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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真实:追寻诗意的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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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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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5-6 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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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真实:追寻诗意的广阔
内心的真实:追寻诗意的广阔
——诗人王瑞娴和她的诗歌
□长笛手 1
1987年10月。
王瑞娴和韩宗夫、宋召梅、宋永照等策划成立了含羞草诗社。在读到第一期《含羞草》诗刊后不久的一次诗友聚会时,我见到了她:瘦弱、冷傲,在秋天的风中显得有些单薄,有些淡淡的忧郁,令我和宗宝这些“诗弟”们不敢“靠近”。
那时我正在读初二,因为是在校学生,就很少有机会和王瑞娴讨论诗歌,但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一直很认真地阅读她的诗歌,并从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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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陷入类似的困惑:是诗人创作诗歌,还是诗歌在选择着诗人?当个性的文本呈现我们所处的时代和世界时,无论属于揭示,还是歌吟,为什么我们的感受如此优劣分明?时代肯定是在发展中的,人们的审美尺度肯定也是在变化着的,那么,一首诗的真正完成,它的意义是否应该具有至少两个层面的内涵:1、具有建设性的文本。2、开拓诗美的疆域(空间)。
这两个层面的有机结合,应该是衡量诗人是否优秀的尺度之一。它与所谓的“勤奋”“钻研”等等没有关联。有时候,一张白纸相隔的距离,却需要一生的光阴去抵达。最令人尴尬的是写了一辈子的诗歌,却最终在诗歌之外。我注意到王瑞娴的诗歌从最初的写作就一直拒绝平庸,而崇尚生命的体验在诗歌中的提升。
一首诗,首先应该是一首诗,它进入读者的视线就是语言文字。王瑞娴的诗歌在八十年代末期就已充分融纳了朦胧诗潮后的优质部分:语言的自觉(重视汉语言自身的诗性特质)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生存的思考和忧患意识)。这两个向度互为表里,以她自己个性化的文本,呈现出另一个世界。当然,这个“世界”亦包含着心灵世界。
在瑞娴的早期诗歌中,就已经明显地摈弃了语言外在的声韵,而追求诗意的内在流动:“母亲从不阻止我无知的流血/她会借一枚小小蒺藜/来把单纯而分明的爱憎/深深刺进我意识……/千年后谁的骨头将碎为蒺藜/自有分明”(《蒺藜坡》)。“蒺藜”这个意象显然作为隐喻:生活中,“蒺藜”是无处不在的,“它是一种很坏的植物/能咬去人脚上的斗/和斗里盛着的福气/蒺藜的碎骨撒遍天下/纵使千年依旧坚硬冷酷/依旧陷害赤裸的脚板”。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显示出了瑞娴的个性:“呵故乡,我愿赤身躺在你的蒺藜坡上/任一种儿时就分明的爱憎/给我一千处刺痛/来坚固良知和正义”。强有力的节奏和声音贯穿整首诗的始终,我们读到的并非属于风花雪月的凄美柔婉,甚至读不到一丝女性意识,而是某种强度和硬度在诗人心灵世界中的诗性转化。诗歌是语言的花朵,瑞娴的“花朵”带有与生俱来的芒刺,瑞娴的“芒刺”是情感世界、感觉世界、经验世界的复合,它指向灵魂,遵从心灵的暗示:真诚、感人、毫不娇柔做作。类似风格的作品在80年代末期,明显带有前卫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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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十余年后,我在《诸城日报》及其它一些报刊杂志上陆陆续续读到了王瑞娴的一些散文。我私下认为:她的散文生活气息浓厚,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同时也渲染着对现实世界形而上的哲学思辩,其语言特色和精神指向都受益于她在诗歌领域内的探索。
