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线批判性思维专题研修营（第1期）--【管季超工作室】友情转帖 - 教师之友网

让批判性思维的火花在课堂上迸溅！

让批判性思维的火把在教育的夜空点燃！

全国首次批判性思维专题研修

批判性思维专题研修营（第1期）

主办：《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成都问对教育顾问有限公司

承办：成都市草堂小学

研修时间：2015年2月8日—12日（2月7 日报到）

我们不培养头脑空空唯唯诺诺的“群众”——什么是批判性思维？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批判性思维与文本解读

引蛇出洞、一路追魂、左右互搏、弹指神通——批判性思维与课堂对话

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看清你的课——批判性思维与教学设计

批判性思维实战演练

主题讲座、案例研讨、唇枪舌剑、角色扮演、现场还原、多元考核

著名历史特级教师，北京十一学校枣林村书院院长，2014中国年度新锐教师。视野广阔、思维缜密且极具穿透力。网名刘支书助理，有多篇名文在各大教育论坛流传。著有《用思想点燃课堂》。

都江堰光亚学校高中文科教师兼成都华德福学校高中历史教师。在某个特别的时刻用极具批判性的身体语言演绎了一个“批判性”的神话。知识底盘厚实，逻辑力量强劲，著有《民间野草》。

《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编辑部主任。主持《杜郎口中学的课不是好课》等多个重要专题的策划制作。

国内著名教育媒体人，《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主编。第一线卓越教师黄埔军校创办人

第一线卓越校长黄埔军校创办人。在课堂教学、教育写作、教师专业发展、学校文化建设等领域均有原创性突破与构建。

1.建议阅读《罗伯特议事规则》《笨蛋！重要的是逻辑》《学会提问——批判性思维指南》等相关书籍。

2.请准备一到两个有意思的教育教学案例（如能成文最好），以供现场分享评点。优秀案例将刊发在《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

费用：￥1800/人（不含食宿费，食宿请自理）

人数：限额招生100人。

请在1月30日前将姓名、性别、单位、职务、手机、QQ等报名信息发送至信箱：diyixian_yx@163.com

咨询电话：18980032123（编辑部） 13881768917（许老师）

因名额有限，为确保学位，请提前将研修费用汇至以下账号：

开户行：渤海银行成都分行

户名：成都问对教育顾问有限公司

账号：2000 1407 5200 0130

用途：“批判性思维专题研修营”研修会务费。

个人汇款请汇：

户名：李玉龙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市第八支行

账号：6227 0038 1401 0256 703

汇款后务请来电或短信告知，确认收到款项后在报到时统一开具发票。

2015年2月7日全天在成都市草堂小学报到（成都市浣花南路180号），晚上6点以后到达的老师可以在8日上午9点正式开课前报到。

周边住宿参考：

1.成都博今酒店（成都市青华路牧电巷2号，距草堂小学约500米）

电话：028-82828066

2. 成都新通惠酒店（成都市青华路15号，距草堂小学约500米）

电话：028-87396001

3. 成都浣花启明宾馆（成都市青羊区浣花北路1号，距草堂小学约700米）

电话：028-87499999

4.草堂明月酒店（成都市青华路35号，杜甫草堂北大门旁，距草堂小学约800米）

电话：028-65023333

学员可自行选择酒店，网上或者电话预订。

《教师博览》编者按：

北京十一学校在李希贵校长的领导下，教育教学领域多项改革风生水起，受到了教育部及全国教育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其中，魏忠先生质疑有加，而沈祖芸先生、张国庆老师也反质疑，可谓各抒己见。

今特推出他们的文章，以飨诸友。

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被绑向神坛的李希贵

某杂志约稿，谈一下对北京十一学校的看法，这个经常上中国教育报头条、中国当代十大教育家、北京十一学校校长的人，我还真不知道。查了一下，又吓我一跳，魏书生、杜郎口、黄冈中学和衡水中学还没结束，中国又将诞生一个新式伟大教育家，而他所代表的教育理念，又是那么令人心动：取消班主任、取消班级、缩小班级规模、师生平等，等等。而他的光环又是那么耀眼：中学老师、著述不断（比魏书生一年两本书还差一点哦）、极富天赋和魅力、与学生打成一片。

其实，李希贵教育改革的实质就是放弃苏式教肓，回到杜威的美式课堂，而我们这些年来如此多的教育家涌现，问题恰恰在于“现实太精彩了”。说句实心话，教育不需要创新，需要常识和良知，改革的包括李希贵的改革每一步都是艰难的，值得称颂的，但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能否推广、是否需要推广、是否需要这样的推广。

有几个数据需要读者帮我核实：该校师生比，教育经费，教师收入，课时量同比，在我没有得到以上数据的情况下，不便发表评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十一学校的教改是否具有普遍价值只不过比较认同郑州一位校长的说法：在应试环境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一切都是作秀。

一下是花了一个小时进行的初步调查：

1.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后，学校网站内容进行变更，变更前的学校网站上显示学校有107个教学班，而中国教育报写学校有1430个教学班，网站的介绍到2012年，有李校长照片，也就是在2年内，学校的班级扩大了14倍，请问是造假还是建筑面积高校应用，还是有其它经费；而学校网站内容升级后，突然变成
学校占地234亩，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现有4000余名学生，形成1430个教学班。

2. 北京市2005年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完中24到36个班，学生规模1440人，而十一学校140个班，4600学生，班级规模超3倍，学生人数超3倍；

3. 按照北京市的标准，建筑面积人均学生核算6.7平方米，而十一学校建筑面积人均32平方（按照十一中网上资料推算）

4. 按照北京市的标准，36个班50亩标准，140亩校园面积完中面积应该为200亩，实际为234亩，这是唯一不超标的，原因你懂的；

5. 按照北京市标准，4100学生拥有的教室数量为132间，而仅十一学校就建立了学科教室271间，超出一倍，仅仅是学科教室；

6. 从最新新网站介绍上看，这个学校现有特级教师 28人，高级教师175人，来自北大、清华、中科院、耶鲁等名校的中方博士60人，市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104人，来自牛津、剑桥、耶鲁、哥伦比亚等世界名校的69名外籍教师。师资是什么水平呢？这么多博士硕士和海外教师，你懂的，这是一个沙漠军工大院开展两弹一星开发的态势！

7. 2010年，学校的宣传资料为教师总数为149人， 4年不到，仅从网站资料，学校硕士以上的教师总数就达232人，李校长的教学改革，是大幅度增加教师数量的吧？可以推广吗？

8. 李希贵，当代十大教育家，谁封的？谁炒作的？《当代教育家》杂志，当代教育家杂志主编何人？十一中分校校长李振村，李振村干了什么事？1999年捧红了高密一中的校长李希贵，2012年请来雷夫与李希贵两位“满含热泪的教育家”高峰论坛，论坛的结果是什么？出书，出书的书卖到哪里了？问问李希贵，你懂的。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自从2012年李振村办了《当代教育家》并任总编后，中国突然就有了当代教育家，各种评选、媒体造市、教育部门配合、教育学会会长力挺、李希贵发表文章说：“中国可以有教育家”。资本、媒体、校长、政客、记者、出版集团结盟，吆喝着改革，装着西方正常的教育常识，打着改革的外衣，请问，学生排名第几？韩寒的事儿和《萌芽》的事儿还没结束，新一批的校长又在出发。

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李校长，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你千万不能啊！

以上均是在1个小时内在公开资料大数据的资料，如有错误，敬请读者指正。

参考文献：

1. 雷夫来华访谈花絮

2. 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规范2005

3. 北京市十一学校官网（写文章之前的两个内容版本）

4. 中国教育报

5. 百度李振村

二、李希贵的改革实质是“全盘西化”

2005年，李希贵在山东潍坊教育局担任局长的时候，就曾经访美，在他写的文章中，对美国的作业赞叹不止，而后的多年，李希贵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访学期间，写了李《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李希贵从高密四中、高密一中，一直到高密教委、潍坊教育局、教育部基础教育评估中心、十一学校的前期和后期的历史，就会发现，李希贵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是和他能够接受的美国教育信息和美国教育实践密切相关的。最早的高密四中，李希贵的实践仅仅停留在双向选择的管理思路，到了高密一中，李希贵进行了另外一种实践，那就是教师分级管理。这个时期的李希贵，如果没有后来的新闻推手李振村，会沿着经典的有作为的校长之路走下去的。

直到李希贵担任高密教育局长，高密成为课程改革的实验田，全国各地形成高密一中热，这个时候，李希贵的改革还基本上停留在课程改革方面。在此以后的一些年，李希贵开始研究教育改革，而美国教育是绕不开的一个结。

直到李希贵来到美国，看到了美国的基础教育的作业，才真正启发了李希贵的教育，从此才可以称为“教育改革者”。

李希贵的教育改革真正能做出成效，是来到北京学校以后的事情了。从2007年到2011年，李希贵还基本停留在传统课堂领域，因为这个时候的北京十一学校网站上，还只有149个教师和104个教师，与目前宣传的1400个课程、270门课程相差甚远。李希贵选择的这个学校或者说北京市11中选择李希贵是双方的幸运。从北京十一学校的背景看，具有非常浓厚的官方和曾经的军方背景，又有国有民办的规则优势，在地理位置、传统优势和软硬件设施来看，是非常好的，但又不是最好的，如果最好，李希贵的改革就不好进行了。

一切改变也许发生在李希贵考察美国36天以后。李希贵所考察的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恰恰是美国最好的教育学院，又恰恰是杜威教育结成正果的地方。1904年杜威与时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创校校长哈伯闹掰之后，赋闲在家，自己的太太的杜威学校也没有了实验的场所。有趣的是，杜威当初与哈伯校长的最大分歧来自于哈伯校长以为杜威会被哥伦比亚大学挖走。

杜威对于美国的教育的影响是开创性的，今天的美国从儿童教育到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社区学院，几乎不可能排除杜威思想的存在（杜威在1919年前后来过中国很长时间，支持他的几个学生：胡适、陶行知等）。

李希贵所受到的美国教育思想的影响和美式课堂的影响是巨大的，从那以后，北京十一学校也变了一个样子。今天被媒体所宣传的：小班制、实验室进课堂、走班制、选课制、学生为主体、重视教师、师生平等等等，几乎是美国基础教育的翻版，在对于李希贵教育改革的吹捧文章中总是说美国校长说美国也不敢进行的改革李希贵做到了，具体是哪样呢？是美国人的表达？还是翻译出的问题？至少我在汗牛充栋的11中的教学改革中所看到的所有举措，都是我自己女儿在美国高中读书每天都能见到的。

从网站的新闻来看，至少2011年学校成立了北美教育管理中心，在北京十一学校的网站上每年各有10多次接待外国学校的新闻，到了2013年以雷夫来访为高潮，接待量达到15次，除了零星几个加拿大代表团澳大利亚、香港、澳门、丹麦、法国、新加坡外，基本都是美国的学校。

李希贵的教育改革措施几乎是照搬美国课堂，也许可贵就可贵在他在中国把这件事情做成了，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们反思李希贵正在走向的神坛，并不是否认李希贵的改革和他所做的事情，而是通过这样一个走向神坛的过程，看我们中国国民性中对于教育不利之处。

李希贵更难能可贵之处更在于，他的所有改革举措的背后，反映出来的，都是美国和全世界教育中的“普世价值”。李希贵在《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中，所体会出来的尊重、规则、制度、平等、关爱、理解、自立、独立、自由、诚实、公平、公正、宽容、回报、感恩、公民精神等，不正是我们很多无良媒体天天批评的“普世价值吗？”李希贵再北京11中所做的尝试，也都体现这些精神，可贵的是，他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找到了体现这些全人类共识的“中国出路”。

李希贵的教育思想和做法，也丝毫没有超出杜威的教育思想范畴。尊重学生、教育体现社会、课程、教育目的等，李希贵所采用的几乎就是杜威课堂的翻版。而杜威培养的学生、杜威本人的思想传播到中国，已经100年了，李希贵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是因为我们的“现实太精彩了”，以至于100年前的东西只要在中国当今做出来，就是创新，国外常识性的东西被教育记者当作“前无古人的创新成就”。

还有一点其实是一般为媒体所忽略的，那就是班主任、班长、班干部、辅导员、团委这些中国特色的占据巨大教育资源浪费的领域，李希贵也尝试进行改革，目前的资料看来，至少班主任和班干部等基本无法存在了，这些教育的进步很难说是创举，然而这些国际教育的常识的回归，确实对于中国教育意义重大。

李希贵如何做到的也许更值得讨论，然而李希贵的“全盘西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当代10大著名教育家”，也是中国教育“太精彩了”，在全世界教育领域几乎倒数的中国，居然产生了为数众多的伟大教育家和样板戏：魏书生、李希贵、黄冈中学、衡水中学、杜郎口中学等等，他们演讲的次数比教学多、出书的个数比改作业多、接待参观学习的次数比接待家长多！

事实上，一个总是诞生圣人的地方，就一定有灾难的民族，一个总是诞生教育家的地方，就一定有愚昧，李希贵的文章写到第二篇，我突生一个想法，中国教育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中国足球的问题在足协、中国科技的问题在科技部，中国教育的问题是不是不应该存在教育部呢？如果全盘西化，为什么不学美国，还要那么强大的教育部干嘛？

