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创造力哪里去了? 武汉学者在《文化立国-大学重建》研讨会发言 |
作者:姚国华 上传日期:2005-7-5 http://www.ghyao.net/read.asp?id=48 |
邓晓芒: 让各领域里的专家和学生见面,就某个文化、社会现实的热点发表意见,这在目前中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生跟人文几乎绝缘的情况下。我和我的一些同事们,像赵林、李工真,在武汉地区也算是以讲座闻名的。我们多次受到姚国华的邀请,其实我们的讲座就是从这里开始广泛传播的。以前武汉大学也偶尔有一点,很少,没有这样的系列讲座。要是没有姚国华强有力的操作手段。 这些讲台上给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学生在听完讲座后关心起人文学科,甚至兴趣转移到了哲学、历史、社会的研究。多年以后还有学生打电话,说听过你的讲座。这也说明我们的年轻学子在这方面有非常强烈的渴望,我们适应了社会、时代发展的需要。 姚国华这个讲座,我们当初以为搞完就搞完了,没想到多年以后他搞出这么一套书。这两本书是我给他写的序,最初看到这部书稿就很震动,这么大的视野,这么彻底的高屋建瓴的眼光,把中国大学的根本问题、国家的根本问题兜出来加以检视。 从书的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到人文讲座上各种各样议论和观点的影子,包括我们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思想,他都不拘学派、不拘领域,拿来溶入到自己的思维里。当然,他有自己一贯的思考主线。 这个主题也就是我们今天开会大家关心的。姚国华在书里面指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是惊人的,大家有目共睹,但是也形成很多严峻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一个新的焦点,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有的主张应该走西方的路,有的主张挖掘传统中好的东西。姚国华虽然赞同它们的合理部分,但他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不管是西化还是传统,都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人的处境,充分发挥中国人在民族精神里蕴藏的创造力。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传统也好,西方也好都是为当代中国人所用的。鲁迅当年也说过,你要保住传统,传统也要能够保护我们,为我们所用。当然,这不是实用主义,不是为了对目前的条件加以应付,而是据以创新、开拓。创新精神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那里有丰富的蕴涵。问题是我们说得比较多,其实重视还不够,根本是如何能够调动当代年轻人的创新精神。这涉及到很多问题,包括观念问题,体制问题,评价问题。 姚国华的书首先体现的就是这种创新的观点,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有一种突破性的眼光。特别是我欣赏他书前面的那一条条索引,都是一些有冲击力的语言,而且那么多,把大家长期封闭的思路打开,见到一线光明,读起来很过瘾。我们今天这个会其实是在姚国华的创新精神感召下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体会,尤其是教育该怎么办,还涉及到当前的社会发展,以及我们面临的道德问题,体制问题,经济问题。 张良皋: 今天的主题是:中国人的创造力为什么衰退?这个问题,很尖锐,有导向性。 你这个问题好像是中国人的创造力在衰退。中国人的智慧创造力怎么了?第一个答案是没怎么啦,照样有创造力,照样生龙活虎,到处都有成就。你硬要问: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大文豪、大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最尖端的创造?——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会冲口而出:这是文化生态的问题。 先让大家看看风景,是我在游山玩水中拍的一张风景照片,这可以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相媲美。但这里没有乔木,原因是生态都搞坏了。你在那里飞播造林,成吨的种子撒下去,却根本不能落地,灌木丛挡着,就算几颗落下去发了芽,也长不大,阳光雨露都被灌木抢去了,形成了一种灌木优势。 这好比我们这个文化界,若干年前把乔木都砍完了。