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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对祠堂文化的祭祀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5-21 16:19
标题: 对祠堂文化的祭祀
对祠堂文化的祭祀

                                       随笔/田友国
祠堂是一个宗族的圣地，是一种人文的历史。对于宗族后裔，祠堂需要仰视，祖先应该祭祀。作为一种文化，祠堂理应保护。然而，面目真实的祠堂鲜见了，屋檐上摇曳着几枝枯荣，墙缝间伸出了几块草朵，香火黯淡下去了，许多的祠堂颓败了，坍塌了，消逝了，甚至于挪做他用，一点原汤原汁也没了。有自然灾害侵袭的原因，这是不可抗拒的。更有人为毁坏的原因，这是无法原谅的。
一
祠堂的没落是多因的结果。
一座祠堂从选址到用料到建造到质量监理无不倾注了宗族后裔的心血，他们追求的就是祠堂永远屹立着，永远以站姿表现祖先的生命延续。然而，不管祠堂建造多么坚固，多么结实，都经不起战乱的蹂躏。祠堂以及祠堂里的祖先最担心的是社会动荡，宫廷政变，兵器的更新换代，以及战火的燃烧。当古代军人庆贺新的武器装备诞生之时，祠堂早已感应到了灾难，提前开始颤抖了。一旦烽火烧着了天空，祠堂也有在劫难逃了。古代军人也有祠堂，但他们烧毁的不是自家的祠堂，而是外姓祠堂，这叫他们没有亏疚感，如果毁了别人的祠堂，受到几声责难，他们会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搪塞，甚或，有的军人毁坏了祠堂，践踏了祠堂文化，却连连晋升，拥有了统领千军，烧毁祠堂的更大兵权。长江流域到处是古战场。于是，祠堂便在一阵阵焦味中坍塌了。
中华民众依恋土地与家乡，又不囿于土地与家乡，他们是勤劳的群体，也是有梦想有追求的群体。在家乡的土地上，他们制作了富有地方特色的产品，比如纺织品、陶瓷品，本土市场饱和了，他们必须采取新的交易方式。另外，部分人并不满足家乡贫瘠的土地，目光掠过山岩，或是树冠，伸向了外面的世界。于是，许多人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以及祠堂，出外谋生，或开辟商品市场。于是，产生了徽商、赣商、晋商等。于是，许多的商人赚了许多的钱，富甲一方，但他们的宗祠却鲜有后裔去祭祀先祖了，他们的先祖只有少许的游客瞻仰。这样一来，香火没人续，祠堂也就睡着了。
随着佛教、道教对百姓大脑的渗透，许多百姓将对祖先的感情分割了一部分，献给了佛教与道教。清康熙年间，百姓普遍祭祖，但不如祭佛道神灵那样虔诚。“祭先之礼，岁时不阙，第不如祭外神之诚恪耳。”这是清人倪赐对当时情况的概括。晚清，寺庙已经取代了祠堂，成为当地居住与活动的中心，而少长之序这些宗族意识的外在表现，已经失势了。祭祀祖先的仪式也开始松散，家族男丁外出从商，或为官，祠堂就荒废了；有的家族分散各地，难以聚首，就是祭祀也是香火稀疏。时间一长，大家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头叩向祖先了，而是把头扬向了现实生活。宗族后裔产生了这样的心理背景，祠堂能不落败吗！
千百年来，民众大多以聚族而居的方式，延续着中华血缘宗法的传统。古有“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之说。祠堂意在促进人丁的兴旺、家族的发达。但进入近代，有许多抱负远大者从上海登上远洋客轮，出国留学。尤其是现在，出国留学、贸易、定居，跨国嫁娶，已成时尚。于是，传统的家族制度解体。另外，农村人口密集走进城市的户籍簿。而城市以两人为核心的小型家庭又迅速普及，曾经以大家族为荣耀的心态不复存在。快节奏的生活与祠堂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人们对祖先的祭拜与知识快速的更新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冲撞。于是，祠堂在宗族后裔的淡然中也沉静下来了。
有人说，一个宗族祭祀活动愈发达，这个社会就愈发因循守旧。历史在前行，社会也在进步。一个过世的祖先只能是那个时代的楷模，就算他显赫过，风流过，其行为方式也会随着他的谢世而落伍。如果以祖先来规范活人的思想意识，何谈人的创造力！就算还有，也是被祖先大打了一个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说，祠堂妨碍了社会进步。
