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百年阅读 19世纪中期，第一批见识过西方文明国家的清朝官员，看到了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教育机构所发挥的能量，经过有识之士们一个甲子坚持不懈地奏议，清廷终于在最末一代皇帝的任期里，批准建立一座国家图书馆。
这个国家的图书馆，从广化寺的一间庙、国子监南学一排宿舍到文津街开始有了院落。中国的文化传统在1937年抗战期间，以图书馆“四分五裂”的状态，坚守着各项正常的馆务以及战时服务，并因了与西南联大的互动，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
1949年以后，这座图书馆像这个国家一样，再一次经历磨难。在近30年中，国家图书馆的发展搭乘网络时代的快车，这座庄严的建筑实际上已经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知识宝库。
图书馆从出生开始，就被建在荒僻地段
-本刊记者/杨东晓
到了宣统元年，设立京师图书馆的奏折上奏到了摄政王载沣手里，这次上奏的是洋务派的军机大臣张之洞。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皇帝载恬的弟弟，从1909年起，做起了自己儿子宣统皇帝的摄政王。载沣受过严格的皇家教育，资质上等，当时能在朝廷上拍板的人就是载沣。上奏者张之洞主管学部，有的考证认为，张之洞的这个奏折，是学部参事罗振玉写的，他是张之洞的幕僚。张之洞在1909年7月上奏成立京师图书馆时已病势深沉。9月9日批准建立京师图书馆，10月4日，张之洞就故世了。有研究者推测，如果张之洞不抓紧生前有限时日递上奏章，以清政府后来的腐败，这事肯定就又耽误下来。
北京城边上的迁徙
载沣批给京师图书馆的地方，是今天北京西城区什刹海北边的广化寺，广化寺以及后来迁居的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旧址、文津街，在今天看起来都是北京城内文化深蕴之处，但是百年之前，这些地方都是紫禁城外西北部不起眼的地方，但总算是给图书馆安了个家。在筹建期间因为要从国内各地的私家藏书楼调书，任命馆长、主要官员，筹集资金，所以三年后才开馆。京师图书馆首任监督(馆长)是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
缪荃孙也是张之洞的幕僚，1907年出任了一个省级图书馆总办——江南图书馆(现南京图书馆)总办。缪监督对初创的京师图书馆的主要贡献是两件事：第一是建馆，督促办理议程事务；第二是把征集来的图书建立了分门别类的体系。这位有着图书馆经验的文人，亲自编了两个书目，一个是《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另一个是《清学部图书馆方志书目》。
缪荃孙主持的京师图书馆在三年后的1912年8月27日开馆，正式接待读者，地址就是广化寺。收藏的主要书籍如下：第一类是内阁大库残帙，这类包括宫廷、政府收集来的散落不完整的图书；第二类是国子监南学的典籍，国子监南学是方家胡同国子监师生进修与住宿的处所；第三类是敦煌遗书；第四类是一些私人藏书，当时收藏的主要有南陵徐乃昌积学斋、归安姚觐元咫进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三个藏书楼的藏书。成立京师图书馆前，陆氏苞宋楼藏书，“已为日本以重金辇在载而去”，瞿氏铁琴铜剑楼的藏书，“亦有觊觎者”；第五类是金石拓本碑帖，金石碑拓作为文章体例工整严谨、书法又很优美，是综合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藏品之一。遗憾的是，限于藏书楼的历史局限，没有外文图书。
虽说1912年8月开馆了，但广化寺地处北城，偏僻潮湿，读者很少，且多为“士”，招致不少社会批评，191 3年10月就闭馆另谋新址了。值得注意的是，京师图书馆1916年正式接受国内出版物的呈缴本，这标志着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当时省图书馆可以向本省征书，但是跨省不行，唯独京师图书馆有这个权力向全国出版机构征书。
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第二次开馆，地址迁到北城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的国子监南学，那是国子监老师和学生上课兼住宿的地方，设施简陋，安在这儿其实也没往是否适合图书馆使用上想。但至少是把读书人和书类归了。鲁迅作为教育部主管图书馆的官员，参加了开馆仪式，此前，因为有鲁迅的积极斡旋与奔走，《四库全书》、国子监南学与内阁大库的旧藏，成为这里的馆藏基础。
民国时期过得很拮据
第二次开馆时的京师图书馆，已经是在民国政府的管理之下，开始归北洋政府，后来归南京政府。北洋政府教育部废除了监督，改称馆长，缪荃孙辞职后，江瀚接任。