教育部是不是中国教育的最大阻碍力量？

教育领域到底要不要“全盘西化？”

我确信，如果有那一天，中国的教育家将全部不存在，或者，我们都是教育家。

可是，非常多喜欢李希贵、寄希望与李希贵、不希望我质疑李希贵的人，抱着一丝希望：李希贵是圣人，能够找到能够推广的中国教育改革之路。然而，李希贵能够名扬中国，走的却是典型的中国教育官僚之路：教育部的任职经历、主流教育媒体的摇旗呐喊、与权势阶层的密切合作，以及与媒体和资本更为密切的关联，造就了不可复制的李希贵和十一学校，然而，全国各地趋之若鹜和教育主管部门大力希望推广的，却是这种不可能学会的“榜样的力量”。

这件事，是中国人最大的问题。

三、何不食肉糜，十一学校可以复制吗？

国内零星的关于李希贵和十一学校的质疑在于，十一学校的模式是否可以复制。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然而，教育部不这样看、中国教育报不这样看、全国络绎不绝的参观团体不这样看，甚至国外的校长也不这样看，这不，某权威媒体甚至拿美国中学校长说事儿：“李校长干出了我们美国校长都不能干的事情！”。

确实如此，要回答十一学校模式能否复制，就要看十一学校的历史。十一学校官网上一点也不避讳：十一中原先是中央军委子弟学校。如果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也能看出来，十一中的学校所在地正是北京军队大院集中的区域。1992年，十一学校改变成为国有民办，这一件事情，其实是中国民办教育的先河。在这之后，中国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一场民办学校运动。历史给人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开创国有民办先河的十一学校后，先后在十一学校取经的全国绝大多数省市都关停了这种模式。原因为何呢？讨论挺多的了，再此不一一介绍，而在中国所有的国有民办学校中，十一中既可以享受国有的生源、资源、政府教育支持，又可以享受民营的自主，也算是绝无仅有的，至少从这一点上，不仅全国，全世界包括十一中所联系紧密的美国高中校长，也是望尘莫及的。

美国也有类似的“国有民办”学校，尤其以加州为甚。然而，这些学校都是因为经营不下去或者生源质量太差而成为政府的包袱。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特许学校”诞生了，其核心就是发挥民间资本和社区的力量，政府补贴教育不变的情形下，让特许学校走个性化道路，其中2012年联合国几十个标杆学校中，就有美国的几所这样的学校。然而，让美国同行想不到的是，十一学校几乎是享受了北京最优势的教育资源：生源、经费、场所、教师的情况下，成为一个国有民办学校的，说白了就是马太效应，让优质的教育资源再集中一些优势。

让美国同行同样不能复制的还有十一学校的超级学校的超级规模。美国很少有这样的4600人的超级学校，这里指的是公立学校，而私立学校很少有规模上千的。原因很简单，美国的公立学校是要郡县政府从所属纳税区域的房产税中监管出钱的，是要就近入学的，而教师几乎相当于中国的公务员待遇，试想哪个县和哪个社区的居民能够承受如此大的负担呢？而十一学校则不同，从初中开始就垄断了较好的生源，教育经费由民办经营、公立教育、学生学费、国际学校收入等诸多方面构成，不仅是美国中学无法比拟的，就连上海也很难有这样的学校出现，原因呢，很简单，上海从来没有中央军委子弟学校。

让美国学校无法比拟的还有更离谱的，那就是教师素质:从官网上我们可以看出，十一学校竟然有60名博士、100多名硕士，还有几十名外教。按照中国教育报得说法，十一学校每个班级不超过24个学生，与美国公立学校水平基本持平，然而能有1400个班级，却是美国私立学校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原因为何？美国教育体系分公立和私立，公立学校由房产税出钱，因此，不存在政府补贴公立学校之说，因此公立学校的班级规模要远远高于私立学校的15人，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也有2000人左右的公立学校，其课外活动（也就是媒体所说的班级数）是不可能那么多的，而私立学校由于是学费支出、规模较小，课外活动就会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性的使用。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十一学校不仅是占了中国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双重光，也是占了美国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双重光，而“四重光”所沾的又体现在哪里呢？

我们经常说，北京人沾了全国人民的光，那是因为北京位于首都、中央财政所在地，人才、资金、税收、投资、进入门槛等多重优势，是外地所不能比拟的，十一学校就是一个典型，但是中国教育报、教育部却无视这种先天的优势，希望把这种无法拓展的“教学经验”拓展到全中国。我们就浅显分析一下这种不可能。

首先，从师资来看，42名博士，占了十一学校的20%以上，特级教师将近30名，平均不到100名学生一名特级教师，也就是说，如果把博士和特级教师加上（当然会有少量重复），30个学生就有一名博士或者特级教师任教。而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也就是北京十一学校的特技教师是2009年北京教育资源相对雄厚的朝阳区的数量，而正是2009年，朝阳区力争用5年时间达到特级教师100名。近几年，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和校长不断来到十一学校学习，大家以为能够得到真经，而我提醒一下大家的是，如果诸位查一下搜索引擎，就会发现北京是引进特级教师最积极的地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希贵是山东高密走出来的优秀教师，山东人为此自豪的同时，是否知道，山东又为北京的教育资源优化贡献了力量？

北京11学校有60名博士、120名硕士，占十一中学的教师百分比因该达到60%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这是一个神一样的数字！如果全国的完中教师全部达到十一学校的水平，那么就要培养博士100万名，硕士250万名，按照10年达到十一学校的水平，就需要无论什么专业、无论什么年龄、无论是否是官员的10年内的博士全部进入初中和高中；而250万名硕士的规模需要全部中国的硕士和专业硕士10年内不允许进入其它行业！这里，还没有包括小学、大学。

我们再看一下一个简单的计算，十一学校人均学生建筑面积达到32平方米，远远超出北京市要求的7平方的水平，我们假设有一半的学校没有达到十一学校神一样的水平，仅仅北京中小学生要达到十一学校的水平，北京100万中小学生有50万去补齐的话，就需要补足建筑面积1250万平方米，按照每平方10000计算建筑和拆迁成本的话，就需要北京市投入1250亿，1250亿什么概念呢？就是北京市全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和中国全部军费的1/5。那如果全国都要达到十一学校的水平，按照每平方5000元计算，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多少呢？没有数字，我们假设按照北京的标准推算，那将吃掉中国的全部军费。哈哈，幸好中国当年只有一个中央军委附属十一学校，不然，学校都成军营吧！

所谓的走班制、小班制，美国也走了50年，没有教师、没有校舍，拿什么去建立一种改革？而全国趋之若鹜的考察，难道没有简单算一笔帐：十一学校的钱哪里来的？

教育不公，是一个大话题，聚焦到一个小学校，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四、西行漫记，李希贵们是怎样走向神坛的

但凡造神，要有几个条件：神喜欢、有人造、有人捧、被造的神具备神的起码素质、本人也愿意，从这个角度上，《西游记》中的唐僧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了。

熟悉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唐僧西行是一次毫无风险的“顶层设计”的演出。唐僧原本是如来座下的金蝉子，根正苗红，导师又是观世音菩萨师出名门，神喜欢是无疑的。很多对中国文化没有清醒认识的人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毫无技能的唐僧在西行的道路上能够当领导，那是神指定的。孙悟空本事最大，然而是草根，师父菩提老祖是如来最大的竞争对手；猪八戒是天蓬元帅身份最高，不但动了神一样的女人，最为关键的是不是如来身边的人而是玉帝身边的人；沙和尚最务实，但却是个最不起眼的大将：卷帘大将，说白了，是玉帝的佣工而已；西游记一行地位最低下的是最辛苦和台词最少的白龙马，很多人以为那是王子应该地位最高，其实大家忘记了，神是住在天上的，白龙马只是水中的王子而已。这里面，唯有唐僧，不仅是天上的人，还是如来身边的人，当然要当师父了。

神喜欢、神安排的几个身手不凡的徒弟，下面就要安排一次不同寻常的演出，来造神，而这场演出就是我们俗称的“九九八十一难” 了。在我眼里，神门坏透了，为了这场造神运动所给唐僧造就的九九八十一难，其实唐僧一点风险也没有，但是为了唐僧的造神而不小心放下的天上偷偷跑下来的恶魔，却是实实在在伤害了成千上万个老百姓：被吃的、被杀的、被奸的不计其数，而正当人们痛苦不堪的时候：东土大唐的僧人突然造访，造访的僧人有多大本事人们不知道，然而早就被上天派下来传话的恶魔们传递的歌谣大家都知道：“唐僧肉吃了长生不老”，唐僧干什么的大家不知道，但是唐僧是最具权势的皇帝的御弟大家知道，神制造的灾难，是为了大家信神，而让大家相信的信使，正是唐僧。

为了衬托唐僧的伟大，神门专门给唐僧配备了几个歪瓜裂枣的徒弟，不但长得坏，还人品差：动不动打人和吓唬人的孙猴子、懒惰而色迷迷的猪八戒、毫无特点和本事口齿不清永远只有3句台词的痴呆儿沙和尚。而唐僧，是最具备造神潜质的人了：性格温和、学识丰厚、未婚、不近女色、仁慈、不行贿、坚持原则，关键的一点还有其他人不具备的，那就是帅。

下面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唐僧本人是否愿意当神？这里面有几个小证据。一个是整个西游记里面唐僧台词最多的四个字就是：“修得正果”，毫无疑问是成为神，有人问是否西游记中德唐僧如历史中的唐僧一样对佛法尊敬而正果呢？非也。整个西游记详细记录了唐僧取经的故事，却很少介绍经的内容，唐僧本人也千辛万苦取到的经，也不去看一眼，以至于后来才发现是无字经书。

上面我们啰嗦了一大多唐僧道故事，那么，近些年那些“取经成神的”教育家们，是否符合西游记里面的走向神坛之路呢？

炒作有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团队出了名，而唐僧没出名；第二个层面是唐僧和唐僧团队都出了名；第三个层次那就更高了，不仅唐僧师徒出了名，吴承恩也出了名；我们目前能够想象的最高炒作水准已经出现：那就是不仅前面目标全部实现，吴承恩本人也成为唐僧师徒的一份子，还成为了佛，这是第四层次！

早年的黄冈中学和衡水中学，属于第一层次的炒作。一将功成万古枯，不管衡水和黄冈害了多少学生、助纣了多少应试、造就了贫困县家乡多大的永久性人才真空，黄冈中学和衡水中学这个团队还是名扬天下。普通老白姓很少知道黄冈和衡水的校长是谁，然而黄冈模式和衡水模式却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深重的一笔。

相比起黄冈中学和衡水中学，魏书生是另外一种成功的炒作模式：团队不出名，唐僧出名。作为中国著名教育家的魏书生，几乎每个月都有获奖、著作或者新闻，但是教育圈中的人，也很少知道这个伟大的教育局长和伟大的校长所任职的学校的名字。

杜郎口中学的横空出世，使得走向神坛之路的操盘手的水平到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就是不仅唐僧出名、唐僧的团队出名、甚至吴承恩也名扬天下。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中学通过一系列的复杂的运作，使得崔其升校长、杜郎口中学，以及一个不知名的中国教师报记者李炳亭，都成为教育界的旗帜：崔其升成为伟大的校长、李炳亭从一个记者成为伟大的教育家、杜郎口学校成为一种杜郎口模式。

有必要指出的是，以往三种炒作，还只是《西游记》的K12水平，那是因为，相比起唐僧的种种出身和人品和和玉皇大帝和如来佛，他们还不够高大上。杜郎口只是一个县级的学校，资金也不能维持持续的造神运动，以至于后来要收门票来维持；中国教师报也只是挂中国而已，远不如中国教育报正根；山东更不是一个可以成为文化副都的省份，这也是就如如今各大中国寺庙的主持和唐僧的差别，最高的高手是要别人主动送钱，而不是自己去收；实在不行了，观音菩萨会送的，唐僧吃相再不好也不至于把大门关起来售门票来要挟信徒的。

从炒作层次来说，横空出现的十一学校的模式，是《西游记》的Web2.0版，那是因为，在Web2.0中，不仅唐僧出了名、孙悟空团队出了名、吴承恩出了名，更重要的是吴承恩自己还成了佛成了神！你们没有看见在这场样板戏中就有一个原本写手的记者就堂而皇之的当上了十一学校附属学校的校长吗？在通过中国教育报和《新教育家》成功炒作后，吴承恩也亲自走向唐僧团队，成为一座新佛。

