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 名 | 性 别 | 职务/职称 | ||||
文化程度 | 所教学科 | 个人/团体 | ||||
联系电话 | E-mail | QQ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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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会承诺 本人自愿申请加入教博读书联合会，承诺遵守章程，认真履行章程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 申请人： 申请时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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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性别 | 单位 | 联系电话 | 邮箱 | 是否会员 |
姓 名 | 管季超 | 性 别 | 男 | 职务/职称 | 语文教研员 | |
文化程度 | 中文本科 | 所教学科 | 语文 | 个人/团体 | 个人 | |
联系电话 | 13971958105 或4000278105 | E-mail | xnjyw123@163.com | QQ | 1309586706 | |
团体会员联络人 | 【管季超工作室】 | 手机 | 13971958105 | QQ群号：291179970 | ||
工作单位 |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 |||||
收件地址 | 湖北省孝感市-西湖明珠阳光宅6号楼2单元501室 | 邮编 | 432100 | |||
博客/团体网站 | 个人创办教育公益网站群，下有《教师之友网》。《教师生活365》网http://www.jssh365.cn/。《师慧园》论坛。《中国教研员论坛》。《中国教育评论网》等5家网站。 | |||||
阅读情况或业绩 （个体会员或团体会员主持人填写） | 从业语文教学与研究工作30余年，藏书万余册。曾任湖北美术出版社《小画家》月刊特约责任编辑、山西《新作文》月刊湖北编辑分部主任、黑龙江《成功之路》月刊【小学版】特约副主编、湖北省硬笔书法家联谊会会刊《中国硬笔书法》季刊文字责编。现任中国高教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中心副秘书长http://www.jszywz.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497&_dsign=2ee5eeb9，兼山西《语文报-书法版》特约副主编http://www.jszywz.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21&_dsign=2141e6fa。在各类报刊发表文章300余篇。曾任全国语文教学艺术研究优秀成果评奖活动评委。http://www.jszywz.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345&extra=page%3D1&_dsign=1b508b65 | |||||
入会承诺 本人自愿申请加入教博读书联合会，承诺遵守章程，认真履行章程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 申请人： 管季超 申请时间：2014.11.8 | ||||||
作者：刘钢 来源: 《百科知识》2014年第22期 |
|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然而为何只有人类发明了文字，学会了阅读，使知识和文明得以代代相传？人类的阅读能力到底从何而来呢？ “神经元再利用”假说 文字的出现距今不到6000年，而人类的进化则有200多万年。从进化的过程来看，人类还没有充足的时间形成专门用来阅读的“工具”。我们之所以能够阅读，乃是借用了已经存在的部分神经回路，这就是科学家提出的“神经元再利用”假说。尽管猿不会读书，但猿脑和人脑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猿的神经元已经能够对看到的物体进行抽象。在猿的大脑中，已经存在一些专门用于识别物体形状的神经元，你也可以将之视为猿脑中的“字母表”。对猿脑来说复杂的物体可以借助其轮廓结构加以简化。猴子看到“T”“Y”或“O”这些表示物体轮廓的字母也会有反应，或许，这就是字母的最初起源。 从文字演变看阅读能力 从文字的演变来看，最早出现的是象形文字，随后出现了拼音文字。拼音大大简化了文字的复杂程度，就像中文这种非拼音文字，也在不断地简化。 目前，大约只有2%的汉字还保存有可识别的象形文字特征。