民国时期的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并开始履行它教育、服务公众的社会功能，当时无论士农工商军界还是女学界，皆得阅览。
北洋政府时期的图书馆第一个特点就是缺钱，经费无法落实。京师图书馆从成立起就一直财政困难，虽有拨款但始终不能到位。从1909年就一直苦撑着经费短缺、甚至开不出工资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当时教育部有个制度，就是由次长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政局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这种社会动荡直接影响到京师图书馆，兼任馆长的官员走马灯似地更换，换得最勤时一个月甚至换一两个。
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是在文津阁一次收进来的。明成祖朱棣修的《永乐大典》因战乱，到民国时已收不齐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视古籍的收集保护，在山东民间发现有夹鞋样的大开本古书竟然是《永乐大典》，奖励了当事人后 ，收归国有。
1920年代，宣武门外开办分馆，后来叫京师第一通俗图书馆，就是现在首都图书馆的前身。这里开始出现大众读物、普通报刊。梁启超1925年到1927年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期间，经费尤其紧张，他曾一再向政府提出拨款请求，但都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万般无奈之下，他把自己的人寿保险单抵押给通易信托公司押借现款，维持馆务运转并给员工发了一年工资。做完这件事之后，他迫于馆务难以为计，写了两封辞职报告，获准后就辞职了。
这一时期，梁启超还担任着北海公园内北平北海图书馆馆长，这个图书馆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出资办的，由李四光任副馆长，袁同礼任图书部主任。中基会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管理部门，经费较充足。除了建立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外，还建立了这个图书馆。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京改称北平，1928年国立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由于地处市区中心地带，传播知识就方便多了。
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现在北海公园旁边的文津阁馆舍就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出资建造的，地址是教育部划拨的官地，6月开馆时蔡元培是馆长。他当时任大学院院长，主管教育。袁同礼被任命为副馆长，实际上主持馆务，袁同礼对国立北平图书馆最大贡献是培养了一批图书馆专业人才，把管理人员送到国外学习，还有就是用国际交流形式交换馆员。这些人学成后，有的回到本馆，也有离开去其他图书馆工作的，成为全国各个图书馆的业务骨干。新中国成立后，有的担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图书馆馆长，或是科学研究机构的学者专家。
袁同礼重视敦煌学的研究，1934年派王重民到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拍摄敦煌遗书，并协助伯希和编辑整理了他的手稿；1935年派向达到伦敦影印和研究英国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王、向二氏共摄回照片12000多张，入藏于北平图书馆。他本人还著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现藏海外敦煌遗籍照片总目》。
抗战南迁
就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刚刚稳定发展没几年，抗日战争爆发了。这艰难的8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为保护国家遗产，履行服务社会的职能，真可谓是战斗在“五湖四海”。
