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文学发展中，短篇小说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借鉴、融合、创新的曲折历程。新时期伊始，它同时面对着四种传统或者说资源：革命现实主义模式、五四文学思想、西方现代主义潮流、中国古典小说写法。正是在这种不断地选择、拓展中，短篇小说才丰富和壮大起来。而四种文学传统中，古典小说写法居于边缘的、弱小的位置。但它不绝如缕、生生不息、继承发展，逐渐成为短篇小说中的重要一脉，涌现了众多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古典小说传统的“复苏”，标志着作家文化意识的加强，标志着中国小说文化品格的重建。
中国古典小说从魏晋产生算起至清末的衰落，有1500年的历史。它源流复杂、衍变剧烈，内容宏富，写法繁多，堪称博大精深。面对这样一份文学遗产，本应好好承传和发展，把它转化成滋养中国当代小说的肥沃土壤。但从五四到“十七年”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发展中，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却被贴上“封建性”标签，受到了排斥、压抑。五四文学从西方“拿来”思想和艺术，建立一种全新的“现代性”文学，自然功不可没，但它基本割断了同古典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历史联系。只有在张恨水等的通俗小说和张爱玲的都市小说中，可以感受到古典小说的神韵和笔法。“十七年”文学形成了一套激进的、完整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模式，古典小说的写法被打入“冷宫”。但在革命战争题材小说《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作品中，人们看到了古典小说传奇手法的“复活”。特别是赵树理，以通俗化、大众化为旗号，创造性地运用了古典话本小说和民间说唱文学的表现形式，形成了他自己的现代说书艺术，创作出了《三里湾》《登记》《“锻炼锻炼”》等一批优秀之作。古典小说写法“死而不僵”，暗度陈仓。这两个时期，小说发展是不全面、不平衡的，无疑与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失落有密切关系。
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两大趋向，一是走向世界、走向现代，二是回归中国、回归传统。这正是鲁迅当年提出的，“采用外国的良规”和“择取中国的遗产”两条新生之路，表现了作家们的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走向现代，中国文学才能立足于世界格局；回归传统，中国文学才能有自己的根基和特色。二者的交融，才能有中国文学光明的未来。在30余年的文学发展中，古典小说传统的继承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批古典文学功底丰厚的老作家率先“变法”，重启了传统小说写法。孙犁20世纪50年代初就中断了“颂歌式”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从1981年又转向了笔记小说的写作，用10年时间完成了《芸斋小说》31篇。这些作品或记叙“文革”经历，或书写新时期见闻，既保持了人事的真实，又具有笔记的自由，篇幅精短、文笔凝练、富有情趣，被人称为“新笔记小说”。汪曾祺对笔记小说同样喜爱有加，用他醇厚、淡雅的笔墨，既描述过去的生活，如《故里杂记》《钓人的孩子》等，又改编前人的作品，如《蛐蛐》《樟柳神》等，点染出一幅幅饱含传统文化韵味的“水墨画”。林斤澜一辈子苦心探索短篇小说文体，同样涉足笔记体写法，在《十年十癔》《短篇三树》《短篇三痴》等系列小说中，精心运用了笔记体的多种手法，营构出独特的林氏“怪味”。这三位均是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他们为短篇小说的民族化作出了宝贵贡献。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小说向何处去的困惑中，“寻根派”小说平地突起，多位具有自觉文化意识的青年作家，如贾平凹、阿城、韩少功等，把艺术目光转向地域文化和民间生活，借鉴传奇、笔记小说的表现形式，形成了一个向古典小说回归的文学潮流。20世纪90年代之后，古典小说的写法已不再是某些作家的创作实验，而成为众多作家的有意识追求。有些作家一面写他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或现代派小说，一面又写他的话本小说或笔记小说。而有些作家则一门心思运用着古典小说的创作方法。尽管这样的写作势头还不能说蔚为壮观，但也可以说渐成气候了。代表性的作家有王蒙、劳马、聂鑫森、孙方友、谈歌等等。古典小说写法已在当下作家手里，得到了继承和创新，在短篇小说文体上结出了累累硕果。
中国古典小说从体式上讲主要有四种：章回体、传奇体、话本体、笔记体。章回体属于长篇小说，其余三种属于中短篇小说。这几种体式，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精微、纯粹、成熟。作为小说，它们之间自然有共性和交叉，但更有各自的个性和长项。其品质、功能等并不在西方小说文体之下。