中国古代统治者鼓励建造祠堂，有一种心态是，民间越是因循守旧，越是保守不变，江山社稷就不会改姓，皇宫的色彩就不会变色。在这方面，宋代统治集团不遗余力，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推动民民间祭祀活动的深入发展。明清时期有过之而不及，多以伦理道德武装百姓头脑，以为这样会实现长治久安。宗法伦理与法治相比，显得温情脉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道出了千年封建统治者的驭人之术。
社会的变动也逐步变更了祠堂的功能。特别是到了20世纪上半叶，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宗族发展也出现分野，各地祠堂被充公，或被没收。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家庭为依托中心的制度被完全消灭，国家权力对宗族作为“地域社会集团”合法性完全否定。宗族、祠堂的旧有形式，更多地以文化形态存留下来。现在的祠堂不再是祠堂，是校舍，是村公所，是卫生所，是库房。即便祠堂的格局没发生什么变化，也不以祭祀为重，而被游客的惊奇所笼罩了，或为旅游景点，或为人文公园，但都添了一项功能创收。
自然风雨的冲刷也是导致祠堂损毁或消失的原因。

二
许多祠堂已淹没在了历史的风烟之中。
两千多年来，农耕社会与宗族社会是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兴盛的社会基础。祠堂承载了姓氏血缘家族的发祥渊源、繁衍播迁、盛衰荣辱、传承世系、社会功业以及文化特色。祠堂是家族祖先的根，后人没有理由不保护家族的根。尽管祠堂带着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但祠堂蕴含的历史文化却是不可否认的。封建社会的消亡使祠堂也失去了“护身符”，开始惨遭毁坏、推倒，发出了疼痛的呼叫。更为忧心的是，大众对祠堂的现状熟视无睹，麻木与冷静。长此下去，祠堂总会有一天从历史文化中淡出。
江西乐安县流坑村史有“天下第一村”之誉。
流坑村以古村落、古祠堂闻名天下。一千多年来，流坑董氏一直单姓聚族而居。董氏迁入流坑后，耕读传家，见贤思齐，有誉为“一门五进士、两朝四尚书、文武两状元、秀才若繁星”。董氏在流坑讲学，传播孔孟之说与阳明良知之学，意在以礼教规范族风，使族人成为道德楷模。
公元1927年8月的一天，孙传芳部下邢玉堂率兵到达流坑村，对董氏大宗祠发出惊叹的同时，也对董家女儿董春女的艳丽发出了惊叹。当即，他就把董春女掳去做妾。一个女人在枪口下呻吟。一双惊恐的眼睛抵挡不了一支枪杆子。董家忽略了这些环境因素，仍以族规论罪，判定一女嫁二夫是失贞，失节，而且嫁给土匪，更是罪孽深重，让家族蒙上奇耻大辱。于是，族长在董氏大宗祠召开紧急会议。鉴于董春女被邢玉堂纳为妾，又有荷枪实弹警卫，治董春女之罪难以下手。于是，会议决定：将其母绑上石头沉进乌江。
邢玉堂以暴力挑战董氏宗族的道德力量，董氏宗族却以暴力体现自己的道德力量。接下来，恼怒成羞的邢玉堂剑指流坑，开始以野蛮的方式强奸董氏宗族的意志。董家人“宁可玉碎不为瓦全”，拿起农具，高昂头颅，迎接成千上百全副武装的军阀部队。他们用正义与气节驱走了邢玉堂的部队，捍卫了家族的尊严。但，董氏大宗祠一夜之间也化为了灰烬。
大火过后是一片废墟，大宗祠残垣断壁，只剩下两尊昂首相视、雄风犹存的红石狮子，九十六块旗杆石和前院的门楼与东、西侧牌坊，铮铮立着的还有五根高达八米的花岗岩石柱。这是董氏家族不屈不折的脊梁。
董氏大宗祠由军阀焚毁了，曾经的壮观景象沉进了董氏后裔的想象中，遗址的苍凉、残垣的伤痕，五根石柱的苍劲，叫人禁不住想起北京的圆明园。
周敦颐的《爱莲说》影响深远。莲，从污泥里钻出来，但一尘不染，整天在清洁的水里洗濯，但一点儿也不妖艳。周敦颐追求的就是莲一样的人生。于是，湖南、湖北、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兴建了许多的爱莲堂。
湖南衡阳也有一座爱莲堂。1944年，衡阳抗日保卫战中，兵火留情，没有烧毁爱莲堂。周恩来总理生前题字“爱莲堂”，后由堂侄周华瑞临摹，制成横匾，高悬于中堂门上。祖堂神位上供奉着周敦颐、周树人、周恩来的照片。