1935年至1936年，为了防范日本利用战争进行文化掠夺，图书馆先是将一批珍贵的善本特藏抢先转移到北京、天津的学校和银行，随着战事的扩大，又南迁至上海的租界区和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等处。1941年，从存放上海的善本图书中又挑选最精华的部分装成102箱运往美国，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1943年被拍摄成缩微胶卷，但这批书在196 5年11月被运到了台湾，存放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地库里。
国立北平图书馆在七七事变后，与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一路南迁，先是到了长沙，后又辗转昆明。在这里和这几所高校合组的西南联大一同办图书馆，解决了战争期间高校缺少参考书、图书馆为更多师生服务的问题。
这一时期，蔡元培体力日渐不支，一直住在香港九龙的家里，直到1940年在那里故世。抗战期间袁同礼代理馆长之职那几年，经常有些馆务会就在香港蔡宅召开。1938年3月在袁的倡议下，香港的馆务会议开创了战时图书馆又一重大使命。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此次会议上决定了昆明办事处的工作大纲，征购包括少数民族照片在内的西南文献、传拓石刻，还决定编辑西南边疆图籍录、云南书目和云南研究参考资料等书。这项决定后来收到了丰硕成果，补充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少数民族特藏文献。
此时的北平国立图书馆，除了沦陷在北平的原馆址，在昆明设立了馆本部，并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表面看似乎四分五裂，实际上却在统一领导下，坚持开展馆务运行。遥远的北平，留守馆员坚守馆产，拒当汉奸，和日寇展开斗争；大后方重庆做着正常的业务，印制馆刊采购图书；香港方面利用所处环境，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上海方面则侧重为“ 中日战争史料征集会”搜集敌伪印刷品，仔细保护着南迁的部分馆产。
抗战胜利后，图书馆又回到北平。就在它的名字将再次冠以“北京”之前的1949年，袁同礼这位早年匹兹堡大学的法学博士，离开了故国定居美利坚。
从文津街到白石桥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家历经沧桑的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变了。解放之初是面向劳动大众、面向工农兵、面向最基层的群众，免费开放，还开过夜馆。郭沫若、曹禹等文化名人和专家学者在这里免费开办文化讲座，有些讲座还配放电影。读者最远有专程坐火车来的。挂着高音喇叭的汽车从文津街开出去，把书送到生产一线和水库工地。
图书种类更为丰富，国际交换发展很快，再则有了政府调拨、私人捐赠、接受缴送和自行购藏，藏书增长有了基本保证。但是接受缴送进行得并不顺利，至今虽经主管部门再三强调，仍然不很理想。国家图书馆履行国家总书库的职能还要靠社会和出版机构的支持。
1949年以后，国图不幸的年代就是“文革”，专业人才出现断档，原来完整的业务管理制度废弛，都被当成封资修和“四旧”给破了，“踢开党委”以后，藏书也面临被红卫兵烧毁的危险，这种情况下还是“军管”起了作用，制止了社会上蔓延的过激行为。
“文革”后期，北京图书馆的馆员陆续从干校回到馆内，开始恢复被破坏的业务，在文津街扩建北图的情况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1975年3月，重病中的周总理指示：“只盖一栋房子不能一劳永逸，这个地方就不动了，保持原样，不如到城外另找地方盖，可以一劳永逸。”
经过勘察比较，北京图书馆选定西直门外白颐路(现中关村南大街)边上、紫竹院公园北侧的地盘，作为新馆址。这里远离市区能盖高楼，地质也适合深挖地库设施。但是为了建设新馆，北京图书馆用了7年时间，才完成拆迁，陆陆续续将北京第一皮鞋厂、自来水公司、园林局从这里搬走。1983年新馆工程破土奠基，1987年落成使用。
1998年12月，位于白石桥的北京图书馆更名，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对内称“国家图书馆”，它门前那条偏僻的城外野径成了寸土寸金之地，国图建馆100年之时，这里也要开通地铁。1950年代时，国家为了把图书馆办成没有围墙的阅读场所，曾经送书上官厅水库，半个世纪后，它的物理围墙的确“不存在”了。2008年9月9日，国图这位99岁饱经沧桑的老者，进入全新的时代，开启了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络优势已经能够使读者在家中享受到馆藏服务。
截至国图百年华诞时，馆藏文献已达2700万册(件)，尤以典藏古籍善本闻名，共有善本古籍27万册(件)，普通古籍164万(件)。馆藏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极为珍贵；外文善本中最早的版本为1473?1477年间印刷的欧洲“摇篮本”；数字资源250TB,自建资源180TB。
