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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重建思想的维度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5-12 23:21
标题: 重建思想的维度
原文地址：重建思想的维度作者：俞吾金

重建思想的维度

——俞吾金教授在岭南大讲坛的讲演

（载《社会科学报》2012，8，30）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当代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了，但这种自我意识几乎完全被消耗在make money（赚钱）的狂潮之中。与此相应的是，当代中国人正在失去自己的思想维度，即独立地、批判性地、创造性地思考问题的维度。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实际情形比我们这里说出来的更严峻。历史和事实都表明，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据说，二战后，德国人连废墟还没有清理干净，就开始重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了。在今天中国，在社会转型的痛苦的过程中，重建思想的维度难道不正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吗？

浮躁的心态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当代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状态的话，大概没有比“浮躁”这个词更合适的了。在这个意义上，贾平凹的小说《浮躁》说出了这个时代的症候。作为普遍性的精神状态，浮躁的出现和蔓延并不是偶然的。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开始积极地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沉重而厚实的国门缓慢地打开了，当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通过各种传媒展现在中国人的眼前时，中国人处于巨大的“文化震荡”（cultural shock）之中。记得当时中国的一位老人在参观西洋画展时，竟然晕倒在一幅裸体画前。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落差催生了中国人的浮躁的心态。不同的人思考的都是同一个主题，即如何利用手中和周边的资源，使自己尽快富起来，最好是一夜暴富！这种普遍浮躁的心态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表现在精神文化生活中。限于讲座的题旨，我在这里重点考察当代中国人在精神文化生活中的浮躁心态。显然，这种浮躁的心态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我在这里主要列举以下三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我称之为“修辞学的转向”（rhetorical turn）。所谓“修辞学的转向”是指人们从对精神生活本身的重视转向对表达精神生活的语言修辞方式的重视。比如，全国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急剧膨胀，学术期刊的装帧也变得越来越漂亮，学术论著和译著的范围和数量也在不断地扩大，学术奖励的名目也越来越繁多。然而，学术上的整体水平却在不断地下滑，抄袭、剽窃和造假之风越演越烈，真正原创性的论著和达到严复所倡导的“信、达、雅”标准的译著越来越少。有良知的学者抱怨世风日下，有责任心的出版者感慨“无错不成书”。尽管人们对学术腐败的现象也有所披露，但无论是大学、研究机构和其他机构，还是大部分从事思想学术研究的个人，都不得不认同并应顺这种修辞学的转向。试问，哪所大学不为自己发表的论文总数超过其他大学而欣喜若狂呢？哪位学者不在介绍自己的材料上赫然写着出版著作的数量和发表论文的数量呢？事实上，修辞学的转向本身就蕴含着对数量的崇拜，同时也蕴含着对质量的漠视。
当然，修辞学的转向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在大众传媒上，经常可以见到如下的表述方式，如“零的突破”、“超常规的发展”、“世界一流”等，简直称得上是“修辞学上的革命”(rhetorical revolution)了。总之，在以修辞学的转向为特征的时代中，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了。人们热衷于改变描述世界的语言，使它变得越来越华丽，然而，遗憾的是，世界本身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它依然故我，与华丽的修辞顽强地对峙着。
第二种现象我称之为“让《思想者》去思考”。这里所说的“思想者”是指法国雕塑家罗丹的作品《思想者》：一个体格健壮的成年男子托着下巴陷入沉思。我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人们把《思想者》的图片到处张贴，不少学术刊物把“他”印制在封一、封二上，也有不少报纸的栏目以“他”为图标，更有不少学者自诩为“思考的一代”。所有这一切造成的印象是：我们这个时代，人人都像《思想者》一样勤于思考。然而，实际情形恰恰相反。人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把自己应该承担的思考责任让渡给《思想者》：“让《思想者》去思考，我们可以解脱了。”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热衷于搬用《思想者》的图片，目的并不是唤醒每个人，让每个人都进行独立的思考，而是为了推诿自己思考的责任。他们只是想造成一种人人都在思考的假象，但实际上并不愿意做任何艰苦的思考。换言之，他们要的不是思考，而是“好像在思考”这种外观。可怜的《思想者》呀，“他”怎么也不明白，人们崇拜“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不再思考！