而在所有成神成佛的实践中，最关键一点就是李希贵要具备唐僧身上所有的要素：神喜欢、品格高尚、有人捧、有徒弟、有信徒、有钱、唐僧自己愿意。

神喜欢。李希贵再高密一中之前如何的历史，在公开资料我们看不到，不过，与媒体的高调相反，李希贵对于自己的出身总是讳莫如深，这点和唐僧不张扬自己的出身一样。我们可以推断，如果是本科毕业，李希贵应该是文革的工农兵学员，如果是大专毕业，李希贵是最难高考的1977届。我们看李希贵的简历就能看到：国家督学、教育部基础教育评估中心主任，这两个抬头，懂得教育评估在中国重要地位的人就应该明白，在神一样的教育体系里，不亚于金蝉子的地位。光神喜欢是不行的，还要信徒知道神喜欢自己，同样光靠施展一些小技巧来俘获信众，还不够，最好能够让信众能够偶尔见到佛的真面貌。在西游记中，观音甚至如来为了炒作唐僧，就多次显灵，就如教育部的发布会在十一学校亲自召开一样的微妙。在所有李希贵的介绍中，都非常低调地介绍了李希贵2006年曾经短暂得可以忽略的教育部的任职经历，和很多人不太清楚的国家督学的抬头。

品格高尚。从学术之网到李希贵所写的书，我可以明确地说，李希贵的文章都是自己写的，虽然我认为他写的文字和他的教育改革成果相比不值一提，但这是一个务实诚恳诚信的人，很重视自己的品格，基本不存在代写的可能。从媒体的评论来讲：神色严峻，却常常妙语连篇；语速缓慢、行事冷静，却对教育改革热情如火、雷厉风行。这些词汇放到一起，我相信是真实的，下面这几句话，更符合中国人对于圣人的理想标准：“李希贵在教师、校长、局长的三种角色变换中，人生的关键词始终如一：读书、思考、改革。”，这和唐僧在取经途中人生关键词几乎一样：念经、思考、摸佛珠。更加难得的是他还和唐僧一样长有一张英俊的脸。近些年很多杂志把校长放到封面，李希贵虽然出镜率颇高，然而却很低调，非常强调普通教师的作用，这点，连唐僧也自愧不如吧！

有人捧。如果唐僧没有碰到吴承恩，万不可能有今天的知名度。1999年，山东高密一中的校长李希贵碰到了山东一个教育记者李镇村，从此以后，李希贵的人生一再发生转弯，而一再的转弯，也都和这个伴随李希贵一直成长。从改革的校长、到改革的官员、到著名教育家，李振村伴随着于李希贵的不断炒作从记者到主编到校长完成到教育家转变，今天的李镇村不仅是十一中学附属亦庄小学的校长，还是《当代教育家》杂志的主编。跟随着李希贵一样的脚步，一个刚刚成立的小学会汇集10位特级教师，可以预想的将来，李振村也会成为与李希贵一样伟大的教育家，而中国教育家这个称谓，正是出自于李振村的天才创意。

有徒弟。仅仅靠唐僧是去不来经的，取来经，故事也不精彩。那就要有本事的徒弟来帮助。而问题在于，作为著名教育家的唐僧，是没有本事真正培养出来孙悟空的，于是“挖”便成为唐僧作为教育家唯一的途径。十一学校目前拥有44名博士和几乎相当的特级教师，其数量相当于北京其它区县一个区的总和。李希贵如何挖到这些人才的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教育报官媒网有这篇文章写李希贵重视人才，读者可以自己去看，我不想看了，不过我知道北京某区为了挖全国各地的特级教师可谓手段令人咂舌：给户口、给房子、给孩子名校名额、给待遇，一个特级教师数百万是少不了的。李希贵能够聚集几十位特级教师，其高大上的教师公寓大家有目共睹。而相对于其它区县竭泽而渔的方法，李希贵显然棋高一着。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李希贵养那么多博士，博士留在中学是有用的，然而一个学校有44位博士就显得意味深长：大家明白特级教师是靠什么评选的吗？如果不出我所料，这几十名未必教学出色的博士（虽然我也是博士，我认为基础教育靠的是长时间的一线积累而不是博士研究）一定能够靠获奖、出版、文章，拿到大量的特级教师，到那一天，这些特技教师的徒弟们会建立一个庞大的十一学校王国的。

有佛祖和信徒。唐僧成为佛，是佛祖和观音联手给盈盈众生演了一出恶劣的戏，而中国教育的现状，恰恰又符合期待教育圣人的社会环境。一方面教育不公、演绎到极端的苏式教育毫不改革，一方面，又暗中推送一个品格高尚的取经人进行颇有魄力的改革，在各种媒体上不厌其烦的宣传，人们骂中国教育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唐僧的信仰。唐僧知道，仅仅说自己是御弟派来的、仅仅说自己是一个和尚、仅仅是把人们的不满寄托在自己身上，是没有人信服的。唐僧必须做几件事，来证明自己，就像让孙悟空打死几个妖精一样。李希贵也是这样做的。我们说美国教育好，可是做不到，可李希贵再孙悟空和菩萨的帮助下做到了，大家就会相信：翻转课堂、小班教育、走班制、取消班主任，李希贵都成功地做到了，大家看不到的是，李希贵有孙悟空的帮助，大家能够看到的是，小鬼死了，而忘记了，小鬼是唐僧的托儿们派来的。原本在全世界教育都不存在的伪命题被神一般的李希贵解决了，神不是想要大家相信唐僧，而是让大家更加相信神。为了付出这个代价，信徒们的亲人们，已经被杀了很多了。

按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佛是不存在的，我相信共产党员的李希贵也不相信佛，但是大家都明白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于是2012年，一场巨大的现真容运动在十一中学和李振村的操办下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次他们请来的佛是：雷夫。

有钱。如果读者认为唐僧靠猪八戒化缘能够走到西天，那就大错特错了，同样，如果全国各地络绎不绝参观十一学校的老师认为靠学费和政府正常拨款能够引进如此多的教师和建立超过北京规定标准6倍的校舍，那也是痴人说梦。北京十一学校既能享受公立学校的优势，又能按照民营学校的收费，还能够开分校、国际班，更能够建立4600人的超级学校，这些钱都来自于信徒们的口袋。另外，“御弟的身份”让十一学校得到多少国家的、教育部的、海淀区的、某某部门的资助，我们就不知道了，《西游记》里没有写，你也不用猜，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有一天哪个傻帽也自己去西天取经，一定成不了《西游记》，而可能是《大话西游》。

唐僧自己愿意。唐僧“修得正果后，当了什么佛呢？如果我不提醒，诸位不搜索网络能够信口说出或者见了字能不读错音，我就服了你。告诉你：旃檀公德佛。这个佛的名字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没有因为唐僧有名，唐僧和旃檀公德佛就有人供。即使当个不知名的佛，有证据证明唐僧是愿意当的。唐僧愿意，李希贵愿意走向神坛吗？也有证据表明李希贵是愿意的。前几年，李希贵专门发表文章：“教育家是可望而可即的”，而自己亦庄分校的校长李振村办了一个新的杂志《当代教育家》，与此前后，中国著名16个教育家、中国著名10大教育家横空出世。这一切，都在李希贵身边发生，抄盘手都是孙悟空，你能说博书记不知情？高密走出来的李希贵，也许不能奢望能够成为同样高密走出来的莫言那样的获得诺贝尔奖，但是西天取经的心，是一定有的。

从年龄上讲，我推算已经至少56岁的李希贵不大可能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了，作为到点的十一学校的校长，我相信李希贵也无法抗拒大自然的力量。也许退休后的李希贵会学习魏书生，去某个另外的学校当校长；也许李希贵会学习任志强，成为十一学校集团公司总裁；更可能的是，李希贵和自己以前或者那些伟大的教育家以前一样，每次演讲几万，每出本书有人包销更多的收入会继续进行下去诲人不倦。我想，我们这些小人之心还是多虑了。与很多其它的教育名人不同，李希贵是少有的具备人品、改革精神、西方教育理念和实践力量的教育官僚，我毫不怀疑李希贵的动因，正如我毫不怀疑唐僧的为人一样。从本质上讲，十一学校的模式跟“新课改”改革类似，都是亲美国的教育理念，动力模式却是中国特色的。只不过，一个是集中于学校层面，一个是全国性的。

凡是有神话的地方就可能充满愚昧和欺骗。神话越大，愚昧越强，欺骗越甚。问题在于，为了捧红一个唐僧，就杀戮千万名普通百姓，为了让大家信封神灵，就把地球搞乱，值得吗？一个充满了中国传统精英理想的教育家，又如何去完成美式教育的真正变革？

上天为了拯救人类而演出的一幕幕闹剧，停止吧，你们消停点，没有唐僧，我们活得很快活！

五、集中力量办坏事，谈谈中国的教育家

翻开十一学校的网页，这还是几天前没有更新的网页，里面称学校拥有现有特级教师27人，高级教师145人，博士44人，硕士120人，省级劳模和全国优秀教师13人，全国骨干教师和校培训班成员10人，市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16人，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77人。就在写文章的前后，学校的网页发生更新写到有资料表明，“现有特级教师 28人，高级教师175人，来自北大、清华、中科院、耶鲁等名校的中方博士60人，市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104人，来自牛津、剑桥、耶鲁、哥伦比亚等世界名校的69名外籍教师。”如果不是这次约稿，我还真不知道教师分这么多等级，而教师的最高等级就是特技教师了吧？近几年北京不惜血本从外地引进特级教师，占新任特技教师的50%以上。在北京，外地进京的特技教师就意味着一套一百多平方的房子、全家的北京户口、孩子的北京名校和高额的工资补贴，更重要的是，从此不用那么辛苦地上课了：大家去数一下，各个区县大比例的特级教师集中在了区教研员岗位上。继大学的长江学者后，特级教师成为基础教育领域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有长江学者，就有院士吧？从2009年起，全国各大媒体不断炒作中国著名教育家：最著名的16个教育家、最著名的10个当代教育家等等，有理由相信，教育家就是教育领域的院士。而每次，李希贵都赫然在列，与他同时在列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全国重点中小学的校长！

曾经作为几个国家标准的起草人的经历告诉我，中国的语境是很害人的，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我总是不自觉地先将中国争论的问题翻译成英文，然后再理理思路，在输入教育家这三个字的时候，蹦出来的三个英文词汇，然我一下子明白了原委：educationist; educator; educationalist 。educationist 就是中国人常用的教育家的准确翻译，可惜西方人很少用，educationalist 是教育学家，事实上研究教育学理论的人都可以称为educationalist，我也可以这样自称，没有什么；而用得最多的是educator，即教育专家。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维基百科查世界山著名的教育实践者和理论家，几乎都采用这个词汇educator（教育专家），极少使用educationist（教育家）。美国的杜威、意大利的玛丽亚·蒙台梭利、捷克的扬·阿姆斯·夸美纽斯、德国的赫尔巴特、英国的纽曼，够厉害的吧，全部采用的是educator（教育专家）。

为什么同样作为学科，科学家、艺术家、社会学家都能随便称家（ist），而教育就不能随便ist呢？那是因为，在我看来科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是比较容易想出新点子、做出新实践的，而教育领域，确实很难。我们看李希贵的教育实验，很伟大，但是与《音乐之声》的女主角所采用的教育方法相比又有哪些创新呢？再与2000多年的孔子相比，又有哪些创新呢？中国教育不怎么样，花样却翻新的不得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在我看来，教师不需要那么多等级和那么多技巧，更不需要什么特技教师，靠的是两点：一是长期的积累和训练，二是常识和良心。而我们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教研、教育论文，又有什么真正的实质内容呢？如果有，如此60多年的实践，何以让李希贵那三脚猫似的美式课堂冲击得自信心全无呢？事实上，一个学生好不好，一是看学生，二是看教师，人家两个人的事情，和你教育家何关？

然而，正是由于有了教育部这个有形的手，事情变得不再简单。

原本社会认同的教育，自从有了教育部们，经费模式发生巨大变化，变成了教育部门认同。教育部门时间长了必然形成教育官僚，教育官僚管理教育的方式，就必定采用简单的外行管理，外行管理最容易的就是数字化管理，于是高考制度诞生了、教学评估诞生了。再往后，评价教育的指标不再是必要性和效果，而是教育评估和分数，这样的制度设计，最终就会形成教育资源的高度集中，表现形式就是是中国当代的著名教育家集中在高中校长、经费集中在重点示范性学校、状元集中在超级学校、师资集中在首都和省会，最后，就会诞生伟大的教育家和中国式的伟大教育：学生没有创新、教师怨天尤人、局长不可一世，校长功成名就。教育资源最集中的重点高中校长，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最具备权势的人物，人人都有孩子，在资源越来越稀缺的集中模式下，即使官僚也要自保三分，这才出现非常奇特的中国著名教育家都在精英学校的校长的现象。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教育界异化成为集中力量办坏事。

农村不再有好的老师，都去了县城；县城不再有好的中学，都集中在了地市；地市不再具备特级教师，都去了省城；省城不再具备人才优势，都到了京都。高度集中的力量，使得原本教育的重心是弱势群体和公益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教育成为了弱势群体不可突破的屏障：边缘地区、少数民族、智障残障、心理问题，以上这些领域本该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世界教育主流教育学家所诞生的领域。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些年不断诟病的课外补习班、学生学业负担、校外辅导资料、高的离谱的一对一教育取缔不了吗？那是因为，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那些集中力量培养出来的特级教师和教育家的身影。

