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国文教科书 - 教师之友网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课程，有“读经”，还有“中国文学”（就是后来通常简称的“国文”），规定“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十年以后，到民国二年（1913年）的“癸丑学制”，明令废止读经，“国文”便成了中小学教学本国语言文字的唯一的学科，也是最主要的一门功课。

早在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在上海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新型教科书。在废科举兴学堂成为不可阻挡的大潮的形势下，中国最早的现代编辑出版机构设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为了满足新式学堂的需要，便于1903年出版了“自由编印”的中国第一套小学《最新教科书》。1904年施行癸卯学制，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便纷纷编印出版各种中小学教科书，1905 年清朝设立“学部”管理全国教育事业，立即着手审定教材，此后的各种教科书便都加上了“学部审定”字样。1906年7月，学部设立“图书编译局”，不久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部编”小学教科书。其中的《最新国文教科书》（1——10册），蒋维乔、庄俞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自1907年6月到1911年连续出版，成为清末全国小学堂使用面最广的通用教材。

清末编辑出版的中学国文课本比小学的少，且多是讲义性质的。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吴曾琪编选）初具规模。全书五册，第一册“国朝文”，第二册金、元、明文，第三册宋文，第四册晋至唐文，第五册周秦至三国文，共选文700余篇，每篇有眉批及评述，每册有例言，综合介绍评述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源流及特色等。当时使用者最多，1911年8月印了最后一次。

此书开篇第一课的“国朝文”是《睿亲王与明史可法书》。公元1644年5月，满清的摄政王多尔衮率八旗劲旅入关，打败李自成农民军，定鼎北京，次年5月，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城，清朝大军挥戈南下，其时的南明小朝廷腐朽不堪，史可法以阁臣（俗以宰相目之）兼兵部尚书（人以‘史阁部’尊称之）身分在扬州督师，实不过凭一腔忠义守空城一座。但是史可法素以忠贞闻名天下，极负人望。多尔衮不能不先礼后兵，于是便让降清的文士写了这篇颇有名气的给史可法的信（后人们多称《致史阁部书》），认为“国朝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而非取之于明朝也”。而清兵人关，剿灭李自成农民军，是帮助明朝军民报仇雪耻，所以南明朝廷之立是为非法。并以“昔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的军事优势相胁，愿史可法“唯善人能受尽言”，“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劝令削号称藩”。课本编者给此信所加的题目，称多尔衮为睿亲王，对史可法直呼其名，并冠一个“明”字，以“大清”为“国朝”的立场非常鲜明。

史可法也回了一封更为有名的信，清朝时通称《答睿亲王书》（一般认为是侯方域属草），既对清朝“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抚辑群黎”深表感谢，更着重阐述南明福王继统之正，并以委婉之辞指明倘清兵乘人之危加兵于我，则是“以义始而以利终，贻贼人窃笑也”最后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表达了以死殉国的决心。两书都由当时的文章名家属草，各自言之成理。就文章而言，都非常出色。

有趣的是，清末国文教科书里开宗明义第一篇，选的是《国朝睿亲王致明史可法书》，要先生和学生首先记住自己是“大清的子民”。而据茅盾先生在他的《我走过的道路》中回忆，辛亥革命前他在湖州府中学堂读书时，被校长请去代课的留学日本归来的钱夏（即后来的五四文化革命钱玄同）先生给学生选讲的却偏偏是《史阁部答清摄政王书》，仅从题目来看，便和课本文章的立场针锋相对，教学的意图显然是要在学生们的心中唤起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感情。

当时知名的国文读本，还有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琴南选编的《中学国文读本》。林是古文大家，虽不懂外文，而以中国的文言转译西方小说名著170多部，在清末民初的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琴南反对白话文章，而精于古文，他选的文章多是杰作名篇，点评多能揭示为文的奥义。但是选文不大考虑学生的实际，所以只是一部好的国文选本，而非合用的中学国文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