让我们看看现实生活吧。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哪里还能放平一张书桌；哪里还有人坐在“冷板凳”上，孜孜不倦地思考着、探索着真理？人们热衷于使用的是“资源”、“成本”、“投入”、“回扣”、“收益”、“交易”、“价位”这类话语，他们的理性已经萎缩为计算理性，而计算理性只从事两类思维活动：一是计算，即凡事不问真假，只问“投入”和“产出”；二是“算计”，即不择手段地把别人口袋里的钱算计到自己这里来。商厦里的服务员是如此准确地把握着自己微笑的时间，以至于他（她）们只笑到钱离开顾客的口袋为止。再笑下去，就是肌肉运动的浪费了。在这个独立思想和人文理想不断衰微的时代中，我们甚至找不到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这样的人物。堂·吉诃德之所挺着长矛，向全世界挑战，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文理想，即恢复骑士时代的生活方式。尽管这种生活方式已经out of date，即不再时髦，但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人。同样地，也很难再找到法国小说家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这样的人物。包法利夫人原名爱玛，当她生活在修道院中时，始终保持着她对爱情生活的一种理想化的憧憬。而当代中国的不少青年女性却把“产权房+汽车”理解为理想婚姻的最高境界。相比之下，难道不应该感到自惭形愧吗？
记得英国哲学家休谟曾经说过：习惯是人生的指南。休谟的这句名言既肯定了习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是对人们安于习惯、疏于思考的惰性的深刻批判。如前所述，尽管当代中国人自诩为“思考的一代”，但实际上他们却很少独立思考，他们只是按照习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他们来说，大脑完全是奢侈品。其实，说得难听一点，替他们量身高的时候，只要量到脖子那里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上面已经没有其他的存在物了。只要看问题注重实质而不浮光掠影的话，就会发现，与其说当代中国人是“思考的一代”，不如说他们是“好像在思考的一代”。对他们来说，罗丹的《思想者》始终只是一个道具，而不是他们内心追随的楷模。
第三种现象我称之为“对诺贝尔奖的怨恨”。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众传媒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诺贝尔奖，并对中国大陆学人至今未能获此殊荣而表示愤愤不平。其实，在一个思想如此贫乏的时代，还念念不忘诺贝尔奖，已属狂妄，还要用酸溜溜，甚至充满怨恨的语言对诺贝尔奖的评审横加指责，就未免显得荒谬可笑了。在我看来，至少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次来谈论诺贝尔奖：
第一个层次：为什么一定要去争取诺贝尔奖？法国哲学家萨特就有勇气写信给瑞典科学院，拒绝接受诺贝尔奖。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种思想的高度和识见？第二个层次：假如一定要去争取诺贝尔奖，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应该如何去争取？像祥林嫂一样，整天念叨着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就会降临吗？还是彻底忘记诺贝尔奖，退回到图书馆、实验室或书房中去，几年甚至几十年地钻研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才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在禅宗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小和尚与一个老和尚一起过河。河水暴涨，旁边有个女孩不敢过河。老和尚背着那个女孩与小和尚一起过了河。然后，老和尚放下那个女孩，与小和尚继续往前走。又走了好几里地，小和尚实在憋不住了，问老和尚：既然男女授受不亲，你怎么可以去背那个女孩呢？老和尚笑着答道：“我早已把她放下了，你还把她背在心上。”其实，诺贝尔奖就像那个女孩，虽然小和尚没有去背她，但心里一直念叨着她；反之，老和尚对那个女孩却是“背得起，也放得下”，潇洒得很。我想，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以老和尚的方式去对待诺贝尔奖呢？
中国古人也有个说法：“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意思是：与其站在河边，看着鱼在水中游来游去，幻想着如何把鱼抓上来，不如退回到自己家里，通过辛勤的劳动，编织鱼网，再设法把鱼捕捉上来。总之，浮躁心态是与无所事事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勤奋和天赋才是通向诺贝尔奖的唯一合适的道路。