百年阅读史：国人对书本热情忽冷忽热
一部断断续续的阅读史
一百年间，中国人对书本的热情忽冷忽热
-本刊记者/杨东晓
拉开中国近百年阅读史的，是新文化运动。
不同于其他各个历史时期，这个时代的阅读由两位来自西方的先生主宰，他们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前者英文名字叫Democracy，音译德莫克拉西，中文名字叫“民主”，后者在西方叫Science，音译赛因斯，在中国叫 “科学”。当时，热血沸腾的北京大学，还给两位先生雕了塑像。
从20世纪初年到1919年，延续了鸦片战争后睁眼看世界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给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提前预热。直到1919年5月4日，巴黎和会那根导火索被点燃，终于用新文化运动的骇浪，拍打出自晚清以降变革图强的高潮。北京掀起的这场新文化运动，在知识层引起很大的波澜，却也始终停留在了这一层面。
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兴起时，上海开始了它独有的租界文化时期。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认为，中国整个现代文明的两个起源，就是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和上海的新生活运动，它们同时出现，南北对峙。
薰风中的文化生活
西风渐进，改变上海日常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上海人的阅读。著名的书店街福州路，当时叫四马路，一边是妓院，一边是书店。文化人一边吸收着从这个前店后厂、下店上厂的书店里传播出来的西方文化，一边像柳三变一样聚友狎妓，精神和肉体的快乐，一个都不能少。
当时的出版业，没有什么管制，进入门槛又很低，所以，只要有愿望就能从事出版业，因此上海在译介西方文化作品时，出版速度几乎与西方同步。这种译著兴盛的年代里，大量红俄作品被左翼翻译出版。上海同时是个左右兼容的城市，讲着洋泾浜英语的上海人，就在这种环境下开始了各种风格的阅读，除了大量的译著，报纸中有《申报》，《申报》每期还附送八幅画页的《点石斋画报》，该画报是一份时事政治类的画报，送了14年，发表揭露清廷腐败、时事、社会新闻漫画4000 多幅。英文报纸有《字林西报》，时尚杂志中有《良友》，女性刊物有《玲珑》，这些都是非常时尚前沿的杂志。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与北京的阅读不同的是，这里的阅读都与大众发了接触。在上海，文化与大众发生对接的结果是，在传播西方文明的同时，也把西方的生活方式带入上海，而生活方式是一条不归路，上海人，从此成为中国一个备受争 议的特殊群体。
鲁迅在1927年来到上海，并从此在这里定居，鲁迅可谓上海文化界的大腕，西方著名作家只要到上海，必定要去拜访鲁迅。从广州北上上海的鲁迅，喜欢请人吃饭，他定期在四川北路苏州路的新雅饭店请客。把他认为重要的人物请来，这里面包括梁实秋和海外文人，当然多是鲁党的人。但据朱大可说，饭局中崇拜鲁迅的左翼青年并不多。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在这个时候加速了，尽管当时一南一北两种文化形式截然不同，但它们同属一个体系——中国走上现代化，完全是靠了这两个摇篮。而上海的新生活运动更倾向于身体也更商业化，而新生活中的阅读就融在这种更柔软的氛围中。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则更坚硬，更近乎精神层面。
只有一个半作家的阅读时光
尽管建国后，一直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事实上，众所周知，在威权时期八亿神州“雄文四卷在手”，除了销量12万册的红宝书的作者外，中国只有“一个半”作家。这一个作家就是梁金广，但是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梁金广是何人，如果说他的笔名浩然，则是如雷贯耳，他在他那个时期对于中国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毛泽东推崇的作家鲁迅，而鲁迅也因了毛泽东的缘故，而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另“半”个作家。
浩然的《艳阳天》也是除了毛著外，在文革前夕唯一再版的图书。朱大可说当时书中一段“疑似”爱情的描写，使他这位中学生怦怦心跳。女主人公焦淑红在树下拣到男主人萧长春照片脸胀得通红，这了了几行字，让正处在青春期的读者产生了共鸣。这也许是浩然在那个肃杀的年代，难得透出的一抹人性亮色。
