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关键词第十六讲话语 - 教师之友网

我们讲过了语言，为什么还要讲话语呢？语言的规则侧重在句子内部来谈论，语音、词汇、语法及其组句规律来谈论。从句法和语义研究语言，语言是一种系统的体制，从公共的社会的交流机制看语言仅是声音的和字符的结合，成为一种工具和媒介，是人们使用的公共手段，如果仅从说话人来看，言语是从语言中分裂出来的个人言说，是个人对语言系统的实现。即个人化的性格语言表述。

由此可见语义规则是句子内部制定的一种规范约束，这种功能由语法的普遍规律所约束，是一种实用意义，普遍应用于日常生活实践。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的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实用的，而且是超越了它的功能，变成一种纯意义的交流，或者具有审美作用、治疗作用。例如我们听一种语言表述，我们在茶座、沙龙里漫谈一天。语言作为一种消遣、消费。为什么？语言受制于两方面：一指语言发生的态度；二指语言发出的各种规则，它的社会性与集体性。考察一种语言的历史形成及它组成的各种规则，而形成某一特定的话语模型及这个话语系统如何成为一种方法。

或者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运用。它可以建构一种社会实体，也可以构成一种社会关系，还可以指定一套社会规则，例如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体系便构成一套特殊的话语系统，各种红头文件，不同的任免通知，还有各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口号。以权力为核心的构成了各种等级关系。省部 → 厅局 → 县处 → 科长，以职务确定其身份关系，同时又通过警察、法院、行政纪律给出各种惩戒规则。话语的规范即人的规范约束。

话语自身是一种实践，它与文本相互作用，文本生产一般都会超越语言学要求，按各种文类体式规则进行，文本表明也是生产话语的，记录话语发生的踪迹，这种发生话语一方面是人的谈话的理性组织，（类型话语，病人谈话精神分析，犯人谈话审讯记录，领导谈话权力变更，恋人谈话审美心理），另一方面话语发生的感性身体的活动，这点尤为注意，话语具有信息的要素，话语在无意中暗示某种视角，语言形象，历史话语，某事件的特殊隐秘……总之话语实践活动是语言自己生成的展示，同时又是自身的说明性与解释性，表明还有一种元话语隐性地存在。

我们把《古斯特少尉》看成一个文本构成，小说记录了一个少尉内心冲突的话语，这个话语让我们看到了施尼茨勒时代的中产阶级形成的话语构成，个人把捍卫自己的荣誉看得比自身的生命还重要，哈伯茨瓦纳面包师的羞辱没人能知，但古斯特仍然以自杀而捍卫，中产阶级人格形成时，尊严是首位的，偶然使叙述序列出现了转换关系，面包师是因中风而死的，于是古斯特内在矛盾放释了，自我重新获得快乐。没有自杀，重新认知了自我。这个预备役少尉的话语是在社会实践中构成的自我，透露的话语信息则是中产阶级的人格建构状态。注意这又是那个时代精神分析的话语类型的展示，止于施尼茨勒已经初具话语模型，表明中产阶级意识的自我具有了反思精神，说到文本的语言分析，这可以视为精神分析的一个范本，古斯特总是在话语的不断质询中完成的，注意这个故事仅是一次话语起因，是语言性的，所谓侮辱也是语言性的，中产阶级被指责为傻瓜，内心话语总在反复诠释解说，表明语言的尊严关乎家族、社会、个人，是一个符号标记。过去我们一直怀疑这个文本构成的基础是虚假的，不能因为一次口角，仅为一次身体的改装而构成自杀事件，太夸张了。今天看来我们把话语的社会性实践看成中产阶级是如何建立自身的价值规范，这个文本话语便有其典型的代表性了。话语分析的核心就是要研究话语如何在一定的时代语境里构成的。由此可见话语是一定社会性的变化和文化价值建构的重要标志。一个行为，一句言语，一次事件我们全部看成为文本，看成不是时间、行为、语言自身，而要看成其话语是如何构成的，那么话语便直抵社会时代与个人灵魂的核心。