无根的观念

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以浮躁、模仿和矫揉造作作为自己的基本特征，那么，更令人担忧的是，它视之为圭臬的那些思想观念也是肤浅可笑的，甚至是全无根基的。下面，我们主要列举三种影响深广的思想观念：
一是实用主义的观念。中国人思维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注重实用。今人毛泽东讲“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注重的正是一个“用”字；林彪讲“活学活用”，注重的也是一个“用”字。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崇尚的“猫论”注重的仍然是一个“用”字。事实上，中国人对实用理性的崇尚更深刻地体现在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
比如，在宗教信仰方面，中国人就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这从中国人经常挂在嘴上的谚语“无事不登三宝殿”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这里所谓“三宝”，是指佛教的佛、法、僧，所以“三宝殿”也就是指佛殿。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要去恳求佛的帮助，到佛殿里去拜佛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启示我们，信徒们“拜佛”是假，“用佛”是真。他们的信仰仍然是以实用主义，至少是实用理性作为基础的。佛教如此，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又何尝不是如此。
又如，在艺术和审美方面，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也是闻名遐迩的。就说这个“美”字，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美，甘也。从羊，从大。”人们通常说“羊大为美”。我们知道，羊是中国古人的主要食品之一，羊长得越肥硕，其味道也越是甘美。所以，中国人的“美”字源于对被食用物——羊的味觉。其实，中国人在审美的过程中说出来的最令人恐惧的感受——秀色可餐——就始源性地关联到这种味觉。所谓“秀色可餐”的含义无非是：作为审美对象的女子是那么秀美、鲜嫩，简直像可口的食品一样可以吃下去。由此可见，连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也是奠基于实用理性之上的。
再如，在哲学研究方面，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也是不可低估的。远的不去说，就拿近的来说，我从1984年留系任教以来，接到过不少学生家长的来电或来信，他们谈到哲学时总是问我：“哲学有什么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家长都是反对自己的子女来哲学系学习的，因为他们心里明白，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像哲学这样高度抽象的学问是不可能给子女带来轻松而高薪的工作的。因此，他们都鼓动自己的子女去读市场经济中十分走俏的专业，如金融、会计、法律、管理等等，而完全不顾子女对这样的专业是否有兴趣。这种越俎代庖的做法常常使家长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陷入困境。
我在回答家长们的询问时总是指出：“哲学是以‘无’作为研究对象的。乍看起来，‘无’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实际上，无用之用，是谓大用。”我说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番话源于对老子思想的领悟。比如，一只杯子，唯其中间是空无的，人们才能把茶、牛奶、咖啡或酒倒进去；再如，一个房间，唯其中间是空无的，人们才能走进去，甚至住下来。所以，老子得出了“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结论。仔细地推敲起来，老子谈论的“无”并不是什么也没有的“空无”，而是一种我称之为“看不见的有”（invisible being），这种“看不见的有”也就是空气。如果人们对哲学有兴趣的话，就会发现，老子所说的“无”与西方哲学家，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说的“无”（精神上的空虚和绝望）是有差别的。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实用理性几乎是中国人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然倾向，随着西方实用主义思潮的涌入，这种倾向变得更加触目，值得引起我们认真的反思。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实用理性有其合理的因素，因为它敌视一切抽象的学说和僵化的教条，把有用性（保存生命、延续种族）理解为最高的原则，实际上，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生生不息、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没有正确的价值理性的提升和引导，实用理性很难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很容易蜕化为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历史和实践都表明，人们在认识某些重要的真理时，需要有一种超功利的、超实用的态度，才能保持其高瞻远瞩的眼光。
二是历史主义的观念。它主要具有以下三种具体的表现形式：
其一，崇古泥古的倾向。在中国人中间，崇古倾向是根深蒂固的。如果欧洲人把古代社会描绘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那么，中国人则倾向于把中国古代社会描绘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世界。虽然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迥然各异，精彩纷呈，但在崇古、泥古这一点上，却有许多共同语言。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正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慎终追远，祖先崇拜，始终是中国人在思考一切问题时蕴含的自然倾向。就以当代中国人为例，他们一旦富起来，马上就开始修族谱，修家谱。崇古之热情，跃然纸上。
