一个就是李敬泽老师。那个时候运兵的车是闷罐子车,拉骡马的车,当所有的兵都在休息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朋友在写东西,他姓冯。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因为闷罐子车没有厕所,当兵的都是男生,就拉开火车的车门直接方便。我有一个习惯,在移动的物体上,我撒不出尿。一个车厢要装上百人,排队撒尿,轮到我的时候,我站的特别长。排长就问我,刘震云,你到底有尿没尿?我说,排长我有尿,但在移动的物体上我撒不出来。排长跟我讲了一个特别哲学的道理,撒不出来就说明没尿!我一转身,撒出来了,撒了排长一身。排长说,刘震云,我算认识你了。所以认识人的途径有两种,一种就是我这种途径。这时候我发现我的朋友在那个角落里,对所有的事情一概不顾,他在写诗。诗歌,第一次和我发生了联系,是因为我这个朋友,他的家乡和我不到八十里路。我当兵的地方,是在甘肃,就是杨利伟上天的地方。我和杨利伟在一起吃过饭。杨利伟对我说,刘老师听说您当过兵,我问他说你哪一年当得兵?他说80年的,他问我哪一年的兵,我说真不好意思,我73年的,他马上站起来说,首长好!我说,小鬼,别激动,坐下来说!我这个朋友冯新翼写的诗《告别家乡》,新家安在长城端。我这个朋友不傻啊,拿着这个诗让诗给排长看。排长说,好诗啊!但是冯新翼,长城端有两个,一个山海关,一个是嘉峪关。新家能不能就干脆安在嘉峪关好了。冯新翼说,排长,您真是一字诗人啊!就“新家安在嘉峪关”了。通过冯新翼我特别理解雷锋,雷锋晚上学习的时候,绝对不到电线杆下面的路灯学习,他要到指导员房间里学习。我这个朋友当兵当了三个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你觉得美国怎么样?73年,你们都没出生,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国人都觉得美国人生活的暗无天日,每天吃不上饭。我就说,美国吃不上喝不上,我为什么当兵啊,就是为了解放美国啊。冯新翼却说,刘震云我告诉你,美国生活比我们好。73年离现在有多久了?(听众:30年)我发现慈溪中学的数学真是特别的好,谁是数学老师?这么短的时间久算出来了!放在今天这是常识,放在37年前,我的朋友是先知,他告诉,美国人的生活比我们好。他接着说,我不当兵了,我问,为什么啊?他说,我要把这个世界搞明白。一个礼拜以后,我这个朋友不见了。他不当兵了,回我们河南老家了。当天晚上,我们实枪荷弹,一个团的警报全响了,说有人叛逃到内蒙了。一个团的兵力拉到了边境线上,我们的团长,叫贾伟玉,和贾宝玉就差一个字,现在已经去世了,他腆着肚子告诉我们,投降就让他投降,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上膛!我觉得我的原则比团长的原则要个人,我想,冯新翼你要逃吧,别往这逃,往别的地方逃。其实他哪都没逃,他回河南老家了。等我探亲的时候我去看望过他,我发现他的铺板垫的特别的高,特别的宽,里面全是书,马克思、恩格斯、毛列著作等等。我问他,你要干嘛,他说,我要把这个世界搞明白。我问他,你搞明白了吗?他说,我越搞越糊涂。等我回到部队,再要回家乡的时候,我发现,冯新翼,已经疯了。这是我第一个人生的指导老师。因为他每天学习马列,和毛集著作,他不下地劳动,村里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谈了一个对象,可是对象看他疯了,不跟他谈,就跟另外的人谈了。可是他学习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相信暴力革命的,他用个锤子,就把这个人砸死了。公安局审讯他,一个小时审讯下来,都认为他确实有神经病。因为公安局人问一句话,他能说半个小时,说的全是《资本论》上的话。在一个信奉马列主义的国度,回答马列的话被认为是疯了。但是他第一个告诉我说要写作。第二个告诉我要写作的人是李敬泽,敬泽他没疯,还坐在这里。这是他在杀人之前,我问他为什么我写作,他说,因为你的眼神和别人的不太一样。
我带着他的嘱托,回到了部队。为了写作,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个机缘,有时候人要做成一个事,跟自己有关系,但是跟周边的环境也特别有关系。从1977年开始可以高考了,我就从部队回到了河南。我想说,考大学是很简单的。我是1978年5月从部队回到河南的,7月份高考,2个月,我高考时我们河南省状元。我再给你说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先生,是河北的状元。可见高考是个很容易的事。我和李老师高考的时候,要的最高的分时北大,北大要的最高分在文科里面是中文系,他录取了有我和李老师。我上北大的时候,第一次到北京,当时我进北京的老北京站,老火车站有个毛病,有个弯儿,在那个弯儿,我转向了。直到目前为止那个弯儿还在绕着我。当我下了火车,学校的车把我接上了。当我到了天安门的时候,我发现,坏菜了。天安门在广场的北边,但是我用我们村的方向丈量它在我们南边。直到现在为止,我在北京是转向的。现在李书记请我吃饭,他说在东城请我吃饭,我肯定去西城了。说东我往西,说打狗我打鸡,肯定对了。