《古斯特少尉》从文本来说它是一个精神分析文本，中产阶级人格形成时的心态与精神性质，从话语实践看，中产阶级如何从灵魂到肉体阐述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从社会实践看，话语信息表达了那个时代中产阶级人格构成的内在复杂性，在平淡无奇的话语背后是一套中产阶级话语的构成。因此话语不能仅视为语言本身的句子和单纯的修辞，而应该看到话语体现了一种语言使用的特殊方式，（包含信息）还应该看成使用视觉、声音、潜意识形象及他如何构成其象征性形式的特定方法之中。这样话语便不仅仅是描述某时代的社会特征，实体及关系，话语直接建构了那个社会时代的实体，成为社会性结构与关系必不可少的元素。

话语建构有社会的规则，有个性心理的习俗，还有各种不得已的联系因素，它可能是约定俗称，但作为控制性话语规则一定会具有强制性，因此我们又可看话语作为一种权力结构，话语显在的是和社会关系、权力的互动，这可以视为一种辩证法，话语可以作为社会现实的深层反映，也可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与规范的表述，社会生产话语，话语又构成社会体系。这就不难理解话语本身是社会结构生成的并接受其限制，还受制约于社会等级、集团等关系的影响。也就是说社会制作话语源于社会建构中各层次的功能，如教育、法律、道德、宗教、地域风俗，表明了话语产生均有一套相关的技术手段和某种话语产生必须服从某专业的知识规范，话语并非随心所欲地生成的，它是生产性的，也是创造性的，最后是什么样的话语的生成产生的作用和效果正好相反，积极的建构产生反作用，压制性建构却又产生积极作用，这也许就是黑格尔的历史的诡计论。

话语策略的产生首要的是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实践，是作为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生产物。意识形态身体就是各种话语策略的集合，作为意识形态策略的话语建构它是从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权力出发，标立许多权力词语，维护一种政治观念，培植一种有利于集团权力，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反过来社会，政治，阶级，权力的一切表述形式又都凝结成一套形态意识话语，不仅是权力斗争的场所，也是话语生成的场所，它又是权力斗争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话语的实践便是孕育知识和利用了那些特殊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习俗。这是话语生成的焦点，也是话语实践的社会语境中最重要的焦点。

一，无论是说话人的言说，还是对话人的双向交流，语言是一个基本出发点。那么我们必须找到语言如何作为主体的，无论是外部言说还是内在心灵知觉的语言，语言都会在行为中找到它的根源性特征：我说，我是，我做之中的“我”是语言性的主体，语言形成的“我”作为主体决定了自我认知的存在，典型如我思故我在（笛卡尔），我快乐，我痛苦，我饿（休谟），我感知的自我，“我”及我的主体性都是用语言形式表述出来的。这表明了主体化经历与语言形式认知经历是处于同步的。自然语言的主体一方面自述介绍，一方面通过对话关系而构设，这种语言只要进入陈述主体性就显现出来。而人的言语活动是在社会语境与文化限定的基础上建构的，这个言语活动每个人都会以自我显现为视角来展示的。因此说话者主体就是言语的主体。表明语言主体性和人的主体性经历是同源的。

二，语言总是在陈述中，我和身体，属性，我的行为与交往，我言说一切人和事物的运动状态，语言作为始发者，它由词语所展示，由规则所集结，所以话语总是以它说完为止才能判断，话语进入陈述必定有起始 → 行为过程 → 结果。“通过言说”达到一种目的，语言上有一个结果，分为所言说的内容与说话的方式。这个陈述过程分别有陈述之内与陈述之外，通过陈述行为连接陈述的各个方面。因此陈述行为是主要的优先的，通过陈述可以参照任何事实反射映现它物，它之间，或者自身。

言语仅能建构私人话语，除非她通过霸权，否则它只是个性的非规范的，个体只能根据他所希望的发言表示自身的意图和预测，它不能是公共大众的，所以它禁不起系统研究。话语极为重要的它是一种社会实践，因此话语的内部纠结着社会意义的构成，纠结着各种社会变量的相互关系，人的作用也是在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而达到目的。

米歇尔·福柯确立了话语分析的抽象方法。在知识考古学时期他的重点是，探讨知识领域的规则是如何建构的并分析其话语类型。在谱系学时期他的重点是，考察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在伦理学时期他的重点是，个体应该如何建构自身，使他的行为作为一个道德之体。福柯的特点是始终把话语作为认知和分析的知识对象，分析语义是如何构成的，其话语的结构规则源于何。

