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从事台湾文学研究的人，多数是文学史家或批评家，他们凭借宏阔的史观与敏锐的感知力为台湾文学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但显见的是，台湾与大陆的文学流向是稍有不同的。当90年代大陆文学正为书写对象刻意寻求意义的时候，独与统、蓝与绿、左与右、本土化与全球化、现代性与殖民性、国族与性别等沉甸甸的话题，已几近将台湾智识界逼入冲突、分裂的临界点。甚至可以说，一些西学观念于大陆可能是理论的炫目旅行，在台湾则完全是现实处境、生命经验跨洋隔代离奇的验证与呼应。因此，研究者只有能从“后现代台湾”、“本土台湾”、“民主台湾”、“本土左翼台湾”、“新殖民地·依附性独占资本主义的台湾”等纷繁的话语中成功突围后，方敢忐忑地为文学台湾把脉，尝试切中问题与症结。朱立立、刘小新是活跃于理论界的青年学者，从他们的视野中透视文学台湾，自然呈现出有别于纯粹文学史家与批评家的另一番景象。我将他们的台湾书写界定为“智性言说”就是以此为基点的。
这一智性言说主要从两个层面介入：一是以发现的眼光对一些颇有影响，但大陆漠然待之的文本进行细读；二是以批判性解读为基础，完成对近二十年台湾文艺思潮的历时性梳理。全书也是从这两个层面予以结构的，上编是“近20年台湾的文学创作”，下编则注目于“近20年台湾的文艺思潮”。上编的文本细读突出地显示了研究者敏锐的洞察力。哪些作家值得研究？他们的哪些文本值得进一步阐发？在近二十年的台湾文学场域中，某一作家及文本又与系统构成怎样的复杂互动？具体评论的精彩程度无疑与这些问题的解答形成正相关。著作第一章谈论的是王文兴，并重点解读他的长篇小说《背海的人》。显然，对于许多大陆读者甚至研究者，这些都是陌生的。人们熟悉白先勇，但对他的“同党”出示了不公正的遗忘。朱立立与刘小新的论述在此显示了独特的穿透力，他们将《背海的人》放在汉语现代派文学凋零的背景下进行审视，去探究台湾现代派小说的文化政治及其在中国现代主义脉络中的独异价值，并借此窥探台湾现代派文学叙事策略与范式的转换。对李永平《海东青》的评述也是如此。因浓得化不开且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得这部作品饱受冷遇。两位青年学者却赋予了这部作品非同寻常的意义：讨论20世纪90年代的汉语文学，忽略了鸿篇巨制《海东青》是令人遗憾的。他们认为，文本中隐含的国族想象与身份迷思，以及以语言形式深深铭刻的解殖意义上的文化身份焦虑和原我文化保护意识，见证了华人知识分子20世纪精神漂泊之路的漫长与艰难。这种解读至少暗示，已有的忽略与小说背后隐喻的晦涩难解有关，其意义的彰显有待如是智性眼光之烛照。
这种发现的眼光还体现在对作家局限性的精准把握上。台湾女作家李昂将激进的女性主义意识与历史政治认同融为一体，展现了女性宏大叙事的勃勃生机。这颇得评论界的首肯与赞扬。《思潮》一书在附和的同时预留了必要的清醒：李昂的本土意识一方面是台湾文学乡土精神的延续，同时又是一种变异与断裂，可演变为一种偏执的意识形态。当爱与包容匮乏的仇恨政治学占据过多的文学空间时，很难想象会诞生出大格局、大气度、真正富有人类关怀和悲悯意识的文学。这种提醒无疑对其他具有浓烈本土意识的台湾作家有着类似的意义。 对权威评论的有效修正也为《思潮》一书增色不少。王德威在汉语文学界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但他的部分评论拘于特定视角也会留下一些盲点。比如针对朱天文的《柴师父》，王德威认为：这篇作品讲腐朽老人盼望青春女体的故事，极其肉感也极其伤感，胡兰成大书特书的江山日月、王道正气，终于九九还原，尽行流落到张爱玲式的，猥琐荒凉的市井欲望中。《思潮》一书则探测到了“儿子他们娘”与女孩神貌相似的细节，来为这一暧昧关系的合理性张本。由此，小说中的情爱并无王德威所谓之“猥琐”，反倒有一种催人泪下的苍凉、深情与温暖。类似这种颠覆权威观念的精到细读在书中并不少见。
《思潮·下编》是以近20年来台湾的文艺思潮为中心展开论述的，而批判性解读构成这一论述的基本前提。既有研究首先被纳入这种批判性视域。比如王岳川在谈到台湾后学研究时就认为其基本局限于学术圈内，并且没有有效地转化为思想方法，因此对整个社会影响甚微。《思潮》一书则认为，后现代主义在台湾的兴起正处“解严”前后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从表面上看，它是再一次的“西风东渐”事件，但从根本上，它却微妙而深刻地嵌入到这个结构性的权力系统和意识形态即将产生剧烈变动的历史之中。在瓦解总体论思维的统治和社会历史观念方面，后现代主义显然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思想工具。随后，去主体的后现代主义被追求重建主体的后殖民理论所取代，恰恰反映了台湾社会历史对理论扭曲性的强制征用。因此，王岳川针对大陆与台湾的比较论述是完全有必要颠倒过来的。当然，这种批判性解读更多的是针对台湾文艺思潮本身的。再以台湾后学为例。面对台湾后殖民与后现代主义这对概念，有许多研究者倾向于一锅煮，将它们统摄于“后学”的大概念中。朱立立、刘小新则敏锐察觉到了它们间的根本分歧。这一区别与切割策略为进一步的批判提供了前提。他们认为，后殖民理论往往被本土化为“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好用的理论工具，成为论证本土主义政治正确的马前卒。凭借这种所谓的政治优势，后殖民话语一度成为台湾人文学科中的显学，幻化为对异质性强力压制的霸权结构。对此，《思潮》一书有着难得的理论远见，它引廖炳惠为同道，呼吁后现代批评谱系之重建与再兴，以制衡与牵制这一霸权结构。
对台湾文艺思潮的整体性把握是《思潮·下编》突出的特点，也见出论述者老到的理论功力。比如对台湾左翼文学思潮的爬梳就涉及到传统左翼、后现代左翼、自由左翼等诸多流向，思路纷繁，非言说缜密者难以为之。其中有关民主左翼的论述对于大陆思想界意义尤为深远。整体而言，“下编”其实为“上编”提供了思想依托，乃智性眼光之前提；“上编”则有效稀释了后者的晦涩深奥。两编交相呼应，融为一体，协同标举了大陆台湾文学研究层次的一次完美跃升。| 欢迎光临 教师之友网 (http://jszywz.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