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娇
摘 要：国民性的形成有其“心理-社会”的原因，但在国民性的传递过程中，教育参与其中，并起重要作用。以《语文》教科书中的经典篇章，即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教科书中的篇章为研究对象，寻绎教科书中对国民性的塑造、改造的过程，可以发现：自壬寅-癸卯学制来，110年的过程中，我国教科书中的国民性塑造有四种状态：即以批判图改造；继传统以明明德的传统导向；关注科学以新民的他人导向；关注民族文化以提升自信的自我导向。
关键词：国民性塑造；《语文》教材；篇目选择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2013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面上）项目计划“《教师专业标准》导向下基础教育教师培训研究”（项目编号：12532281）。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4)01-0097-06
作者简介:胡娇，女，教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国民性，又称“国民性格”或“民族性格”，英文写成“national character”，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的群体性格，是一国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在特殊性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心理与行为特征之总和，它赋予民族心理心理以质的规定性。[1]或者可以被成为“每个个体心理中不断重复的一系列观念、思想和习惯”。[2]尽管国民性作为众数人格决定于心理-社会或国家-文化，但在作为个体的人的国民性的形成的过程中，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在我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承担了国民性的改造与塑造的任务。换言之，教育是启蒙国民的途径，以“造成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3]。教科书的特殊性在于教科书是文化的基层建构，是民众常识的重要力量。在中国近现代民族性的塑造与改造的过程中教科书注定成为政治文化变革的记录者和参与者。诚如“安德森所指称的，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的‘想象的共同体’正在建构形成”[4]因此，研究者以百年《语文》 教科书史中的经典篇章为研究对象分析教科书中的国民性嬗变历程，寻绎教科书中对国民性的塑造、改造的过程。
一、以批判图改造：国民性改造端在教育
自1840年，自强就是国民的目标。图强的路径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到“新文化运动”。尤其是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们深刻地认识到改造国民性的关键在于“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5]。因此，国民性改造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逐渐走向高潮。具有较强的可塑性的儿童，成为改造国民性的一个基础环节。如“欲求健全之社会，必先求健全之人民，欲求健民之人民，必先求健全之儿童”[6]，而“华人之积习有骄傲、愚蠢、恇怯、欺诳、贪私、因循”[7]等，严复先生在《原强》中强调我国“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8]，因此，我国欲求富强，就应该立即着手提高全民的基本素质，而提高国民基本素质的责任，则在教育。因此，批判国民性弱点的文章开始进入教科书，期望达到以批判图改造的目的，期望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国民性改造的种子。
在百年《语文》教科书史中吸纳的有关国民劣根性批判的文章莫过于鲁迅的文章。如1922年入选民智书局出版的由孙俍工、沈仲九编写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的《孔乙己》。此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它多次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教科书中，直至80年后的2004年的根据《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编写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才将它从教材的基本篇目中删除。这篇文章的文化价值除了在于批判“吃人”的中国封建社会外，还通过孔乙己的形象描述了国民的劣根性，如自欺欺人、自命清高、迂腐穷酸、死要面子，鄙视体力劳动等等；还通过孔乙己存在的社会描写了国人的冷酷麻木。
与《孔乙己》命运相同的还有鲁迅的作品《药》。《药》同样于1922年入选民智书局出版的由孙俍工、沈仲九编写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通过华家和夏瑜两家人的际遇为线索，描写了辛亥革命前夕的国民的特点，并分析了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那么，愚昧的群众所具有的国民性，正是革命者致力于改良的，甚至是革命的；也是鲁迅先生所批判的。
百年语文教科书中鲁迅的作品入选是最多的，除前述作品外，还有《藤野先生》《祝福》《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等篇章都体现了鲁迅的作品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的深刻度，体现了鲁迅先生对国民不怒、不争的国民性的挞伐。其主旨在于通过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来启蒙大众；希望通过批判、解构民众所具有的劣根性来唤醒民众；希望通过国民性的改造实现“中国人从浅化之民变为日新求进之民”[9]。除鲁迅的作品外，也有其他作家的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作品进入教材，但其经典度、其对国民性的批判的深刻度远不及鲁迅的作品。