我到北大碰到的第一个人,大家可能没看到过,只顾学习了,就是对台办发言人,叫李维一,他跟我是一届的。当时北大分很多专业,汉语的、古典文献的、新闻的。他是汉语的。我一进北大的校门,他上去就抢我包袱,我说这是我的包袱不是你的包袱,他说,我是帮你扛包袱的,我说,那行。我在北大的最大的收获,是上午,在上第三堂课的时候,还有女生,嘴里在嚼什么,我不明白,因为按照我们村的习惯,牲口才会那么做。一直到大三第二学期的时候,一个北京同学告诉我,那叫口香糖,这是我在北大学到的最大知识。当时我们一个宿舍5个人,三个上下铺,我们宿舍有一个是山东人,他住的是上铺,他捡到了很多木头,自己在那里钉呀钉的,把上面的三张床钉到了一起,多出了一个铺位,他自己睡在上面,侵占了我们其他四个人的空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遇见了他,我说,师兄啊,当年你睡在那上面的感觉怎么样,他说,挺好啊。这是在北大学到的第二个知识。第三个知识,是怎么能够高考考好分,我说这个诀窍,我希望我们能够交流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站起来问我。到高二高三的时候,特别是高三,务必记住,不会的东西就别再学了,会的东西一定要把他巩固好,所有的高考基础的分要占到70%—80%,把会的做好,你的分就已经很高了。但是这有一个前提,会的东西一定要做对。把会的事情做对,是一个人素质的基本体现。这不仅适用于高考,也适用于人生的方方面面。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犯错误的时候,不会是在终极的真理上犯错误,往往是在常识上犯错误,不是在不会的地方犯错,而是在会的地方没有做对。同学们可以仔细想想,你每次分数不好的时候,绝对不是你不会的地方没得到分,是会的地方你做错了,可能就是小数点错了。记住这句话,慈溪中学的学生一定能考的很好。和同学们说我就说到这里,接下来希望大家起来提问题。
第一个站起来的人都是勇敢的人,这叫揭竿而起啊!请你提问。
学生1: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现在有一种叫应试教育,有一种叫素质教育,对这两种教育理念,您更支持哪一种。
刘答:她问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肯定素质教育比应试教育优越而广阔。但是,你是生活在中国,那我觉得你应该越过应试教育这个门槛,再谈素质教育。因为素质教育不是我们慈溪中学一个中学能改变的,所有大学录取的标准,是按照应试教育的标准。我知道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孩子,但是没办法,这不是教育的问题,是人口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口太多而大学比较少。我建议你首先考上一个大学,再谈素质教育,其实考上大学,特别简单,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特别考试的时候,看似是应试教育,其实也是素质教育,考试的那一天,考验的是你的素质,你是不是能够临危不乱,是不是能有一个平常心,特别是不是能把你会的东西做对。凡是没有考上大学,往往都是把会的东西做错了。把会的东西一次性作对,这是我特别欣赏的人,把会的东西一次性做对,你也一定能够取得特别好的成绩。首先越过应试教育,再谈素质教育,人生的路还特别长,谢谢!
学生2:
刘老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在小说写作方面的造诣特别高。
刘曰: 确实不低!
学生:
最近我在看马原老师的小说,今天早晨又听了一个老师的小说讲座,他们就是说,小说要靠直觉。我想问一下刘老师,像我们这些初涉写作的人来说,您有什么建议,小说写作有什么原则?
刘曰:马原是我的好朋友,讲座的阿来也是我的好朋友,你千万不能听他们的话!你最重要的工作,高考,起码你要上北大!如果你想做一个作家,上不上大学,上不上北大,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短期看不出,长期看的出来。并不是说你上这个学校学到什么,重要的是你在这个学校,你能够嗅到这个学校的气氛,能够看到这个学校你的师长是怎么做学问,是怎么做人的。我和敬泽老师上北大的时候,北大有一批五四过来的知识分子。比如袁行霈先生,字写的特别漂亮,他讲白居易,讲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个时候,袁先生拍着桌子哭了,说,不是袖子湿啊,是青衫湿啊!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哭了,袁先生也哭了。我知道袁先生是个特别适合做老师的人。我知道袁先生这样的人在慈溪也有这样的人。一个人像做学问,包括写作,或者想做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到什么地步才能做好?那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个江州司马跟歌女都未必哭了,但袁先生哭了,这样的人就算是面对高考,也能上。同学你多大了?
