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思潮与文言文地位的变迁 - 教师之友网

文言文是用文言写成的文学作品，在我国文学遗产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立德”、“立功”、“立言”自古被誉为“三不朽”的盛事，文章被誉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国古代传统中，知识分子通过文言文，阐发微言大义的圣贤之道，代圣贤立言，从而获得不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文言文担负着宣扬封建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重任，一直占据崇高的地位。坚持为“文”与程朱四书五经之“道”统一的桐城派因此在清代获得鼎盛发展，成为几乎统治整个文坛的力量。

但文言文的地位随着晚清政局的动荡而发生了动摇。腐朽朽没落的清王朝屡屡在对外战争中失利，天朝的大门被西方列强轰开，中国开始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但国门洞开的同时也带入西方新思想和新潮流。当时知识分子面对中国屡战屡败，沦落为殖民地的局面，普遍感到痛苦和困惑。他们开始积极吸收先进思想，并大力宣传、引导民众接受各种新思潮。

在内外交困之中，1904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推行“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依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参照日本学制，把小学教育规定为两级9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学教育为5年，开设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两门与语文教育有关的课程。其读经内容分别为：初等小学堂为《孝经》、《四书》、《礼记》节本；高等小学堂为：《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中学堂为：《左传》、《周礼》。其中国文学内容为，初等小学堂为：古歌谣及古人五言绝句；高等小学堂为：古文及古诗歌；中学堂为：经史子集及近人文集，古诗歌。从所列教学内容来看，“癸卯学制”的语文教育内容依然以儒家经典文言文为主。癸卯学制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文言文来达到所谓的“读经”、“尊孔”、“忠君”。《学务纲要》第九条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这实际上是依然试图维护封建帝制。

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增祺编《中学国文教科书》4册，被认为是新学制颁行以来最早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另外，这一阶段还出现了林纾评选的《中学国文读本》、章士钊编辑的《中学国文典》、刘法曾等评辑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等。这些教科书基本全选古文，注重阐发其中的封建道德思想。但一些代表维新思潮的时务文章（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等）和翻译的作品（如严复的《天演论》等）也已开始进入语文教科书。这预示文言文数千年岿然不动的地位已开始松动。

清政府企图通过继续鼓励学习儒家经典文言文，灌输忠君思想来维持帝制，但是这一努力随着辛亥革命爆发而破产。但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后，野心勃勃，妄图恢复帝制。与政治上的复辟行为相呼应，他在教育领域掀起尊孔读经逆流。1914年6月，袁世凯政府教育部通饬内外各学校书坊，在修身及国文教科书中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1915年2月，其教育部又颁布《特定教育纲要》，在教科书一项中规定：“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按照经书及学校程度分别讲读。”初等小学讲解《孟子》，高等小学讲读《论语》，中学应该读《礼记》、《左传》，以其避免“数千年固有道德之沦丧”。这种借助教授儒家经典文言文，为复辟帝制张目的倒行逆施行为，理所当然遭到各界进步人士的猛烈抨击。但在1919年之前，“桐城古文基本上是中学国文教育的范本”（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9页）当时的一些中学国文课本，依然是桐城派古文的天下，如1913年许国英《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和1914年谢无量《新制国文教本》都是如此。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五四先驱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猛烈攻击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旧道德，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共和、民主、科学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并演变为时代主旋律。宣扬“文道合一”封建思想的桐城派古文自然成为攻击焦点，无法逃脱口诛笔伐，被丑化为“桐城谬种”，并最终在汹涌时代浪潮中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项重要任务就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以及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映在中小学教科书上，主要体现为宣扬以白话取代文言，反对封建思想，宣扬共和、民主、科学的精神。

在五四运动先驱看来，文言与口语严重脱节，严重的言文分离和僵化的语法和句式、词汇，使文言成为少数知识分子垄断的技艺，而成为广大底层人民识字习文的拦路虎，妨碍他们接受新思想，不利于“开启民智”。此外，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代圣贤立言，人们早已将文言文和封建思想道德联系在一起。文言文俨然已成为封建旧道德的象征，种种罪恶被归诸文言文。在这种“靶垛效应”下，彻底摒弃文言文俨然成为彻底打倒封建旧道德的标志和象征。胡适赞美白话文为“活文学”，抨击文言文为“死文学”（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 年4卷4号）。陈独秀宣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1919年6卷1号）