其二，对历史泡沫的兴趣。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的泡沫”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指政治斗争中的权谋、窥探隐私的热情、性和暴力的配料。所谓“政治斗争中的权谋”主要涉及历史上英明的皇帝如何驾驭大臣，睿智的大臣如何得到皇帝的赏识、大臣之间如何进行倾轧、重臣又如何运筹帷幄、功成身退等等。总之，为了达到目的，完全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把“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厚黑学”都用到政治斗争的实践中去。其实，央视“百家论坛”中的不少讲者注重的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机巧权术。所谓“窥探隐私的热情”主要涉及皇帝妃子、王公重臣、皇后公主、公子哥儿的私生活。许多历史剧和历史小说津津乐道于后宫、后院中的这类故事，甚至胡编乱造，以迎合相当一部分读者的“猎奇”心态和“窥探隐私”的热情。所谓“性和暴力的配料”涉及穿插在历史剧和历史小说中的性关系和暴力情节，其作用无非是迎合读者或观众的低级趣味，以提高票房价值。
其三，对历史实事的厌倦。这里所说的“历史实事”是指具有重大的当代意义的历史人物、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对这些与当代人生命攸关的历史实事，当代人却抱着普遍的厌倦情绪，甚至厌倦到最好把所有这些历史实事统统从自己的记忆中赶出去。比如，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值得加以认真反思的历史实事。众所周知，“大跃进”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唯意志主义的典型的表现形式，当时提出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到”等等都是明证。记忆犹新的是，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都刊登过“水稻亩产十万斤”这类报道。然而，遗憾的是，在后“大跃进”时代里，除了像李锐这样少数的学者以外，大部分学者，包括历史学家都对“大跃进”采取沉默的态度，仿佛竭力要忘记这段历史。由于反思的缺席，这种从未得到认真清算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唯意志主义一再重现。如现在有人提出的“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等等，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出“大跃进情结”的复活，而在实践上也一再重犯过去的错误，如“文革”结束后华国锋提出的“洋跃进”，就是50年代的“大跃进”的拙劣的模仿剧。
在我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对历史实事的普遍的厌倦情绪，主要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领导人还没有深切地意识到历史实事对当代中国人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这些历史实事牵扯到一些复杂的人事关系，所以遇到这样的历史实事，就像误入地雷区一样，大家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避之犹恐不及。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的引导下，票房价值高于一切，成了检验一切的标准。于是，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的历史泡沫便大受青睐，反之，与当代人的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历史实事却被边缘化了，甚至被推入到硫酸池中，化作一缕轻烟。然而，借用章诒和的话来说，往事并不如烟。
三是媚俗主义观念。所谓“媚俗意识”，就是人们缺乏批判意识，对庸俗的文化产物无条件地加以认同。比如，在今天的生活中，“跟着感觉走”已经成了人们普遍认同的审美口号。在某种意义上，人们现在持有的审美观念根本上就是一种病态的审美观念。什么东西是美的？在人们看来，一个女孩的消瘦苍白就是美的，在消瘦苍白的皮肤上再补上胭脂和口红，用人为的、外在的形式来展示她的健康和美丽。然而，这种外在的、形式上的美和健康都只具有修辞学的意义，它们并不发自机体本身。这种健康和美丽，就像贴在信封上的邮票，随时都可以被撕下来。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女性形象才是美的呢？如果我们到巴黎卢浮宫底层去看看断臂维纳斯的雕像，就会发现，体现在她身上的美乃是一种真正的健壮的美和健康的美，而绝不是在当代人中流行的那种病态的、骨感的所谓“美”。其实，这样的美就是丑。为什么？因为在这样的“美”中，不但体验不到生命的活力，反而只能感受到生命的颓废！
媚俗意识的蔓延还表现在，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既缺乏真正的批评精神，也缺乏真正有水平的批评家。众所周知，19世纪30、40年代以降，俄国的文学艺术之所以出现空前的繁荣，就是因为有一大批高瞻远瞩、眼光敏锐的批评家，如赫尔岑、别林斯基、杜勃留波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存在。事实上，没有这样伟大的批评群体，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要得到提升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在当代中国，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作者和评论家总是卑躬屈膝地去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作者、评论家和读者一起堕落。说得刻薄一点，甚至连“堕落”这个词还用不到他们的身上。因为堕落者在堕落之前必定居于高处，而他们的思想则连起码的高度都没有。所以，我们只能说他们是“污泥中的滚动”。