二、他人导向：关注科学以新民
我国封建社会的蒙学教材以及《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等，无不渗透着以“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为途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换言之，在我国的自春秋以降的教育史中，除《墨子》的思想外，皆不重视科学。正因为如此，我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和西方的密切接触，中国人在加入其他每个非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洪流中失败了”[10]因此，我国近代教育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图强的任务。科学是我国近现代教育的关键词，“爱科学”“科学精神”也是教育力图塑造的国民性。
（一）科学思想的启蒙
《开明国语读本》中的《太阳》，作为小学低年级的课文，仅有19个字，除表现了孩童的童真思想外，还启发了孩童的科学思考。“太阳，太阳，你起来得早。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睡觉？”[11]同样，在《世界书局国语读本》中也有主题相同的课文《太阳、太阳》，“太阳、太阳，早上，你在东方；傍晚，你在西方；夜里，你在什么地方？”[12]两篇文章都编排在小学一年级，都以童真的口吻提出了“科学问题”，即太阳、地球之间的关系问题。《日之远近》，于1912年入选了商务印书馆《订正高等小学最新国文教科书》第八册中。在这本书中，与《日之远近》同一部分的课文还有《昼夜四时之别》《回光及反响》。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选文，在民国初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它改变了此前的以社会科学、人文教育为主的教材编辑模式，体现了《国文教科书编辑大意》中的“养成国民理科之思想”[13]且教科书中的插图还用图画的形式表现了不同的时间的地球和太阳的关系。
与此选题向接近的课文还有：（1）于1940年入选吕伯攸、朱文叔、徐亚倩编的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编高小国语读本》第二册的《最早的火车》。（2）于1940年入选吕伯攸、朱文叔、徐亚倩编的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编高小国语读本》第四册的《南极探险家的报告》。（3）于1947年入选叶圣陶主编的《少年国语读本》的《两个铁球同时着了地》。（4）于1950年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第六册》的《称象》。（6）于1933年入选朱文叔主编的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主编的《新课标适用初中国文读本》的《怀疑与学问》。（7）于1936年入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级小学实验国语教科书》第四册的《居里夫人》。（8）于1946年入选叶圣陶等人主编的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的法布尔的《蝉》。上述这些文章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科学，包括物理、化学、地理学等方面，这是国人图强的种子。
（二）科学思想在教材中的深化
《看云识天气》是朱泳燚根据有关资料编写的，最早出现在江苏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江苏省农业初级中学试用课本《语文》第二册；1978年起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教材及其他多套语文教科书。2002年入选香港启思出版社根据香港课程发展议会2001年编订的《中学中国语文课程指引》编写出版的《生活中国语文》的第四册。《看云识天气》在编写的过程中注意了文章的趣味性、可教可读性外，特别注意科学性。
选自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昆虫记》的《蝉》，首次于1946年入选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第五册。[14]《昆虫记》共十卷，是法布尔与1879-1907年观察、思考、研究、记录的成果，是昆虫百科全书。《蝉》入选教材一方面体现了选题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教育工作者的对于科学精神的追求以及对学生科学精神的塑造的愿望。
（三）关注创新精神与民族优秀科学精神并存：科学精神在教材中的当代诉求
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大自然的语言》《奇妙的克隆》以及阿西莫夫短文《恐龙无处不在》《被压扁的沙子》以及《生物入侵者》《落日的幻觉》。在同一套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上册的第四单元，则是以“求知”为主题的一个单元，如《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丁肇中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等文章。如2001年同时入选江苏教育出版社《语文》（七年级·上册）和200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九年级·上册）的由罗迦·费·因格撰写的《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尤其是江苏教育出版社《语文》，《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所在的单元就是关注科学。《事物的答案不止一个》一文不仅能改变学生的“事物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思维定势，还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想象能力和创造潜能等。
