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词源考 - 教师之友网

“教科书”一词是从哪里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张伟和代钦发表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的论文——“‘教科书’词探源”、孙建军发表在《日语学习与研究》的论文——“近代新词‘教科书’的生成与传播”，都做了深入探索，为“教科书”一词的起源提供了有力佐证。
一、张伟、代钦的考证
据张伟、代钦的考证，“教科书”一词的来源，有源自西方传教士、源自日本、源自中国这三种说法。
1.源自西方传教士说
这种说法的理由主要是19世纪70年代，基督教传教士最先使用了这个词。依据是中华民国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中的教科书之发刊概况中说，清同治光绪年间，基督教会多附设学堂传教，光绪二年(1876年，实际上应该是1877年)举行传教士大会时，教士之主持教育者以西学各科教材无适用书籍，议决组织“学堂教科书委员会”。该机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产生，沿用至今的“教科书”一词也由此而来。
2.源自日本说
这种说法的理由是，实藤惠秀著有《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他认为1903年左右的凡以“教科书”为名的书籍都可看做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教科书”这个词汇也是从日本输入的。另外，王桂主编的《中日教育关系史》也认为留日学生在翻译日本教科书的过程中把许多新词汇、新术语输入中国，连“教科书”一词也是留学生从日文翻译过来的。
3.源自中国说
这种说法的理由是著名出版史家汪家熔著有《民族魂》，书中写道：“有些出版史说1877年来华基督教组织‘教科书委员会’，为国人
编纂课本，从而有‘教科书’的名词，这是颠倒了因果。”这个组织原名 The School Textbook SeriesCommittee。直译是“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而中文名叫“益智书会”。他认为中国人将Textbook译成“教科书”是因为中国传统女学有“教科”一词，book是书，教科书是中国的名称。
但张伟、代钦认为，“教科书”一词的使用,日本早于中国,也早于西方传教士引入中国的时间。根据是：日本最有名的词典之一《广辞苑》中有“教科”一词,而中国的词典中没有。《辞源》是中国的一部古典收录止于1840年，其中未收录“教科书”一词；清末学者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对古籍版本所用各种术语名称进行了比勘考辨溯源，也未见“教科”一词。
日本明治六年(1873年)的国家文件《近代教科书的成立》中已出现“教科书”一词,而“女学”本身是动态历史范畴，其间何时有“教科”一词难以考证。
高名凯等人对现代汉语外来词做过研究和考证，其中有一些是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组合与意译欧美语言，然后再由中国人引入汉语里来的。引入汉语里的日语词，有的原封不动，有的改造后成为现代汉语词。“教科”就属于这类外来词。
关于现代汉语中的“教科书”一词，从陆费逵写过的“与舒新城论中国教科书史书”来看，第一部教科书是1897年朱树人编、南洋公学出版、仿英美体例的《蒙学课本》。同年,又有《笔算教科书》一种，董瑞椿译的《物算教科书》一种,张相文编的《本国初中地理教科书》二种。这些是可考的中国使用“教科书”一词的最早记录。此外，渡边小三郎编写的《中等教育代数学教科书》出版于1889年,也早于中国可考最早“教科书”作
书名使用的1897年。
二、孙建军的探查
孙建军《近代新词“教科书”的生成与传播》一文梳理了近代日语“教科书”的生成与传播过程，探索了“教科书”源自日语的可能性。
1.汉语中的“教科书”
他从构词、在华传教士与“教科”、晚清学制改革中的“教科”和“教科书”三个方面探查了“教科书”一词在中国的诞生和使用。
从构词看，他认为虽然“二字+书”结构的三字词在汉语里并不少见，但词源收录最权威的《汉语大词典》里没有“教科”一词，“教科+书”就难以断定是汉语固有的三字词。
在华传教士与“教科”方面，他发现早在明末清初翻译出版的《职方外纪》(艾儒略，1623)中就使用了“教科”。这里的“教科”指学习内容“主守教法”。同年，艾儒略在《西学凡》中详细介绍了欧洲的教育制度，介绍了“教科”的音译词“加诺弱斯”，即Ganones，现译为“教会法典学”。一直到清末，一些官僚在引用《西学凡》时，都曾使用过“教科”一词，而这里的“教科”与“教科书”中“教科”的意义显然相差甚远。1877年5月，第一次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成立了编译教科书的机构“School andTextbookSeriesCommittee”，它的直译名称“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并不是当时就有的，而是后来学者翻译的。该时期传教士有关西方教育制度的译著，如，花之安(E.Faber)的《大德国学校论略》（1873）和丁韪良(W.A.P.Martin)的《西学考略》（1883年）都未出现过“教科”或“教科书”。另外，从江南制造局到甲午战争前出版的众多教科书的书名中也都没出现过“教科”或“教科书”字样。