我现在敢乱发议论,因为能和我较量的人大都死了,所以心里有三分把握。文化生态到了这个地步,怎样复兴,跟世界竞争,要形成一种良好的生态环境,让乔木长出来,能成林,否则永远是灌木优势。灌木也是绿的,好像还不错,比空空的好,但有缺陷。 现在文学界,都是一些灌木。有人写什么康熙怎么好,乾隆怎么好,简直就是信口开河!那有什么好歌颂的?我把他那些章节一看,就知道他是没吃几碗干饭长大的。 有些地方不光把乔木砍光了,还放火烧山,我说你这也太恶毒了吧。他说要不烧山,灌木就疯长,再种乔木就来不及了。乔木要扶植,他生命力不如灌木。 马敏: 我搞历史,讲实证。姚国华这个书分上下两卷,文化卷为民族崛起寻找文化依据,大学卷由现实的分析开始,落实到教育问题。关于创造能力,他有很多肺腑之言,有很多剖析,发出了很多呼吁。 谈创造力,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缺乏近代科技。近代以来我们为什么老是落后于西方?如果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力或者说创造力萎缩,那为什么在古代长期领先? 记得80年代刘青峰在《让科学光芒照亮自己》里谈过两条曲线:西方则走了个马鞍型——古代上升,中世纪下降,近代又猛地跳起来。中国古代科技逐渐增长缓慢发展,也不是说创造力在畏缩,只是没有得到蓬勃发展。今天我们的物质文明,轮船飞机火车,这些都是从西方引进来的。 对此,姚国华的书里有好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如书中引述师汉民教授的话说,20年来大陆科学家在所有科技领域里没有创造任何一种为世界承认的新概念、新体系、新方法,我感到很震惊,我以为多少都该有一些原创性的东西吧。这话看起来太绝对,但从他这样的专家口里说出来,可以说是个问题。从自然科学来看,原创的东西的确不多,比如我们国家最近几年科学奖、发明奖的一等奖都是空缺的,当然还有诺贝尔奖的问题。再一个就是科技,我们老谈硬件和软件同步发展,硬件中最重要的就是芯片。我认识的一个美国搞芯片的人说,美国搞芯片的人在四个月内不能找新的工作。四个月后才可以找新的工作,因为新产品出来了,人家的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 最近接触到一些航空界专家,谈到中国搞不出大型的民航机,关键是动力的问题攻克不了,还有飞机外壳材料,我们以为从美国学到就可以,但上天还是出问题。 文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一会把社会学引进来,一会儿引进心理学,我们引进了很多新理论,但有多少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确实做了很多微观研究,材料也很好,但理论上没有突破怎么很别人竞争? 前几年,我因研究商会史被说成是“市民社会研究实证派”的代表之一。但现在我们很苦恼,一对话,所用的概念、语言都是别人的。最后别人说你们没有理解原概念的真实含义,你们用得不好。我就发觉如果我们不从自己的历史事实中提炼自己的概念语言,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最终是没有发言权的。一位历史学家提出,我们不能在学术上老是搞“西人与西人战”,用西方的学术概念相互打仗。 我觉得这不是简单哪一个因素的问题。过去有人说我们思维方式有问题,我们擅长宏观把握,西方擅长微观分析,还有谈到政治原因如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经济原因如小农经济的束缚等。这可能是原因,但不是根本的。在我看来很可能是一个连环套的“文化生态”问题,包括管理体制、文化机制、思维方式等方面,给我们创新造成很大的障碍,要创新就要从体制和机制改革上去思考和改变,营造一个真正鼓励创新的环境和氛围。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的气质和胸怀,由此创造了百家并出,流派丛生的春秋战国文化。我们现在虽然也倡导文化上的“百花齐放”,但真正做到这点似乎很难。 我在学校做管理工作,我们的科研管理也有很多问题。评价标准老是强调文章的数量而不重质量,老处在一种“赶”的状态,结果成果是出了很多,但没有创新性。我们的教育让学生头脑中装了很多知识,但缺乏提出问题和解决的能力。 还有一个,中国留学生为什么到国外之后这个创造也出来了,那个发明也出来了,但在我们这个土地上为什么就出不来?还得从文化生态、个人心态、价值观找原因。你做学问是为什么,是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有没有一种超脱的追求科学真理的态度?老话说“十年磨一剑”,西方一些学者一做出成果来就领先很多年,他是为学术而学术,花了很长期时间,费了很大的心血。而我们为了职称,为了完成任务,老处在不断“赶活”的过程中,连静下心来仔细思考都来不及。这样下去那能有创造力呢? 涂又光: 这个书不管怎么样,第一,不是抄的。现在有人写东西是在网上成块地拼起来的。