福柯的话语理论不是针对话语是什么，话语是如何组成的。他的视角延伸到话语形成的背后，考察其话语构成的各种可能性条件，探索其话语建构的规则是如何形成的。这就让我们把话语分成两个块面来认知：第一，话语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重视文本的语言分析。第二，话语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什么？为什么是它制约构成了话语？话语是规则形成的，那么我们的核心是研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依照什么而产生的。这里重视的是抽象方法之后的规则分析。我们针对文本时，话语是已经形成的实体，我们有具体可感的语言作为参照系，这时的话语分析是具体的。如果我们针对的是话语规则因何而形成，为什么是此规则而不是彼规则，那么我们必须建立一套话语是如何形成的假定性原则，我们猜想这些话语建构的原则是这样的。这样，福柯便有了话语形成的四个假定。

第一个假定，在我们看来最有可能和最容易证明的是：如果分散在时间中的不同形式的陈述只参照同一对象的话，它们便形成一个整体。以精神病为例，精神病的这个对象单位不能使整体个体化也不能在陈述之间建立某种描述与实在的关系，因为精神病的个体表征并不完全一样。我们只能对精神病进行描述，分割、解释之后再确定，指出精神病多种多样的对应性关系然后再判断，我以精神病名义把应该看成精神病的谈话与现象连接起来，这样话语便构成了陈述群，被说出来的东西构成整体。当然这个陈述群中的整体并非只有唯一的一成不变的对象，（是对应的特征的一致性）于是我们可以肯定17世纪，19世纪，21世纪的特征所言的精神病话语，作陈述的对应物所指的对象是不一样的，这里的个体人物当然不一样，重要的是指精神病这一对象是不同的。这种疾病已经在不同时代悄然改变了，此处提到的和彼处的精神病是不一样的。根本不存在关于精神病话语的统一有效的陈述整体的单位。关于精神病的话语单位并不建立在“精神病”这个对象存在的基础上，而是对象出现在既定时期中成为可能的那些规则所起的作用，这些规则显然是治疗、护理的规约、处方、被限制的对象、医疗手段与器具作为规范，是这些规则根据不同对象而转变。这造成了精神病在时间、空间上的间断，不连续，是具体的个性的东西确定了陈述整体，病例个案是分散的，我们找出的是它们的分布规律。这些现象确定了精神病的存在。

第二个假定：在陈述之间确定关系群，找出它们的形式和连贯类型。19世纪医学不是由它对象的标志或概念显示的，而是由某种风格和陈述行为稳定特征表明的，医学不是传统的治疗方法整体构成，而是由一个人认识体构成：对事物具有同样的观察，感觉范围，根据身体的可见空间，病理事实具有同样的分析，根据人们所说的东西，所感的东西做出同样的记录序列而构成一个描述整体，这一切构成医学话语之一。我们得承认这些话语会随时空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医学话语不是陈述的某种确定形式，而是那些描述成为可能的那些规则的整体、器械、观察、实验、记录、统计、人口、流行病、治疗处方、规章制度，那些特征共同确定了关于疾病的话语。正是这些分散的和异质的陈述并存，支配着它们的分布序列，它们相互依靠支撑点，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方式，它们之间的承接、转换、换位、变形、替代、游戏，决定了一套现代医学的话语。

第三个假定：我们能不能在确立于陈述群中起作用的那些持久、一致的概念系统的同时，又建立起陈述群？古典时代确立了一批持久有效的概念，而且这些概念被视为句子普遍有效的形式标准，主语概念被纳入名词的普遍有效之中，动词概念应用逻辑判断使用，词的概念被确立为表达的符号。很快我们发现任何概念在时空变化中它的内涵会发生变化。概念派生总是异质的，前后总会造成整体的不一致。这表明语法现象仅是表面上的一致状态，严格意义上讲，陈述，分析，描述，包括原则和结果，一系列推断的整体都是虚假单位。（仅仅是近似的）如此我们便不需要对所有概念严加详察分析，不必从一个概念去分析另一个概念，而是去讨论概念的出现、分布、扩散的现象与作用去分析。

第四个假定：描述它们的连贯，阐述它们表现出来的统一形式：主题的同一性和持久性，就必须重新组合陈述。因为旧的陈述仅适合旧的概念与现象。例如我们不能把布封的《自然史》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构成统一的生物进化主题来讨论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位。某个主题假定的东西总比人们所知道的东西更多，而我们要求把这些主题性知识转变为话语知识，我们的话语状态就会出现问题，因为它们绝不是同一个东西。18世纪的进化论思想确定在物种的亲缘关系上，它一开始便形成了规定的连续体，而且是在时间流之中而逐渐形成。19世纪进化论的主题则很少涉及物种的连续因素的构成，更多的描述不连续群和分析各组成部分都连贯的有机体和一个为其提供实际生活条件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方式。主题仅是一个但却是以两种类型的话语作为基点。（参见《知识考古学》，福柯著，三联书店出版）