因此,在有些时候,我曾笑言:瑞娴的诗歌造诣高于她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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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瑞娴和她的诗歌,真正的了解是在今年5月份之后,她应我之邀主持编辑《诸城文艺》散文栏目。瑞娴对散文的选稿极为严谨,对不满意的文章及时提出公允的建议,就像她的为人那样坦坦荡荡,对文学圈子里的朋友的作品优劣得失毫不讳言,亦毫不偏颇。有时因为观点不一,朋友们和她争论得极为激烈,我想这种争论的氛围在诸城市还是极为可贵的——纯粹的讨论,与“文人相轻”无关。
这期间,我阅读了她相当数量的诗歌。
她的诗歌和当下诗界充斥的许多怪异的诗歌迥然不同,在把握了一定语感、语境的背景下,她更坚定地抓住了“文以载道”的优良传统。正如她自己所要求的那样,她“从不让自己的诗歌披上花花绿绿的外衣,没有思想的果实不过是植物的秕子”,她追求诗歌语言的凝炼,情感的真实,意蕴的厚重和博大。她期待读者“能从一片树叶纤细的脉络里看到血液汹涌的奔流,从一滴露水间看到日出日落”。这让我想到一个诗人的写作,能否在日常生活中敏感地捕捉住现实和历史中能够象征永恒的东西(事物或者感觉),将它们从容地嵌入自己的语言中,这是一个最困扰人的课题。这一类诗歌的意义之一就是:诗人身处当下的现实生活里,他看见并说出了这一切,无论他的语言感觉如何,在“个人”的意义上,他为自己的时代“立言”,对所有进入自觉写作的诗人来说,应该意识到:如果不是我,会有另一个人,来到这里,试图理解(记录)他所处的时代。在这里,“理解”,代表了人类精神文化系统中最最敏锐的行为:一个诗人的独立写作。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瑞娴的诗在思想内涵上已经有意识地去表达、揭示她个人所理解的时代。
例如,她写在世俗的惯性中生活的女性:“每座老屋都留有一个烟囱/让她们一日三次地朝天空呼吸/在天空的巨壳下面/她们背负着老屋/如蜗牛,如蛹中之蝶/一次次艰难地蜕变/直到成为一具空壳”(《老屋》),她写对生存观念的反思和对自身使命的确认,同时,也属于个人对生命意义的承担:父亲我不知你向我讨要什么/但我知道我该偿还什么/无数的鸟们翻飞着叼走树种/岁岁年年 会有新的树长大/新的树被伐倒/站着让鸟们在上面做巢/倒下 横陈为一条道路”(《手》),对“生我养我”的土地即爱亦痛:“红土地裸露着嶙峋瘦骨/大得无边无际/却贫脊得养不活一朵野花。”(《途经红土地》)对“母语文化”的感知和对“根”的执着:母亲当你的乳汁/都化为我们的血液之后/你的坟丘如一只孤独的乳房/哺育着四面八方我们流浪的根。(《致母亲》)
瑞娴的爱情诗写的不多,极少的几首,已超越了个人心灵深处所理解的悲欢离合,上升到普遍意义上的无奈和伤情,读来感人之余心绪亦久久难以平静:一代代就这么去了/一场场戏就这么散了/而你呀/你将在哪场人生的哪个渡口/苦等我千年不遇的轮回。(《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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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固执地相信,许多人对诗歌的写作缘于灵魂的指引。但他的诗歌能否获得精神的能量,坚实得足以承受历史的验证,仅仅出于灵魂的指引还不够。几乎每一个诗人内心的愿望都崇尚精神的澄明和诗意的广阔,在这里,“诗意的广阔”所指的正是遵从心灵的真实,寻求意蕴的厚重和博大,在现实生活中,保持个体些许“乌托邦”意味的同时,深入时代,呈现广泛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诗人的处境往往陷入两难:渴望把内心的真实完美地表达,而语言又是有局限性的,语言与心灵永远保持着距离,距离拉得越短、越近,就越能体现现代诗歌及诗人存在的价值。对这种距离的突破,考验着诗人对语言的选择和操纵(同时,语言也在选择和操纵着诗人自身),让词语处于某些尖锐的位置,才能让这些位置组成的合力指向可能的博大和广阔。
由此,我发现以瑞娴目前对现代诗歌的把握和理解,完全可以将“距离”再继续拉短、拉近。一个诗人最终完成他自己,是在变化中的完成,是永远在路上的行走。当然,难以幸免:他必须时刻走在语言的锋刃上,这么做是艰难和危险的,但不这么做将更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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