我们的教育家们，集中力量教“好”学生，而不是应该被教的学生。

弱弱地问一句，中国好学校所进行的生源竞赛，那些好学生，有几个是特级教师教出来的？又有几个是教育家教出来的？如果我再极端地问一下，一个智力属于前10%的好学生，你们教得了吗？中国的基础教育教师，又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声称，自己在高中阶段，是属于这10%中的之一？

中国的教育家们，在集中力量办坏事：加大教育不公、穷人补贴富人、按照臆想的方向毁灭创新、树立社会更加的阶级分化、一再地将人们对于教育美好的印象投入功利化的深渊。

如果不是那样，请弱弱地问一句：中国的教育家们，我在美国的女儿，怎么也与你们的孩子同学、同班？

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我同样是水，与教育家们唯一不同的是，我不假装是纯净水。

六、样板戏何以成不了样板房，教育的复杂性

1963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京剧要不要现代化的大讨论，这正和目前比较热闹的教育要不要改革和要不要现代化背景及其相似。在1963年的背景下，全国各地的艺术家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实践，将芭蕾舞这种现代艺术形式用来反映符合时代特点的主题，这又和目前全国各地的教育实践和其相似。客观地说，到目前为止，不管我喜欢不喜欢，样板戏确实是现代戏反映现代生活的精品。但良好的愿望如果机制不对未必能带来好的效果，正如我不排斥很多学校改革的成果，然而如果将这种改革成果当作样板戏而不是样板房的话，改革最后会走向绝路，正如样板戏运动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巨大伤害一样，有理由详细“教育样板戏”是中国教育的一场灾难。

样板戏总结下来有一下几个特点：

样板戏中的主要推广模式是三突出：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高大全的钢铸铁浇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

样板戏主题先行，全部的目标都是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党试图创建的革命工具、全部的题材都是武装斗争；

然而，精雕细做的样板戏并没有成为我党文艺的“样板房”，从1964年开始，在现代戏运动的推动下，古装戏全部下线，再后来样板越来越集中，以至于人们只记得八个样板戏，其实是江青重点栽培的五个左右样板戏。

很可惜的是，文革前后所进行的以改革和现代化为目标的样板戏思路，在中国教育界中被完好的保留下来了，教育部门成为中国计划经济最大的大本营，不仅完美保留了二战以后苏联建立在废墟经济所形成的“苏式教育”，而且进一步发展成为“教育样板戏”的简单化教育行政模式。

如果仔细分析近些年教育部门所推崇的教育模式，与教育样板戏一样，都是基于“教育现代化”的原始动因，试图颠覆的都是传统课堂，这一点不明确，总以为教育部门和教育官僚不想改革，其实是大错特错的。中国教育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是我在很多次研究生相关论文中不断验证的：无论出于政绩还是出于教育的良心和教育家的冲动，中国的教育往往原始的推动力量是教育官僚部门、校长和局长，改革的最大阻力往往来自于普遍意义的教师（说这句话我不怕得罪广大的普遍教师，请往下看），这点上与文革之前样板戏所诞生的年代情形非常类似。真理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江青从文艺的改革走向折腾也只有一步之遥。

与相伴戏的特点相一致，近些年的“中国教改成果”，其特点体现在一下方面，并且有逐渐汇聚，向样板戏发展的趋势：

教育样板中的主要推广模式是三突出：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改革人物、改革人物中突出基础教育的校长、校长中突出名校的校长。

所有改革校长中都具有高大全的钢铸铁浇的教育家形象，他们似乎成为圣人：精力充沛天天教研，又似乎不务正业到出出书演讲，然而演讲也好，报告也好，总是选取正面的实例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对于失误和负面影响只字不提；

所有的教育样板都是改革先行，全部的目标都是从试图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成就、全部的题材都是中小学尤其是重点中学，说白了就是高考；

然而，与样板戏的结局类似，在中国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度，任何教育改革都可以在局部开花，在全国凋谢。直到失败了，一个偶像轰然倒下，还来不及总结，又一个偶像又热火朝天地被树立起来！样板戏不断的折腾，然而几乎没有一个教育样板戏能够真正得到推广！

在这里试问一下教育部：国家纳税人的钱建立的那么多示范中学、明星中学，教育部门投入的那么多亿的课改成果、精品课程、国家资源库、数字化校园模式，有哪一个能维持和推广？

样板戏何以成不了样板房？

2012年至2014年我在美国考察了十多个州、几十所大学、几十所中学，自己的孩子也在美国读书，总计历时2年不到，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教育是复杂的，而我们总是试图用“教育是简单的”模式来解决问题！

中国教育的出路在于“还原教育的复杂性”。

教育学者查有梁研究美国和中国最近十年的教育改革，有三个结论很值得重视：

“自上而下行政地建构一种最好的教育体系，使得所有学生都不会掉队，不可能。”

“自上而下行政地推行一种课程理念和方法，使得所有学生都得到发展，不可能。”

“自下而上经验地建构一种最好的教学方法，使得所有学生都达到优良，不可能。”

这几天前面几篇质疑是十一学校的文章出来以后，接到了很多鼓励的来信和电话，最支持我的都是那些大多数农村和弱势学校的教师，尤其是那些按照样板戏示范而进行改革或者甚至按照我所写过的“教育革命”理念所支撑的实践，却无论如何达不到那种好效果的老师。

所以对于那些不断创造奇迹的教育样板戏，很多一线经过试验的教师都有以下的观点：失误和负面的效果才是真正促进教学发展与思考的重要动力，一项教育改革我们既要听他讲的正面，也希望听到他讲的负面。

教育改革的负面或者失败，恰恰是常态，而教育样板戏总是忽略这一点，而负面或者失败，并不是由于“教育理念不先进”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教育条件不具备”所引发的，从这个意义上奖，改革的失败，更具有普遍意义和可推广性，失败的改革，往往透露了教育的真正秘密！

在电影《音乐之声》中，家庭教师玛利亚所体现的互动的、人性化的教育，是一个作家想象就能编出来的，玛利亚不但的教育改革不但征服了7个孩子，也最终征服了上校。玛利亚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教育改革理念，与绝大多数教育改革并无二致，但是能做到玛利亚的教育方法并不简单，那是因为，作家在写玛利亚的时候，可以发挥一切想象力，而教育工作者真正面临7个孩子似的学生的时候，却面临着无数个教育条件的限制，而正是这些条件的限制，才体现了教育学和教师多年的教育功力，而不是理念能够体现教育功力。能写出《音乐之声》教育理念的只是作家的想象就可以，而要为千万个教师提供解决理论和实践的，才可能是教育家的所为，而教育家要做的，正是要还原教育的复杂性。

教育的复杂性，并非教育理论的虚无论，复杂的教育，会有一般规律可循，而一般规律总是具有天才创意的作家能够灵光一现的，但是这种从灵光一现到付诸实践并且能够把条件找出来解决掉，需要教育学家和教育学者的多年实证河艰苦卓绝的努力。当年杜威设想“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是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学校并且让自己的太太当校长亲自观察；而杜威的学生陶行知也亲自到最有生源代表性的江苏晓庄开始了自己的实验，更多的教育家从儿童、从少数民族、从坏孩子研究入手，寻找教育复杂性背后的教育一般规律。李希贵所推崇的雷夫，用传教士的精神在56号教室进行多年的努力，只将这一个教室的坏孩子为主的孩子的一门课成绩提高了很少一部分，已是了不起的成就，其原因在于这种研究本身具备可复制性和一般规律。

中国当代的所谓教育家与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目前的教育家只做简单的事情：为经过严格筛选的重点中学的学生，在具有非常优厚特级教师的帮助下，完成高考指标的前提下，把学校折腾得花里胡哨；而西方的教育家们所做的往往是围绕弱智、心里有问题、少数民族、黑人、残疾人、偏远地区所做的努力。总结中外教育家的不同，很多人往往归结于伟大西方教育家所体现的人性的一面，而忘记了专业性的一面。

正如一个伟大的作品，要表现战争、人性，要去描写那些日常生活所不大显露的人性的劣根性、残忍、冲突甚至同性恋、吸毒等，其原因并不是为了吸引人的眼球，在各种极端情况下，人性的复杂性才能彻底显现，作品才真正具有代表性。如果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不能解决儿童、偏执、精神疾病、贫穷、少数民族、弱势情况下的教育根本问题，谈何教育样板戏，谈何能够知道我们的玛利亚们能够按照一般规律管理好上校的7个子女？难道《音乐之声》中玛利亚要干的事情是把7个初中的背景中考状元培养成北京市的高考状元吗？如若是那样，玛利亚和上校会相爱吗？

翻转课堂、走班制、小班制、在线课程、微课、MooC、大数据，等等是新的人文环境下给教育工作者的难题，难题在于作为网络移民的成年人，如何教育引导网络原住民？新一代的行为模式依然完全不同。然而，这些天，我不断接到尝试以上那些新技术的一线教师的困惑：事实上，问题非常多。有一个背景的教师告诉我，他所能够看到的微课的唯一用途是参加比赛，而一个重庆的农村教师告诉我，翻转课堂让他很受伤。事实上，上面两个老师代表的是教育改革的常态，是更值得尊敬的。在我所领导的公司进行的客户信息化建设中，真正采用新技术、新方法进行教学的，效果实现起来难度也是很大的，这也是我前些年关注教育改革的最重要原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教育改革，事实上是不合法的、甚至是伤害到学生的，我们的教育家们和教育实践者们是没有那种权利进行改革的。前面我几篇质疑十一学校的文章中就有涉猎，这里我再说得明确一些：十一学校的规模合法吗？经费合法吗？亦庄分校记者出身的校长资格合法吗？公办民营合法吗？教师引进方式道德吗？那个著名教育家出书合法吗、书是谁买的？公办学校的校长到处演讲收入合法吗？缴税了吗？继续下去我就不问了，是因为我比较尊重创新者。

读者们可能更加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的教育改革拿学生做实验，是应该严格在法律范围内和人性范围内进行，因为教育是严肃的，没有孩子是可以随便实验的。1999年，印度著名的教育学家苏迦特在边远的印度山村、后来在柬埔寨、南非、英国、意大利进行系列的实验，实验得出非常惊人的结论：人类进行到网络时代，学习不仅仅是建构的、还是自组织的。苏加特还对未来的教育三项重要技能重新定义：搜索、阅读、辨别真伪，苏迦特为此得到了2012年联合国教育大奖。然而，教育成就和教育结论都比我们中国教育家们大胆和出位得多的苏迦特，所有的实验是不能违反甚至影响到原有的教学秩序的。苏加特最早在印度边远印度语山村进行的实验：墙洞上的电脑，是不能进课堂的，也不为了那些孩子获得某种好的教育成果的，苏迦特的目的只有一个：寻找网络帮助下学习的一般规律。

寻找教育一般规律，经过长期的非成就冲动的观察，才可能找到教育的一点点心得，这就是教育家应该干的。正如美国杰斐逊中学和罗伦斯维尔中学（前者是美国最有名的公立学校，后面是普林斯顿一所著名的私立高中）不可能诞生教育家一样，中国的由精英生源和精英教师所组织的精英超级学校，不仅产生不了教育家，中国人应该以此为耻！

文章写到这里，质疑十一学校系列六篇文章告一段落，作为一个和此毫无关系的人，对此感兴趣，纯属个人爱好，本人非常信奉马克思，他老人及说因特网一定能实现，他老人家说劳动是个人爱好而非为了换取什么，指的是我：魏忠。

我质疑的是十一学校的模式而非十一学校本身，我质疑的是李希贵现象而非李希贵本人，本人是研究大数据的，如果这些通过公开资料所得出的业余结论伤害了当事人，伤害了谁朝圣李希贵、十一学校、中国教育改革的心，我这里说声对不起了。

谈谈魏勇的《凭良心教书》

不精确的课堂才是好课堂

我们的公开课曾经是这样的：把一个好的预案设置好，尽可能精确到每一个细节，甚至哪个地方停顿，做什么表情，事先都已经计划好了。一句话，整个公开课都在上课老师的掌控当中。如果在上课的过程中，学生的回答出了意外，出乎我们事先的预料，那么我们就把它拽回来，拽到我们预先设定的那个方向去，不让它旁逸斜出，从而保证我们公开课的完整性和可观赏性。

学校一般不太爱推荐男老师出去上公开课，喜欢推荐女老师，尤其是长得漂亮的女老师，语音规范，仪态大方。为什么？因为台词已经写好，我们只需要一个高明的演员就可以了。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公开课比较普遍的现象，而且普遍能够得大奖。你从录像看，举手投足都是很精确的很完美的，没有什么让人看了觉得刺眼的东西。因为这些刺眼的东西已经在反复演练的过程中删除掉了。

可以说一堂公开课就是一个教研组集体的心血。问题是这样的公开课中，学生是怎样的感受呢？我们从来没有问过。总是觉得学生很热闹，举手回答问题也很主动，就觉得这个效果好，因为评价公开课有一个标准：强调学生参与。后来有一次，大概是2005年我在成都参加一个活动，这个活动也是请老师上公开课。但是它有一个环节，就是上完公开课后，请学生参与老师的对话，从学生角度谈他从这堂课中得到了什么感受。这次活动给我的触动很大，因为这是第一次从学生的视角来看课堂。结果学生的评价和我们老师的评价是不同的。我们老师觉得这个课很好，但是学生觉得这个课很乱。有的课我们老师觉得有问题，但是学生却能说出从这堂课中得到的收获和感受。这就促使我们思考：课究竟是为谁上的？是为听课的老师上的，还是为学生上的？课堂中心到底是学生还是我们老师？