第二,从政治上说,作者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兴旺发达,不能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这两点我可以保证。 作者在写书的过程中和我谈过多次话。有些地方我很不同意,骂了他一顿,我这个骂也不是没有根据,最后不是不欢而散。孔子赞美颜回,但他对颜回最大的意见就是从不反对自己。我不是自比孔子。颜回没有留下什么理论可以和《论语》相比。老师怎么说,就怎么说,那怎么行?要抬杠,要吵嘴。 谈创造力,我读大一,老师们讲,哲学的起源是Woner,是好奇。另外讲到艺术的起源,是Play,好玩。如果学哲学的最初起点不是Woner,是钱,他在哲学上能有创造吗? 我也不是说人老是生活在Woner到Woner。你做学问,同时外面还有生活。有人说这是实用主义,我说这个实用主义很好。现在中国学美国人的高科技,但不为50年代批实用主义平凡,不理解美国人的哲学,不老老实实学皮尔士、詹姆斯、杜威的原著,老停留在技术层面,进入不了科学层面。 创造过程,一定要摆脱功利。如果还在想着你的老婆孩子房子,就不可能有所创造。 赵林: 姚国华的书后面关于人文讲座的部分,读来有亲切感。从很早,九十年代中期,华工就开始搞人文讲座。我来华工做讲座的次数已数不清了,大概有几十次吧。那时给的报酬很少,100块钱。有时候先喝点啤酒,然后再讲座,感觉就更好了。说起来,武大是一个人文资源丰厚的地方,然而武大的学生有时竟然要跑到华工来听武大老师的讲座,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这本书在结尾的一些地方,我感到作者是含着眼泪写的。我觉得姚国华最可贵的倒不在于办这个讲座,而是具有一种浪漫精神。 最初校方也是很支持的,不知道现在华工的人文讲座是怎么搞,现在已经纳入体制,讲座已经成为时髦的事情。但什么话能讲什么话不能讲,和那时比较自由的讲座不一样了。贵校的杨叔子老校长确实有眼光有创见,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对姚国华的支持是无庸置疑的。武汉的所有学校我们都讲遍了,但很多学校都是模仿华工的形式。现在中国的大学是有知识而无智慧,有规章有制度,却唯独缺乏灵魂。 创造力本身也有差异。中国自古以来只有实用理性意义下的创造力,素来缺少超越性的创造力。西方人恰恰具有超越性的创造力,一开始就是为了知识而知识。研究西哲的苗力田先生说得非常精辟:西方文化重思辨尚超越,学以致知;中国文化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几千年中国人都在实用领域尤其是人伦关系的小天地里绕圈子,而西方文化则经历了大幅度的两极跳跃和自我否定,走了一条马鞍型的道路。 从姚国华这本书里感觉到一种浓厚的悲剧感。有许多理想,他自己可能也知道实现不了,但是却仍然保持着一种不屈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要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即便不可能,我们也应该对此有一种理性的反思,这种反思对于我们重新批判自己的文化传统是大有裨益的。 我在武大上选修课,学生总会问学哲学有什么用?在我看来是很奇怪又很正常的问题,我很难回答。如果说学了哲学在经营上有什么思想指导,那是胡说八道。哲学的用处不在教人谋生之道,而在于对现实的批判,而超越恰恰是通过批判来实现的。因此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哲学一分钱都不值。我们老讲知行合一,但是西方人却将二者分开来,知识是一回事,行为又是一回事。思想本身与现实生活往往处于矛盾的状态中,正因为如此,思想才能够不断地对现实进行批判和超越。 胡发云: 这么些年来一直看着学界的师长朋友,看来喻家山还是保留着一些乔木。我走了很多地方,大多没有乔木,反正在我们看得到的时间里是不可能恢复的。 前三十年,如果说我们砍了乔木,灌木也烧光了,留下光秃秃的,像科罗拉多大峡谷,还有一种触目惊心之感,还有一种令人警策试图改变之感。近20年来,恰恰是灌木掩盖了很多问题,一看满山青绿,好像生态很好。其实隐藏了很大的危机,乔木可能永远长不起来。我们的影视、歌碟、晚会基本上被灌木、地衣覆盖,但今天听几个老先生发言,感觉还是有乔木树在那个地方。 张良皋:我们第一流的学者、文学家、科学家都死光了,我不是一流的,但我捞到了个右派当当。砍掉乔木准确性百分之百,乔木他露头。像我们没死,捞了个头衔,不是第一。你说科学需要积累,文学可是我们最当行的。沈从文本来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但他没有活到,当然他没有死于非命也是运气。 胡:不管是已经去世的,还是现在依然健在的这些老先生,但给我们留下了标本,或者说标杆。说标本有点悲壮。乐观也好,悲观也好,把这个话题提出来,现在看书也比较挑剔,再仔细看看。尽管看不到什么眼下的实际效果,也看不到什么,但不枉在这个世界活了一遭。 在这点上,我还是比较钦佩姚国华在这样一个世道写了70万字的东西。对我们搞文学的人也是一种警策。