其实，谋求用白话取代文言占课本统治地位的浪潮早在五四之前就已经涌动。1916年蔡元培、黎锦熙在北京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掀起了国语运动的潮流。1917年3月，《新青年》杂志公布蔡元培领衔的《征求会员书》，宣称“同人等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改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1919年4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会议，周作人、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议案，提出改编小学课本，主张：“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做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如今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国民学校全用国语，不杂文言；高等小学酌加文言，仍以国语为主体，‘国语’科以外，别种科目的课本，也该一致改用国语编辑。”（周作人等：《国语统一进行方法》，《教育公报》，1919 年第 9 期）

在轰轰烈烈的五四大潮冲击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在1920年1月向各省发布训令，根据全国教育联合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两个议决案，认为“体察情形，提倡国语教育实难再缓”，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并修正《国民学校令》，将有关条目中的“国文”改为“国语”。4月份又发表通告，将已审定的文言教科书分期作废，包括国语在内的各科教科书，改用语体文。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供小学使用的《新体国语教科书》开始面世，接着，又出版了《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教育部这一举措获得了时人高度评价。胡适认为“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胡适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122页）

1923 年，教育部公布了《新学制课程纲要》，被称为“壬戌学制”。在1912 年学制基础上，小学国语课程目的改为“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引起读书趣味，养成发表能力，并涵养性情，启发想像力及思想力”。初中国语课程的目的：第一，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第二，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第三，引起学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其课程纲要指出，“本科要旨在与小学国语课程衔接，由语体文（即白话文）渐进于文体文（即文言文），并为高级中学国语课程的基础”。高中国语课程的目的：第一，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第二，增加使用古书的能力。第三，继续发展语体文的技术。第四，继续练习用文言作文。这四条目的中，有两条是直接关于文言文的，而第一条中的“中国文学名著”，从胡适所列的书目来看，基本都是“整理过的古书”。从中可以看出胡适对于文言文的态度已经与五四时期有明显不同，这与胡适此阶段反思其五四时期激进的态度，以及其“整理国故”的思想逐步系统化、完整化有很大关系。

在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的基础上，1928年教育部又颁布了修订后的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从文白关系上看，《暂行课程标准》奠定了以后文白并选的语文教科书构架。其中规定，初中语文教科书中“语体文与文言文并选，语体文渐减，文言文渐增，各学年分量的比例第次为七与三，六与四，五与五”。由此可知，当时文言文在20、30年代中学课本中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与白话文分庭抗礼。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一种对文言文坚决摒弃的矫枉过正态度，认为古书页页有毒，汉字不如西方字母，甚至提出要废除汉字，实行全盘西化，这就走向了极端。以胡适为代表的具有先见的知识分子，看到不分青红皂白，将传统语言文字扫地出门，盲目崇尚欧美思想语言，全盘西化的弊端，提倡“整理国故”。这其实是试图纠正五四新文化运动大破的弊端，力图保存本国优秀文化和道德传统的举措。胡适的这种主张，在当时唤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共鸣。正如梁启超所云：“文言文行用已经两千多年。许多精深的思想、优美的文学作品皆用他来发表；所以学生应该学习他，至少也要能读他，了解他”（转引自钱基博《初中中国文学读本写目说明书》，光华大学国文系、教育系编《中学国文教学论丛》，商务印书馆， 1927年，第151页）。钱基博编《初中中国文学读本》的目的，就是“以纯粹的中国文言文学为主体，供学生精读之用”。

1923年顾颉刚等编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六册出版。此书就是在胡适指导下编写的，它“将文言文与语体文合编，第一二册语体文约占十分之七，多选生存人及明清各家之文；第三四册语文各半，文言以唐宋六朝文为最多；第五六册则文言文占十分之七，以汉魏周秦及近人谈国故之文为多。”（黎锦熙：《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师大月刊》第2期，1933年）随着年级的增高，文言文比重越来越高。这意味着五四之后不久，有识之士即已意识到保存“国学”之重要性。