观察各种不同的文字，尽管从外表来看千差万别，但内在的规律却非常一致。所有的文字都是白纸黑字，这是为了给视网膜提供高度集中的最优刺激源，使得大脑能够专注地处理阅读时看到的视觉信息。所有的文字都是由最小的单位组合而成。英文中由字母到音节，由音节到单词再到句子，而汉字亦有不同的偏旁部首，每一个偏旁部首又可以拆成不同的笔画。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人们都倾向于选择在周围环境中经常出现的形状来表示他们的文字。这说明，尽管人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人脑具有高度的可塑性，但仍然无法完全克服先天的限制，只有能够适应大脑结构的知识才能更好地被吸收。 传统的观念认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对信息的吸收和加工仿佛工厂里的流水线。把每一个字读进去，理解它的含义，然后再理解下一个字的含义，最后到总装车间，把这些不同的字词的含义整合起来，弄明白全文的意思。 事实上，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大脑的运作机制更加忙碌而混乱，因此也更激动人心。实际上，人在读书时并没有把每一个字都“读进去”。 我们的视觉系统天生存在着缺陷，只有眼睛中央的一块被称为“中央凹”的区域才能看清小小的铅字。因为需要用中央凹去看文字，在阅读的时候，我们的目光是不断跳跃的，这被称为“眼跳”。我们认为看到了一页书中的全部文字，其实只是挑着看了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把文字转化为读音，如果一种语言的拼读难度大，对阅读的障碍也就大。这也是为什么意大利儿童小学低年级就能读书，英国儿童得再晚一些，而有一些中国孩子要到小学高年级甚至初中才能自如地读书。在提取读音的同时，我们也在提取词义，这是两条不同的加工通道，而阅读正是依赖于这两条通道之间的密切合作。阅读依赖于平行的、甚至存在重复建设的多条通道，一个个文字符号才被解码、被理解，呈现出不同的含义。 “阅读神经”难易有别 巴黎法兰西学院的神经专家帮助我们剖析了阅读的神经过程。负责读写的大脑部位其实包括了两条不同的神经回路以帮助我们理解词义，这两条回路分别在不同的情况下被激活。其中一条是腹侧传导通路，它的作用直接而有效，负责了我们大部分的阅读。当我们看到一组字母时，会将这些字母转换成单词，然后直接领悟到词面意思。这条神经只能被常规的我们所熟悉的语句段落刺激，而且依赖于大脑皮层的视觉词形区。当你看一句直白的句子，或满是陈腐词句的段落时，你的阅读基本上都是通过这条腹侧神经通路在起作用。所以阅读过程看起来就像条件反射一样毫不费力，我们根本不用去思考书页上的单词。 但是腹侧神经并不是我们阅读时唯一一条工作的神经，第二条阅读通路则是背侧核束神经。有时因为一个晦涩的单词，一个难懂的从句或者难辨别的书写，我们就被动地集中了精力在一个句子上，这时候就刺激了背侧神经。在实验中，科学家用不同的方法刺激了这条神经通路，比如将书倒过来给人看，或者将标点点错。虽然之前有科学家已经提出一旦我们不再像一个文盲，而是能读能写，背侧神经就不会被刺激，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即使是读写顺畅的成年人偶尔也会被迫捉摸文本的意思。当我们突然间明白书本上的词语时，这个主动的背侧神经反射也就失去了它的自发性。 猿类为何不会阅读 为什么只有人类才学会了阅读，而人类的近亲猿却没有呢？目前，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只有人类具有心灵，即只有人类具有理解他人心灵的能力，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逐渐发展，最终达到了质变。另一种解释是人类的“全脑工作站”假说，即人脑中出现了大量的负责输入信息的神经元树突，突触（是两个神元连接的部分）之间的联结也越来越多，甚至具有了四通八达的长距离脑区之间的联结。最终，人脑出现了一种新的功能，即能够把不同脑区之间的联结进行汇集、筛选、重组及综合。简言之，我们只是更善于综合而已。 如果“神经元再利用”假说是正确的，阅读占用了原本用于其他用途的神经回路，那么，这也许会使我们丧失从祖先那里代代相传的其他认知能力。换言之，我们的文盲祖先所具有的部分视觉技巧，到了我们这里已经失传了。比如，人类学家感到最惊奇的是，居住在亚马孙流域、新几内亚等地的土著，看到断裂的树枝、模糊的动物脚印，就能够知道动物是否在附近，离去的方向等。再比如，由于我们习惯了白纸黑字，对色彩、声音等其他感觉之间的区别可能会逐渐钝化。年幼的孩子会敏感地察觉尖锐的声音和细小事物之间的区别，很多孩子在小的时候会觉得眼前的数字是有色彩的。等到他们上学之后，学会了读书，这些神奇的本领就逐渐消失了。由此可见，大脑并不完美，阅读亦非万能，在很多不擅长阅读的大脑里也许蕴藏着其他神奇的能力。 相关链接： 关于阅读的反思 柏拉图在《斐德罗》中讲了一个古代埃及的神话故事。发明文字的鸟首人身大神修思得意地跟埃及国王萨姆斯讲，读书将使埃及人更加聪明，让他们博闻强识。 萨姆斯国王说，多才多艺的修思啊，你可能恰恰弄反了。读书使人们依赖写下来的东西，不再去努力记忆，只能依赖外在符号的提醒。他们借助文字的帮助，看似能够无师自通地知道很多事情，实际上仍然一无所知。他们的心是装满了，但装的不是智慧，而是智慧的赝品。不难看出，2500年前，阅读并非那么受到鼓励。 |