在晚清学制改革期间的史料中，孙建军发现了“教科”一词。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1902
年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政府法令公布实施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由推崇日本教育的汉族官员张百熙组织制定。1902年11月，日本译员伊泽修二来华，向清政府呈上《日本学制大纲》，这部大纲是中文版，共四卷。译者是日本前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教授桥本武，而阅者是“大清国翰林院庶吉士戴展诚”和“举人中书科中书杨度”。另外，封面是大清国固山贝子载振的题字“知己知人，殚精求胜”，中日大员（大日本国公爵近卫笃麻吕、大清国五品卿衔吴汝纶）分别为该书作序。从上述译者、审阅者及题字、作序人的构成和社会地位以及出版日期用中日共同标记等综合因素看，这本书的翻译可能是中日政府在达成某种合作意向下完成的。《日本学制大纲》全面详细地介绍了近代日本教育制度，而且书中出现了大量“教科”“教科书”等新词，对1904年清政府在张之洞等人主持下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的制订有重要的影响，“教科”“教科书”等新词也被植入其中。由此可见，“教科书”等日语新词进入汉语，《日本学制大纲》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日语中的“教科书”
孙建军还考查了日语中“教科书”一词的产生和传播。他从“教科”一词入手，首先查阅了明治学制颁布之前明治政府发布的《大学规则及中小学规则》(1870年2月)，大学规则中，学科被分为“教科”“法科”“理科”“医科”“文科”。“教科”的科目有两个，分别是“神教学”和“修身学”。而中小学规则的中学部分则只有“教科”“法科”“文科”。其中“教科”的科目是“古事记、日本记、万葉集、古语拾遗、宣命、祝词、孝经、论语、大学、中庸、诗经、书经、周易、礼记”。由此可见，那时的“教科”内容与后来有所不同，中小学的保留了传统教学体
制，而大学的与艾儒略提到的内容相似。1872年8月颁布的《学制》中正式设立了“教科”，并明确规定了每个学习阶段的教科科目。1879年9月，“教育令”取代了《学制》，其中也规定了6至14岁儿童应学的“教科”。随着时间的变化，“教科”的内容在历届大纲中不断更新，但“教科”这个词却没有变。它为“教科书”一词的形成起到奠基作用。
孙建军还关注到文部省制定文教政策的核心官员田中不二麻吕及协助他工作的顾问美国人戴维·穆雷（DavidMurray）两位历史人物。穆雷在向文部省提交的《学監申報》中使用了“教科书”一词，其中的用例被收录进《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二版。穆雷提交的《学監申報》是英文写的，是田中或其他文部省官员在翻译过程中使用了“教科书”一词。这个报告被收入《文部書第一年報》（1873年12月），而早于该年报的《文部省布達第66号》(1873年5月)中已经出现了“教科书”。这说明“教科书”一词的使用早于《日本国語大辞典》第二版所列的用例，由此孙建军推断“教科书”不是英译日过程中产生的译词，而是随着学制的颁布及“教科”的设立应运而生的新词。凭借官方文件的权威性，“教科书”这个词逐渐渗透到学校教育之中，并得以定型。这一点从当时的教科书书名也可以得到证实。孙建军查阅了广岛大学图书馆收录的江户时代至1902年间出版1846册教科书，发现实施学制之前（江户时代-1871年）的521册书中没有使用“教科书”做书名的；实施审定
制度以前(1872-1885年只有2册使用了“教科书”；而审定教科书时期(1886-1902年)的526册中有46册使用了“教科书”，比例大幅上升，各种叫法最终都定型在“教科书”上了。
孙建军的研究表明，“教科”是随着日本近代教育制度中教科的确立而产生的，为了满足教科必需的书籍，“教科书”这一新“教科书”赋予法律权威的是清末学制中“教科”的设立。
从上述“教科书”一词的探源可以看出，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随着新学制的出现、新学堂的迅猛发展，为了满足新学制、新学堂需要而产生的。“教科”一词在现代日语里仍然在用，意思相当于汉语的“学科”。如果说按照学科编纂的教材在日语里被称为“教科书”顺理成章，那么，汉语里的“学科”一词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相联系的一个学术概念，用于学校教学的科目，如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历史、地理等，但如顺势称之为“学科书”恐怕就难以接受了。这大概就是“教科”一词逐渐消失，而约定俗成的“教科书”一词沿用至今的原因吧。
（作者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日语编辑室编审）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