这一时期，群众出版社还是出过一些大字本的白(灰)皮书，但是字越大，阅读范围越小，阅读人群职位越高，但这些书提供给这些具有知识优先权的人群阅读，也只是“供批判用”。高层所以允许白(灰)皮书有选择地发行，也是为了使这些特定的读者更具判别力、更有批判力，有些内部书籍能发到科一级。但无论发到哪一级，白(灰)皮书虽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却不是给群众看的。
从前一些给群众看的，一夜之间又不能给群众看了，国家图书馆研究人员朱天策说，文革期间，《红岩》就不能看，原因是两个作者中罗广斌自杀了，杨益言在挨斗。因此红遍中国的《红岩》一时间成了大毒草。但是《欧阳海之歌》在文革前期就能看，还卖出了3000万册，因为作者金敬迈是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的成员。但事实上，金敬迈因为这本书得罪了江青，秦城监狱那段日子，过得也是锥心泣血。
朱大可从初中到高中几年的读书生活，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了，一些爱好读书、家里有未被烧毁之书的少年们进行私下交换，你看我的，我看你的，有些书既无封面又无封底，多数是从十几页开始，最后的结尾早被撕去，这样的地下阅读需要读者在看完以后再猜，这大概是一本什么书。当然也有包着书皮保存完好的。交换阅读一般是晚上8点拿到手，早上8点送出去，一个夜晚一只15瓦的灯泡一本好书。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莱蒙托夫、普希金，还有傅雷译的《巴尔扎克》。这一代读者具有所有读者的共性，你越是封杀，我越想偷窥，通过读书来偷窥人和外部世界。40年后，朱大可总结这种地下阅读时说，“它带来了多重快感——获取知识的快感、偷窥的快感、反叛的快感、恐惧的快感”。但同时也使这代人知道了“好的，就是好的”，“不是你不让看，才觉得他好。价值判断没有多元性可言，好书就是好书。”朱大可说。
继续断裂的读书时代
文化的再一次繁荣是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代中期。这次繁荣中出现了从马原到余华一代作家，电影界诞生了第五代导演，中央音乐学院的四大才子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先锋音乐的出现，新美术、85新潮就出现在这一时期。
这是中国文化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重要的一个时期，新启蒙运动随之而来，周扬王元化，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重新解读。最能吸收新潮文化的是青年学子，文学几乎在一夜之间突然百花齐放。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文学杂志，月发行量之大、传阅率之高是现在无法想象的。文化批判学者在回忆起这一时期文坛的繁荣景象时说，这是一本文学刊物印上2000 本，卖出200本的现在根本无法想象的，甚至一本文学期刊在传阅了5年后四边磨破两角翻卷了，还在人手相传。一般人家里，都有两三种以上的纯文学刊物。
在那个没有网络，电视还不普及的年代，阅读作为一种疗伤的工具，使文学变得异常景气。并由阅读带来了一系列的创作。最突出的是校园诗人的诞生。 “那时候几乎每个孩子都是诗人，校园诗人地位极高，诗人上去朗读诗歌，下面女孩子满脸胀红地跺着脚。跟崇拜麦克尔·杰克逊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当时还没有粉丝崇拜这个说法”，那是朱大可刚刚开始执教的时候，那时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诗社、诗歌刊物，这就是能生出海子的环境。除了校园诗人，当时还有很多游呤诗人。这些徒步走向三江源头，再顺着黄河和长江走来的诗人们，可以一个月不洗头不洗脚，但是一进校园，天之骄子们有多少饭票，都愿意拿出来对半分，并以这种接待为荣。全中国高校一时间养了大批这样的江湖诗人。同时，1984、1985年相继风动的长漂和黄漂，也像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号角，振动并松动了整个社会的结构。漂从符号性的层面论证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来自文化的启蒙，撞开了封闭了三十多年的这个铁板社会之门。
当时校园阅读中还有一种情感的阅读，琼瑶和三毛，成为判断一个女生趣味的标准，同时也是文科生与理科生的阅读区别，一般来说，文科生读三毛，理科生读读琼瑶也就可以了。
对精英阅读的追随，也是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一种普遍的价值观是，那些刚刚进入中国人视野的精英作品，都被无限地追捧，保守主义没了市场。比如当时弗罗伊德的各种版本译著发行量空前的大，但是有多少人真正去读他呢？