学生:十七了。
刘曰:了不起啊!我17岁的时候还在当兵,在一个戈壁滩上,当兵四年,一个女孩子都见不到,全是男的,很可怕。突然有一天,我感谢毛主席,他让批林批孔,我就到军部批林批孔,这时候来了一个部队的文工团,跟我住在同一个招待所,好多女兵,那时候中国漂亮的女孩子才当兵,现在我有时候看到部队的女兵我很失望。那些女兵和我住一个招待所,晚上我拿着水盆去水房打水,很多女兵在洗头,那时候有一个牌子的洗发水叫海鸥牌,整个水房散发着海鸥洗发水的味道。我打完水回到宿舍,把水“哗”的一倒,又去(打水)了。文工团在我们部队演出三天,第三天走的时候,我放弃了批林批孔,女兵排着队去火车站,这是30多年前,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有一个不认识的少年小兵,送他们上火车,车开走了,那个少年哭了。那就是我像你这个年纪,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你很幸福,应当好好珍惜。
学生3:
刘老师你好,你刚才说,你在18岁的时候,你选择当兵,当兵是那个时候,当兵是社会普遍的价值。我想问,在现在,在21世纪的中国,当我们个人理想和社会普遍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选择?
刘曰:敬泽啊,我看慈溪提得问题要比北大的问题好啊!现在社会价值观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个人的变化,是一种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我小时候,父母就觉得当兵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在你们这个时候,父母就会觉得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博士生是最重要的。这两代人,对生活的价值取向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在毛主席那个时代,他们特别相信精神和革命,认为这些能够改变社会,但是最后没有改变。到了你们这一代,特别相信物质和金钱,我觉得也都是无可厚非的,革命和money,其实是一回事。这是个非常深奥的问题,这个深奥的东西被一个人认识到了,就是邓小平。他意识到了money对中国的重要性,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不管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这对中国价值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对于你们目前而言,比这些都更重要的,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谢谢!
学生4:
刘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进来穿的那件外套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然后我想问,什么样的小说,适合我们现在中学生看,那些超现实小说,仅仅只是精神的一种自动性吗?
刘曰:这个衣服没有特别的用意,和你们穿校服是一样的,仅仅因为这个衣服是我母亲做的。中国有句俗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李敬泽。我前一阵跟作协代表团去美国,我母亲跟我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最近中国很多台在播电视剧《手机》,我母亲看了,给我打一个电话,说这个电视剧是她看的最好的电视剧,我说这是编剧编的好,演员演的好,导演导的好。我妈在电话里一下跟我急了,说主要是小说写得好!我觉得我妈说了一句公道话,到底是我妈,不是别人的妈。这样的衣服我还有10件,我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个裁缝,她说趁她眼睛还能做衣服的时候,把我们该穿的衣服,特别是我们公事要穿的这些衣服,都给做好。你第二个问题好像很高深。是关于超现实主义的。我觉得这个同学,你在上大学以后,还是喜欢写作的话,你真的可以写作。我觉得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一辈子做自己喜欢事,还有一种是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一般做自己不喜欢事的人占90%。如果你是真喜欢写作,写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生活停止的地方你开始了。他是对生活另一种创造,叫做想象。如果这种想象和别人是一样的,那么这种想象是毫无意义的,他强调一种不同。为什么我这次到慈溪来呢,因为明天我要领一个奖。《人民文学》颁给我的《一句顶一万句》一个奖,我觉得这个奖对我特别重要。在这之前我还觉得我是一个写作者,但是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从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倾听者了,我觉得书里人物说什么,比我说什么要重要。我写作的过程,就是和这些朋友相处的过程。就好像我来慈溪中学是一样的,如果只是把我的话告诉你们,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意义,重要的是这个交流的过程。刚才一共有四个同学告诉我的话,我觉得都特别的好,你们是一个好学校,谢谢。
学生5:
刘先生你好,我的问题特别简单。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现在的同学都和我有一样的困惑,我们写文章都会准备两个套路,一个套路写的文章是给自己看的,还有一个是写给别人看的。像应试的作文就是写给老师看的。我觉得我个人在写应试作文写给别人看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种很不爽的感觉,因为我在写给自己看的文章就会写的很流畅,但是把写给自己看的文章拿给别人看,别人就会说看不懂,很晦涩。或者他们会跟我说这是意识流之类的。我个人当然是喜欢写给自己看的文章,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写给老师看的文章。那么,到底怎么样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呢?