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选修教材《中华文化经典研读》中的“科学之光”单元选取了《天工开物两则》，一则是《稻》、一则是《冶铁》。强调、彰显了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并在导语中介绍了西方人对《天工开物》的认识——“中国17世纪的技术百科全书”[15]；在课后的助读系统——阅读指南中陈述了《天工开物》在中国和世界科技史上的重要地位；在“阅读指南”中还提出了“中国古代科技在今天还有意义吗？”的问题，以增强学生的思考。在单元末的“知识链接”部分介绍了我国最早的一部科学文献《考工记》；介绍了集中国六世纪以前地理学著作之大成的《水经注》；并介绍了“李约瑟难题”。还在大视野板块中选用了《科学素养，你具备吗？》一文，对学生进行科学素养小测验。这一教材编写与以往的只注重西方的科学精神、科学研究相比，肯定了民族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成就，有助于增强学生在科学精神方面的民族自信。
由此可见，科学精神渗透于我国各个时期的教材中，也就是说科学是我国教科书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和价值，这一方面表征着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深刻危机，且意味着科学在改造国民性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三、传统导向：继传统以明明德
抵御外侮是近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时代任务，因此在通过教育改造国民性的历史过程中，除批判国民劣根性以图国民性改造和追求科学以新国民外，教科书中还充分吸纳了传统国民性中的优良性。希望将优良国民性通过教育传递给新生代国民，即坚持传统导向，继传统以明明德。这些在百年语文教科书中所不断传承的优良国民性有：
（一）爱国
《木兰诗》最早收入蒋维乔、庄俞合编、日本学者小谷、长尾和中国学者张元济、高凤谦、蔡元培校订的商务印书馆于1905年出版的初等小学《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九册。[16]《最新国文教科书》是现代学制实施后的第一套教科书，《木兰诗》塑造了一位在国家需要是挺身而出，凯旋后拒绝封官加爵期望重返家园的既热爱祖国、又热爱家人的，能把家国统一起来的平凡女性。《木兰辞》在向学生传承一种爱国、爱家的家国兼济的国民价值观。《木兰诗》也因此而几乎成为各个时期语文教科书中的必选篇目。
爱国，不仅是国人的国民性，也是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国民性。都德著的《最后的一课》虽然是法国的作品，其之所以受到了教材编写者的青睐，就是因为它在向读者传递一种民族精神不灭的火种，告诉读者，在民族遭受外侮的情境下，全世界各民族的人民的国民价值观都是相同的，那就是爱国，爱自己的国家。《最后的一课》自1923年被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吴研因、顾颉刚、叶绍钧主编的商务印书馆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二册。汉麦先生的“最后一课”在小城的人（包括孩子和成人）心中播种民族精神不灭的火种。《最后一课》也因此而它几乎被选入各国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也几乎成为我国各个时代的语文教科书的必选篇目。
同样契合这个主旨的课文还有《白杨礼赞》。《白杨礼赞》原名《白杨树》，茅盾写于1941年，1946年入选叶圣陶等编写的开明书店印行的《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于196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时改名为《白杨礼赞》，并沿用至今。《白杨礼赞》一文的学习重点是象征，即白杨树象征着北方抗日军民。歌颂普通百姓的爱国精神。
（二）爱自然
爱国还包括爱祖国壮美山河。基于此角度的国民性的塑造的经典篇章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作的选自《水经注》的《三峡》。《三峡》第一次入选由庄适编写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是在1924年。《三峡》全文仅155个字，却写出了七百里三峡的壮美。《三峡》进入语文教科书，除文章本身的在文学史上不朽价值以及文章的周密的结构、精当的布局、张弛得当的节奏外，其主要意图就是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
旨在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文学作品还有很多，如（1）历代教材都会选用的李白作的《望庐山瀑布》，又名《庐山瀑布》；（2）于1924年入选中华书局出版的由褚东郊、刘佩琥、朱文叔编写的《新小学教科书国文读本》高级第二册中以及姚鼐的《登泰山记》；（3）于1908年入选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林纾主编的《中学国文读本》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等。
（三）锲而不舍
出自《列子·汤问》的《愚公移山》1924年入选庄适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初中语文教科书》第一册。面对智叟的“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的嘲笑，愚公进行了反驳“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增加，何苦而不平？”“愚公移山”是一个寓言故事，主人公虽被称为“愚公”，并为智叟所取笑，但文章体现了劳动人民的一种知难而上、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
（四）匹夫之责
明代张溥著的《五人墓碑记》，被列为清代编写的《古文观止》的最后一篇，于1908年入选吴曾祺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堂用国文教科书》第二册后，则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语文教材编写的过程中都能入选。入选原因除其本身的经典性外，在作文方法上给学生以示范外，则需要向学生传递“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责任意识。《古文观止》中评价此文“当与史公伯夷、屈原二传，并传不朽”的原因也在于此文所传播的“匹夫”的责任。