进入1990年代后，先锋主义和激进主义被彻底切断，先锋文学荡然无存，小说家们不过是用原来先锋文学积累的话语方式转而书写世俗。国学热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兴起的，一时间出现了70多种国学期刊。这股热潮中，最早兴起且最长持续的是周易热，可谓南有洪丕谟，北有邵伟华。而余秋雨及其一系列散文作品正是在这股怀古之风中舞上了读者视野的正中央。爱国主义是余文走红的巨大推手。历史题材创作的另一位著名作者二月河，在90年代后写下《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盛世乌托帮。这与台湾高阳的清史小说中所具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是有反差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在豆瓣网的统计中，喜欢《余秋雨文集》的人，必定也喜欢《康熙大帝》。那个时期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对人的影响可见一斑。
进入21世纪以后，阅读的历史开始部分脱离传统的纸张，电子化读物把人的阅读历史一下子切开，这几乎是个断裂的时代。
文化批判声音变弱：中国粉丝愚忠丧失批判精神
文化的国家批判声音一度很强大，但现在已经平静下来
本刊记者/杨东晓(发自上海)
“民间批判已经非常微弱，现在没有人听你在说什么。”全中国只有这么一个文化批评研究所，研究所里只有那么几个人，尽管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及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在民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尽管“文化批评”这个词今天已经被到处滥用，“文化批评家”也有如雨后春笋，但朱大可对目前的文化批判格局并不乐观。
在中国，威权时期国家主流的文化批判曾经一度强势，尽管有些批判刚开始是由民间发声的，但也很快被纳入主流。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1954年两位年轻人李希凡和蓝翎在《文史哲》第四卷第四期，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简论及其他》一文，批判俞平伯、胡适的新红学。而毛泽东当时正要在全国开展一场革命文化的改造战略。于是，两位被毛泽东称为 “小人物”、刚刚从大学里走出来的青年，似乎一下子以革命红学的姿态取得了正统地位。更有意思的是，早在李蓝二人自由地批判俞平伯之前两年，被称为安徽第一才子的白盾，就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过《红楼梦是“怨而不怒”吗》一文，对俞平伯的新红学提出质疑。原名吴文慧的白盾，当时只有30岁，曾经当过教师和编辑，自然也是小人物。但是白盾后来被划为 “右派”，关进监狱，所以在后来批判俞平伯新红楼的宏大叙事中，他就被清除了出去。
无论被“请”出了叙事的白盾，还是被利用了的李希凡蓝翎，原本并非授意于任何人，只是民间的批判声音，刚好契合了主流的思想，由民间发起，而由主流发力推动的文化批判，经过不断地拧紧和上劲，最后不断升级终于变成了“文化革命 ”。这场质变过程真是文化的不幸。
同样是由一个历史文化事件引发，姚文元1955年兴高采烈地批《海瑞罢官》，就是授意于江青。这一批判，不仅批死了明史学家、北京副市长吴晗，还把北京市委市政府翻了个底朝天。威权时期的国家批判可见一斑。
网络时期的批判
从1990年代到现在，无论中国还是国外，民间阅读最大的变化就是互联网化、电子化。2008年美国《新闻周刊》第4期，刊载了电子阅读器，这种拿在手中的图书馆，更进一步地把人类的阅读，从纸张上带离开来。这一招比电脑还要来得彻底，因为它能够随时携带，获取知识比电脑更便捷，还因为它的容量极大，能够容纳无数个图书馆。
在认可从“阅读的角度来讲，互联网还是很重要的”基础上，朱大可还是对互联网时代的阅读，提出了尖锐批评。因为现在“小孩子最大变化就是不看书，他们要找东西，就到互联网上去查”。
“从哲学上讲，书是自我闭合的，印刷出版之后，它不会发生变化，也不会被偷换，所以更加可靠。虽然书永远是他物，但它可以与我合为一体的。从本体论角度上讲，它更接近本体。而互联网永远是外在的、开放式的，今天看是这样，明天看又变调了。它游移、恍惚、不可确定，没有安全感。互联网是永远的他物，没有达成与人的内在契合，它随时可以抛弃你。维基百科和百度，谁都可以上去修理它，改得面目全非。”朱大可把阅读方式的变化引入哲学范畴后，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能够各述己见地被修改的维基和百度，带给人类的是什么？是知识？还是一个事实的百相？作为事实它还有没有本体，有没有真相，真相是什么，真相在每个人手里，是个拼图。这就是后现代阅读在互联网时代的困惑。