话语是从概念开始的，我们得承认历史给我们传承了无数话语概念，我们照单沿用，可是话语概念随时空变化是不停转义的，甚至变得与始初含义相反。因此我们不能把历史视为一个连续性的统一体，话语概念经历了断裂、重组、极限、序列、界限、转换、不连续性、变异，这不是一个话语概念的沿革问题，而是一个理论问题。

面对话语我们要采用新的态度，首先是否定，其次是分析，最后是重组。某一概念在能指上，职能上都是明确的，可这一连续性主题不断显示出它不同的内容，例如“自我”（self）在笛卡尔、休谟、米德那儿分别指向不同：理性的二元论自我观、感性的一元论自我观、社会实践中建构的意识形态自我观，而古典的自我认知却是一个自我怀疑的主体，神成为控制人类的主体，于是自我的话语不仅是话语内涵不一样，它的构成规则也不一样，传统的认知并不是要建立一个传统的知识学框架与体系，而是要提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新事物就是从旧事物的常态中区分出来的。古代德尔菲神庙挂着铭文：认识你自己。这是神的启示，神告诉你，你，客体主体化，世人有自我。你是自我的暗示。自我在古典时代虽作为怀疑的主体，但仍有其有效性，在怀疑自我的过程中重新质疑，反思，于是便产生：我思故我在的现代自我观。我们建立起源、开始、进化、发展、演进等概念时，按福柯意见就得把一系列分散的事件重新组合起来，把它们同唯一的和统一的构成原则联系起来，（例如进化论，事物总是发展的观念，时间总是向前推进的）。将这些概念置于生命榜样的力量之下（生命适应的游戏，它的创新能力，它的各种不同成分连续对应关系，它的同化与交换序列），使人们在每个起始之刻，着手发现一种一致性的原则和某种未来单位的雏形，而且一直在起作用，却从来就不是既定的起源和终结之间的始终的可逆的关联来控制时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生物进化观仅仅理解为时间性的，而是某种建构话语的原则在起作用。

在福柯看来话语分析不等于语言分析，话语也不等于语言。语言分析是在句子之内的语音，词汇，语法的结构安排，讨论句子内部的组合，配置，选择，是句子的变化。话语则是在句子之间，超出句子之上的语段，讨论的是语言陈述问题，语言陈述所涉及到的序列，还有每个序列的规则。话语分析不是要说你什么样的句子是可能的，是符合语法规则的，而是要从社会历史语境的角度，具体说明变化着的话语结构，说明其规则系统何以构成，它使得某些陈述而不是别的陈述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环境得以成立。

4，策略结构的规则，话语之间相互转换提供的是可能性，并非所有的策略都能真正实现。医学、法律、经济学、生物等话语导致某些特定的概念组织，对象聚合，陈述类型的出现，它们根据自身的一致性、严密性、稳定性构成一些理论或主题。这种构成按惯例可称之为“策略”，是这种策略结构的规则决定了哪种可能得以实现，可能的策略存在着互为话语的限制和非话语的限制，而话语规则是由这些限制性的结合而构成的。

福柯的话语理论，早期是讨论知识与真理是如何建构的，各种类型话语是如何按规则建构的，特别是那些反常类型的话语建构，因而他研究的是法院、医学、疯狂、监狱、惩罚等范畴。当他由考古学向谱系学转移时，他把知识体系和真理体系归结为可理解的话语规则，这些规则是自主的，在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之间关系显然由这些规则所调节。随后他发展了一套现代社会权力观的话语研究，现代权力用显微技术自下而上观，发现它产生于监狱、医院、学校这样一类的惩戒机构里，表明现代社会权力特性与边缘人口问题链接在一起，话语和权力结盟的二重性，权力技术在生产出来的知识上得以发展，指现代科学技、技术与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现存权力有密切联系。因而现代权力可以称之为：生物权力。指生活机制带入明确的计算领域之中，使知识和权力成为社会生活转型的代言人。