（五）和
和的思想是我国《中庸》的思想的基本思想，是浸润、濡染在我国国民心中的核心价值观。
《廉颇蔺相如列传》早在1908年就入选了吴曾祺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堂用国文教科书》。这篇文章讲述了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三个故事。自此，成为历代教科书中的经典选文，文章不仅为文言文的形式出现在初中、高中语文教科书中，还以改编的白话文的形式出现在小学的课本中。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故事的教材也同时进入了早期的小学《国语》课本。如叶圣陶主编丰子恺绘画的《开明国语读本》中的《蔺相如》；魏冰心主编的《世界书局国语读本》中的“完璧归赵”和“为国出力”。其中在《为国出力》中通过“秦国所以不敢侵略赵国，就因为有我和廉将军在位；要是我和廉将军发生了意见，国事还堪设想吗？所以我愿意捐除私怨，共同为国家出力”[17]强调了“和”对于国家安危的重要作用。《廉颇蔺相如列传》故事后被改编为《将相和》，入选1958年蒋仲仁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级小学课本语文第三册》。《将相和》和《廉颇蔺相如列传》体现的是在社会上层人士的对“和”的认识以及在国家利益方面“和”的重要作用。
而胡适先生的《我的母亲》则体现了平民百姓即下层人士对“和”的体认。胡适先生的《我的母亲》于2003年入选顾振彪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八年级下册》。“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18]文中记述了母亲面对家庭琐事是的“和气为本”的处事原则，面对儿媳妇的生气、吵架的情况，一方面，母亲的和气可以使大嫂和二嫂的矛盾不公开化；另一方面，面对争吵，母亲则选择躲出去。母亲以她的“和”的处世原则从来没有和两个嫂子吵过一句嘴。在“母亲”的和气中，维护了家庭的和睦与和乐。
四、自我导向：关注民族文化以提升自信
传承民族文化是百年语文教科书一直在孜孜以求的基本问题，这不仅仅因为 “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19]更是因为一国国民必须认同本国文化、了解本国文化，才能在文化场域中提升自信。因此，在新世纪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中强调了教科书选文的自我导向，希望通过关注民族文化以提升文化自信。
（一）含英咀华：增强对传统优秀诗文的学习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了关于优秀诗文背诵推荐篇目的建议[20]，其中对古诗文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如1-6年级75篇、7-9年级61篇。这136篇古诗文是我国几千年文化的精髓，要求学生在背诵吟咏中感觉、体悟传统文化。在教材中还重视了中国民俗文化以及对民间艺人的尊重，如《语文》（七年级·下册）第四单元中的《社戏》《安塞腰鼓》；《语文》（八年级·下册）第四单元中的《云南的歌会》《端午的鸭蛋》《吆喝》、俗世奇人中的《泥人张》；《语文》（九年级·下册）中的《变脸》中对亟需传人的变脸艺术。
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还特别编写了《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中国民俗文化》《语言文字应用》等选修教材。在《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中以诗歌欣赏的要旨为出发点编排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置身诗境，缘景明情”“因声求气，吟咏诗韵”三个部分，且每部分分为赏析示例、自主赏析、推荐作品三个子部分，三个单元共选取各个时期的作品共30篇，并附有《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述》，以教授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散文部分则按照散文的写作手法分为三个单元，并在每个单元分为三个子部分，三个单元共选取散文18篇，并附有《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概述》，以教授学生了解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题材——散文。《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是对兴起于五四运动前后，脱胎于传统文学的母体的现代文的经典采撷。两部诗歌散文欣赏有助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二）文白并重：加大文言文在高中教材中的比例
文白之争是百年语文教科书史上的重要问题之一，文白比例在各个历史时期一直有不同的见解，并在教科书上有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渐入教科书，并形成了与文言共存于教材的局面。自此，文白比例问题又是一个新的争论的问题：在1920年代，“初中三年文白比例依次为3∶7、4∶6、5∶5”[21]；1930年代，按当时《暂行课程标准》规定，文白比例采取逆升递降法，即从初一到高三的文白比例是：3∶7、4∶6、5∶5、6∶4、7∶3、8∶2[22]；到1940年代“《修正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规定初中各年级选文的白话同文言的比例分别是4∶6、5∶5、3∶7，文言比例进一步提高”[23]。但新中国成立后，囿于文言文在文化普及中的障碍问题，降低了文言文在教材中的比例。