作者：王煦 来源: 《学习时报》2014年12月1日 |
| 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国文化明显转型的时期。其间，中国文化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洗礼，传统知识体系瓦解，新文化、新教育逐步壮大。随之而来，大众的学习热情也明显增长。而学习，首要途径就是读书。在民国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如何更好地读书？如何使人们在汲取前人阅读经验的同时，适应新时代的学习需要？都吸引着民国学人们进一步去思考和总结。而这些思考、总结，很多至今仍值得我们参考。 精读与博览并举 读书究竟应“少而精”还是“多而博”？这是“阅读史”上的一个老话题了。民国学人同样也在就此进行思考。特别是王朝崩溃、科举废除，僵硬的儒典诵习已丧失市场的情况下，人们是否还需要精读？而西学东渐、新知传播，出版业迅速发展的时代，泛读又有没有规范？这些问题都摆在人们面前。对此，学者看法不一：有人强调“精”，提倡“读破一卷书”；有人强调“博”，主张读书“不必专一”。其实，当时更多的学者还是主张应“精”“博”兼具。梁启超就说：读书“最好分为两类：一类是精熟的，一类是涉览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这是从“技术”的角度说的。胡适则强调精读与泛读的知识指向不同。他说：理想的读书人要“既能博大，又能精深”，“一个学者不可无普通知识，同时也不可无专门学问，……就专门学问说：应先注重‘质’的方面的‘精深’；就普通知识说：应努力‘量’的方面的广博”。其实精与博，归纳而言，无非是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功用知识的不同学习方法。对于基础知识、专业技术、思想道德经典，当反复研读，熟记精通，以树立原则；对背景知识、社会经验、生活常识则应快览博闻，以夯实基础。二者不可偏废。读书不博，则眼界易局促狭隘，读书不精，则学问易散漫浮躁。所以，理想的读书人，还要像胡适所比喻的，像金字塔，基础博大坚实，同时又有个高耸精密的尖端。如此博而能精，静而复博，方可学问通达。 读书必须思考 书中文字的知识，并非仅仅读过记住，就算学到了，还必须经过读者个人的思考理解。读书若不思考，不但走马观花，难留印象，而且更严重的，不思考则难辨是非真伪，易为书本所左右，生出迷信和盲从。所以读书时一定要思考，要带着问题意识，甚至带着怀疑、批判的态度。梁启超就说：“用怀疑的精神去发生问题。天下无论大小学问，都发端于‘有问题’。若万事以‘不成问题’四字了之，那么，无所用其思索，无所用其研究，无所用其辩论，一切学问都拉倒了。”当然，提倡思考绝非叫你怀疑一切。“尽信书”不对，“尽不信书”同样偏颇。史学家陈柱就主张，读书应“疑所当疑，信所当信”。他认为“怀疑者有时自信太过，反未及思辨，而自陷于武断”，使读者失去对书籍的信任和兴趣，陷入“读书无用”的谬见。当然，不论采用什么程度的表达，他们主动思考、大胆思考的思想主旨则是贯通的。 那么如何去思考？学者也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学者朱介民强调知识背景：“首先对于学说之派别粗知其大概，而且能辨别其长短；又对社会之事情能分析其性质和内容。”胡绳则主张重点思考书籍的逻辑结构：“一、不要只记得原书中的结论，而要了解这结论是怎样得到的；二、不要只知道那里面是怎样怎样说的，而要知道那里面为什么这样说；三、不要为书中所讲的许许多多东西所困惑住了，而要想明白这许许多多东西是如何贯穿在一起的。”还有人的建议更直白：“读完一节，便要思量着一节里的内容怎样？形式怎样？读完一册，再要思量着全书的结构怎样？精义何在？再当思量到我读此书得着些什么？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另外，很多学者还强调，读书需要思考，但不能止步于此，而是要进入现实的社会生活。“拘泥学理，不顾事实，不能用书，反被书用，……对于事业、对于社会，试问有什么益处呢？”而且读书思考还要与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应该知，并且应该做”。用读书的所得，来指导实践，同时也在现实中验证其真伪，如此才不失读书的真意。 兴趣与读书的关系 想让人定下心来读书，并主动思考，兴趣是个关键。封建时代，四书五经八股文章，乏味无趣，自然引起民国学人的反感。所以很多人都提出读书、选书应注重个人的兴趣或个性，以其为阅读的出发点。