这表明话语与权力置于社会实践中的中心位置并播散在日常生活领域里，由客观的政治经济观察进入日常生活的微观分析，正好启发了德勒兹和鲍德里亚尔的欲望微观分析与政治微观分析。话语是日常熟视无睹的语言片断组织起来的，但它的背后是由规则制约的，当今之世权力已经暗合在日常生活的社会实践之中，因此权力弥散浸透在所有社会性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这使我们看得到今天的日常是由权力、话语、欲望相结合的生活状态，说白了我们生活实践是这样一种社会实践，是一种权力，话语，欲望相结合的实践，权力的代码是政治，话语的代码是知识，欲望的代码是身体，因此我们又可以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又是政治、身体、知识的微观实践，只有这种进入了日常生活的政治、文化、知识、技术、身体才是人们可以容忍的，它是现代意识形态、价值观、知识体系通过现代科技进入审美范畴，变成图像与声音，变成诱惑与劝导，在21世纪它变成了一种新的汇聚与方式，成为人们身体的后殖民情感，或者刺激成一种反向审美暴力，进入人们身体的欲望世界，正是这种审美化的暴力与霸权掩盖了权力的社会性本质的一面，就像毒品一样是人们欢迎被毒害，这样权力和话语便成功地掩盖了自身机制的功能与作用，一定意义上又成为人们所幻觉的东西。这时权力与话语又变成了一种诱惑。所以权力并非借助强大有力地支配那些属于它的人的途径来否定性地发挥作用，权力是生产性的，又是劝诱性地构成他们，重组新的力量。

就文学文本而言，它们记录了话语组成背后的一切潜规则，文学的话语分析略与福柯话语不同，文学话语则是时代语言状态与日常生存的直接显示，因而他的话语规则是潜在地记录在话语背后，另一方面我们探寻文学话语的规则要特别重视文学话语中的信息分析，因为文学语言是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的特殊语言，它不是社会生成及其结构的直接显示，因此社会政治与文化构成的话语在潜规则之外，（如虚构、想像、修辞之外）话语信息显得异常复杂。

第一，确立话语分析研究的问题，我研究岳阳的鱼巷子有许多问题，有鱼的生物学种群分布，有鱼巷子人员构成，作为商品集散地渔船如何聚集的，鱼作为商品如何流散的，鱼巷子的女性比例为何居高？“一鱼养三家”。商品观念如何在生产、分配、消费的环节中建立起来的？鱼婆子中的美女为何居于深巷？鱼巷子居留的贯籍研究本土人少湖北人居多？鱼巷子仅有数家渔民而商家甚至是主导？鱼市周围市场：茶市、渔具、油榨岭食品街，街河口的物流港口，南岳坡的交通图，汴河街小吃市场。鱼巷子劳动市场，时鲜与干果产品，鱼市作为纽带其他家畜、蔬菜、城市规模化。黑社会保护费与殴斗，湖区疾病传播……其方法可以宏观调查,如一次移民，一次湖上灾难性事件，某次大火等，也可以就一次微观的二人对话：鱼民之间、夫妻之间、买卖之间，社会本身作为对象，参予者作为对象，鱼巷子改造作为对象，2012年十月间洞庭湖江豚无端死亡了几条。于是产生了抢救“水下大熊猫”生物保护活动。继而影响真个长江的江豚保护，发展为一次全国性事件。话语就一主题作为分论点，汇合众多主题，把湖上与陆地，鱼民和市民，鱼巷子居民之间对鱼业事实、态度、鱼被贩卖的过程，宰杀鱼的工具作为一个整体考察，鱼巷子内的话语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一建构的始初，发展，繁盛，衰落其原因是什么？我们获得了什么？

第二，以何种样本为例。我们可以采访一条渔船的历史从湖上鱼具说起，也可以从鱼巷子的管理，渔政作为机构维持整个鱼巷子正常秩序。找到渔政管理档案文件，总之我们求取大量的鱼巷子历史资料、文本的、录音的、访谈的、照像、摄像的，尽量求取当事人的回忆与文本资料，把所有文本材料录入电脑进行序号编码，可以从事年度比较，人物比较，渔船比较，大事件比较，也可以仅取日常性一次事件，考察事发原因，经过，结果，事件反响，特别是历史上偶然的一次报道，或者民俗中的一次仪式，开市，开湖，开宰仪式，婚姻，生育，丧葬的仪式，这些仪式遵循一些什么规则。我们可以来选一次鱼业冲突，码头事件，或者黑社会争抢地盘，不仅仅是考察事件始末，主要的是事件的性质，引起的原因，有社会政治的，有居民伦理的，有水上岸上各方关系协调的，也有各行事件行为的，平息一次时间，回忆记录，判决结论等。

