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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唐奖”得主余英时:天才辈出的时代思想最自由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6-27 03:13
标题: “唐奖”得主余英时:天才辈出的时代思想最自由
“唐奖”得主余英时:天才辈出的时代思想最自由
2014年06月26日 作者:李怀宇











“天才辈出在西方只有两个时期,一个在希腊时代,一个是在文艺复兴。这两个时期都是思想上最自由的时候,没有什么限制。中国的百家争鸣也刚好和希腊时代一样。”


台湾唐奖6月21日公布完第一届的获奖名单。永续发展奖的得主是挪威第一位女总理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1987年她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布伦特兰报告”,首次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因而被称为永续发展的教母。生技医药奖则由美国德州大学的詹姆斯·埃里森博士和日本京都大学的本庶佑博士共同获得。法治奖颁给了南非的奥比·萨克斯,他早年致力于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并因此遭到种族主义当局的暗杀而致残,后来他参与南非新宪法的起草。汉学奖的得主是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
唐奖是由台湾企业家尹衍梁捐资设立的,共设立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和法治四大领域的奖项,每两年颁奖一次,由中外学术权威共同评选,旨在以华人的视角,面对21世纪的新挑战和新课题,并以此弥补诺贝尔奖的不足,被期待成为“东方诺贝尔奖”。各奖项奖金都为5000万元新台币(约合1038万元人民币),比诺贝尔奖奖金还高。
中国“士”的典型
唐奖评选中尤受瞩目的是汉学奖。“汉学”意指广义之汉学,包括研究中国及其相关之学术,如思想、历史、文字、语言、考古、哲学、宗教、经学、文学、艺术(不包含文学及艺术创作)等领域。本奖旨在表彰汉学领域之成就,并彰显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之贡献。
唐奖第一届汉学奖颁发给余英时教授的奖词称: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余先生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尊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学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代诠释。
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教授称:“余英时教授就是他笔下的中国‘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与经历都在反映这一点。”林毓生与余英时是老朋友。在林毓生看来,在当代历史界没有人的成就能超过余英时,他天资非常高,但光有天资还不行,他还非常注重细节,并且坚持了几十年。“余先生做研究,可以几天几夜几乎不睡觉,他今年84岁了,仍是如此”。
余英时先后任教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培养了许多卓有成就的学生。“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黄进兴表示,余英时最伟大之处,在于很会抓学术史上的重要议题,每每提出一个说法,都能在学界激荡出火花,影响不只局限于史学界,甚至扩及人类学、社会科学界。
“中研院”副院长王森认为,余英时首先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但跟一般专业的史学家不同,他的研究还有一种文化关怀在里面。20世纪的史学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断代清晰,“很少人会跨越时代,但余先生从上古到民国都有研究,我们常开玩笑地说,他对事情、史实的论断,都有好几千年的历史背景在里面”。
在得奖后,余英时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受之有愧”。他说:“汉学奖不是专门给中国人的,是给研究中国的学者,还有其他三个同样重要的奖项,都是很新的,这是全球化的一种动向。”
2006年,余英时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在60年间,余英时出版中英文著作59本,论文400余篇。今年1月出版了《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是其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礼坏乐崩带来百家争鸣
时代周报:你在《论天人之际》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轴心突破时代中政治背景的问题。
余英时:书中的政治背景基本上谈的是周公在周代所起的重要作用,为什么孔子要梦周公,为什么他强调自己继承周公的思想,原因就在这里。要想取得天命,必须靠人的努力。你给老百姓好的生活,老百姓就会拥护你,支持你,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个很大的突破。但这个突破还没有到“轴心突破”,因为它还是在天命的范围之内。这是第一点。第二,它谈的还是以王朝为中心,到孔子才脱离以王朝为中心,变成以个人为中心,就跟天命发生关系了。孔子只有几个地方谈到天命,都是讲他个人与天的关系的,“知我者其天乎”之类。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周公在这个意义上也很重要,他本身就有很多巫的行为,日本人也讲过,有的人根本就称他为“大巫”。近代章太炎还说汉朝的董仲舒也是“大巫”。所以我并不是用巫来骂人,只是说一种事实的变化,思想史的根源上可以追溯到巫,基本上修改了原来对巫的看法。我认为当时存在着一个巫集团,有可以和天沟通的技能,所以人王(“天子”)任用他们,但其实他们本身没有资格和天沟通,他们是奉人王之命,才能和天沟通的。上古王朝相信巫能够为它取得天的支持,很多甲骨文的记载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时代周报:你认为天才为何会成群而来,这种现象有怎样的历史背景?
余英时: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Louis Kroeber)写了一本书讲文化成长的类型,其中用了一个词,就是“天才辈出”,英文就是“Clusterings of Geniuses”。天才辈出在西方只有两个时期,一个在希腊时代,一个是在文艺复兴。这两个时期都是思想上最自由的时候,没有什么限制。中国的百家争鸣也刚好和希腊时代一样。我认为可以更进一步地讲,因为原本约束性的礼乐制度崩坏—礼坏乐崩,王官之学分裂了,大家都可以重新讲一套理论,不受原来的思维所限。王官之学和百家之学是对立的,王官之学崩坏以后百家就出现了。这和西方所讲的天才辈出的希腊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都很像,尤其是希腊时代,和百家争鸣刚好都处于“轴心突破”的时代。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讲到“道术为天下裂”与“轴心突破”是天造地设之巧。
余英时:“裂”这个观点是庄子的后学讲的,庄子本人也已经有这种感觉,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了,所以我用庄子的语言来阐述这个问题。象征性地来说,“道术为天下裂”就是“浑沌”的“七窍”被凿开了。也就是新东西出现了,原来的东西裂掉了,谁也不能统一。谁也不能一下子笼罩一切。儒家的“笼罩性”是秦汉大一统之前慢慢发展起来的,春秋战国时代,儒不过是诸子百家之一而已。
追求打通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用到比较文化史的观点来对比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在第六章讲到把中国三家的观点和希腊罗马三派作比较后,你说“真不能不兴起‘东海、西海,此心同,此理同’的感叹”,这是不是属于一种历史上的巧合?
余英时:是巧合,但也不是偶然的巧合,几种文化里都有这种倾向。比较高级的有思想的文明,从宗教跳到神学层面的文明,都在某个时间有一个跳跃。从这方面来说这个巧合就不是偶然。如果只有中国文化发生了这种跳跃,或者只有希腊,那么可以说是偶然的巧合,因为没法比较。现在有了对比,就不能说是偶然了。这其中还有一个道理,哲学家最后是一定会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从前宗教的情况下,都是以集体的形式出现的。雅斯培说过,哲学家最后以个人出现,对天地万物和人际关系都提出新的理解和新的问题,这是从前没有的。
时代周报:你谈到现实世界和超越世界的“天人合一”。