事实上，即使是印在纸上的传统阅读，它提供的知识也有不可靠性。
尽管批判者朱大可认为这两种阅读形态并不对立，还是应该理性地来判断，但他也不无担忧，这种全新的阅读，将把这一代青年人造就成什么样？是能安心地看下去，还是一如互联网海量信息的多样、不可知、浮躁、片断化、要素化和现抓？ “那种碎片化，只有现在时态、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瞬时化，要什么挑两页看一看，知识没有连贯，不成系统。”
网络阅读，实在是一个不可低估也不可否认的新东西，想低估它也可以，但能使自己变成一只鸵鸟。网络突出了这个时代的特点，那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言权，这叫人的基本权利。而每个人都可以就一种知识有自己的看法，于是，一个事实就有了很多种“答案”，知识成了没有相对确定答案的东西，而很多人又不具备或没有判断力，这无疑扰乱了价值视听。对于一个正在创建自己价值观的少年，有些东西会把他搞糊涂。“这个事情管他干嘛？他就会放弃判断，人云亦云是一种情况，放弃判断是另一种情况，就是没有了价值观，在日常中做事就没有原则。因此，互联网是个双刃剑，它使年轻一代文化智力发生退化，失去有效的判断力，这在80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互联网时代容易使年轻人首选判断放弃，第二他说出自己判断的方法也是错误的，我对你观点不同意，一二三四你说嘛，他却上来就‘X你妈’”。首先是没有立场，而后是有了立场也不知如何表达，这就给我们日常阅读制造了巨大的困惑。
朱大可还用“广场效应”来形容互联网传播：所有人都在大喊，你要突出自己，唯的一办法就是脱光了大喊，靠这个吸引注意力。这样做很容易被指责为炒作，但不使用这种极端的策略，就不会有人注意到你。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王余光对互联网时代的阅读同样持批判态度，进入21世纪以后，阅读原典的越来越少，网络以及百家讲坛带来阅读通俗化已经成为阅读的趋势。王余光说：“以前的阅读是受学者的影响，现在的阅读是受传媒的影响 ”，从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到于丹讲的论语，读图、漫画、卡通化完成了阅读形式上的转型，上网、手机书、阅读器完成了载体的转型。目前的这种阅读，被王余光称为浅阅读，“这是一种跳跃式的阅读，缺乏深层思考和逻辑思维，但它已成为潮流和趋势，怎么办呢？民族素养仅靠消费型的阅读是不够的，我们也只能呼吁了。”为了呼吁读者回到深层、严肃、纸本的传统阅读之路上来，王余光接受了很多演讲邀请，一有机会就把深层阅读与民族素养放在同一层面来阐述。这位带着博士的导师还喜欢说，考研、读博在增加不等于读者在增加，应试体制下拼命买参考书应该排除在阅读的概念之外。
丧失批判精神的弱智粉丝
文化批判不仅关注文化、阅读和传播本身，也关注阅读者。粉丝的出现，也是中国当代文化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同于西方的粉丝，中国粉丝更“愚忠”一些。1990年代中期，中国最早一批文化粉丝出现，他们是余秋雨的追随者，直到今天，余老师的粉丝仍然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在2008年某烟草集团新年答谢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经营商们，在饭桌上还不忘交流自己刚买了一套《余秋雨文集》，并且以此引为知己，而这套书一版一刷是在1998年。
在西方，粉丝这种社团在现代符号学研究里，并不是盲从，它是有批判意义的。一旦粉丝觉得偶像退化了、出问题了，他要和偶像理论，因为他会觉得很痛心，你不如以前了，我崇拜的是以前的你。粉丝在西方绝对不是简单的盲从，而在中国却成为不需要理由的崇拜。以2006年郭敬明与庄羽的抄袭官司为例，郭敬明的粉丝团“郭巴”和“四迷”们还发出过“小四抄也是好的，你也抄一个？”这是对做人底线的挑衅。
很显然，“愚忠”的中国粉丝，在批判精神方面就弱一些，中国粉丝很容易就被偶像所“洗脑”，“脑残”以后就变得无比的崇拜。
令人悲观的“不阅读”
1999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上下两本《十作家批判书》，出版商把只是作者之一的朱大可“冠”了个类似主编的位置，但朱大可说，他本人对此书中的一些观点并不认同。但无论如何，这种集中的批判在近年来还是凤毛麟角，对于思维结构开放的青年，这种批判能起到部分纠正粉丝心态的作用。至少这不是一本培养阅读“奴才”的书。“批判只是提供各种思路，将接受新的思维切入点，形成一个常态，对他们这代人的生长是有利的。帮助他们学会从不同的声音当中，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曾在澳大利亚生活8年的朱大可还举出一例：在西方，老师会告诉布置作业《你认为石油涨价好，还是不涨价好》。学生会先在网上查，然后问家长，再问加油站。然后写出作业来，油价上涨对我们家庭是不好的，但对人类生活提高有好处，最后得出结论，重要的是要保护环境。这样学生的资讯来源就不同了，而教科书只有来源之一。