现在,当地衣、草皮,投入所谓虚假的绿色当中,是一件非常热闹非常如意的事情。 刘洪波: 姚国华写这个书过程中,我们就有过交谈,有些观点我比较赞同,有些观点我不怎么赞同。从总体来讲,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他是真诚的,思考是严肃的,从学术态度上来讲,我是尊敬的。 关于创造力的问题,我们现在比较多的强调从哪些地方来体现中国人的创造力在衰退,或者中国人的创造力在减弱。我们习惯于举科技成果的例子,我觉得这未必确切。我们这个国家从根本上来讲,是精神创造力的缺乏,而不是科技创造力的缺乏。我们在美国的科技封锁下我们也能搞原子弹,我们在六十年代就有人工胰岛素,据说是非常好的成果。但是我们的精神创造力基本上是被扼杀殆尽了,这个社会只有极少量的人有创新的权利,大多数人实际上只是被鼓励使用创新的东西。 我们创造了很多东西啊,大跃进我们是创造的,很统一啊,大家都在创造。固然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是一个民族立于这个世界的一个根本性的东西,但是哪些人在创新?可能只有几个人在“创新”,谁获得了地位谁才可以创新,不在那个地位上就不能创新,就是歪理邪说,或者叫做“自由化”。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谈一个民族的发展是困难的。没有一个自由奔放的精神,这个民族不会有什么前途,灌木也好,乔木也好,都是可以生存的,可以繁荣的。我觉得“大家”不是在贫瘠的土壤上产生的,大量精神的种子在这里生长,可能最终会有个大家出现。什么是大家,什么不是大家,也很难说,有些回过头来看他是大家,但在当时却很难确认他是不是。当然一个民族从总体上的精神萎靡状态,是可以看到的。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谈话,应该说是一种时代的进步,邓教授让我们畅所欲言,实际上能够畅到什么程度,不可能为所欲为,言所欲言的,有些话我们没有必要说的很清楚,畅所欲言是一个很难做到的,是一个勇敢者的行为。这应该是人最基本的表达权利,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坐着,也很难作到这一点。在不能畅所欲言的环境下谈论创造力,本身就有一种反讽的味道。当然,我们呼唤这个东西。 至于这个学术评价的问题,大学体制问题,都是细节性问题。当然,它可以影响一个时代的风气。但是如果有更多的知识分子自觉以知识分子的那种行为来要求自己,与风气保持一定的距离,能够自觉的看到风气里不好的东西,来抵制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本身是个进步,以自己的行为来向时代污秽的东西来表示一个决绝的态度,这种人现在不能说没有,我觉得这在我们时代还是有很多的,可能在总体上还没形成主导的地位,但是在精神上的示范力量现在已经是很强的。我们今天可以数一数有哪些学者是受人尊敬的,有哪些学者是不受人尊敬的。大家选择去尊敬这样的学者,这表明风气还是有些变化。 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不可能做的很决绝,你可能考虑到生计,考虑到老婆,考虑到孩子,这样我觉得都是人之常情。在不同样的制度之下,同样的民族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来。我觉得民族性本身不是一个很科学的终极性的认识标准,韩国和朝鲜,东德和西德,(涂又光:大陆和台湾)都是现成的例子。 什么因素导致人的不同?我觉得很难说民族性有什么差异。很显然,有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影响了人的表现。人有恐惧,恐惧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现在不能畅所欲言,我想说的话人皆有之。这样的环境移到美国去,在麦卡锡时代,也有很多知识分子不敢说话。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过多的指责我们的民族,我们民族表现的很正常,在一种不正常的状况下表现得正常的反映。 创造力的根本在释放每个人。包产到户把农民捆住的手脚放开了,城市改革把被束缚的手脚放开了,还有没有捆住我们手脚的东西,是谁捆上去的,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捆住?这才是根本性的东西。 彭富春: 书的过程我了解一点,书本身我也粗略地看了一下,我觉得主要的意义在于书的主题。 我们国家目前非常重大的问题,一个文化的问题,一个大学的问题。不只是姚国华在思考,其他人也在思考,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经常就人文素质、大学改革的大型文章。当然这些人是从意识形态来讲;姚国华是从非意识形态和民间角度来讲,这是他们之间的不同点,但是都想解决文化和大学问题。 