学者徐应昶就说：读书要“适合自己兴趣，因着个人天性，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要对自己素质、兴趣点有所认识、有所衡量，再选择读书方向”。作家林语堂的表达更极端：“什么才叫做真正读书呢？……一句话说，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这才叫做真正的读书。”还说：“个人如能就兴味程度相近的书选读，未有不可无师自通；或者偶有疑难，未能遽然了解，涉猎既久，自可融会贯通。” 不过，这种说法未免太乐观。读书纯粹由着兴趣并不可靠。现实中人们往往发现，自己爱读、想读的书和有益、应读的书并不一致。这时孰轻孰重，如何取舍？艾思奇就指出：“趣味是要紧的”，但“书的选择和计划是根本，而兴趣只是一种帮助”。他说读书人不能做“趣味崇拜主义者”，“如果让兴趣支配一切，有兴趣的就读，结果乱读一大堆，读破万卷，得不到一点头绪……为要保持读书本来的意义和目的，不能不对我们的兴趣加以节制”。除了“节制”兴趣外，学者们也提出读书兴趣可以后天培养。学者，杨衡玉就说：“兴趣固然由于天赋，而环境和教育的力量也非常之大，可以转移（兴趣）。”那如何养成兴趣？梁启超认为：“第一要不息，第二要深入，第三要找（学）友。”而经济学家张素民认为培养读书兴趣，一要了解书籍内容，二要养成读书习惯，三要“择你性之所喜的一类书读”。艾思奇则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出发，认为：“读书的时候，如果书的内容能被自己很清楚地了解了，或是那书的内容与自己的生活有关系时，就会引起兴趣”，“因为自己的生活最容易理解的缘故，所以……书籍的选择，也最好尽量选择能与自己的生活有关的作品”。综合各家之言，其实还是要做到科学理性地选书，持之以恒地阅读，待到读者的能力素质真正得到提升，读好书的助益充分显现，良好的阅读兴趣也就能养成了。 上述几点，仅是举其大端。其实民国学人对读书法的论述还有很多，如读书要有信心、有恒心、有规律，要从个人实际程度出发，循序渐进，要注意阅读卫生，等等，都很有教益。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当时学者们的读书法，主要还是理论阐述，有时不免空论之嫌，还有些说法、观点相互差异甚至冲突。这些仍需读者思考鉴别，并通过实践运用找到适合自身的方法。最后，本文引用民国时一本《书报阅读法》所列的几条实用选书指标作为结尾，供读者参考：选书不要为宣传所迷惑；不要为广告所引诱；不要选与自己程度不相等的；注意出版日期、版数；注意出版处、发行者；先阅序言或后记；最好有相当的人介绍，或有名人评论或推荐；是否必需。 |
作者：郭震海 来源: 《今晚报》2014年12月10日 |
| 写下这个题目，想到十五年前一件趣事儿。1999年有则新闻说，一个游手好闲的陕西户县农民，数月之内“脱胎换骨”，署名为贾平凹、陈忠实、莫言等，天女散花般向各大报刊疯狂投稿，稿件竟奇迹般地见诸报端，稿费也源源不断涌来。 当时，我看了新闻后，顿觉荒唐。十五年过去了，现在再回头来看这则新闻，感觉这样的事情发生，似乎也属情理之中。 天下文章本无模式，也无定数。如散文一定要“形散”而“神聚”吗？非也，或许还有更好的写法，只是没有发现。何为好文，何为坏文，但凡积极向上，语句通顺，段落清晰皆可成文。当然也确实有很多精品力作，不过这等好事并非信手拈来那般简单，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神来”之事，就拿鲁迅的作品而言，也并非篇篇皆精品。用贾平凹先生的话说：“如果文章是千古的事，并不是谁要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它是一段故事，属天地早有了的，只是有没有夙命可得到。” 曹雪芹一生奉献了一部《石头记》，还是“烂尾工程”，这丝毫不影响他名存青史。其实，平凡的生活，还是平凡的文章多一些，一个作家一生可以写很多，但真正能留得下几篇（部），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就很不简单。倘若一落笔就可写“浑然天成”般好文，不说我等这些文学界之“票友”，就拿莫言、贾平凹等舞台上的“名角儿”也不可做到。许多时候，凡名家就是好文的概念，只是我们在阅读上存在着偏见。 对于阅读的偏见，多诱发于外界干扰。我曾做过试验，选出某作家一篇平常小文，现场发给多位文友阅读，之前先抛自己的观点，说此文结构独特，语言创新，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妙文。然后，等文友们现场读完，几乎没有悬念，个个频频点头，齐声赞叹。如果在一篇文章写得尚可的前提下，别人强烈推荐去读和自己去读，效果会完全不同。如带着欣赏的心态去读，会越读越感觉妙，如带着挑剔的心态去读，会越读越感觉一般。 对某位作家的文章，如果在一片叫好声中，很多读者不知不觉就会被“感染”，当然前提是文章尚可。这让我想到了王小波，他生前想出本书很难，逝后突然就火了。《南方周末》有篇文章说：“小波逝后，他的文集成为畅销不衰的出版神话。而在他生前，每一本书的出炉却都需要费尽唇舌，并且还要面临被改头换面的危险。”