爱莲堂，承载着周氏宗族以及湖湘文化，也是衡阳城的地标。但是，爱莲堂却被此起彼伏的推掘机摧毁了。在这个遗址上，一座丧失文化底蕴而徒有现代技术躯壳的富人住宅区开始长高。据说，有关方面出台了补救措施，计划择地重建。但，这还是爱莲堂吗？

三
祠堂是中华文化中最动人的章节。虽然祠堂文化在当代出现了演变、转型，甚或消亡，但是几千年形成的文化底蕴却深值在大众心中。近年来，随着国学的蓬勃展开，儒家思想观念的回潮，寻根行动的普及，家族观念的再造，蕴涵人文气韵、宗族聚合、血缘情愫的祠堂又得到了大众的关注，寻根问祖、叶落归根等温暖的词汇使用频率逐渐加大。尤其值得欣慰的是，祠堂的创伤在大众的呵护下开始愈合，祠堂文化开始复兴。
敦本堂是江西吉安市青原区新圩镇田北村祖上建造的总祠堂，另建有奎观堂、叙伦堂、菊记堂等支祠堂。  2004年之前，菊记堂已完全倾覆，却没人提出重建的动议，倒是几位村民分割了祠堂旧址。不久，又在上面各自建起了私房。奎观堂、叙伦堂和敦本堂虽未倒坍，但也日益老化，常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颤抖。村民有了新房住，也不愁吃与穿，开始饮水思源，报本敬宗，惦记祖先了。他们反思了菊记堂的倒坍，以及占地建房，认为千万不能让另三座祠堂重蹈覆辙，再发生倒塌。于是，村民以一种朴素的人文精神，经过多次商讨，决定先修建总祠堂。随后用了三年时间，重新修建了另两座支祠堂。
这是村民的文化觉醒。
扬州何家祠堂为园林住家式，又名光德堂．取园主人何芷舠之父何俊公“登祖宗之堂可对先灵读传记之文，可光旧德我”句。光德祠由东向西形成大小祠堂，大祠堂为两层楼砖木结构，小祠堂为单层砖木结构。寝堂中掘一眼井，颇为罕见。祠堂分两部分：飨堂部分是家族举行祭祀大典的预备场所，又作议事厅、聚会厅、法庭，讨论处理宗族大事，也是子孙学习家规的地方。寝堂部分供奉祖先神主，其后檐墙前设神橱，供奉历代神主牌位。
然而，由于年久失修，翘角损坏严重，瓦望变形，屋面渗漏，大门厅中半亭屋面坍塌，楼板被白蚁咬蛀；又因破坏原有结构，寝堂后檐墙新开六档小窗，西山马头墙被拆，何家祠堂已是摇摇欲坠，抢救文物迫在眉睫！
于是，专家论证并通过了《何家祠堂维修方案》。
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修，以排除险情，修旧如旧，保存风格，恢复原貌为宗旨。对大门厅揭顶重盖，并恢复西山马头墙。对寝堂也揭顶重盖，封闭后檐六个小窗。整修东西山墙下端砖细博风板、砖细挑檐挂枋。凿除同质砖地，恢复箩底砖地。更换被白蚁咬蛀的木楼板，增添木楼楞等。据了解，更新的箩底砖全为苏州生产，质量在国内最好。木材均取自然生长的杉木，并经长时间的晾干后才用于施工。于是，何家祠堂在大众的内生动力中恢复了何氏家族的荣耀。
贵州省遵义市郑莫祠是为纪念西南两位巨儒而建的，一位是郑子尹，一位是莫友芝。
郑莫祠位于贵州省遵义市区老城的一片荷花池畔，砖房瓦顶平房，正面门额悬匾，谓“郑莫祠”，系书家杨文湘所书。门联“阐汉宋两朝学术，为西南百代儒宗”系学者赵乃康手笔。左右均为拱门立柱回廊，里面有三间屋，正中间为祠堂主人及配祀木主，左、右为办事用房，右侧立《创修郑莫祠附设图书馆碑记》的石碑。
郑子尹，以“汇汉宋为一薮”为治学守旨，博览群书，精研宋学，著述宏富，经学和文字学的成就很高，有许多独创性见解，学界推尊为汉学大师。中过举人，并在风情浓郁、璞玉浑金、无迹不古、山水独秀的黔东南榕江、荔波任过县学训导，主讲遵义湘川书院和启秀书院，培育大批英才。莫友芝之父是翰林院庶吉士，把乾嘉学派的汉学传到了西南。莫友芝不鸣一官，承继家学，又广交天下英儒硕彦，学识渊博，著述等身，晚年入曾国藩幕府。郑子尹与莫友芝齐名，桑梓生辉，清廷皆授文林郎，清史稿也都列入儒林及文苑传。
二君成名于清道光、同治年间，又逝世于清同治年间，而且，先后归葬于乌江的二级支流乐安江畔。乐安江是一条孕育璀璨历史文化和诗歌的河流，中游有一片四面环水的沙滩，聚居着黎氏家族，并与郑氏望山堂、莫氏青田山庐衡宇相望。黎、郑、莫三个家族互为师友，创造了晚清黔北山区的一种地域性文化——沙滩文化。又结为姻姻，延续香火的同时也延续着沙滩文化，其代表人物当推郑子尹、莫友芝。于是，二君死后回到了故乡，由乡人凭吊其墓冢。