二三十年代，文言文应用场合依然广泛，各种公私文牍多用文言写就。政府文告虽然加上了新式标点，但内容依旧是文言；至于报纸文体，据胡适1934年对《大公报》和《益世报》白话与文言所占版面比例的统计，“白话所占篇幅还不到百分之十八”。（胡适：《报纸文学应该完全用白话》，《大公报》，1934年1月7日）这也催生了《新体古文观止》、《新体历代骈文精华》、《文白对照尺牍》之类的大批书籍。其目的正如《新体评注历代骈文精华》编者序所言：“今者国体变更，文运陵夷，而公私函牍，以此体为尚。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此烂然者，其足久焉？不佞为后学计，既编骈文作法以问世矣，从公余暇，因就向所熟读而易学者得数十篇，以为指南之助。”（张廷华：《新体评注历代骈文精华》，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

此阶段，白话文创作和教学也暴露出很多弊端：有些白话文作家过分追求欧化语言，导致作品佶屈聱牙，甚至比文言文还难懂。同时教师和学生普遍缺少国学素养，引发一些学者产生“拯救国学”的焦虑。对于白话文和文言文，当时学者态度判然有别。何兆武回忆：“当时中央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是汪辟疆先生。新生入系，汪先生开宗明义就告诫说：‘本系力矫时弊，以古为则。’驯致我们中央大学附中的学生都被教导要做文言文。而入西南联大之后，读一年级国文，系里（系主任是朱自清先生）却规定，作文必须用白话文，不得用文言文。”（何兆武：《也谈“清华学派”》，《读书》，1997年第8期）

这种矛盾的现状终于导致30年代中期，学术界重新爆发文白之争。1934 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院教授汪懋祖发表文章，认为教育部“两次修订标准，文言文分量愈削愈少，势将驱除文言文于中学课程之外。而尽代之以白话，使十数年后，文言文绝迹，移风易俗，莫善于此矣。亦有人主张高中全用语体，以为必如是则教育普及，社会进步，不意民族意识，从此告亡”，提倡中小学生学习文言、尊孔读经，发动“中小学文言运动”。（汪懋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中小学文言运动》，《时代公论》，1934第110期、114期）汪论顿时引发了新的激烈的文白之争。在陈望道、胡愈之、叶圣陶、陈子展等的反击下，“文言复兴”的论调最终只能草草收场。

但从教育界实际情况来看，虽然10多年前教育部就明令中小学教科书除不得用文言编撰，但直到解放前，中学仍以读文言文为主，当时中学、大学的入学考试普遍使用文言。当时郭启昌在报刊上撰文说：“日前看见报上载江苏省会考试题一律用文言。现在国内各大学的考试，及考试院举办的考试，更非用文言不可。……无怪乎现在的中学生甚而小学生，你不教他文言，他还要求你教他文言。中学大学入学试验的影响于学生心理与态度，比了行政机关的一纸号令，或文人的两三篇文字，不知要大多少。”（龚启昌：《读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以后》，《时代公论》1934年第113号）

新中国建立以后，共产党亟需获得新胜于旧的历史合理性和文化先进性的证明，采用文学、教育等各种手段，将这一思想转化为人们的集体意识。因此，自古以来就有素有文以载道传统的语文教育不得不努力服务于新的意识形态，顺应讴歌新社会、新生活的时代潮流，通过教科书来论证新政权的历史合理性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如1951年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编辑大意强调：“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1956年出版的初中文学课本设有“我国的现代文学”专题，其中说：“新文学是为人民革命事业服务的。……新文学配合革命运动各个时期的任务，用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初级中学文学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222、223 页）这里的“服务”和“配合”揭示了语文教材的真实地位和作用。而在这种认识和观念支配下进行语文教材编写和教学，注定文言文将被严重边缘化，排斥在主流话语之外。

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版《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二册篇目有：《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列宁在学校里》、《解放军和老百姓》、《南进路上》等共 20 篇。仅从题目就显示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其内容都是反映革命战争和政治运动，“反映我国人民民主革命各方面的胜利，表现新中国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和知识分子等的崭新的精神面貌”。（顾振彪：《人教版1950年—1955年初中、高中课本介绍》，《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511、512页）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初、高中课本选入了大量的大跃进民歌。这些政论、社论、新民歌等使语文课几乎变成了政治课。