一位编辑回忆说，之前真没有感觉王小波的文章好，后来都说好，就仔细读了下去，确实好。难道是生前和死后的王小波不是同一个人吗？不是，这就是阅读上的偏见。 《当代》杂志社副主编周昌义，回忆当年到西安组稿，接到路遥写的《平凡的世界》书稿，他感觉一点都不好。他写道：“拿着路遥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趴在床上，兴致勃勃拜读。读着读着，兴致没了。没错，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三十多万字。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觉就是啰嗦，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实在很难往下看。”他自作主张，很轻松就做了退稿处理，导致《平凡的世界》火了之后，他所在的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出高价把版权买到手，现在还时常重印。周昌义写道：“《平凡的世界》的长销，就不可能是文坛什么人两肋插刀的结果，而只能是它本身的力量决定的。一部作品，颠沛流离，二十年以后还在走好，没有力量能行吗？我承认不承认，事实就摆在那儿。”其实，这并不是周昌义没有眼光，而是阅读的偏差。 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坏文章，排除一些灵感突发的“神来”之作，只要用心去写，尽心尽力了的就是好文章，至于发出之后会如何，就由它去吧。真正的好文章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就如射出去的子弹，需要飞一会儿。相信岁月的烟尘是舍不得将真正好文章湮没的。 |
凌宗伟=阅读，让我们向真理而去——一位教师的2014年度读书报告
作为一名教师，如果真的想要理解我们所从事的教育，首要的选择就是读书。
要获得真正的专业能力和专业思维没有捷径可走，必须依靠不断地阅读，以及与阅读相关的思考和实践。
去年暑假，我从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时就有人问我，一个校长如果退下来了，但还想为教育事业发挥余热，您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我当时回答：“最需要做的事情是读书。”在我看来，作为一名教师，如果真的想要理解我们所从事的教育，首要的选择就是读书，因为读书的过程就是同古今中外最有智慧的人对话的过程，而教育正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话与互动，是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相互摇曳与温暖的过程。
2014年我所读的书有教育的、哲学的、社会学的、逻辑学的、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的，以及管理学和大数据方面的。相对广泛的阅读，使我对许多原本一直想不明白的教育问题，慢慢地想深了点，想明白了点。
在阅读中甄别教育“箴言”
如何理解“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以及如何看待“爱生如子”、“爱校如家”之类的教育“箴言”，不读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康德的《论教育学》、菲利普·W·杰克森的《什么是教育》、史蒂芬·柯维的《第3选择》，还真的就搞不清这类问题。究竟什么是爱，什么是教育之爱，“爱生如子”、“爱校如家”之类的言说有什么不妥？
《第3选择》的作者说，爱一个人你就必须以上帝的形象来看他，而不是用我们所希望的形象来要求他。一个孩子生下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而不是我们想要让他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才叫爱他。而我们呢，总是在用我们的要求“爱”我们的学生，于是，我们就会视一刀切、军事化、标准化的教育要求为教育的圭臬。
许许多多反教育的规定与勾当（诸如某省规定凡男性不论年龄，一律不得进入女生生活区，以及某部门禁止老师批评学生之类的这“不准”那“不准”）不正是打着“爱生如子”的幌子出现的吗？在这样的旗号下，我们原本觉得不可理解的主张与行动（考试工厂那样的军事化管理、魔鬼式训练），不仅变得可以理解了，甚至变得“伟大”而“高尚”了。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陶行知当年所提的“爱生如子”前面还有“爱满天下”，我们就不能狭隘地将教育之爱理解为“爱生如子”、“爱校如家”。