重建思想的基础

从上面的讨论中不难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可以说是“修辞发达、思想缺席”。顺便指出，人们一听到“时代精神”这一概念，便热血沸腾，油然而生高山仰止之感。其实，时代精神只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并不值得人们无条件地加以肯定和赞扬。在某些情况下，时代精神不但是平庸的，甚至是拙劣的。比如，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神学的精神就是时代精神的代名字，当时具有媚俗倾向的哲学家都心甘情愿地成了这种拙劣的时代精神的奴仆。事实上，当人们不幸置身于这种平庸的，甚至于拙劣的时代精神中时，他们决不应该以媚俗的态度与时代精神共舞，而应该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它，超越它，以呼唤真正的时代精神的到来。在我看来，重建思想的维度，首先需要的是重建思想的基础，而重建思想的基础至少要确立以下四种意识：
一是确立求真意识。我这里说的“求真意识”，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讲真话、追求真理、为人真诚。
先来看“讲真话”。所谓“讲真话”也就是直截了当地说出真相，即让事情按其本来面貌显现出来。正如巴金所说：“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1]乍看起来，讲真话是极容易的，人们似乎无需花费什么努力就能做到这一点，然而生活经验常常会纠正这种浮浅的看法。凡是读过安徒生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的人都会发现，讲真话是多么困难！这个故事的意味深长之处不在于一个小孩不顾人们对皇帝新装的一片赞美而道出了真相：“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而在于那些大臣和老百姓明明知道皇帝什么也没有穿，却因害怕自己被视为蠢人而说了假话，甚至连皇帝本人也是如此。这里发人深省的是：小孩因为缺乏成熟的理性才说真话，而大人则因为理性发达才说假话。多么可怕的颠倒，不讲真话竟然成了理性成熟的根本标志！
巴金的感慨是，讲真话是不容易的，可是更难做到的是不讲假话。他在《卖真货》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听人讲话，常常看他的动作，揣摩他的心思，回忆他以前讲过的话，再把它们同他现在讲的连起来，我便得出了结论：假话多于真话。老实说，从人们的嘴里，从电台的播音，从报刊的报道，从到处的广告，还有，还有……我一直在怀疑究竟有多少真话！”[2]上海的另一位文化人顾准也在他的《商城日记》（1959，10-1960，1）中痛心疾首地写道：“公开说谎，已成风气。”[3]虽然巴金和顾准言说的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然而在当今时代中，讲真话就变得轻松了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讲假话、办假事的幽灵仍然到处游荡着。
再来看“追求真理”。在人们追求的真理中，既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真理，也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真理。但不管哪一种真理，都需要用生命和鲜血去追求。然而，在当今时代，人们热衷于谈论的是利益、交易、功用和价格，真理似乎已被放逐了，即使它还存在的话，也不过是在那些无人问津的、尘封的文本里；即使真理这个词偶尔还能透进耳膜，也细小得简直就像从外星球飘过来的声音，而且多半是人们对不合时尚的迂夫子的调侃。
最后，我们再来看“为人真诚”。在当今时代，真诚逐渐从价值理性的内在命令蜕变为计算理性的交易手段。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表现出自己的“真诚”，或者是为了使对方放松警惕，无戒心地和自己交往，从而获得可观的利益；或者是为了确保自己不受他人的欺骗，从而在交住中不受损失。这是何等可怜的“真诚”呀！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不少人现身说法，表明他们以“真诚”待人得到了多少回报和好处。比如说，因为他们做生意讲究诚信，所以生意越做越大。这里的潜台词无非是：他们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才去真诚待人的。显然，对于他们来说，真诚不过是高明的赚钱手段。我们这里说的“为人真诚”，就是要回到真正的真诚上去。这种真诚源自理性的命令，它既不在现实中索取回报，也不在想象中索取回报；它既不能用金钱加以度量，也不愿意把自己还原为金钱。真诚就是真诚，它只是良知和理性的产物。
二是确立忏悔意识。在我看来，忏悔源于求真，忏悔意识可以划分为以下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个体生存之忏悔意识”，植根于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历程的反思和忏悔。显而易见，奥古斯丁、卢梭和列夫·托尔斯泰所写的《忏悔录》都属于这种忏悔意识；另一种是“群体生存之忏悔意识”，植根于一批有识之士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生命历程的反思和忏悔。
在中国人的传统中，后一种忏悔意识似乎并不匮乏，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渗透着这种忏悔意识。中国人匮乏的是前一种忏悔意识，之所以如此，因为传统中国社会作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一方面以伦理立国，缺乏普遍的宗教意识；另一方面又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启蒙的洗礼，既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也未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法，所以，以市民社会和民法为基础上的“个人”（individual）和“人格”（personality）也就无从产生。尽管古代皇帝也有颁发所谓“罪己诏”的，但这类东西大多只具有修辞学上的意义，不值得认真对待。至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退休的政府官员，虽然也热衷于撰写传记、日记、回忆录之类的东西，但很难在字里行间读出他们的忏悔意识。相反，在这类作品中，主人公总是无例外地被包装为完美的，至少是天真无邪的“少女”。如果有任何恶的意向和事件存在，那总是在主人公周围发生的，而那些主人公的崇拜者则通过所谓“技术性的处理”，竭力抹去其崇拜对象身上所有的污垢，使之成为一个圣人。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了，传记、日记和回忆录从来不描述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人物，它们只塑造神祇！在这类作品中，不要说忏悔意识，恐怕连容纳忏悔意识的空间都没有！