令阅读史学者王余光悲哀的是，他的研究中有一部分是“不阅读”。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从1998起10年内的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表明，读者人数一直呈下降曲线、读书时间也呈下降曲线，个人读书常数也在下降。为了强化阅读，王余光的朋友朱永新几次在政协会议上提出设立阅读节，但至今此提议尚未被认定。
“今年4月23日，温家宝总理参加世界读书日活动时说，‘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从中央政府到学术界都在重视阅读，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传统阅读正在逐渐消失。”王余光说。
对话朱大可
21世纪的阅读：最畅销的，是最垃圾的
您提到当代的文化和文化批判的衰退，西方情况怎样？
现在西方也一样，马尔克斯没人看，但总体水平要比我们高得多。1997年澳大利亚做过一个调查，哪个符号你印象最深，没人说十字架，第一名是麦当劳的M，你说晕倒吧？很正常。文化的贫乏，他比我们更早，这是全球性的。这些年诺贝尔文学奖，全是二流的。
又不愿意空缺一年，等一年。
等？等10年也不会有一流作家，我看不会产生了。西方也是消费社会，出版和写作都要迎合市场，以大众的口味当作他衡量的标准。不过是大众读物的要求，比我们高很多，《哈利·波特》就是大众读物，不同的是，它是个好的大众读物，而我们畅销的，恰恰是最垃圾的，但也被炒作得最厉害。
既然已经发现了这种存在，为什么还是这些东西在引导市场？
你知道商业社会的原则，这东西肯定是“安全”的，反正也看不死人。
尽管这些阅读是非理性的，但是大众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通过炒作很容易带出浪潮来。同时，低龄化的写作也貌似 很成气候了。
我们很清楚，垃圾就是垃圾，但它有市场，书商的目的就是赚钱和赢利，就是垃圾也在所不惜。他不顾及这个社会的价值尺度，但批评家要管这个，这就是一对矛盾，但是发行权、宣传权都在他手里，所以整个社会里，我们的声音是很弱的，你说一万遍也没人听。研究文化批评的研究所，全国就一个，声音非常细小，我们非常无奈、非常无力、非常无能。我们是三无研究所。
您怎样给现在的青年“断代”？
70后问题少点，80后问题大点，据说90后问题很严重，我不知道，都是据说。我看每一代都有问题。我们这代，难道就没有问题了吗？
有的时候，国家主流文化一直在推动某种东西，而民间批评家一直在批判，这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一般来讲，在威权时代，个人声音还是很弱的，国家打压一下，民间就沉默一阵。从历史上看，批判知识分子过去只有一个质疑者，那就是体制，而现在还要面对另一个对手，那就是大众。知识分子必须面对两面夹攻的形势。
中国还有批判知识分子吗？
只有极少数还活着。上世纪90年代初，知识分子或叫批判知识分子的死亡，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有些人不能叫知识分子，最多像王朔说的，叫“知道分子”。“知识分子”这个汉语名称容易引起误解，因为有没有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独立的批判精神。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现在许多人研究归研究，写归写，没人看。《读书》也远远不如从前，与大众没有多少关系。知识分子一旦脱离民众，就跟死掉了没啥区别。
1998年，《读书》还出过20年纪念光碟，当年定价100元是很高的，但卖得还挺好。
不错，尤其是在二三线城市，教师们以看《读书》为荣耀，在《读书》上发表文章，是件了不起的事。现在，书都没人读了，哪还会有人挂念《读书》。
当年很多人看陈寅恪，是因为看《读书》在读什么。
那时民众老在琢磨知识精英在读什么，这样就能学习和仿效精英了。现在非但不读书了，而且也不要当什么精英了，专家加个石头旁——那是对整个知识阶层和专家缺乏信任感。民众与精英之间发生价值断裂，拒绝追随你，也不以你为荣。自文革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着第二次被民众蔑视的危机。
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自杀式炒作”，使作品在市场化的同时，变得垃圾化、泡沫化，快感浅显、转瞬即逝。要么就更加实用化，流行养生、英文、计算机之类。所有跟思想、精神和信仰有关的书籍，都遭到了读者的冷淡。这不仅是阅读的失败，更是整体文化的失败。
(实习记者武薇、王洋对本选题亦有贡献)