虽然从理论上讲，我们都知道学生是课堂中心，但是在上课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就变成了以老师为中心。所谓的以老师为中心就是以我们台下的老师为中心，让听课的老师觉得这个课上得好。但是学生在听课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呢？我们不要低估了学生，认为他们不懂，其实他们很懂感情的。老师在台上上课，他们知道自己有义务要配合老师，他们知道要尽量去揣测希望的答案。所以说，我们原来那种设计得非常精确的公开课，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把学生当成了我们上课的一个道具而已，仅仅是为了配合我们老师。这样的课我们往往给它一个评价，叫做配合默契，这样的课，好！

要我说，这样的课是师生狼狈为奸，共同做戏。以往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对老师作秀的批评上，其实，学生作起秀来更自然，更具有欺骗性。你想，学生的整个注意力都放在怎样揣测老师的想法上去了，他自己的想法没有体现出来，自己的精神没有在这个课堂中得到伸展，整个一堂课紧张得不行，他哪会有什么收获？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公开课被人批评、被人诟病的原因。

我们听课的老师常常不服气，觉得你无非就是上课语言更流畅，无非就是你有表演天赋，无非就是你设计得更好。很多名师都讲了公开课，我们觉得许多课并不符合自己心理意义上的优秀的公开课。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我们的课堂中心是学生还是老师？我们只有将学生置于一个自然的、安全的、有意义的环境中，他们才能够放松下来，全神贯注地去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并作出自己内心想要阐释的答案。为什么学生需要安全感?实际上，我们上公开课的时候都发现，学生是有紧张感的——他怕说错。要想学生阐释自己的想法，就要让学生置身于一个安全环境。好的老师在这方面是做了不少工作的，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安全感。我听过的课，比如伍凤霞老师的课和窦桂梅老师的课，她们在这些方面都是很有特点的。学生为什么觉得松弛，就是他觉得有安全感。那么我们老师怎么给他安全感呢？首先，一开始的问题难度不要大，简单一些，让大多数学生都敢开口。一旦学生开口并回答正确，整个课堂环境就会产生一种安全的氛围；其次，多用赏识性语言。当然，学生的确可能完全回答错误，我们应该纠正他，不要什么都说好或对，但是我们纠正他时，不要用那种粗暴的语言。粗暴的语言一出口，其他的学生听了就打颤了。他生怕打不出来，受到很苛刻的评价，他就没有安全感。

如何让我们的课堂更自然呢？关键是我们老师上公开课的时候不要有一切尽在掌握中的那种想法。如果说我们的公开课没有一定的模糊性，没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堂课是不好的。什么叫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我们老师上课之前都要备课，备教材备学生备教法，但是你能够备出学生在课堂上的所有回答以及应对的办法吗?你不可能完全备出来，因为学生的脑袋怎么想的我们不可能全部备好，肯定有一些出乎我们老师意料的答案和问题。我认为好的公开课不应该放掉这些和我们预设不相吻合的东西，而是马上对这些答案作出判断，如果有闪光点，立即找出闪光点，然后产生新的思考、新的争论，从而放弃自己的一些预设。牢牢地抓住学生临时生成的闪光点，将它放大。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和回答问题的乐趣。因为这一切是自然的，不是为了迎合老师而回答的，而且老师也没有显示出自己强势的地位，没有非要把学生带入自己的预设中。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老师就面临一个困惑：我们事先预定的教学目标完不成怎么办？一节课只有40分钟，我是在这个临时的火花基础上开展课堂还是回到我预设的方案上去？我觉得，老师你为什么不可以放弃你原来的方案，而就课堂上一些有智慧的问题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心灵与心灵的对话？学生是敏感的，你没有用强势的地位去压迫他，他能感觉到，他是愿意和你进行这样的对话的。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个课堂可能就有一些不可控制的东西了，这就叫做不确定性。但是，精彩的对话往往就在这样的课堂中产生了，从而我们课堂的亮点就出来了。这样的课堂才是原生态的，是自然的；这样的课堂有助于我们学生的精神发育。

我们作为成年人，可以设身处地地换个位置想想，假如我是学生，我在下面听老师讲课，我回答老师的问题。我是希望讲自己的心里话，还是希望讲老师心里希望我回答的话？显然我们都喜欢说出自己头脑里的话，然后和我们的老师、同学的观点碰撞，并在碰撞中获得自己智慧的成长和情感的涵养，儿童也是如此。所以，现在的好的公开课已经和几年前、十几年前的好的公开课不同了。现在我们评价一堂好的公开课的标准已经不是一个好的剧本，一个优秀的演员能够顺利地完成四十分钟的任务。

与原来的课堂相比，我们把这样的课堂称之为开放的课堂。因为你没有把学生的思维局限在老师的思维当中，原来的课堂精确得像仪表，封闭得像潜水艇。这两种课堂比起来，肯定学生更喜欢开放性的课堂。问题就是，课堂一开放，我们老师感觉到不好驾驭，这个时候学生稀奇古怪的想法出来了，我们怎么驾驭呢？所以说，开放的课堂对老师的素质提出了挑战，需要我们老师具备深厚的功底。

这个功底是什么呢？是我们老师自身的人生阅历，对生活的看法，对人生的理解，对社会的洞察，而不仅仅是知识功底这一个选项。举个例子，美国一老师上《灰姑娘》，讲到了对后妈的评价。学生就说后妈不好，那么老师怎么来引导呢？老师说，这个继母也有爱，也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她不能够爱别人的孩子像子自己的孩子一样。这就体现了老师对人性缺陷的包容以及由此产生的豁达。你说这是老师的知识吗？这是从哪里学的呢？好像哪本书里都没有教这样的东西。这是老师从个人的人生道路中获得的见解，或者说是她人生的境界。¬还有，讲到灰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参加王子的舞会时，大家讨论了灰姑娘是不是很虚荣。老师是这样阐述的：作为女孩子，在追求自己心爱的人的时候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你想想，在追求自己心爱的人时，穿得很邋遢，王子会喜欢她吗？显然不会。对于女孩子来说，非常体面地参加舞会，把自己最光彩夺目的一面展现出来是她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知识老师从哪里得到的呢？我看，不是读书读出来的。我们感觉这个老师的境界很高，她对人的理解，对美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都渗透在了语文课当中。什么是人文性？这就是人文性。人文性不是抽象地讲述尊重人，肯定人性，而是把尊重与肯定渗透在具体的人和事件当中。

如果一个老师自身缺乏精神追求，不热爱生活，不热爱生命，不追求美，完全在低俗的社会中随波逐流，那么他在语文课中能够给人这样优雅的引导吗？我觉得不会。所以说，课堂放开，老师的功底不仅仅体现在知识上，还体现在对生活的理解和自身修养上。只有我们老师本身就是优雅的、有修养的人，我们才可以培养出优雅，培养出人文。如果我们的语文老师都和这个美国老师一样上课，你想一想，我们的课堂会是怎样，我们的学生会多么出色！这个也不一定是老师事先想好的，往往跟同学谈着谈着就出来了。这是我要讲的关于功底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老师的知识积累和对社会的思考和认识，这是我们应对公开课不可缺少的东西。知识积累需要什么？需要读书，这是常识。然而，读什么书？我的体会是不为教书而读书才能教好书。为教书而读书这种功利性的目的虽然可以使我们在技术上得到一些完善，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提升语文课堂的境界。从根本上来说，语文研究的是人，研究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和感受，所以，凡是和人的精神相关的书，都是我们语文老师应该涉猎的书，而不仅仅是纯文学的书或者学科杂志。只有我们的精神营养平衡，我们的课堂才是丰满的，比如说历史，这也是研究人的。缺乏这些，就会让你的课堂捉襟见肘。比如我听过窦老师的《晏子使楚》，她有一个亮点，主题提炼：尊重。什么样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尊重，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赢得尊重。这个主题的提炼来自于对历史的深度思考，来自于对晏子所处的时代背景的了解，对大国与弱国的了解。如果我们老师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可能备出来的课就不一样了。从窦老师的课我可以感觉到这是我们语文老师不可或缺的维度。

还有哲学，我们语文老师很忙，很累，工作压力很大。希望读一些浅一点的，躺在沙发上就可以看的书。这些书要不要看呢？要。读书好像吃东西，什么都要吃一点营养才全面。我们可以适当读一些普及性的哲学书，比如康德、黑格尔。原著我们无法读，很难很深，但是我们可以读一些介绍性或者二次生成的读物，比如哈耶克、波谱和汉娜阿伦特的书。

为什么必须要读哲学？因为在准备课时，如果你想你的课具有穿透力，发现一些别人没发现的东西，你需要把别人无法提炼出来的东西从复杂的文本中提炼出来的能力，你需要有一针见血的洞察，这种洞察来自于我们长期思辨的训练。我们知道上语文课尤其是公开课，要想获胜，你就要与众不同，你怎样才能与众不同？最根本就是你对教材的理解，发现了人家没发现的东西，或者把别人已经法相了的东西挖掘得更深，把别人已经阐释了的东西阐释得更优美更完整，总之，你要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你才能从评委那里得到好的评价。其他的教态、语言、板书、多媒体的制作之类的，也是评分的一个方面，但我认为首先还是对文本的理解。

如果我们有一点点哲学方面的知识，或许只有一点点，那也比一点也没有的老师更高，这能使你鹤立鸡群。因为哲学训练人的逻辑、理性、严谨，以及从纷繁复杂的现象和事物中去抓住主要的东西的能力，即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我始终认为，我们要想上好课，得在平时读一些自己觉得不太好读的东西，读一些看起来和教学无关的书。只要坚持下去就好了，忍耐成习惯，习惯成自然，读书就是这样的。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老师当时推荐一些学术的书目，比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书里面概念多且环环相扣，观点与事例互相印证，大前提下有小前提，结论之间有逻辑，观点与观点之间有联系，总之，非常难读。第一次读的时候，读一页下去都很难。因为我连很多概念都不懂。什么是“存在”？然后它又用这个概念来阐述其他的，我怎么可能知道它阐述的是什么呢？第一次我一页都没读完。我就去请教老师，我问老师有没有通俗一点的哲学书，读书难道不应该循序渐进？我们那个哲学老师很干脆的，当时他就告诉我，没有捷径，我知道很难，然而你坚持下去，天天读，天天啃，时间长了难度就降低了。你就觉得你可能理解其中的一句话了，再长一点时间，你就觉得你可能理解了其中的一个概念了，一个段落了。慢慢下来，你就觉得你可能读懂了一页了，第二页第三页也就慢慢读下来了。什么叫啃？这就叫啃。

啃书本肯定不是一个很愉悦的过程，肯定需要你花很大的毅力。我永远感谢我的这位哲学老师。没有他的指导，我的阅读就不会涉猎哲学，可能永远都是在文学领域里。因为文学是轻松加愉快，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在别人惊心动魄的故事里面我们不承担风险，却享受了和他一样的人生。学术、哲学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后来坚持读，可能花了一学期勉强读完了一本书。我感觉读完了以后，大部分我还是没理解，但是它从此给了我一个信念：没有读不进去的书。而且读了这个书以后我再读小说，我突然发现以前我津津乐道的一些小说像白开水一样平淡乏味。因为哲学家是把他对人生的见解、对生活的看法高度地浓缩了。打个比方，哲学家他提供的是纯粹的高浓度的果汁，很酸很甜，可能还有点涩。而文学家是把这个果汁倒出一点点，用很多白开水稀释了。我们喝惯了稀释的果汁，肯定不习惯纯果汁。但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了纯果汁，再喝这种稀释了的东西就觉得很乏味了。比如我们男同志习惯了喝烈性酒，就不可能接受低度酒。

哲学为什么被称为学科之王？就是因为它站在所有学问的最顶端。你接近了这个最顶端，你再往下看，看文学，看教育学，看伦理学，那是什么感觉？一览众山小。我们面对文本，处理的时候就肯定和其他老师不一样，总能够与众不同。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如果说读我文章的人，他们觉得在我的文章中能够发现一点点新东西，有一点点收获的话，我想主要是我有过那么一点哲学的经历。课堂要想获得这样的效果，也要站在这样的高度。

上好公开课，还必须具备一点教育学的知识。我们很多同志在中专、大专或者是大学本科的时候也学习了教育学，但是说实话，包括我在内，我们大多是把它当作要考试的内容来学习，真正让我们在课堂上立足的东西绝大部分与它无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的教材是很理论的，从学者的角度写的，和我们当下的一线教学是有脱节的。比如说班主任，我们很关心如何处理调皮的学生，教育学心理学告诉我们了没有？具体的个案告诉了没有？没有。我们还得在实践中和其他老师交流探讨。