余英时:“天人合一”就是讲这两个世界的关系,我在书中是解释什么是“天人合一”。其实天人合一不只是中国的特色,各种文化中都追求天人合一。换句话说,就是追求如何打通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现实世界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什么深刻的反思。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个世界不满意?中国有“天下无道”这个讲法,因为人间有许多自私自利的东西出现了,理想的东西都不能实现,这样的话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所以必须要有理想在背后鞭策人,用理想批判现实,否则就会失去批判精神。西方的上帝就是为了对人间批评,他并不只是上帝而已,这才是他的超越世界。柏拉图说,“idea”(理型)是理想的东西,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你要按照理想的东西去做。陈寅恪曾加以发挥,说:我们讲到君臣关系,可以说理想的,也可以说现实的。
现实中的君臣关系不会像理想中的那么美好,但如果君臣关系走样得太厉害,就可以用理想的君臣关系来批判现实的关系。必须有超越的世界才能批判现实的世界,所以天人关系说到最后是在谈超越的东西,它不仅仅是人造出一个理想的问题,有许多种讲法。老庄讲道的时候真的相信超越的道在宇宙中是存在的,与宇宙打成一片的,这就是所谓的“天”了。但这个概念很模糊,说是宗教也不完全是宗教,说是哲学也不完全是哲学。但很多人都抱着某些理想,为一己的信仰,甚至愿为它去死。这说明理想作为一个超越世界(或称之为“天”)确是存在的,不过有些时代特别旺盛,另一些时代则相对衰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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