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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论自由诗的自由与规律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5-8 12:54
标题: 论自由诗的自由与规律
论自由诗的自由与规律　
苗雨时
　　
　　
自由诗是和格律诗相对而言的，它的历史没有格律诗那么久远。最早出现在西方，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第一个写自由诗的人，是美国的惠特曼。他的诗集《草叶集》，几乎全是自由诗。
　　自由体的诗在欧美兴起，不是偶然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艺术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自由体诗这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相对封建主义而言，当时的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富有生气和进取精神的时代。生产关系的变化，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冲击封建主义观念，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打破一切旧的程式，实现自由创造，就成了审美意识变革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于是，自由诗应运而生。惠特曼在《草叶集·序》中曾说：“诗人比其他的人更追随和更欢迎自由。他们是自由的声音，自由的解释”。又说：“伟大的诗人的优点不在于引人注目的文体，而在于不增不减地表达思想与事物，自由地表达诗人自己”。这不啻是一种新艺术形式的宣言。
　　请看他的《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
　　
　　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一个单一的个别的人，
　　不过要用民主的这个词，全体这个词的声音。
　　
　　我歌唱从头到脚的生理学，
　　我说不单止外貌和脑子，整个形体更值得歌吟，
　　而且，与男性平等，我也歌唱女性。
　　
　　我歌唱现代的人，
　　那情感、意向和能力-上的巨大生命，
　　他愉快，能采取合乎神圣法则的最自由的行动。
　　
　　这首诗是<草叶集)的首篇。其情感指向十分明确，那就是歌唱人——个人——现代人，赞颂他们的灵魂和肉体，自由和民主。而艺术形式，则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完全自由。
　　自由体诗传人中国，是五四时期的事。首先受惠特曼影响的是郭沫若。郭沫若之所以受惠特曼影响，一方面与他自身的艺术趣味有关，更主要是当时的时代情势使然。反对封建专制，实现人的个性解放，是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人的解放，催发了文的自觉。于是掀起了一场以白话代替文言的新文学革命。打破旧诗词格律的桎梏，实现诗体的解放，新诗就在这种历史潮流中诞生。新诗借鉴两方的艺术形式，所以初期的白话涛，一般都是自由体。经过胡适的“尝试”和—系列诗人的探索，到了郭沫若，他把“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与自由奔放的诗歌形式的创造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为新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郭沫若的《女神》，绝大部分是自由体诗。此后，虽有现代格律诗的出现，但自由涛的流脉一直没有中止，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高潮，新时期以来是又一个高潮。自由诗不能代替格律诗，但格律诗也不能代替自由诗，两者双峰并峙，或此起彼伏，共同构筑了诗歌的宏阔景观。
　　自由诗和格律诗相反，没有固定的格式和音律，在字数、行数、节奏、押韵等方面，没有—定限制，而是按照诗中思想感情的脉动和所描写事物的变化，安排诗行和分节，它的节奏是口语中的自然节奏，也有的押韵，但不十分规则。这种诗体的特点是自由灵活，变化多样，适合于表现复杂的内容和激荡的情绪。
　　例如，艾青的《太阳》：
　　
　　从远古的墓茔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它以难遮掩的光芒
　　使生命呼吸
　　使高树繁枝向它舞蹈
　　使河流带着狂歌奔向它去
　　
　　当它来时，我听见
　　冬蛰的虫蛹转动于地下
　　群众在旷场上高声说话
　　城市从远方
　　用电力和钢铁召唤它
　　
　　于是我的心胸
　　被火焰之手撕开
　　陈腐的灵魂
　　搁弃在河畔
　　我乃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
　　
　　这首诗，写太阳初升的感受和体验，从太阳照耀万物的苏生和运动，生发出对自我更生和人类更生的信念。这种思路是阔大而奔放的。与此相应，诗人情绪的表达用了散文的句式，如第一节，以一系列的介词结构作状语，先写太阳的来处，然后写它的震动和相象，最后推出主语——太阳。其实，这一节诗就是一个倒装的散文句子，并不押韵，行的排列有长有短，也不整齐，但却很好地传达了太阳升起时那种磅礴的气势和诗人昂扬的感奋。
　　自由诗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自由，它也应该有自己的规律遵循。也就是说，既自由又不自由。正是在这自由与不自由之间，体现了自由诗的本质特征，建构了自由诗的艺术空间。
　　自由诗的精神应该是自由的，开放的，天马行空，飞云坠地，纳宇宙之大，入介子之微，以心照物，洁净空明。这种自由，不论是探求人生，叩问命运，都应该既是超功利的，又是不受任何束缚的。正象惠特曼所说：“我决不多费唇舌，我决不在自己写作中使典雅、效果或新奇成了隔开我和别人的帘幕。我决不允许任何障碍，那怕是最华丽的帘幕。我想说什么，就照它的本来面目说出来。”本色，天然，这正是自由诗的内在本质，但是，它在表现时，无论意绪如何纷纭复杂，充满对立、排斥、流转、变换，都得保持一种平衡态和完整性。自由诗也不是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也应该有一定的规范，这就是它的思必须是诗之思，是一种有机的精神现象。这种规范，实际上是一种审美的升华。自由诗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它是不定型的。而这种不定型，正如郭沫若所说：“‘不定型’正是自由诗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只有不定型，表达才比较方便，情感才能本真地自然流露，不必为某种既定的格式削足适履，而使诗人的感情受到压抑和损害。但是，这种形式上的自由，也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它必须有内在的依据，即随内心的脉动而赋形。外节奏必须应和着生命的内节奏；诗的建行和排列，也要视情绪的波动变化而定，或长或短，或多或少；全诗的形式结构，也要看诗思运行的状况而采取相应的形态。
　　自由诗的自由，在语言方面还体现为散文美。也就是反对韵文的人工气和雕琢性，而追求一种语言的自然美。散文美，允许口语人诗。“口语是最散文的”。口语来自生活，具有朴素、生动、形象的特点。艾青说：“诗是以这样的语言为生命，才能丰富的”。而自由诗语言的这种本色美正是与它的精神的自由性相一致的。但是，散文美又不能散文化，口语人诗也不是完全照搬。散文化的弊病是排斥形象思维，而散文美是达到意象鲜明、诗情流畅的艺术手段。口语人诗，也要经过加工提练，剔除日常用语的混乱、芜杂、模糊的成分，而保留其清新、自然、富有表现力的特性。恰如，高尔基所说：“大众语是毛坯，加了工的是文学”。
　　艾青曾说过：“自由体的诗带有世界性的倾向”。中国的自由诗也有了几十年的历史。自由诗的初期主要受欧美的影响，但在发展中，有了一种逐渐民族化的趋势。如何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的诗歌艺术经验，使自由诗更加完善完美，真正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自由诗，使其毫无愧色地立于世界诗歌之林，是摆在当今我们诗人们面前的一个历史性的任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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