第三，访谈与证词。访谈证明了你介入的程度，假定与参与者的一致程度，从访谈发现真象，现实是分层解释的距离最近的是浅层表象，最远的则是深层表象，不同时间段的比较而获得真象深度。这种访谈一是现象访谈，了解客观日常情状。二是问题访谈，就一次死亡探找原因，或者就鱼价不同时期的比较访谈。三是事件冲突访谈，凡有利益的地方都会有冲突会涉及到多种性质。四是访谈参予，作整个鱼巷子生存状态的参与者，切身处地，改变旁观者身份。调整观察视点，尽量寻找市场的客观性。

第四，录音与编码。录音是证明，凡录音都可能转换为文件进行编码存档。转录整理是一件冗长麻烦的事，特别注意细节的真实性。整理编码仅是把庞杂的话语压缩成易于编码，这是一个为分析作准备的阶段。日常现象是无序的，我们编码是归类。我们不能遗漏，采取的材料的价值不是一次能够全面认识的，存为历史的档案，它可作为今后发现的新材料的比对，本质的深度完全有可能被隐藏着。死材料在某个特定的机会里它能说话，因此时间、地点、当事人要有特别的准确性，历史错位了的时间，有可能在未来的编录中发现重大情况。

第五，话语分析。面对话语材料没有一个预设定的先后，根据需要由分析者确定一个秩序，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由个体到时间，由洞庭湖到岳阳楼，由一条船到一个居民，这一个多次反复阅读的过程，我们把这一切都视为硬性的文本分析，一定像一次刑事侦破一样文本不分主次重视细节，破碎，语焉不详，矛盾，毁损都是分析的重要切口，还有一些特别的话语材料，湖上气象材料，水质分析，鱼类分析，鱼巷子的湿度，居民的风湿病，关节炎，行走姿态，咳嗽、血液、呼吸，个人生活习惯，这些流逝的话语尤关重要。例如气候与温度影响人的体质、肤色，资料模式是话语分析首要的，但其中有变异与一致性的比较，另一方面要注意功能与效果，人们的行为与话语在不同时空位置功能不同，个体对鱼巷子介入程度不同效果也会不同。鱼巷子有两个特别美人：王薇紫，潘美霞。但两个人都不是鱼行里的生意人，一个是缝纫，一个是纺织的，与行业无关却在鱼巷子生活了近百年，这值得注意。可以作为特例与细节分析，其他话语可以作为一般模式分析。我们可以从居民、渔业、习惯、性别去分析一种社会心理。

第六，检测话语分析。我对鱼巷子的考量是一个学者的人类文化学、生物学的话语探索，当然还可以有新闻洞察的问题切入，还可以从渔政管理和市政改造调查，目前还有水资源的生态考察，有沿湖经济圈的开发与利用，鱼巷子拆迁重建，这涉及到每一个个体，细节到了一砖一瓦，包括鱼巷子的斜坡上的青石板地面，小巷地下水的过滤，鱼腥与血腥的扩散，每一个参与者都从不同角度规划一次这个古老的鱼巷子，这是一次全方位的鱼巷子话语检索，因此不同角度的话语资料相互比对就是一次强有力的检测。

检测技术是验证真伪与发现问题，这使得话语具有权威性，有了可应用性，有了史料价值。其一，在一系列话语中找到一致性，构成话语的一般模式，此处与彼处，此人与彼人，此时与彼时从话语实践而言会从不同角度获得映证，实践表象如此，不同角度看到的实质会是差异的。不同视角的时间，整体的一致性肯定是客观的，某个局部微观的凡人小事会增加整个话语的信任度。其二，任何话语均会有其参与者，这个参与者一定要有身份、名称、地址、涉足其事的程度。又因参与者并非一个，所以共同参与者是可以互证的，我们要特别注意生活方式的遗留痕迹，包括器物，饮食炊具，床，椅，火炉，门窗，蚊帐……每一个生活物件都留下了时代的痕迹，有时候某个生活细节的真伪可以动摇整个事件存在性质。互证是检测的一个最好办法。每个参与者位置不同，身份就不同，对时间的影响就不一样，分头谈话，轮次调查，文化方式转移，目的就是接近真相。其三，话语分析是我们今天重新考虑，阅读，重叠，疑问，求证，线索，发现，这一系列话语分析过程可以发现新问题，话语的相关分析中你会不停地追问，一个美人隐身鱼巷子半个世纪后结婚几次，无果而终，潘美霞之谜也是话语之谜，话语分析时的测验，证明，证伪都可以，但历史有永远也不可能揭开的谜，秘密在当事人参与过程的心里。新问题新启示，让我更深入找到一个隐在的话语。其四，话语提供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是生产一个新观念。是某个地方性话语成为一种全新的思想理念。我们没有创造性话语产生只能说明我们对一个存在数百年上千年的事物认识不够，这个话语一定有一个强大规则系统支持，如果他未来都不能灭亡，我们对这个话语系统的任何破坏都是犯罪。一个与水有关的鱼巷子话语我不停地反复追问。