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康德等这些哲人的论说中弄明白，所谓“教育之爱”，强调的是在教育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不仅要有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情感，还要爱我们所教、所学的内容以及教和学的方式，乃至于我们所处的世界的方方面面。这爱和情感是包容、慈悲、博大的，同时，又是理智和基于道德的。其目标就是不断地改善，试图使师生双方的每一个人（往大里去，还包括同事之间、同学之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变得更好，进而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使世界变得更好。
这样的爱是需要时间的，是要靠一代代人的努力前行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和勇气，需要的是身处其间的每一个人的付出和努力，用杰克森的话来说，需要每一代新人自由地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扩张”。
所以，我们在对待类似的教育“箴言”的时候，要想一想罗伯特·博斯特在《民主、专业知识与学术自由》中强调的“人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发表意见，不能为争议而争议，意见要有一定的专业理论做支撑，一个意见是否靠谱，要通过同行评议来论证。这同行，一方面是当下的，另一方面自然包括那些书写智慧之书的智慧之人。
在阅读中寻找教育“正道”
梭罗的《瓦尔登湖》、卡拉汉的《教育与效率崇拜》等书，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当下我们对“高效课堂”的追捧原来是有历史渊源的。为什么我们会热衷于“高效课堂”的打造？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学校管理者们将自己视为企业管理者，或者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学校经理’，而不是将自己视为学者或者教育哲学家”。
80年前，“（美国教育的）悲剧的本质就在于，忽视了学校管理与企业管理的区别，把学校教育彻底商业化”。反观我们当下的教育所出现的问题，其中恐怕也有不少是因为地方政府出于成本考虑的缘故吧。每每总是会有官员用“地方财政的开支主要用在教师工资和教育投资上了”的言辞，表达他们说不出来的烦恼。于是学校拆并、集中办学、集团化办学就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不二选择。更可悲的是，在这种狂热的追求下，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教育能够出现着眼于“标准”的批量化生产的模式和技术，于是上上下下热衷于各式各样的“标准”、“规范”的制定，对考试工厂的追捧也就成了一种普遍心理。
效率崇拜对教育的影响，必然使学校在实用性、操作性上下功夫、动脑筋。热衷于“术”的“改课”、层出不穷的教育模式、日益泛滥的“高效课堂”成为时尚的原因就在这里。“商业影响教育的途径有很多，主要表现为：通过报纸、杂志和书籍，通过教育会议的演讲，以及更为直接地通过经济活动……无论是哪一种途径，其影响都会以建议或要求的形式表现出来，学校即会以更加商业化的途径和方式来组织和运作，其重点会立刻放到更具实践性和实用性的教育上。”这样的运作手段，卡拉汉早已经给我们分析得相当到位了，那些考试工厂影响力的扩大、迷惑性的增强，其主要手段与途径正在于此。
卢梭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则告诉我们，只有在宁静的时候，哪怕片刻安静，人们才能放下羁绊灵魂的所有沉重，在大自然中、在宇宙奇趣与命运交叉的城堡里，慢慢地明白什么是崇高。在热闹纷繁的教育江湖中，作为教师，我们想要恪守教育的底线，需要的不正是卢梭那样的冷静和淡然吗？
在阅读中学习教育“科学”
一名教师，想要做好自己从事的教育教学工作，没有相关的教育科学知识，不仅只能盲人摸象，而且容易被各色各样的“葵花宝典”所忽悠。大卫·苏泽等的《教育与脑神经科学》、约翰·E.道林的《脑的争论：先天还是后天？》以及安东尼奥·M.巴特罗等的《受教育的脑:神经教育学的诞生》等著作尽管不可能给我们提供“葵花宝典”，但它们用脑神经科学，为我们撬动着教育学。
这些著作告诉我们，每个人的遗传基因是不一样的，这不一样，决定了不同的人的智能因子不一样，有的具有特殊的天赋，有的就是平平常常，有的兴趣点在运算上，有的兴趣点在运动上，我们要让学生信心满满，就要努力找到他身上的亮点，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接下来就需要鼓励，让他把这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发挥到极致。