60年代以后，语文课更加向政治倾斜。1963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规定：“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文章，要……论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表达进步的思想和健康的感情”。文革中极左思潮泛滥，由样板戏抽象出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原则，成为一切文艺作品的评判标准。除了鲁迅作品外，古今中外大量优秀作品被划为“大毒草”，文言文自然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80、90年代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社会进入转型期。改革开放提高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但是精神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人们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空白、虚无，普遍缺乏信仰。贪污腐败和假冒伪劣产品一样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教育上，陈旧的课程内容和机械落后的教育方法，日益与社会需要脱节；应试教育不断强化，学生负担日益严重，心理问题重重，创新和实践能力严重弱化。“道德信仰危机”、“减负”、“创新精神”、“素质教育”、“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成了最时髦的口号。道德、精神和文化危机的暴露，促使人们寻求解决的方法。部分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激进的全盘西化来改造国民，解决社会问题，但是80年代末的一场动乱，宣告此路不通。全盘西化的道路行不通，促使知识分子在反思中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希望从中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90年代以来兴起的对钱钟书、陈寅恪等一大批国学大师的追崇风潮无疑有其深刻的思想背景，反映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见解。随之而来的是世纪之交，各种国学刊物和研究所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相继成立国学研究院或者国学班，多种国学刊物复刊或者创刊，古籍白话译本层出不穷，评选国学大师的运动此起彼伏，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国学热”。

其中新读经运动可以视为这一思潮的典型代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各地中小学生读经的消息就不断见诸报端。1993 年，台湾学者王财贵发起了“少儿读经”运动，据说全世界至今已有数百万儿童参加。1995年，赵朴初、冰心、曹禺、启功、夏衍等多位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出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1998年团中央、少工委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数千所学校的400多万少年儿童中开展起来。2004年，蒋庆编撰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出版，其中收录了《诗经》、《孝经》、《传习录》等近20部儒家经典，这引发了薛涌《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激烈批评（《南方周末》，2004年7月8日）。而数日后秋风在7月13日的《南方都市报》发表《现代化外衣下的蒙昧主义》，对薛文提出反批评。这场争论迅速蔓延到网络，博客中国、天涯社区、世纪沙龙以及各大新闻网站的文化频道相继开出专题或讨论读经话题。关于读经的争论迅速升温，论争规模也日渐扩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最近上海孟母堂被有关部门勒令关闭的消息再次引起社会的密切关注，在各大媒体和网络上展开了关于办学方式自由化、应该如何看待国学复兴的大讨论。孟母堂这类机构以私塾形式招收学生，以《论语》、《孟子》等经典的文言文作为教材，标志着新读经运动依然方兴未艾。此类教学机构的出现满足了社会对恢复优秀传统伦理道德的渴望，可以促使我们反思的僵化机械的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无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在上世纪末兴起的这股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推动下，文言文的地位水涨船高。有人研究90年代以来的多个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认为“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语文教学大纲，文言文教学要求表现出了‘攀升’的趋势”。（冯旭洋：《九十年代以来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文言文教学要求的演化探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2000年教育部修订的中学语文教学新大纲正式颁布施行。与已往的大纲比较，新大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提高了对古典诗词和文言文的学习要求。2001年南京考生蒋昕捷用浅近的文言文写成的《赤兔之死》居然赢得了高考作文满分，这一事件轰动全国。这个满分无疑标志着教育界权威对于文言文地位上升的充分肯定。

在教育部最近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课程性质”中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在“阅读与鉴赏”部分指出：“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并在教科书编写建议中指出：“要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教科书的选文要“富于文化内涵”。在附录的课程举例中，辟出“中华文化寻根”一节，要求“通过古代文化知识的学习，感受中华文化的辉煌多姿和源远流长，以激发爱国情怀和文化寻根的兴趣。积累历史文化知识，增加文化底蕴，并融会贯通于语文学习的全过程。关心并学习调查自己身边的文化现象，探求其历史根源和演变轨迹，讨论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个标准已经意识到语文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承载着文化。语文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一种语文，即是学习一种文化，语文学习的过程，也就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过程。同时标准还希望学生能进而讨论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体现了制订者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视野。

回顾20世纪两位著名国学大师的言论。陈寅恪认为，“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84、285页）钱穆认为：“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修订12版，第3页）要做到“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要做到“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真实之了解”，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本国的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在新的世纪踏上一条文化的坦途。纵观文言文地位，随着近一个世纪时代思潮的演变而不断跌宕起伏，似乎又有回归原点之势。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一种单纯循环，而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种有益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