1929年，当地名流联名向驻扎遵义的北防司令黄道彬（丕谟）建议建造郑莫祠。黄道彬是一位开明人士，率先捐款两千元。之后，地方绅士纷纷出资，县长金章也出五百元，师长蒋丕绪出一千元。于是，郑莫祠开始兴建。建成后，每年都有祭祀活动，纪念歌都会响彻在荷花池畔：“播水潆洄，播山苍秀，中有名圣在前清道咸时候。发为文章政篆籀，海内交称学中泰斗，吾遵义文化，惭落后，唯郑莫，两先生，学问人品，允宜馨，香俎豆。瞻崇祠，齐俯首”。
1935年，国民党中央军进驻遵义，郑莫祠被国民党军政部占作弹药库，四周建碉堡，设岗哨，门禁森严，不准擅入，祭祖活动也一度中止。所幸的是，战乱期间郑莫祠没成为攻击的目标，保存了下来。但是，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郑莫祠在风雨中孤苦伶仃地站着，渐现破败之象。幸运的是，1987年，当地政府出于对文化的依恋，民族的情感，拨款全面修复，并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修复的原则：整旧如旧、外形基本不变。于是，郑子尹、莫友芝的灵魂安居了。

四
祠堂不可再生，又具有见证文化的特殊价值，但时常有人忽视祠堂所蕴涵的文化与神韵，并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毁坏木本清源、德被千载的祠堂。有的祠堂香火远熄，经年未有人影的出没，早已朽烂不堪，周边蒿草蓬勃，现出一派荒凉。尤其是滇文化、黔文化、蜀文化、巴文化、楚文化、赣文化、徽文化、吴越文化等等，相互渗透，阴阳互补，扩散融合，声名远播时，一些不肖子孙割断血缘脐带，与一些不法贩子竞相打起了文化的主意，变卖、盗取古祠堂的文物，发不义之财。更有甚者，非法拆毁、倒腾古祠堂。
也有觉悟者。江苏常州礼嘉镇村民对祖先留下的丰厚历史文化遗产庆幸不已，并相约承继先贤遗风，如白氏宗祠、岳氏宗祠、王氏宗祠、陆氏宗祠、张氏宗祠、奚氏宗祠就向有关方面申报了文物保护。于是，常州文脉延绵，钟鼓响鸣了。正是因为对祠堂的自觉保护，常州引来了许多海外华人回乡寻根，追思先祖，焚香祷祝，行跪拜礼。
值得一提的是，祠堂不仅遍布于华厦古代的土地上，而且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也有它的身影。河流是地球最早的生命元素，而祠堂却贮藏着一个姓氏的生命源头，以及如河流一般的生命交替。华人远离故乡，远离祖籍，身在异乡，这就更需要血缘的温暖，祠堂的慰藉。在这样的心理驱动下，祠堂便在异域的天空下竖立起来了。于是，一座祠堂里便聚集了许多华人，以及袅袅升腾的香雾。当然，在这里还有一种景象是非血缘的互认亲人，异姓连枝。
祠堂沉淀着深厚的人文根基，从这里可以寻找到人类前行的履痕。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祠堂是一项公益事业。现在，文化强国已经列为国家战略。各级政府开始思考祠堂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出台了相关的办法，以遏制各种对祠堂不协调、不合理的利用，打击对祠堂的掠夺和破坏性开发、毁灭性拆建，实现祠堂“千年香火由此旺”和祠堂文化的延陵世泽。
古人云，“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崇尚根本，弘扬祖德，是一代一代人的精神选择。五千年前，长江流域就有了姓氏的产生。姓氏是人的符号标志，更是一种血缘的归属，“一脉相承”这个词就有这样的含义，并由此成为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现象。张澍是清乾隆时代的基层领导者，他先知贵州玉屏县、遵义县，续知四川屏山县，后知江西永新县、资溪县。张澍也是当时的著名学者，著述颇甚，其书曰：“草木祖根，山祖昆仑，江海祖源，不此之求，是谓昧。”宗族观念在百姓之间根深蒂固，寻根谒祖、爱国爱乡已融合在百姓的情感之中。于是，姓氏的溯源便成为了一种寻根文化，百姓对祠堂的守护也自觉了。而且，由家族的认同扩大到国家的认同，由宗族的团结扩大到民族的团结。
现在，文化复兴正向高潮。
尽管祠堂有些脆危，但如果拥有全民的拯救态度、报本返祖的情感，以及敬畏的心态，对毁坏祠堂的行为能举起森林般的双手制止，祠堂就会永久地坐落在未来的仰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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