斯特拉·契斯在《你的孩子是人》中指出，孩子不是一个需要父母用程序控制的小机器人。契斯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父母能欣赏这种独特性，孩子就能茁壮成长。她的研究验证了一位成功家长曾经对我说的育儿之道：“对待孩子的相同之处就是对他们区别对待。”
没有阅读《大连接》、《人人社会》以及涂子沛的《大数据》、魏忠的《教育正悄悄发生一场革命》这些书之前，就发现很多教育人，不管是资深的名师专家，还是初入杏坛的后辈晚学，总在谈论诸如“云计算”、“大数据”之类的时髦词语，以显示自己的开明和先进，甚至当场听到专家说大数据背景下，教师会大量下岗。读了这些就发现，其实那些专家并不一定真的知道“在线课堂”、“翻转课堂”、“高效课堂”这类被过度消费得几近娱乐化的字眼，背后的真意与价值。
是不是连上了互联网，就算是现代意义上的教学？是不是“砸烂讲台”、“给传统课堂打零分”就能更接近教育的本色？是不是逃离了学校，效仿乔布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骄傲地“退学”，我们的孩子就可一夜功成名就？这些看起来有点乖谬的想法，却多少有着现实基础，在有些人看来，现在的学校教育早已经沦同于新时代的技术主义了——每节课都需要有多媒体，需要有精确的结构化切割，需要有场面热闹的讨论，并最终万佛朝宗式地得出某一标准结论。
在今天这个被称作“web3.0”的信息时代，世界正迅速扁平化、一体化和个性化，“经验”和“体验”，正作为新的元素重新定义“知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智慧”，影响着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需要。我们还是沿用大工业时代的教育思维，就难免怪相丛生了。
在阅读中走向教育“真理”
不读史蒂芬·柯维的《第3选择》、丹尼尔·卡纳曼的《快思慢想》、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和詹姆斯·富勒的《大连接》、克莱·基的《人人社会》，以及笛卡尔的《谈谈方法》、杜威的《我们如何思维》、克里希那摩提的《重新认识你自己》，等等，我就不可能去思考作为教师必须建构自己的教育哲学，让教育朝向“真理”而行的问题，尽管我至今也没有找到教育的“真理”。但我慢慢地认识到倾听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包容不只是对一方的要求，包容不是妥协，还有要想避免直觉判断给我们带来的错误，就要在“快思”的同时让“慢想”跟上。
正如笛卡尔所言，一个人想要探寻真理，最要紧的是要不断学习，广泛涉猎，“博学旁通，连最迷信、最虚妄的东西也不放过，是有好处的，可以知道老底，不上他们的当”。“要想知道他们真正的看法，一定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不能光听他们说的话”。
《大连接》、《人人社会》让我明白了人在社会网络中是如何与他人连接并发挥自己的影响的，“六度关系”和“三度影响”的理论，促使我对我们今天所热衷的“小组学习”、“合作探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慢慢地想明白了解决这些问题可能的路径。没有这些阅读，只是凭直觉来看待问题，所以找不到问题发生的原因。
我更为感兴趣的是《快思慢想》中谈到的一种生活方式：茶馆式闲聊。作者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增进我们的洞察力，看到并了解他人的判断和选择出现什么错误，进而了解自己所犯的错误在哪里。所谓“闲暇出智慧”原来是有依据的。另外作者告诉我们，作为人，我们内心都有两个“我”，一个是行动和直觉的“我”，一个是理性和小心的“我”，所以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不管我们的直觉如何，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冷静而仁慈，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得到冷静而仁慈的回报。
“教育是慢的艺术”的论断，不是凭空而来的。
若是没有这样不停地阅读和思考，我还真的没办法从源头上剖析教育今天囚徒困境的局面。一名教师，如果能从尊重教育的人文性出发，在教育哲学的支撑下，摆脱唯效论英雄的思维定式，或许就有可能弄清楚自己当下所作所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学会做一个负责任的、充满爱的、富有建设性的教师。而要获得真正的专业能力和专业思维没有捷径可走，必须依靠不断地阅读，以及与阅读相关的思考和实践。
《中国教育报》2014年12月25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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