刘曰:这个问题问的是多么的好啊!我能不能分两个阶段回答这个问题,在你没考上大学之前,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因为这个分不是你自己评判的,也不是刘震云评判的,是另外的人评判的,他的评判决定这你高考的命运,我觉得你首先把这关过了,上了大学后,你再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写作。这里面牵扯到一个重大的命题,就是自由。自由从哪里来,我建议同学们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自由绝不是从自由来,而是从不自由来,就像荷花从污泥中来,行从不行中来。你要想自由的话,应当从不自由开始,特别是现在你还在上中学,只有先经过了别人觉得你文章好这个阶段,你才有可能进入自己觉好的文章好别人也觉得好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个技术问题,不是本质问题。我说的对不对啊,小姑娘?
学生5:
对。但是我觉得,自由真的很重要,谢谢!
刘曰:自由确实很重要,但是自由告诉我们,不在乎一年,等你上了大学你就自由了。
学生6:
刘老师,我问一下,有一些作家没有接触过正规的教育,但是还是能写出出色的作品,比如莎士比亚,还有韩寒,他的观点也很尖锐。那我想问一下老师是怎样看待他们的?
刘曰:你跟莎士比亚一个村的啊?我觉得大学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学府,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前苏联有一个挺好的作家叫高尔基,他写过特别著名的散文叫《海燕》,他还写过一些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他说的我的大学,就是人间,如果能够把人间这个大学吃透了,就能干成任何事情,上学多了未必是好事,书呆子,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不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像李敬泽这样的知识分子特别少,顶多是知道分子,他知道别人告诉过他的事,别人告诉过他的话,这是大学能够学到的,文学、生活的结束时候是一样的,别人告诉你的话是起点,接下来你自己有什么话,是特别重要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上了大学和不上大学,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祖湘先生,他在五四时候是特别有名的小说家,他上课从来不拿课本讲课,他说课本有了我就不讲了,他说我们聊聊天可以么,他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做人有两点,第一做人不要脸,这是我和老舍的区别,老舍太要面子了,老是受人宠,突然有一天别人不宠他了,他受不了了,自杀了。我呢,宠不宠都一样。佛经里有一句话,“得失随缘,心无增减”,得失是外在的东西,心里并不因为这些而有所改变。还有一个,不着急。人的一生是很漫长的,历史的过程也是一样的。上大学不上大学,功力从我跟好多周围的朋友,能够知道。生活是一个大学,大学也是一个大学,你把两个大学都上了,比上一个大学要好。
学生7:
刘老师你好,最近有一则新闻,80后作家韩寒,入选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其影响甚至超过美国总统奥巴马。你认为韩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这种影响是韩寒的个人魅力还是文学的魅力?
刘曰:韩寒的第一部作品叫《三重门》,三重门里面有一个标题,用的是我小说的名字,就是叫《一地鸡毛》,我没有和他追究版权的事。韩寒其实到目前为止,走的路线越来越像鲁迅了,成为一个社会的批评家,成为一个现实的批评家,成为一个现实现象的批评家。他的影响,其实离文学越来越远而离社会越来越近了。当然奥巴马,也是一个离社会很近的人,至于他和奥巴马谁对世界的影响大,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如果我说他大,不知道美国会不会同意。
方向明:把这个话筒拿过来,有点残忍。但是因为刘老师刚从美国赶回,时差还没有倒过来,为了让刘老师能尽早休息,我们就到这里了。在这里首先推荐大家读《一句顶一万句》,当然不一定是现在,可以是暑假也可以是考上大学以后。《一句顶一万句》貌似琐碎庞杂,但是我觉得其实也很简单,归结起来就两个字,就是“说话”,里面有爱说话的人,也有不爱说话的人,有爱说话的人找不爱说话的人交朋友,也有不爱说话的人找爱说话的人交朋友。大家都在找朋友,找说的上话的朋友,但说的上话的人少之又少,偶然间遇上一个,他可以赶上几十里、几百里、甚至上千里,去找朋友说话。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在讲一个孤独的事情,或者是在讲一个心灵的需求,我是这样理解不知道刘老师是不是同意。文学是关注心灵的,我刚刚看到一本杂志,这里面有一句话“写作本身意味着一颗有修养的头脑进行自我的对话”这是我们这本杂志,慈溪中学,高三四班胡家栋同学文章里的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写作本身意味着一颗有修养的头脑进行自我的对话,今天我感受到了慈溪中学师生们对文学的一种热度,我这里还看到一句话,高二九班文聪同学文章里的话,“寻找人心共振的频率”,我想寻找说得上话的人就是在寻找人心共振的频率,今天我感受到了这种频率,就用文聪同学你的一句话来结束,“任何东西都能丢失,唯有心是不能丢失的。”谢谢大家!
(本次实录资料转载慈溪文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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