第七，话语报告。话语分析提供的事实，话语形成的源流，就规则而言有社会的规则，显规则服从于制度体系，进入民俗心理的是潜规则，是没有任何文档的话语流传，这是隐性话语，这种显隐支撑着话语流传，或许历史从来没有一份鱼巷子的话语报告，但它的启发如同岳阳楼一样，它应该有一份话语分析的报告。我们只能用文字的方式撰写。

第八，话语应用。报告重要的是结论的部分，结论会指出其功能，作用，于是便引出了新的应用功能，从一般的生活规则，上升到水文化资源的规则，最后确定一种生物保护圈，这个规则涉及到人类生态文明的规则。文明不能随便看待一个景观的消失，一种话语的灭亡。文明应用话语，保护一种话语也就是保护人类自身。

话语似乎是个大于文本的概念，但当代人文科学更多地聚焦于文学文本，沟通文学话语的发生与研究，话语理论极大程度关涉于文学文本，它似乎是一种比文学更深刻的方法。但又是全面深刻地作用于文学，埃利亚·萨尔法蒂的话语分析便大量地采例文学话语的话语分析。英国的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便不同于福柯的抽象的方法，重视文本的方向，落实到语言的分析，特别重视互文性话语的研究，在建构社会关系中探讨自我，在文本建构社会现实中特别注意词语的意义与表达，文化隐喻。话语分析有利于我们更深层从社会与个体的视角探讨文学的发生学，文学话语从摹仿理论看，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来考量，文学话语也是在一定历史语境中探讨一定规则组成的语言系统，文学话语的形成也是一定规则的形成。

今天讨论文学也不仅是语言性的，同样也关注文学行为的微观政治与欲望，身体政治是哲学话语的，同样也是文学话语的，文学的交互影响、交流、认知、观念更多与哲学话语融合而不是与社会学心理学话语相融合。文学文本不是孤立于句子的表演而是作为文本产生在特定条件和习俗中，作为语言的表述和被理解更多地服从一定的文化规则，特别作为文化地理学与生态学的是由地方性规则构成了话语系统，简单说自文化研究以后文学也作为一种话语系统，文学并不特别高于其他所有话语作为特权的存在。

自从文本间性被提出，文学话语更趋向于跨文本的写作，互文性被视为一种文学建构其多元性的方法，各种人文科学的新思潮融入文学研究之中构成一种文学理论的新话语。文学自身的话语也是多元性地置厝于社会话语和意识形态之中呈现一种开放性姿态，文学文本被重新定义转而与其他话语整合作为一种跨文本的编织。文类与文体界限在今天的文学写作中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文学的跨学科跨文本跨文体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交叉的学科与交叉的文体使网络的文学写作成为现实，如今文学越来越多地依赖新媒体的传播，过去细读与译注的文学方法，也密切融注入文学的生产与文学的接受理论，使文学的方法变得更为综合。

文学理论过去都有庞大传统，各种流派产生巨大影响，这种系统理论被消解，形成理论的批评化，仅仅是一种理论话语，它打破了系统理论的各种界限成为自由话语，虽然文学要表达一种独特的感受与体验，是一种精英姿态，但日渐汇于了大众文化的潮流，形象被影像与声音以更精确生动的方式拍卖，读图时代的大众传媒，使得普遍的话语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精英话语和普通话语合流，使话语具有精微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大众化的普通话语成为一种消费，全球化的消费文化批量制造，复制的话语改变人类心态，话语也成了一种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