我所要讲的与姚国华和这些人都不一样,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非意识形态。我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主要是从思想角度来谈。 刚才几位先生提出文化生态危机,灌木把乔木掩住了,我们的文化不行了。但我觉得,文化危机、困难或者糟糕的东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传统思想和文化,再一个是西方文化。 我们先看马克思主义。我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教条主义,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它远离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是远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远离了中国当代现实。所以我们现在谈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非常教条抽象的东西,虽然它可能以某种理论形式出现,但它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历史上有斯大林主义,在朝鲜有主体思想。这些理论、思想、主义往往掩盖了现实政治的问题,这恐怕是中国文化危机的一个主要根源。尤其当它跟意识形态挂钩时,危害更大。 第二点是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我们有很多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也有很多成就,但我觉得,这些研究主要是古董商的兴趣,这种玩古董式的研究,没有真正找出中国思想当中活的东西。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方式,讨论的内容也许还是中国传统那些很糟糕东西的遗存。我这个批评也包含一种自我批评。 第三个是西方文化。过去很长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占主导地位,西方文化更多的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后来更多是现代西方哲学,现代性讨论后又进入了后现代,后现代之后又来了后后现代。在西学界,很多老师是扎扎实实从事西方哲学的翻译研究,但是很多时髦人物,看欧美市场流行什么马上贩卖什么。很多主导中国的刊物就是西学贩卖的场所。 我们现在强调创新,创新并不是在一个空白点上建立个大厦。斯大林主义和主体思想,看起来都很坚实,但实际上不解决问题。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创新一定要回到中国的现实,这个现实我概括为三点,第一个是虚无主义,西方人说上帝死了,中国人说天道衰亡和自然死了,后来就说各种替代形式,比如马克思主义还有其他一些主义,都是虚无主义的替代品。第二个是技术主义,现在最典型的都是什么工程,比如211工程,文化工程,可想我们这个时代对这个东西崇拜的五体投地。反对科技当然是幼稚的,但要注意科技的有限性。如果从事文化研究,从事基层文化建设,用技术用工程是做不到的。比如法-轮-功就不可能用科学用技术上的东西来克服,它的出现刚好说明中国是个虚无主义蔓延的地方。第三个是欲望问题,大家知道各种贪官,在没有精神支柱的情况下,借助现代工具,满足个人的欲望,现在一些四五十岁的人都死了,仔细得看待死亡的原因,纵欲过多。天天喝酒,天天出去鬼混,那肯定是迟早死掉的。 我们的哲学创新,思想和文化的创新一定要解决这三个问题才有可能。这是我对文化的一点浅见。 对大学呢?我们都是大学教师,我是79年进入大学的,现在是79年以来最腐败透顶的时候,在表面繁荣的现象下,学术自身丧失了尊严,遭到了两个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一个是权术或者官场,另外一个是市场。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不能搞学术研究。在西方,在德国,有教授本位制,教授说了算。 我们是权力,是管理机构。我们许多管理机构的成员也是教授、博导,甚至是院士,但是尽管这样,有一种新的外行领导外行的形态出现,由于权力的干预,我们在评职称,评某个基金,评某个重点学科,都是与权力的挂钩。很多教授、院士拿了几千万,却弄不出东西来,相反却有很多拿不到一分钱,却拿出了真东西。现在出现这种很荒谬的现象,所以我觉得最根本是体制上的矛盾。第二个是市场,比如我们哲学系,去搞成教,搞应试班,那是变相的卖文凭,让我们去卖硕士文凭、博士文凭,要不了多久,我们的博士就是全世界第一。也许将来教授、博导也是全世界第一。这个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我们的学术,我们的哲学走到了尽头。