“传奇”起源于唐代，即唐代流行的文言笔记。晚唐裴铏有小说集《传奇》，因此得名。作者大多为文人士大夫。以史家笔法、传奇闻轶事是它的基本特征。发展到后来，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小说体式，有艳情、侠义、神怪等多种类型。传奇既可以视为一种小说体式，也可以当作一种表现手法，广泛运用在小说创作中。新时期曾涌现过一批传奇和类传奇小说，既有短篇小说，也有中篇小说。但作家把它作为专攻文体的情况并不多，因为一个作家不可能得到太多的传奇题材。战争题材作品有莫言《红高粱》、李存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等；地域文化与民间生活题材有杨争光《棺材铺》《赌徒》、贾平凹《美穴地》、汪曾祺《受戒》《大淖记事》等等。这些作品大抵是历史题材，情节有强烈的传奇性，具有独特的故事魅力。
话本小说的出现晚于唐传奇，它滥觞于唐代，成形于宋代，而完善于明代。宋元话本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一座峰巅，它兴起于宋代城市的平民娱乐场“瓦肆勾栏”中，是民间说书艺人“说话”的底本。艺人给民众讲述古史旧事、英雄传奇，讲前都备有底本，在讲述中又不断修改、完善，形成文字，刻写印刷，遂成为可供阅读的话本小说。代表性的作品有“三言二拍”。话本在表现形式上形成了完备的套路，如贯穿始终的说书人视角和口吻，如小故事引出大故事的连环结构，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形态，如人物形象多取平凡人物、着重展示性格命运，如叙事语言的朴素、流畅以及口语化、民间化等等。它实现了古典小说从文言到白话的重大转型，从文人、贵族文学到市民大众文学的“变革”，因此被鲁迅称为“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话本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之后得到了可喜发展，重要作品有冯骥才《神鞭》《三寸金莲》，邓友梅《烟壶》《那五》，林希《相士无非子》《高买》等。这些中篇小说取材于清末到民国年间，故事奇特，人物鲜活，有引人入胜的叙事魅力。谈歌的《穆桂英挂帅》《天香酱菜》等短篇话本小说，则取材于近现代的河北保定城，乡土气息浓郁，时代背景逼真，成为土色土香的短篇佳制。
笔记小说是一种更古老的体式，兴起于魏晋南北朝，在唐宋、明清时代都有较大发展。这一体式兼有“笔记”和“小说”的双重特征。笔记规定了写人记事的真实性和自由性，而小说又要求叙述有故事性和虚构性，两种特征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事实上，笔记的真实性已经突破，特别是在当代作家手里，文言也渐渐演变成了白话。笔记小说是文人的自发写作，带有自娱性质，因此题材包罗万象，写法千姿百态。《搜神记》《世说新语》以及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蒲松龄《聊斋志异》，成为这种体式的典范作品。新时期30余年来的文学历程中，笔记小说比之传奇、话本小说，得到了更快速、强劲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孙犁等几位前辈在笔记小说上的成功实践，启发和激励了众多中青年作家的纷纷效仿。此后，笔记小说的发展似乎是沿着两条路径挺进的。一条是现代笔记小说，如王蒙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的《玄思小说》《尴尬风流》系列小说，如韩少功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的《马桥词典》和《山南水北》跨文体写作，如劳马新世纪后以校园、单位为背景的讽刺系列小说等，他们切入的都是当下社会人生的现实生活，又借鉴了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但文体则是笔记小说式的，颇有点“旧瓶装新酒”的特点，可以说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成为一种全新的现代笔记小说。另一条是古典笔记小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贾平凹《商州初录》，阿城《遍地风流》，李庆西《人间笔记》等，20世纪90年代之后，有聂鑫森以湖南湘潭为地域背景的古城系列小说，孙方友以河南陈州、颍河镇为背景的系列小说，聚焦地域风貌、民间生活、底层民众，既写历史也涉现实，承传了更多的古典笔记小说的套路和手法，融入了更浓的传统文化思想和精神，形成一种新的古典笔记小说。两种写法，各有特色，相得益彰。
中国古典小说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国当代小说的正宗源头，承传和弘扬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是振兴当代小说的重要途径。但在这一问题上，文学体制以及作家们依然重视不够，探索不力。而年轻一代作家，普遍存在厚今薄古、学养匮乏的问题。文学的民族化、中国化道路，还很漫长。
来源：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