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资料越读越多，对当时采访的一些说法，当然有所修正，但大的判断方面并没有变。随着读民国各种教材和教育史料越多，就越发感到这实在是个庞大的活儿，但还是希望以尽快拿出一些前期的东西，以飨企望者。访谈谈得比较率性，不可能面面俱到。文章后附师弟埂上插秧所写的一个关于我的印象，于我的评论有夸大之处，大家自己睁眼看来，仔细思量便是。 2012年3月30日17：02于成都 为什么会想到要写《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 这个想法产生很多年了，准备工作也已经做了六年。我本身关注中国的教育已经很多年了，以前就写过一本《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我研究百年语文教材，其实最主要目的就是要表达对当今教材的不满。语文教材走到今天，它百年来的得失，我们应该藉此反思，应该有人来深入地梳理了。这不仅是对千万学生乃至整个民族负责任的态度，也是一个学者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所应做出的紧迫回应、关注。 我的任何研究，都不会是那种象牙塔内的完全纯粹的哲学思考，它们都是有现实目的的。我会用学术化的方式来服务现实社会，那么就是说我做的时候是学术的，但是我的结果和效果——就是我最后的动机，就是为现实服务。当今的教育一塌糊涂，差的地方太多了。我研究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的问题，主要是抛砖引玉，引起更多有识之士对语文教材，包括其它教材的研究和关注。对振兴中国的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 现在进度怎么样?您采用的资料从何而来呢? 正在做史料的准备，还没开始写，我现在在编写一套四卷本的《民国教材精选集》。如果出版社不能出的话，我到时会把目录拿出来作公共分享。研究资料大部分来自于我个人的收集，而不是来自公共图书馆。不是我不想用图书馆的资料，而是目前中国图书馆大都是不方便研究者的，我们还没有与国际接轨的公共图书馆。 在您发布的《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目录中，是以1949年为界分上下篇的。那据您的观察，49年以前的教材有些什么样的特色呢? 我给你们提供几个角度就清楚了。 第一，谁来编写教材。四九年前基本上都是知名的学者，比如张元济、蔡元培、黎锦熙、蒋维乔、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赵景琛、姜亮夫、赵家壁、周建人、陆费逵等等。你想想，四九年过后，我们这些编教材的人，有哪个人非常出名吗?我是专门研究教材的，我都没有听说过。那这些知名学者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当中有研究语文教学的，本身就是教师，比如夏丏尊、朱自清，本来都在中学教书，后来又教大学，这些人有非常丰富的教学方面的经验。他们之中还有很多人是懂教育心理学的——编教材必须要懂心理学——你必须要知道一年级编什么，二年级编什么，一定要和学生的年龄段相适应。就说我的小孩，二零零二年她上小学，其中第一册就有李绅的《悯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个对于一年级的小孩是非常抽象的，她如果在二年级，在三年级学这首诗，那就更好了。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抽象思维、逻辑思维才不断增长，一年级的话就应该更形象化。所以说怎么样遴选教材并不仅仅是内容决定的，还要从接受者的角度，用西方的话说就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第二，四九年前的教材是充分竞争的。没有竞争就会出问题，凡是出问题的地方都是没有充分竞争的地方。四九年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广益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北新书局、大东书局等等都有自己的教材，四九年过后大部分时候，都是人民出版社在编写教材。 不过你肯定要说现在也有上教版、苏教版这些教材版本，我告诉你，实质上这还是一个变向垄断。打个比方，就像现在中石油和中石化看上去是在竞争，但这个竞争是一个假性竞争。人们批评教材没有竞争，就用假性竞争来安慰一下、平息一下民怨，给人感觉像是在竞争一样，但事实上是假的，因为教材没有民营编辑出版单位。 民国教材是有比较充分的竞争的。当然，在1937年尤其是抗战过后国民党教育部方面对教材有所控制，当时主要为了抗战的需要，抗战当中涉及到战争中对民族，对国家的身份认同问题的教育。这个过程中当然有国民党党化教育的侵蚀，但这占主体的比例是非常微弱的，不能跟今天相比。 第三，教材的选择权问题。民国教材的选择权是在学校和老师手中的，这样的话没法硬性规定教材的采用。比如你这所学校在大慈寺，那所学校在天府广场，隔这么近的学校选的教材都是不一样的，用什么样的教材校长说了算。教育部编定了教材，但我不一定用你教育部的，校长的权力是很大的。其实，更准确的说，是老师在决定用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校长在一定程度上得听老师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那个班什么教材都不选，老师自己编。流沙河先生，1931生，1938年上小学，他上中学的国文教材就是他的老师——都江堰的一个秀才自己编的。所以当时的情形是，第一是有很多种教材可供选择，第二是选择什么老师说了算，第三要是老师对教材都不满意，那可以就自己编。现在有教育大纲，有考试大纲，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管制，自己编教材，你可以吗? 民国政府到1942年撤到重庆时也建立官办出版社：正中书局，开始插手教科书编写。当时国民党出了一套“国定本”，整合了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等7家最大民营出版社，让它们负责印刷、发行，由国民党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审定。这是否预示着民国语文教材的官方化? 我刚才说了，抗战时国民党党部为了抗战需要是对教材有所控制的。但你要明白，“国定本”(亦即部编本)和其他教材是并行的，并没有消灭其他教材，也没有硬性规定说必须要采用“国定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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