因此我觉得真的大学要重建,要回归大学的本性,就是把大学建成一个自由思想的殿堂,是个谈论真理的地方,在这里是真理说了算,而不是权力说了算。 程亚林: 我大概现在年近花甲,15年前在这里讲过一次。87年,陈家琪把邓晓芒啊,张志扬啊……,把我们请来。现在是我在华中工学院,现在叫华中科技大学,第二次讲话。刚才大家都说到姚国华的这本书,我拜读之后,觉得大气磅礴,姚国华也是在华工办人文讲座,功不可没。 今天讨论创造力问题,题目也是文化立国,这几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在转型时期,我们国家该怎么立,往哪个地方走,我们的民族人文精神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这两年我就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近代思学》,一本是《悲剧历史》,我也在想:怎么样建构民族的人格精神。近代是一个转型时期,近代人用了些什么方法来重建我们的民族精神,我比较看重从龚自珍到王国维那种悲壮的,悲剧的精神。 “创造力”这个词,按照我的想法,应该是一些卤莽型理想型的乐观主义的人,冒险成功之后加上桂冠。人都在冒险,如果当创造力变成一种桂冠,那么有创造力,又成功了的人就有可能变成独裁者。我觉得应该把创造力看得很高,至高无上。如果说冒险成功的人,把成功看成是冒险的成功,自己不算什么,那恐怕自由、民主、博爱就能够自觉的遵循,而不是一种所谓“天赋人权”。西方人现在讲民主博爱,但还是在讲天赋。我觉得自由平等博爱还应该从一种悲剧意识里自觉生成,你是有局限性的人,我也是有局限性的人,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自由平等博爱才能变成一种自觉,而不是一种天赋,也不是我有了创造力,我成功了,那么我就要独裁。我觉得,民族精神的立足点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准则,不要在此又有乐观主义,又有理想主义,把人看成和上帝一样,那么很可能就有人要做上帝。 我的第一本书《诗与禅》,想要追求美,后面两本书就是如何对待真,如何看待人的真实性的问题,如何看待人的真实的生存处境,人是有局限性的。中国就是自以为全知全能的人太多了,有了一个全知全能的人,其他的都不敢全知全能了。还有很多怀才不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那都是以为自己是全知全能,因为受到压抑,于是很多牢骚,但是中国很多发了牢骚的人一旦发现有创造力之后,就成了独裁者。这个很麻烦,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没有办法走出去,你方唱罢我登台,根本东西没有变。 如果我成功了,我觉得不过是偶然性的,因为有其他的因素提供了某种机缘,那我就可以拥有一种宽容的心态,我不认为我老子天下第一。如果我这样认为,你邓晓芒打倒我你就天下第一,那么我们总是在天下第一中打滚。中国人总有一种作为奴隶的时代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候,你就是慷慨悲歌之士,怀才不遇,千古绝唱,中国人老是这样唱下去,有一个文化原因在里面,就是太多了理想主义,乐观主义,乐感文化。这几年我抨击的就是乐感文化,应该体会到一种人生本是的悲剧性,而不是文学上的悲剧性,人类的悲剧性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种菲利浦精神,人跟人之间才有一种同情,我是有局限性的,你做校长你也是有局限性的,我们才能平等。你做校长你就以为你成功了,你肯定要统治我。你也应该想到,他也有偶然性,也有可能作校长。我们的民族人格精神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点上,根基是什么,近代思学中间,有一派是魏源,他主张要围绕贵族,让人们很驯服,另一派是梁启超,他要把西方精神搬进来,但对这两派,我都不大看重。我看重的是龚自珍王国维,他们体会到人生的一种哀情。人在很多情况下,不由自主的,没有对象性的感到一种悲哀,这种悲哀不是因为受到打击,受到压迫,而是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哀情在里面,实际上就是人在世界上的生存处境在情感上的必然反映。如果有了这个意识,我倒是觉得,要营造我们的民族精神,悲剧意识、悲壮意识要先前一点,盲目的理想主义乐观主义以及一些怀才不遇的情怀,恐怕都不太符合,这是我借姚国华先生的两本书发表的一点感想。 张端民 我是搞物理的,是外行。但有时,外行看问题可能比内行更多点启示。 最近我去美国,参观了独立战争纪念馆,给我印象很深。其中讲解员讲到“任何一个政府,都有一定的欲望,想把它的权力伸到无穷。美国人历来形成一个共识:想办法抑制政府的过分行动。”美国老百姓有这样一个意识,说明美国建国200多年一直繁荣强盛到现在不是偶然,值得我们思考。 我不赞成过于悲观的观点。