一些教师朋友对学习“教育科学”很热情，巴不得能找到秘籍或者千年灵芝万年何首乌一类的东西，立马就能练成盖世神功。不要以为我是在瞎说，在我看来，整天埋头阅读教育教学书籍，读教育随笔，读班主任日记等等，就是在试图走捷径。这种做法看起来针对性强，效率高，其实是把自我贬低到了教书匠的程度。

要当一个优秀的教书匠，那你不妨为教书而读书，什么有用你就读什么。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大学教育科学院（系）招生比其他大多数专业困难，我们的高三学生填志愿时很少人把它作为第一志愿，于是，分数不理想的学生，往往通过二志愿、三志愿落到教科系，这导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读教育专业的人对教育理论本身没有兴趣。本科毕业后，就业比较困难，像我们这个区是14000名教师的规模，结果到目前为止，只容纳了6名教育专业的本科生，因为其专业太“综合”，学校感觉用不上，所以，除非有关系，一般学校不接收教育专业的本科生。在这种形势下，教本生只能考研，想办法留在高校，于是，对教育理论不感兴趣的人咬牙继续读书，成了硕士、博士，我校95级的一个学生就是如此，据说，她周围的同学也大多如此。其中部分人成了知道中小学教育的“教育理论专家”。

一个人对自己的专业并无多大兴趣（不排除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产生些微兴趣），他究竟能够在这个领域贡献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读他的文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拓展你精神的视野？只有天晓得。

教科系有门课叫学科教学论，顾名思义它是指导学科教学的，照理来说，它应该是教育系所有课程中对中小学最具针对性的课，其实不然。从教材上看，这些教材多是站在教材教法的角度构建的，而不是站在学科教学论一门科学课程上进行分析研究。原有教材和现在基础教育课改的要求有很大差距，包括在目的、内容、方法上，如综合课、选修课、研究性学习及对学生的评价等方面都不相匹配或是空白。由于本人在一所师范学院教科系兼职，所以对此略知一二。

事实上，教育学一直在扮演这一门科学的角色，它试图从各门具体学科中抽象出普遍的规律，再回去指导各学科，俨然很哲学。在我看来，与其说教育是科学，不如说教育是艺术。科学是可以重现的，只要条件一样，科学不因为科学家不同而结果不同，但教育却因为教师不同而效果不同。把教育拔高到科学的高度实际上是把教育贬低成了一门手艺，一门学了就可以掌握的手艺。

尽管如此，作为艺术的教育是有规律的，掌握其规律的确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我个人觉得，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是每个教师必读的经典，因为它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人文教育。多尔的《后现代课程观》，告诉了我们在走向开放的社会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面，我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能够促进学生精神发育的老师。他告诉我们必须遵守的课堂原则，比如刚才提到的课堂为什么必须从封闭走向开放，这就是他的后现代课程观里面强调的丰富性。我们老师在平时抽时间看看，对我们教书还是有好处的。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学会生存》，是考察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教育情况提出的总结报告，对我们当老师而不是当教书匠非常有启发。它至少让我们明白：我们教育的对象是人，是完整的人，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们不是把他们看做接受信息的储存器，我们要把他们看做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我们和他们沟通的时候并不是绝对的权威，我们是和他们处于平等的个体，我们和他们的差异无非在于我们比他们年龄更大，比他们多读了几本书，但是我们对生活的见解和看法不一定就比他们更正确。我们老师不是赫尔巴特所说的领航员或者舵手，我们最多是对话的首席，仅此而已。

我们必须通过阅读了解先进国家的人们是怎么想的，然后我们才可能开阔自己的眼界，才可能使课堂从封闭走向开放。你要确信，教育发展的趋势有二。一是封闭走向开放，二是教育体制从一元走向多元。很多老师可能比较满足于现状，觉得就按自己现在的教法来教，也可以维持，也能够过得去，还可以评先进。如果你还是一个二十来岁三十来岁的年轻老师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就太可怕了，因为你太没有前瞻性了。

中国的改革是在不断深化的，教育的改革也肯定要深化的。如果未来的教育走向了开放，那么封闭的教育必将淘汰，而你不具备开放式教育的素质，你怎么来适应未来的课堂？你怎么来保证你不下岗？我们二三十岁的老师你还有几十年的工作时间，你不可能像50岁的老师就快退休了，他们可以不去想，你必须想。我们当下还没有感受到开放式教学的紧迫性，但是从我们的未来来说，就单单从我们立身于教师这个职业来说，你也必须要有一点点前瞻的意识，提前做好准备。这种东西不提前做好准备，你需要的时候是拿不出来的。

即使从我们教师立足于教师这个职业来说，也必须要有广泛的阅读。从理想教育的意义来说，更应该如此。很多人可能觉得你是不是太高调了。我是这样看的，我们生活在现实当中，我们有生老病死的苦恼，我们要养家糊口，要考虑自己的生存，都希望在学校能生存得好。这是事实，无可厚非，包括我也这样思考问题。但是我又想，如果我们年轻的老师就按照现有的教学方式过一辈子，我们看看有的即将退休的老师，他们的生存状况怎样？如果你不改变，那么，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年轻老师的明天。我们每个老师可以想想，你们的未来是看得见的，那就是你们学校那些老教师现在的状况，你觉得你这样过一辈子有意思吗？我们是否可以在如何生存，如何生存得好上面多一点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们不要脱离实际，但是可不可以多一点追求，多一点超越现实功利性的追求？

我觉得我们作为老师，俗话说“灵魂的工程师”，我们应该有先进的知识。如果你只是重复你的老师给你的那些知识，我觉得你没有完全尽到责任，你不过就是起到了一个传声筒的作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有自己喜欢的老师，有自己不喜欢的老师，那么我们现在自己是老师了自己就要想想，你今天是做自己当时喜欢的老师，还是做当初自己不喜欢的老师呢？很多人没去深思这个问题。

事实上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就在成为自己当初不喜欢的那种老师。我们当初都不喜欢这样的老师，没有知识，没有追求，课堂乏味，阅历很少，那么我们做老师的时候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老师呢？我们当初不喜欢这样的折磨，我们又为什么要去折磨别人呢？这就是我们作为老师从职业操守的角度应该想的。

所以不管人们怎样说，你是不是高调，是不是实际，我始终坚持我的课堂必须要有我自己的理想在里面。我是高中老师，升学任务很重，我几乎年年教毕业班，而且当补习班的班主任，学校要生存，必须靠高考，学校就把高考升学率作为考评我们老师业绩的指标。因此，我作为一个老师，我要生存，或者说5一点，我要评职称，我必须满足学校的要求，我必须要达到这个尺度，这是我们全中国的普遍现状。我作为老师必须要遵循应试教育，比如要进行三轮复习，题海战术，研究历届高考题，分析命题规律，判断今年高考试题的大致方向，然后弄出一套最大限度接近高考试题的模拟题等等，这是我在日常教育生活中要做的事情。在这点上，我和其他老师没什么区别。

然而我觉得只是这样做让我感觉很耻辱。因为这样做了虽然我的学生可能考上了他理想的大学，然而他的未来我却不负责了，他的精神走向我不去管了。应试教育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就相当于商家生产了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我只管把产品卖出去，至于你在使用的过程中产品质量如何我不管了，未来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但是，学生他一辈子重要的并不仅仅是读大学这件事情，他对人生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如何思考问题，我们在中学里面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准备？

同样，我们在中学里发现一个问题，从小学上来的学生要纠正他们的一些观念非常难，因为小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是照本宣科，把一些没有经过思考的结论把一些陈词滥调直接告诉了他们，从而导致了在中学里纠正他们很困难，甚至没法纠正了。所以，追根溯源，一个人精神的成长要健康，就好像小树苗一样，得在最小的时候有一个正常的环境，不要让畸形的环境去影响它，否则，在半大不大的时候要来纠正它就非常困难，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有个学生给我写信，说听我上课很痛苦，因为我讲的东西是他以前没听过的。他的内心很矛盾有冲突，所以他不想思考，不想要真相，不想矛盾，还想像小学生一样简单生活下去。这个同学是我教的全年级1600人中成绩最好的，我们眼中的北大清华的苗子。他的精神起点是这样地低，对你讲的教科书以外的东西没有兴趣，他怕，恐惧，拒绝。为什么拒绝在我们看起来是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要的精神元素？因为这些东西给他带来痛苦，他的精神已经疲倦了。以前，他的老师给他的天空就井口这样大，跳出了井口他的心灵就无处安放。

如果在中学里面还没有老师给他一个新的视角，那么他的大学怎么去适应？还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2005级补习班非常优秀的同学，她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她在我们学校读书的时候是我们老师的掌上明珠，她是可以上北大的，但是她是农村的，她怕分不够，为了安全，她降低了一个档次。她去人大一个月后，在一天深夜12点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信息。就一个中心内容，她想退学。为什么？她觉得太自卑了，太难受了。她觉得那些同学那么优秀，有的是钢琴十级，有的是篮球特别厉害，有的是英语考过了专业六级，总之，她的同学所谈的话题使她觉得很自卑，她被冷落了，让她觉得反差很大，她很失落，所以她想退学。这种情况的出现，我觉得是我们中学老师没有尽到责任。

我教补习班只有一个目标，高考。尽量不讲与高考无关的东西，所有的努力都是为分数。所以她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只有分数。我没有像在高一高二讲课那样，除了讲考试的东西，还讲一些我自己的见解。所以，她完全缺乏这样的视角和承受的能力。而我同样教的应届的一个同学，她考上了北师大，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她感谢我。她说她在她们寝室里面是老师，其他同学的知识没有她渊博，我在课堂上告诉她的东西，让她在其他同学中得到了尊重，根本没有一个从西部城市来的学生的那种自卑。我们应届的同学给我写的信大致的内容都是这样，因为我教应届班从高一开始，我在课堂上结合我所教的内容，阐释了一些东西，超越了课堂，是高考暂时不需要的东西。比如说什么是民主，如何看待政府，什么是自由，为什么说个人主义是民主的前提，集体主义是专制的基础，等等。我们在学校要做这样的讲座，还要讲国家和政府有什么区别。这是作为一个中学生应该拥有的常识，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如果说我们在课堂上没有渗透自己对理想主义教育的追求，那么我们的学生就像我刚才讲的人大的那个学生一样，感觉自己是一个白痴。

当然，语文和历史肯定有区别，不一定像我这样讲，但是不管我们讲什么，我们都可以结合文本讲一些超越文本超越教材的常识，引发我们对社会的思考，不要回避。只有这样，我们的同学才谈得上健康地发育，我们在中学接过你们传递过来的火炬的时候就感觉教育很顺畅，至少有一些大的常识是一样的，大的概念是相同的。不是说我们为了迁就现实，为了生存就只能一味地搞应试教育。不错，我们首先要完成学校给我们的教学任务，但是不等于说理想和现实是冲突的，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是理想的教育和现实的教育是可以衔接的。

能给学生应试教育以外的东西，选择教师这个行业对我来说才有意义，否则的话教师这个行业对我来说仅仅是一个谋生的工具，和街上擦皮鞋的，和建筑工人没有区别。我的职业是教师，而我的事业是启蒙。千万不要把职业当作了事业，这是我对老师们的忠告。

还有，说到理想和现实相衔接的问题，这不是说有这个意识我们去做就马上可以做成，你必须首先要有这个意识，然后每次在课堂上试着去努力，试着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也许开始结合得不太好，但是慢慢地就会越来越好。高中一、二年级升学压力不大，我在课堂上就要说我想说的话，尤其是理科班，因为理科班不参加我们历史学科的高考，到了高三我再完全做文科班的应试教育，专专心心地和学生一起迎接高考。这是我从很多年的经验中得出来的，不会影响你的考试成绩也满足了你的愿望。

我觉得一个真正优秀的老师能够做到，几十年后，你的学生还记得你课堂上说的某句话，当他白发苍苍来看你的时候，还记得你是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我们只有成为这样的老师，走过人的一生，也许我们在晚年回忆的时候，我们才能欣慰地说，我对中国的未来尽了自己的努力。

——摘自《用思想点燃课堂》

中学生常识讲座

特级教师魏勇（刘支书助理）

（一）：批评是最深沉的一种爱国方式

世界上的爱有两种，一种是大爱，一种是小爱。有的人疼爱自己的孩子，不忍让孩子受委屈，于是呵护他，赞美他；有的人也疼爱孩子，但他替孩子考虑得长远，于是磨练他，苛求他。前者爱得感性，后者爱得理性，你们说哪种爱是大爱？当然是后者。所以，批评自己的孩子的缺点，不等于不爱；赞美别人孩子的优点，不等于准备放弃自己的孩子，那是在激励自己孩子。这些日常生活中的道理我们都懂，但为什么在爱国的问题上，我们却有另外的道理呢？

中国式的爱国往往建立在对外仇恨、对内偏袒的基础上。恨外国越厉害，证明越爱国。日本曾经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很多人把恨日本当作爱国的表现，谁要说日本两句好话，或者说中国不如日本的地方，谁就是汉奸，即使你说的是事实。在爱国者那里，事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立场和感情。