新世纪的新一轮课程改革后，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教材中，扩大了文言文的比例。具体而言，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5册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其中第一册、第五册都是四个单元中有一个单元是文言文，如第一册中选取了《烛之武退秦师》《荆轲刺秦王》《鸿门宴》；第五册中选取了《归去来兮辞》《滕王阁序》《逍遥游》《陈情表》。第二、三、四册中四个单元都有两个单元的文言文。如第二册中选取了《诗经》两首、《离骚》《孔雀东南飞》《诗三首：涉江采芙蓉·短歌行·归园田居》和《兰亭集序》《赤壁赋》《游褒禅山记》；第三册中选取了《蜀道难》《杜甫诗三首》《琵琶行》《李商隐诗两首》以及《寡人之于国也》《劝学》《过秦论》《师说》；第四册中除《柳永词两首》《苏轼词两首》《辛弃疾词两首》《李清照词两首》和《廉颇蔺相如列传》《苏武传》《张衡传》，此外在戏剧单元还选取了我国戏剧中的精品《窦娥冤》。
（三）民族文化的濡染：加强传统民族文化的教材体现
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教材中的梳理探究部分也注重了传统文化主题的选材：如第一册中的《奇妙的对联》；第二册中的《成语：中华文化的微缩景观》《姓氏源流与文化寻根》；第五册中的《古代文化常识》。这些篇章都是让学生在祖国文化中含英咀华，以增强学生对祖国文化的认同。除5册必修教材外，该书还有5本选修教材——《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中国民俗文化》《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其中在《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中强调了入门四问、儒道互补、春秋笔法、修齐治平、佛理禅趣、家国天下、天理人欲、科学之光、经世致用、人文心声等单元；且在本侧书中的首尾强调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阅读经典》《读<经典常谈>》和张岱年的《中华文化与现代化》；另儒道互补单元中梁漱溟的《论中国文化》以及天理人欲中的冯友兰的《人生的境界》。在《中国民俗文化》中的《前言》部分以导言、课文、梳理探究、相关链接板块，尤其在课文中对民俗文化的展示，以及在相关链接提供的各种民俗资料，以让学生通过“年节风俗、衣食住行、百工百业、红白喜事、社交礼仪、信仰禁忌、神话歌谣”[24]等方面了解我国的传统民俗。
（四）爱汉字：在汉字中体悟民族文化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中，加强和注重了对汉字的重视程度。如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7-9年级的《语文》中的六册教材中的附录中有《硬笔书法》《写好硬笔行楷字》《临摹、欣赏颜体书法》《欣赏王羲之书法》《欣赏唐人草书》。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教材第一册的梳理探究部分的《优美的汉字》。“汉字是至今仍活着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字……汉字的数量有数万之多，如收在《康熙字典》里的汉字就有47 000多个。”[25]汉字“除了记录字的音、义以外，还保存着造字时的文化信息”[26]如囗字旁的字都和“界域”有关。汉字、汉字的历史等主题进入语文教材史的以及在教材中所占的比例中是史无前例的。其意图旨在增强学生对汉字的了解、增强学生对汉字的体认、增强学生对汉字的热爱。
注释
①“口头为语，书面为文”在语文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小学阶段的重视口头表达的母语教材称之为“国语”，如《开明国语课本》《世界书局国语课本》《商务国语教科书》等；中学阶段的重视书面文的分析与写作的母语教材称之为“国文”，如《国文百八课》等。新中国成立前夕，叶圣陶先生将国语、国文合并为“语文”，自此，我国母语教材开始称之为《语文》。本文所述“语文”为文章叙述方便，既包括了新中国的语文教材，也包括了民国时期的《国语》《国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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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戚务念
Character Shaping or Remolding: A Study of Nationality of Chinese Textbooks from
Perspective of Essay Selection
Hu Jiao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has its social-psychological reasons and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erring national character. Through the study on classic essays of every historical period in Chinese textbooks, this paper analysis the national character shaping and remolding process with influence of textbooks.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are such four states among national character shaping as to achieving transformation with criticism; traditional direction inheriting tradition towards illustrationg illustrious virtue; other-direc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science towards New Citizen;self-direc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national culture to improve confidence during 110 years after Renyin-Guimao Educational System.
Key words: national character shaping;Chinese Textbooks;essay sel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