中华民族并非保守的文化,我不否认我们有保守的落后的封建的专制的因素,但是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能在4000年无论是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是世界第一?我们的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叶,至少物质生产那时还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你能说这个民族是一个低能的民族吗?五四有好的东西,而且五四的任务还没完成,但是五四也有不好的东西。 创造力首先是要一个文化氛围。1949年前也不完全是荒漠,出了蔡元培、冯友兰、朱光潜等很多大师。反而在经济发达的现在,没有出新的大师。而原来的那些乔木,即使没有死,但也没有创造什么新东西,包括巴金,曹禺,冰心。先进的文化氛围可以培育大师,反过来说,落后的保守的封建的文化氛围会窒息任何大师。解放前很落后,但很多科学家却是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比如王淦昌。遗憾的是,解放后除了自然科学取得了人工胰岛素之外,没有成就和诺贝尔奖接近,更不要说拔高。 关键是要创造一个开放的公正的自由的先进的文化氛围。东方也有好的,西方也有好的,东方也有不好的,西方也有不好的。我们希望的是继承东方好的,把西方好的学过来,最害怕的是把东方坏的留了下来,把西方坏的却也学了过来。我们现在的文化是好莱坞的,它是个西方大众文化。 应该尊重大师,但是大师不是真理的化身。任何人说他代表真理,把他偶像化,那他就是法轮功。 樊星: 几年前,我就看过姚国华这本书的打印本,他提出“文教兴国”的口号,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有一字之差。他认为靠科学技术还不够,他注重文化,体现了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五四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近些年来发展科学得到强调,民主的主题似乎有所忽略。90年代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在文学界和思想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问题是:怎样来挽救这种失落呢?经常有人缅怀八十年代,因为那时创新的自由氛围明显宽松,那时的文化人的追求也没有受到商业化和体制化的束缚。今天的创造、创新被纳入体制化轨道,表面上很热闹,事实上问题很多。 大学应该为学生提供自由探索、创造的机会,像我们77年上大学,虽然教材,老师讲课内容都是旧的,但是我们自由自在地读书、写作,求索、创造的热情气氛高涨。当然有些地方不好比,那时没有就业压力,大家心态轻松得多。现在上中学就有应试压力,人口众多、就业竞争激烈,迫使家长、学生为上重点高中、名牌大学全力以赴,“应试教育”难以根本扭转。大学里还没来得及读两年书,许多学生在大三就开始为找工作而忙碌了。另一方面,学生们常常在玩电脑游戏、看休闲报刊中得乐且乐。多年来,年轻一代日趋被港台浅层次文化淹没,太多诱惑使他们变得随波逐流,远离经典名著、优秀文化遗产。 记得李泽厚曾说将未来出文化大师的希望寄托在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身上。但现在情况不容乐观。我在给研究生讲课时发现,很多经典他们没有看,大家变得越来越务实。这里潜伏着文化的危机。我甚至悲观地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人文素质的普遍提高恐怕很难,我估计我们的下一代也很难得到根本的改观。人们面对升学、就业、生活的三重压力,妨碍了当今学生创造力的激发。 当然,悲观不是绝对的。即便在文革中,我们也有很优秀的学者,像李泽厚当年被赶到干校时,身上带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现在也有一部分大学生立志献身于人文学科研究,他们看的是最新的人文学科研究成果。人文学科复兴的希望在这批人身上。有创造力的人永远是少数,五四的文化大师,能够数上名的也只有十来个。把创新变成一个体制性的事情反而很麻烦。 我觉得,一方面要有点危机感,努力缓解由人口压力带来的就业压力、升学压力,超越务实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要努力超越一些东西,才能收获一些应该收获的东西;另一方面,文化是一种天才的事业,真正优秀的人文知识分子自己会找准创新的道路,发现自己的兴趣,培养自己的学术个性,不被各种时髦潮流所左右。人文素质的培养需要很长时间的修炼和积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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