诚然，日本和其他一些西方列强曾经侵略过我们，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这段历史我们需要警钟长鸣。不过，牢记历史不等于牢记仇恨，我们要牢记的是：为什么我们会遭到侵略？对方有哪些长处需要学习？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应该吸取哪些教训才不至于重蹈覆辙？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一代一代的牢记并反省下去。只是责怪别人、发泄愤怒既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也于自己国家的现在和将来无益。

我以为真正的爱国者是督促自己的国家反省甚过督促别人国家反省的人。唱自己国家的赞歌，这是人类自然的本性，这也是爱，不过，这是一种本能的肤浅的爱，或者说就是开头我们提到的小爱。真正的爱是对自己国家的批评乃至于苛求，只要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这是大爱，那种听不得有人说自己国家坏话的爱是一种狭隘的爱，或者说是一种溺爱，溺爱的结果是把一个民族变得骄纵、弱不禁风。

当前，我们正处于这样一种爱国情景当中：千方百计找别人的缺点，千方百计放大自己优点。在人与人相处时，我们都知道要多看人家优点，少看人家缺点，这样才有利于自我完善和发展，但为什么在国与国相处时，却反其道而行之呢？以日本为例，我们都希望在未来的竞争中超越它，也许是经济的竞争，也许是军事的竞争。我们拿什么超越它？靠仇恨和责怪？说到底，竞争拼的是实力而不是口水。要让中国具备战胜日本的实力，你就要了解人家，尤其要了解人家的优点。不了解它的缺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了解人家的优点。

凭心而论，我们的“爱国青年”有几个了解日本？我们所知道的日本仅限于残暴和侵略，其他的呢？我们知道现在的日本和二战时的日本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吗？我们知道现在日本人的想法吗？我们知道被篡改的教科书只有不到0。04%的日本学生在使用吗？我们知道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不过是为争取选票而做出的姿态吗？我们知道日本是给予中国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吗？我们知道什么是武士道吗？

这一系列问题，不能简单地用仇恨的眼光对待，必须具体而精致的研究。了解对手是战胜对手最起码的前提，美国为什么能够在二战中战胜日本，除了实力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了解日本。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就是战争中美国人研究日本人的一个成果，这本书详细分析了日本的国民性，其中不乏溢美之词，比如：“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这些言论发生在美日两国正在太平洋上进行殊死搏斗之时，在中国作这样的分析是难以想象的，可能早被扣上了“汉奸言论”的帽子。正是有这样对日本人客观理性的认识，美军在太平洋上稳扎稳打而不急于求成，一步一步逼近日本本土，最终取得了胜利。可是，我们许多“爱国者”连了解对手的勇气都没有，更不要说赶超对手的能力了。

爱国不是呼口号，不是喊两句“打倒”“消灭”那么简单和容易的事，它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做事，认认真真负责。在发泄我们对别人的愤怒时，需要想一想，究竟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利？需要想一想，一旦引起了争端，我们拿什么去和别人抗衡？当初闹义和团就是没有认真想这些问题，结果引起了灾难性后果。如果这也算爱国，那只算是不负责任的爱国。

其实，即使是义和团那样的爱国者在今天已经不多了，今天的爱国者是有义和团的思维而无义和团牺牲的勇气。大约2000年时，有个日本人在中国武汉让中国人下跪，结果中国的各大报纸纷纷登载，一片打日本人杀日本人的激昂声音。不少日本人看到这个消息后很担心，害怕后到中国作生意或旅行时，会有被打被杀的危险。结果日本的中国专家出来说话：“大家不用担心，尽管放心到中国去，不会有任何危险。虽然中国人说话时很不慎重，而中国人行动时却很慎重，他们非常清楚攻击日本人是要付出什么代价的”。日本专家算是把中国人看透了。

今天的爱国者大多是用口水爱国，一旦涉及自己切身利益，他们的爱国热情就要叫停。2006年发生了抵制日货的事件，不少人参与了砸日本商场的行动，爱国终于从口号变成了行动。然而，他们的抵制不彻底，他们让别人抵制日货而自己并不抵制，听说了有人砸日本商店商品和路边停放的日本进口汽车，但没听说有人把自己家里的日本家用电器毁了的事情发生。实际上，这样的爱国者从内心来说是怯懦的，从头脑来说是不健全的。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不要做这样的懦弱者，而要做负责任的爱国者。

用口水爱国我们是有教训的。九一八事变后，人民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十分愤怒，甚至国民党内部很多将领也不满，抗日的声音越来越大，以至于蒋被迫暂时下台，由主张抗日的孙科主政。同时，日本方面受中国方面抗日排日浪潮的刺激，日本民众舆论对军方压力加大了，要求他们加速解决中国问题的步伐。1931年12月，日军进攻锦州，驻扎在锦州的张学良部队向南京政府求援，结果孙科派不出一兵一卒，因为那些平日高唱抗日调子的将领纷纷当起了缩头乌龟，他们各打各的算盘，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最后锦州失守，孙科被迫辞职。不负责任的爱国加快了日本侵华的步伐，而这些人事到临头却不肯做出牺牲。

牺牲救国的意思是让别人牺牲，自己则挥舞拳头付出一点口水的代价，这和我们今天一些同胞要求别人抵制日货而自己并不抵制的做法异曲同工。我们谴责日本人禽兽不如的文章浩如烟海，而反思我们内心肮脏的文章又有几篇呢？大家心照不宣把自身安全和利益作为了爱国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好了，大家可以尽情释放爱国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的爱国也是理性的，是实用的理性。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爱国者。我们的爱不应该掺杂个人功利和算计，我们所爱的国家不是抽象的，是生活在这块领土上具体的人、具体的环境。我们要爱国，其实很好办，就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爱护公共财产，不随地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不乱闯红灯，买东西少用塑料口袋，孝顺你的父母、善待你的朋友等等，在我看来，做到这些比在大街上去喊几句“打倒倭寇”之类的口号更能体现出你热爱这个国家。试想，如果我们连自己周围的环境都不关心、对我们周围的人都不热爱，你又怎么可能热爱国家呢？

爱国的境界再高一点，就是把政府、政党和国家三者的关系搞清楚，这是我们下一次讲座的内容，今天就到这里。

（二）：热爱祖国

大家都知道，二战时期的隆美尔被称为沙漠之狐。在北非沙漠上，他常常以少胜多，在阿拉蔓战役以前，他几乎都取得了胜利。他的战功为他赢得了显赫的荣誉，1942年被希特勒授予元帅衔，成为了第三帝国最年轻的元帅。他的军事天才是如此的出众，甚至于受到了敌人的赞扬，邱吉尔评价隆美尔说：“尽管我们在战争浩劫中相互廝杀，请准许我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但这位“伟大的将军”却在1944年被因“叛国罪”被希特勒下令处决。一个战功赫赫的元帅怎么可能背叛国家呢？原来，希特勒认为他参加了1944年暗杀希特勒的阴谋，于是以“叛国罪”为名，迫使他自杀。

背叛领袖就等于背叛国家，这是希特勒给隆美尔罗织叛国罪的一个隐性前提。在这里，国家、政府和领袖，三者之间被划上了等号，希特勒的逻辑是，背叛领袖就等于背叛政府，背叛政府就等于背叛国家，所以隆美尔背叛了国家。然而，历史是公正的，背叛希特勒的那些人今天被看作爱国者，因为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政权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德国人民造成了严重创伤。为了满足纳粹政权的扩张欲望，德国在二战中一共付出了死亡900多万人的代价，还不说领土、财产的损失。

当年的叛国者，今天的爱国者，这个变化表面上看是因为德国战败，纳粹政权瓦解的结果，而实际上是德国人从狂热的爱国主义潮流中清醒过来后，对国家和政府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的结果，德国不等于纳粹政府，更不等于希特勒，所以，背叛纳粹政府不等于背叛德国，恰恰相反，由于纳粹实行暴政，对这个政府的背叛其实是最好的爱国方式。

的确，有的时候国家和政府是搅合在一起的。当政府在行使对外交往的职能时，政府代表了国家，比如：中国和美国建交。中国是和一个在美国这块领土上行使政治职能的政权建交，同样，美国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交。在英语里面政权意义的美国和民族意义的美国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是“TheUnitedStates”，后者是“America”。大家注意看新闻联播，在外交场合，美方代表桌子上的牌儿，写的是“US”，那是“TheUnitedStates”的缩写。如果你问一个游客是哪国人，他会回答“American”。在美国人哪里，“美国”的不同含义用不同的单词来表现，是清清楚楚的，而在中国，国家、政权、民族等所有含义都放在了“中国”一个词里，非常容易混淆。

在汉语里面，我们仔细琢磨，就能发现“国”这个字含义是复杂的。比如：国产、国际、国情、国界、国耻、国画、国语等等，这里面的“国”指的是国家。而在另一些汉语词汇里，“国”指的不是国家而是政府或者政权，比如“国庆”，在1949年前，国庆指的是10月10号，即武昌起义爆发的日子；现在的国庆则是10月1号。显然，这两个国庆中的“国”有不同政治内涵，前者指中华民国政权，后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所以，与其说国庆节是国家的生日，不如说是新政权诞生的日子。指代政府和政权的“国”在汉语还有许多，比如，国旗、国歌、国企、建国、国有等等。所有这些词汇混在一起大量使用，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国家和政府这两个概念严重混淆。

有的同学可能会问，这不正好说明政府等于国家的吗？好的，让我们来看看国家和政府有什么区别？首先，什么是国家？国家至少应该包括三个要素：人民、领土、主权。而政府只是国家的仆人、权力的执行者、被委托人。以我们班为例，如果我们班好比是一个国家，那么班委会就好比是政府，它是为我们大家服务的。这个班委是怎么产生的呢？大家民主推选的，政府的产生也应该这样。选举产生的政府就是卢梭所说契约的产物。

之所以需要政府，按照霍布斯的说法，“在没有一个强大权力使大家畏服的地方，人与人处于战争状态”，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政府扮演强有力的仲裁者角色，社会就会混乱，所以，我们通过每个人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的方式产生一个政府，使其为我们每个人服务。这表明在国家和政府两者之间，国家是目的，政府是手段，国家大于政府。执政者不是国家、不是公共权力本身，而只是它的一定时期内的执行者，或最多是代表。

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和汉语语言模糊性，自古以来，我们就不习惯做这样的区分，我们习惯了把朝廷与国家混在一块儿，就是梁启超所批评的“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在古汉语里面，我们更多的使用“江山”“社稷”“天下”这些词来替代“国家”，把人们的认识统一在“忠君等于爱国”的旗帜下。偶尔使用“国家”一词，也是从家天下的角度来使用。有句话现在很流行，那就是林则徐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句话被当作了爱国名言。其实，这是对林则徐的误解，人家心目中的国家不是别的，而是大清朝。为什么这么说？如果那时出现了革命党人，道光皇帝叫他去镇压，他去不去？肯定去。因为他被发配到伊犁后，最关心的是京城人事变动和自己复职的可能，至于抵御洋人一事，已不是他所关注的内容，他写给陕西巡抚李星沅的信说道：“海邦近事，得了且了，奚暇思考”。所以，后人不必拔高林则徐的思想境界，顶多也就是把忠君当作爱国而已，这和岳飞的精忠报国没什么区别。

由于汉语里类似于把朝廷等同于国家，或者把政府等同于国家的用法普遍存在，所以，一说爱国，人们想到的就是爱政府；一说反对政府，人们想到的就是卖国。在这样幼稚的思维方式中，产生了许多廉价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把本国那些有勇气和良知揭露黑暗、说出真相的人漫骂为卖国贼。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充当着专制力量的奴才，像是奥威尔《动物庄园》中那些没有个体意义的鸡鸭牛羊们，“台上讲话的是谁，他们就支持谁”，为显示自己的忠诚和爱国，他们今天为别国的恐怖主义灾难叫好，明天为轰平台湾喝彩。之所以说他们廉价，是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确保自己的爱国表演没有任何危险。其实，那些自己不敢批评监督政府，反倒支持政府压制批评的人，非但不是什么爱国者，而是国家的蛀虫。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政府是人们德行软弱的产物，如果人人高尚，都能够自律，那就不需要政府了。为了限制人们的恶，于是人们理智的制造了政府出来管理。问题是政府一旦有了人们授予的权力，它又有可能滥用权力，政府也是人组成的，也有人的缺陷，就象孟德斯鸠指出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所以，反过来人们又要想办法来制约政府，怎样制约？一靠权力制约权力，二靠舆论监督。所以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永远是必要的，批到什么程度？要让政府怕人民，而不是人民怕政府的程度。为什么呢？《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说得好，“当政府怕人民的时候，人民就有自由；当人民怕政府的时候，就便是专制”。

所以你看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区别，美国人一直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抱有戒心。他们信奉限权政府而非全能政府。联邦党人认为，暴政成为可能的基本原因是政府过于强大，因此，限制政府，特别是限制高高在上、民众的眼睛无法直接监视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就成为美国宪法制订的一项基本原则。读美国宪法，有时你会感到，与其说它是在授权政府可以做什么，还不如说它是在规定不允许政府做什么。因为在内心深处有着对政府这个“必要的恶”的高度警惕。“必要的恶”的提法，是美国学者盖瑞•威尔斯最近出的一本书《必要之恶》所谈到的，讲的就是美国人不相信政府的历史传统。