在这类作品中，只有极少数是例外。比如，巴金在《序跋集》跋中对自己的叙旧作了如下的评价：“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不赖账，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来。”[4]巴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说真话之四》一文中写道：“回顾我这一生，在这十年中我讲假话最多。讲假话是我自己的耻辱，即使是在说谎成为风气的时候我自己也有错误，但是逼着人讲假话的造反派应该负的责任更大。”[5]在这里，巴金勇敢地担当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在顾准的《商城日记》中，也能读到他对自己的痛切的自嘲：“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靥迎人的一套，渐渐也能习为自然，这是我气质的变化。”[6]与巴金比较起来，顾准更多地停留在另一种忏悔中。在他的日记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段落：“强迫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也是新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之方。”[7]“历史要重写的。谎话连篇，哀鸿遍野，这一段历史如何能不写？”[8]这些振聋发聩的文字启示我们，只有自觉地把个体生存之忏悔意识与群体生存之忏悔意识结合起来，才能见出一个伟大的灵魂与民族生存意义之间的本质联系。没有这样的忏悔意识，一个民族的思想维度的重建就会缺乏坚实在的基础。
三是确立法权意识。这里所说的“法权意识”实际上就是法权人格。也就是说，人不是作为只知道吃喝拉撒的自然人生活在世界上，而是作为具有强烈法律意识的独立人格生活在世界上。每个人不仅要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也要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黑格尔指出：“人格一般地包含着权利能力，并且构成抽象的从而是形式的法的概念和这种法的其本身也是抽象的基础。所以法的命令是：‘成为人，并尊敬他人为人’。”[9]在这里，黑格尔所说的“成为人”，就是从自然人成为有强烈法律意识的人，这种法律意识本身就是当代精神的核心内容。
然而，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中，触目可见的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只要打开报纸看看，就会发现：单位之间到处都是居高不下的“三角债”；个人之间的债务官司也越来越多，关于“老赖”的报道也有增无减，有时候整版的内容都是债务追索。一方面，社会上出现了所谓“讨债公司”和“讨债团”，甚至不惜运用绑架、囚禁等非法手段，迫使债务人还债。另一方面，负债的个人（在有些情况下也是单位里的“法人代表”）常常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甚至干脆逃到国外去了。公安机关不得不建立“追逃”部门来追捕这些犯罪分子。
其实，欠债还债，天经地义。汉语中的“债”字，拆开来就是“人”和“责”字，其含义不言自明，即人有责任归还自己所借的钱。如果人们普遍地匮乏“欠债还债”这样的法律意识，那么，市场经济中的日常交易行为又如何进行呢？显而易见，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极大多数人都形成自觉的法权人格，即不但熟悉法律规范，而且处处按法律规范行动时，人们之间的信任度才会大幅度提高，交易成本才会大幅度下降，市场经济才能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四是确立道德实践主体意识。只有自觉地把传统的伦理意识提升到现代的道德实践主体意识的高度上，思想维度的重建才不会迷失方向。顺便指出，不少学者谈论思想和智慧，都缺乏应有的道德前提。如果以这样的方式谈下去，思想就会蜕化为阴谋诡计，智慧就会蜕化为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孟子强调，要成为君子，“先立乎其大者”。这里所谓“大者”，如果用现代语言来表达，也就是安身立命的人生态度，而这种人生态度正是道德实践主体意识。
最后，我想引用哲学史上流传的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讲座。记得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经说过：如果指北针具有自我意识，它必定会认为，让自己固定地指向北方，正是自己自由的表现。后来，黑格尔驳斥了莱布尼茨的话，并指出：如果指北针具有自我意识，它必定会认为，让自己固定地指向北方，是对自己自由的一种束缚。而在今天，我们不可能再认同这两位哲学家的话，我们会这样说：如果指北针具有自我意识的话，它就不会甘心处于被人使用的工具性的地位上，它会把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理解为真正的自由。事实上，哲学就是对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的不懈的追求。

[1] 巴金：《真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页。

[2] 巴金：《无题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

[3] 顾准：《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4] 巴金：《真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5] 巴金：《真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

[6] 顾准：《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7] 顾准：《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8] 顾准：《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9]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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