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中篇小说选刊》明年第一期之约写的一个创作谈：
有时候我怕写小说。
早在我当乡下教师的时候，以一个我尊敬的同事为原型写了个中篇发在《清明》上，里面以调侃的口吻写到主人公的隔壁住了一个青年作家，没想到几个月后学校调整住房，我真的成了那位同事的邻居。
这当然是巧合。但后来我还写了两篇小说，一篇捕风捉影地写了一个乡下姑娘爱上她姐夫，一篇写一个少女因恐惧某种家族病而自杀。让我惊讶的是，那篇捕风捉影的小说的原型，其后来的命运几乎跟我的小说一模一样。而那个恐惧于家族病的少女，后来真的自杀了，像小说里一样，离家族病发作的时间至少还有20年。这使得我有一段时间，写得疑神疑鬼，怕自己的文字给生活带来什么阴影或灾难。
然而作家并不能阻止这样的灾难发生。几年前，有件事在网上广为传播，一个据说早在多年前就被人杀死的人忽然在村子里出现，而被公安部门认定的凶手早已被枪毙。原来当时公安机关为了限时破案动用了刑讯逼供。这样的故事，媒体已经曝光得够彻底了，没有曝光的部分，公众也可想而知。作家再去写，自然没什么意义。偶尔动念头，想，万一要写，可写案件曝光后，一个当年经办此案的小警察，承受不住来自上级部门的神秘压力而自杀，或许还有点意思。没想到几天后，报纸上真的爆出了这样的消息。
我不禁背脊发凉。似乎为自己洞悉了某种秘密而不安。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人们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很希望自己是贾宝玉或林黛玉，在读《水浒传》的时候，也很希望自己是林冲武松鲁智深等英雄好汉。而读现代小说，谁也不愿意自己是阿Q孔乙己或包法利夫人拉斯科尔尼科夫。但实际上，我们恰恰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或许这就是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的区别。古典小说里的人物人人想效仿，现代小说里的人物却人人唯恐避之不及。
是不是可以说，现代小说揭示的是人们不敢面对的部分？
这两年，我似乎眼睁睁看着我的一些人物，从极平常琐细的事情里起身，然后不知不觉、在一股莫名力量的推动下自相矛盾，首尾难顾，被卷进了某种悖论。我没办法改变他们。就像我没法改变生活的逻辑。
我似乎在试图找出那种逻辑。那根生活的神经。
我以为，洞悉了这种逻辑，也就洞悉了人物的内心，洞悉了现实和命运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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