正因为美国人一直不大相信政府，所以他们老是担心政府干坏事，于是老是敲打政府。2005年的普利策摄影奖作品一共20幅，没有一幅是歌颂美国政府的，几乎全是反映伊拉克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象“武装分子袭击选举工作者”、“反美武装的还击”“大桥上的尸体”“悼念死去的士兵”等，矛头直指布什政府。

美国人对强政府的担心恰和中国人对强政府的渴望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的打压欺辱，而在民众看来，最直接和表面的原因是政府的软弱无能，于是，建立强大政府以御外辱，成为民众和民族的基本诉求。所以，在国人潜意识当中，政府变成为救世主，成为了一切问题的解决终结者。

殊不知，强大的政府即可以御敌，也可以制民，特别是在缺少对这一政府必要制约的时候和场合。苏联为什么能够进行“大清洗”，纳粹为什么能够轻易迫害犹太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政府太强大，没有什么能约束它。《国际歌》有句歌词唱得好，“从来就没有神仙和救世主”，人民不能把自己的福趾寄托在政府身上，那样做是很可笑的。试想，主人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仆人身上，那岂非颠倒了主仆关系？

事实上，政府存在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人民谋幸福，而应是为人民谋幸福创造机会。又以我们班集体为例子，我们班委存在的价值在哪里？是协助老师为全班同学学习进步创造一个优良的班风环境，这是班委最大的使命，而并不需要班干部亲自去帮助同学提高分数。当然，有同学向你请教问题，你也应该认真解答，就象老百姓向干部求援，干部也应该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一样，不过，这是次要责任。

总之，我们只有把国家和政府区分得象水和油一样，我们的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真正的爱国者敢于发出强烈的自我否定的声音，有勇气承受所谓“卖国”“叛国”的责难。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恰达耶夫如此表述他的爱国理念：“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情，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那就是爱真理……我并不想学会带着闭上的眼睛、崇拜的大脑、封上的嘴巴去爱祖国”。我们每个同学都要想一想，你抒发对祖国的热爱时，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的？大脑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三）：中国比日本差在哪里

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9世纪中叶，有个美国人叫佩里，他率领四艘蒸汽铁甲舰侵略了一个东方国家，迫使这个国家开放通商口岸，签定了不平等的《安政条约》，美国在这个国家享有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和治外法权。从此，这个国家遭殃了，其他西方列强接踵而至，也强迫日本签定了类似的不平等条约。

故事到这里并不奇怪，无非是另一场鸦片战争的翻版，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家不但不仇恨他的敌人，反而为他的敌人树碑立传。这个国家在当年和美国签定不平等条约的地方——神奈川，建立了一座佩里公园。当年由佩里率领的黑船登陆的地点，竖立了一座佩里登陆纪念碑，上有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在佩里公园里，每年都有由民间组织的开国纪念活动，人称「黑船祭」。在纪念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以英雄的姿态出现。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明白这个国家就是日本。在遭受了侵略之后，日本和中国所做出的反应截然相反。日本人的做法，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丢人到家了，别人欺负了你，你还要感谢人家。用中国话来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难道侵略有功吗？

19世纪中叶，我们中国也遭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我们也有纪念，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口村南面的林则徐销烟池旧址内，我们修建了“鸦片战争博物馆”，陈列了一批抗英时用过的大炮、炮子、火药缸、大刀、长矛及当年缴获英军的洋枪、洋炮等。与日本不同的是，我们纪念的是自己的“英勇斗争”，通过牢记敌人犯下的滔天罪恶达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面对挑战，看来中日两国的区别在于，中国式纪念活动是进行情感教育，而日本式的纪念活动则体现为理性的自负。

于是，中国在排外和羡慕外国的矛盾心情中挣扎了一个多世纪，至今步履蹒跚；而日本义无返顾的投入到西方文化的怀抱，迅速崛起为亚洲第一强国。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同学坐不住了，难道我们就不要民族气节了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丧失了民族气节，这个国家都不可能强盛。民族气节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驱动力。不过，我们不能狭隘的理解民族气节。我认为，应该抗争的时候抗争，固然是民族气节的体现，而应当妥协的时候妥协，不等于没有民族气节，这是一种着眼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的爱国体现。在对外关系上，不分场合的一味强硬，我认为不是气节的表现，而是愚蠢的表现。

事实上，民族气节有表面和深刻之分。中国人的气节往往体现在表面上，以自我褒扬和坚决排外为特点，而日本人的气节在骨子里，以自我反省和虚心向敌人学习为特点。同样在遭受了侵略后，中国人不是去想怎样才能象别人一样发达，而是忙于谴责敌人，把敌人妖魔化，称他们为“洋鬼子“，这个称呼意味着，我们虽然在战场上输了，但我们在精神上赢了，相当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

说到这里，我要给同学们一个建议，在日常交流中，大家不要用“**鬼子”来称呼别人，要好好说话。那种蔑称，不但不能提升我们的形象，反而显得我们虚骄，更让人瞧不起。如果我们实实在在的战胜了别人，那时，你再使用这个称呼也不迟。我们要有强者的国民心态，而不要像我们阿Q祖先那样。

虚骄和虚心，两个词只有一字之差，但表现出的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国民心态。前者是弱者心态，后者是强者心态。中国和日本的差距首先体现在了心态上。

吉田茂执政时期的日本几乎被迫接受了占领军颁布一切法令，包括宪法。现在日本宪法，还是当年迈克阿瑟制定的。尤其过分的是吉田茂签署了《日美安保协议》，协议第六条赋予了美国在日本永久的驻军权。这个协议一签署，就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批评者们说，它会把日本变成一个事实上的美国的殖民地。吉田茂是怎么回答这个指责的呢？他公开声称日本变成了殖民地对日本发展有好处，他说："正像美国原是英国殖民地但现在比英国更强大一样，如果日本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最后也会变得比美国强大"（高曾杰主编，《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173页。）在1960年重新修订这项政策时爆发的骚乱，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取消了对日本的访问。这一条约尽管受到批评，但现在日本人认为，这个协议对日本发展成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发挥了巨大作用。

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人是典型的卖国贼。他的卖国行为还有很多，比如，他跟占领军司令官迈克阿瑟打得火热，完全成了美军的傀儡，用尼克松的话来说就是，“麦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则是执行者”。由于，日本是如此的崇尚美国，以至于当1951年迈克阿瑟离开日本时，吉田茂感激淋涕，他在全国广播讲话中这样称赞一个占领他们国家领土的人，“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的利益而作出的成就，是历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之一。毋庸置疑，他受到了我国全体人民最深切的景仰和爱戴。在他离开我们国家之际，没有任何言辞足以表达我们国家对他的敬意。正是他，把我们国家从投降后的混乱和疲惫中拯救了出来；正是他，在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撒下了民主的种子。”（《领袖们》尼克松）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发生处于被占领状态，我国人民的反应会是什么？有这样几种可能性：爱国者们陷入到长期的仇恨当中，持续抵抗，他们无法获得胜利，因为他们无法清醒的认识敌人的长处，更不可能以学生的心态，以敌为师；大多数想过太平日子的一般民众则可能成为没有思想的顺民；还有一部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和敌人合作，从而获得个人的荣华富贵，成为不折不扣的汉奸。很少人会卧薪尝胆、虚心向敌人学习，以便最终一雪国耻。

如果我们再了解一下，日本以学生对待老师的态度对待美国的心理背景，相信我们会更加震撼。整个二战，日军死亡212万人左右，其中死于中国战场50万左右，这意味着日军死亡人数将近75%是美军造成的，日本平民死亡67万，几乎全是死于美军轰炸。照理来说，日本人应该十分仇恨美国人，所以，当时很多人预料，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将遭到日本人激烈的抵抗，比今天伊拉克抵抗美军更加激烈，尤其考虑到战争末期，日本“神风特攻队”的出现，这种可能性会很大。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日本人没有抵抗，没有打游击战。当迈克阿瑟进入东京时，只带了几个随从，并且没带武器，而当时，东京还有20多万日军全副武装，不过，没有一个人向“侵略者”打冷枪。愿赌服输，这是日本人的普遍心态，他们把内心的愤懑转化成了日后重新建设国家的动力和向对手学习的渴望，所以在吉田茂执政的短短七年时间，日本重新以经济大国的形象站立起来，在经济上超过了战胜国英国和法国。后来再没有人说吉田茂卖国，从1957年到1972年，他的继承者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继续执行了他的政策，以至于人们把后来的这些日本首相看做是“吉田学校”毕业的人。

象日本这样一个从“即使只有竹竿也要抵抗到底”的态度突然变为与占领者密切合作改革内政的国家，全世界除了日本，大概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如此极端的国家。或许正是具备了如此迅速转弯的能力，才使日本能够战后迅速崛起。这种转弯的能力，多次帮助日本抓住了发展机遇，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中非常得意的做了这样的总结：“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遭到惨败，可是整体看来，日本还是在国际政治的变幻莫测中巧妙地把握了自己的方向，这是日本人聪明的地方，尤其是明治时期的政治领导者都具有卓越的'机智’。它应该一直受到提倡，日本民族永远不可以放弃这种'机智’”。

这种“聪明“和”“机智”，在我们看来，几乎就是汉奸和卖国贼的同义词，但在武士道的信条中，吉田茂的做法，不但不受谴责，而且应该褒扬。武士道的信条是“智”“忍”“勇”，不能忍，就不配做武士。当年德川家康身处于两大强敌——织田信长和武田信玄的夹缝当中，全靠一个“忍”字活下来，并最终灭掉了他们，所以，吉田茂附强的行为能够得到日本国民的理解。本来日本就有类似的传统。

以日本为镜子，我们看看今天伊拉克的抵抗斗争，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些新思考。若伊拉克人能够象日本人那样，迅速掉头向美国学习，伊拉克会是怎样的前景呢？个人觉得，前景应该比目前状况乐观得多。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今天伊拉克抵抗的不是美军的占领而是现代的文明，伊拉克抵抗者捍卫的不是民族的尊严而是落后的价值，抵抗时间越长，重建伊拉克工作的进展就越慢。支持伊拉克的所谓抵抗斗争，其实就是延长伊拉克人民的痛苦。

听到这里可能很多同学又会产生道德上的困惑，抵抗入侵难道错了？我想，世界是复杂的，任何问题一旦绝对化都可能发生与我们初衷想反的结果。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问题，把同处于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和伊拉克做一个对比，我们是否能说经常使用人肉炸弹的伊拉克人比不抵抗的日本人更有尊严？把曾经都被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和日本再做一个对比，我们是否能说，中国不与西方合作的态度比日本与西方合作的态度更能够给人民带来福祉？这两个问题，我们恐怕都无法做肯定答复。

在认识世界时，我们常常被一些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公理统治着我们的大脑，这些公理有：抵抗高尚，不抵抗卑下；自我赞扬高尚，赞扬敌人可耻；被迫接受敌人的条约可耻，不管这个条约是否对自己有利，都要想法废除等等，这些看起来大义凛然的公理，固然，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情绪，但同时也让中国人迷失在爱国情绪当中。自鸦片战争以来160多年的时间，中国人在如何对待西方列强的看法上居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一直延续着与西方的对立多于同一，情绪大于理性的思维传统。今天我这个讲座还不能为大多数人接受，就是一个证明。

之所以我们不如日本人虚心，源于我们内心不够诚实，无法做到鲁迅所说的“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于是，用瞒和骗来回避我们自身的弱点。当被侵略时，我们就渲染敌人的残暴，而回避为什么遭侵略的原因；当我们不得不承认落后时，我们就发扬一分为二的辨证风格，承认看得见的落后——物质落后，而不承认看不见的落后——精神落后；即使当我们必须承认物质落后时，我们也把原因归结于西方的侵略这样一个外部因素，今天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当我们取得一分进步时，我们就用十分的热情来赞扬，而当我们面临十分的危机时，我们却往往用一分的注意来淡化；当有人批评我们发展的还不够快时，我们就用印度和非洲国家来作参照，以自我安慰，而拒绝与强国对比。

日本人则与我们相反，他们总是拿最先进的国家来与自己比。当他们在明治维新还刚刚起步时，他们的目标就是“脱亚入欧”，意思是不与亚洲国家为伍；当他们已经发展成了经济上的超级大国时，他们还在渲染危机，总是挑自己的毛病，索尼公司的总裁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

所以，尽管现在日本人均收入已经超过美国，达到了4万美圆，但日本上下却充斥着危机意识。前不久他们重拍了一部唤起危机意识的电影《日本沉没》，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而我们人均收入才不过2000美圆，我们却自认为已经进入“盛世”，我看，有这样的看法才是中国最大的危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进取心，被历史淘汰出局。我们是否会成为汤因比所说的第22种文明呢？值得每个人思考。

左起：管季超、范美忠、李玉龙、李勇、索朗藏胞。

湖北管季超谢蜀人美忠先生赠《民间野草》大著。
祝第一线批判性思维专题研修营（第1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